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通业所有制结构及绩效研究现状

（一）关于流通业所有制结构演进的历程

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革从“摸着石头过河”开始，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所有制结构改革模式，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要求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两个“毫不动摇”，所以，深刻揭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并对其进行客观评价，对于把握所有制结构演变的方向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郭振英等（1992）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表现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即国有经济的实力有了很大的增强；集体经济不断巩固和发展；个体经济在城乡均有迅速的发展，在某些行业中的比重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个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部分雇工经营的私营经济；中外合资、合作和外商独资经济有了快速的发展；出现了一批多种经济成分混合的股份经济、合作经济和联营经济。

赵凌云（1997）指出，我国目前的所有制结构不仅是一个进步，而且是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但若用完善的所有制结构的标准来衡量，当前我国的所有制结构仍然是不完善的。从质态结构来看，所有制结构的不完善性表现在，尚未找到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生产关系的最佳实现形式。从数量结构来看，当前我国所有制结构的不完善性表现在，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尚未达到应有的规模，所有制结构尚未达到均衡状态。具体表现在：首先，从理论上看，非公有制经济尚有较大发展余地；其次，从历史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公有制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种相关性还在日益增强，这表明非公有制的发展还有较大空间；最后，从现实来看，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的经济效率还有较大差距，表明所有制的数量结构尚未达到均衡状态，经济效率相对较高的非公有制经济还应大力发展。

刘世锦、杨建龙（1998）认为，同改革之前和改革初期相比，我国现阶段所有制结构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征：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我国所有制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公有制经济仍占主体地位；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多样化，更多地采用与市场经济相容的形式；不同地区间所有制结构的差异性较大。

万典武（1998）指出了所有制改革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商业经营者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二是国有商业企业“国有”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公私兼顾政策是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商业经营者所有制结构的基本保证；改革开放以后又逐步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政策，和“公私兼顾”异曲同工，带来了中国商业的全面复苏和繁荣兴旺。

吴晓梅、邓智琦（1999）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各种经济成分的绝对规模来看，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都有了明显的增长；二是从各种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相对地位的变化来看，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表现出以下特征：国有经济的份额有所下降，集体经济的份额有所上升，个体、私营和其他经济形式的比重上升较快。可见，现阶段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尽管公有制经济比重下降，非公有制经济比重上升，但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仍然稳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总体格局已经基本形成，我国的所有制结构正走上健康发展之路。

唐未兵（2004）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格局已经形成。（2）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及其各自的构成均发生了变化。（3）总体上看，非公有制经济的增长速度快于公有制经济，混合经济快于外资经济，外资经济快于私营经济，私营经济快于个体经济，个体经济快于集体经济，集体经济快于国有经济。（4）各种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多元化。（5）不同所有制经济相互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尽管如此，当前我国所有制结构还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受到各个方面的制约和影响；外资经济的发展有待进一步完善。所以，所有制结构的演进并不能就此停止。

田晖（2005）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三大改造完成之前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即过渡阶段。这一阶段是以国有经济为主导、非公有制占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主要存在着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公私合营经济、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等五种经济成分。第二个阶段：从三大改造完成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阶段。这一阶段基本上是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结构。第三个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渐建立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所有制结构阶段。这一阶段大体有如下几种经济成分：全民所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公有制经济的比重有所下降，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有所上升。

武模桥（2006）认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所有制结构的演变呈现阶段性变化特征。其演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是形成公有制经济为主体、非公有制经济为补充的所有制格局阶段；二是形成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阶段；三是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进一步发展阶段。

龚晓菊（2008）认为，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商业所有制结构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逐渐下降，而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逐渐上升，内资经济在规模、效益和竞争力方面不如外资企业。解决问题的出路是提高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大力发展大型商业集团、保护民族品牌、积极发展和谐商业。

王天义、王睿（2009）认为，我国所有制结构已经日益多元化，公有制实现形式已经日益多样化，由一元静态封闭的所有制结构向“一主多元”动态开放的所有制结构的演变基本实现。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通过长期实践总结出来的基本经验。

徐传谌、翟绪权（2015）在分析了公有制经济比重与基尼系数的关系后认为，确保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也是保障共同富裕的途径，更是避免经济危机的方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要在宏观层面坚持发展和壮大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在微观层面通过国有企业在“量”和“质”上做大做强公有制经济。

