二、《补陀洛迦山传》对以前的普陀山文化的梳理和总结

盛熙明说自己编撰《补陀洛迦山传》，所依据的是“附以天竺雾灵事迹，并以旧闻”，这是很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

这里的“旧闻”，主要是指宋元时期舟山地方志所记有关普陀山的材料。在盛熙明编撰《补陀洛迦山传》之前，有关普陀山的文化构件，已经在舟山的地方志如宋《乾道四明图经》、宋《宝庆四明志》和元《大德昌国州图志》中，零散而长期地存在，它们共同构成了普陀山文化绵长而清晰的历史之脉。

宋《乾道四明图经》一共记载了66座大岛和55座小岛的名字。其中名列第一的，就是梅岑山（普陀山）。其文如下：

梅岑山，在县东二百七十里，四面环海。高丽、日本、新罗、渤海诸国皆由此取道，守候风信，谓之放洋。后有一小寺，曰观音。按释典所载，观音住宝陀山，在海岸孤绝处，即其所也。皇朝元丰三年（1080）改赐宝陀观音寺。山下有善才岩、狮子岩、潮音洞，皆观音化现之所。绍兴初，给事中黄龟年尝诣瞻礼，俄睹观音全身出现，有赞具述其异。

这段记载后来为研究普陀山文化的人们所反复引用，“后有一小寺，曰观音。……改赐宝陀观音寺”成为叙述普陀山普济寺历史起点的不二铁证。善才岩、狮子岩、潮音洞的地名保留至今。“给事中黄龟年尝诣瞻礼，俄睹观音全身出现”，成为凡人见到观音这种传说的真正滥觞。

宋《宝庆四明志》是《乾道四明图经》编成60年后的又一部舟山地方志，在有关普陀山的资讯方面，与宋《乾道四明图经》相比较，最根本性的变化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山名由梅岑山改成了“补陀洛迦山”，这是普陀山“正名”的由来；另一条是增加了一则西域僧以特殊手段求见观音的记载。这是一则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传说，本书将在有关章节中作详细的分析。

元《大德昌国州图志》是最接近盛熙明编撰《补陀洛迦山传》时代的舟山地方志，也是第一部真正独立编纂的舟山地方志（以前的舟山地方志都是四明，即宁波地方志的一个组成部分）。比《乾道四明图经》和《宝庆四明志》有重大超越的地方，是《大德昌国州图志》记载了有关日本僧人慧锷请观音像上普陀山的故事：“厥后日本国僧慧锷，自五台山得瑞相，欲返故国。舟抵新螺礁，不为动。锷祷之曰：‘使我国众生无缘见佛，当从所向建立精蓝。’有顷舟行，竟泊于潮音洞下。有居民张氏目睹斯异，亟舍所居，双峰山卓（筑）庵奉之，俗呼为不肯去观音院。”这则前两部地方志没有记载的故事，对于后世的影响非常巨大，隐隐然成了普陀山成为观音道场的传说性开始。

以上这些散见于舟山早期地方志中有关普陀山的资讯都是盛熙明编撰《补陀洛迦山传》的“旧闻”材料依据。它们都分别被收入了《补陀洛迦山传》的相关章节。譬如有关“梅岑山”的内容，被收入了“洞宇封域品第二”；有关“西域僧”和日僧慧锷的传说，被录入了“应感祥瑞品第三”中。

但是这些“旧闻”在进入《补陀洛迦山传》叙述体系后，发挥的作用不仅仅是材料资讯，更是成了普陀山文化系统框架的强有力支撑。正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宗教学博士于君方在他的著作《观音——菩萨中国化的演变》中所指出：“盛熙明游历四方，对观音信仰特别有兴趣，也知悉内地一些著名的观音信仰中心，包括南五台山及上天竺山，但是起初他对普陀即经典所谓普陀洛迦山的主张持疑，直到得一神异梦境才幡然转变态度。盛熙明后来撰写普陀山简史，为此岛地名的鉴定提供依据与起源神话。”

也就是说，这些舟山地方志中的零星“旧闻”，仅仅是盛熙明对普陀山进行“鉴定”的“依据”，绝对不是简单的移植和抄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