综合以上学者的观点不难发现，我国所有制结构变化有以下特点：一是公有制实现形式逐渐多样化，但公有制经济仍占主体地位；二是非公有制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地位大为提升；三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将成为我国所有制发展的主要趋势。

（二）关于流通业所有制结构演进的原因

关于我国现阶段所有制结构演进的原因问题，在党的十五大前后进行探讨的学者很多。有的是从生产力发展的多层次性和不平衡性角度进行探讨的，有的是从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对市场主体多元化需要的角度进行探讨的，有的是从改革发展的实践效果、从“三个有利于”标准衡量的角度进行探讨的。

刘世锦、杨建龙（1998）认为，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是在经济体制全面改革和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由多方面因素的作用共同促成的：思想领域的解放是我国所有制结构变化的第一推动力；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为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创造了现实条件；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既是所有制结构变革的结果，也是所有制结构变革的原因。

陈甲优（1998）指出，所有制结构的变革是客观要求同主观选择相结合的结果。其演变的逻辑表现为：第一，自发性变革与引导性改革相结合，充分利用自发性变革的积极作用和原始基因的创造精神。第二，局部推进与整体转变相结合，充分发挥局部渐变的示范效应和带动作用。第三，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推进相结合，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的变革引导作用。

简新华（2000）认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这一结构，从根本上说，是由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客观规律决定的。具体原因主要有：生产力发展的多层次性和不平衡性要求所有制多元化；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征要求所有制多样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多种所有制。

任晓（2001）认为，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迁决定了这样的基本现实：首先，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迁是由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其次，所有制结构的变迁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条件。最后，所有制结构的变迁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

唐未兵（2005）通过考察转轨时期所有制结构演进的过程与绩效，揭示了所有制结构演进的内在规律，从制度分析的独特视角对所有制结构的演进做了全新的诠释。一方面，在诱致性与强制性相结合的所有制结构演进过程中，政府与公众不断重复的博弈促成了非公有制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我国渐进式改革的目标与本质特点决定了转轨时期所有制结构的演进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正是这种内在于中国转轨时期所有制结构变迁之中的制度变迁规律，决定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的生成。

周新城（2007）指出，确立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及其发展要求得出的科学结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冷兆松（2015）认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推进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共同发展、相互融合，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在公有制经济占优势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战略决策，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框架下，一脉相承地继承、发展、创新的必然结果，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战略意图之所在。

赵强（2016）认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在新形势下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必然选择。

我国社会所有制结构的变迁是由党的所有制结构理论认知和客观经济发展规律两种作用共同推动的结果。其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客观经济规律，是社会所有制结构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党的所有制结构理论认知，推动和引导社会所有制结构变迁，属于外部诱因。

（三）关于流通业所有制结构演进的影响

由于西方国家几百年来一直实行的是以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为主要特征的私有制经济制度，所以西方经济理论中很少讨论所有制结构问题。西方经济学家从结构角度研究经济增长时，常将所有制结构因素抽象掉，即把所有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视同为市场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样自然，而不予考虑。然而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而言，二元经济结构明显，其经济增长主要是由经济体制转型和二元经济结构转型所推动的。因此，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必须考虑所有制结构和区域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国外过渡经济学界对东欧与俄罗斯等最优转型路径的一系列研究都包含着对转型国家所有制结构调整的认识，在他们的模型中，经济改革由政府通过产权改革速度加以控制，并体现了政府最大化特定转型时期内的产出这一目标（如Katz & Owen,1993; Aghion & Blanchard,1994；Chadha & Coricelli,1997）。Picot和Kaulmann（1989），以及Dewenter和Malatesta（2001）的研究表明，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效率。

所有制结构演变是我国经济生活中非常深刻的一种变化。它不仅改变着经济运行的基础，而且影响着我国经济增长以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沈坤荣（1999）测算了1986—1997年我国不同所有制工业对全部工业增长的影响。1997年我国工业增长率为13.1%，其中，国有工业增长率为3.84%，集体工业增长率为10.21%，个体工业增长率为15.38%，其他工业增长率为30.18%，上述所有制经济工业对我国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7.35%、29.56%、20.85%和42.24%。我国所有制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十分明显，因此，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增长速度决定了所有制结构的变化程度，反过来，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也对工业增长产生较大影响。

郭克莎（2001）在《结构优化与经济发展》一书中，用资源总配置效应分析法对因工业所有制结构变动导致的工业资源在各所有制工业之间的再配置问题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工业资源的总配置效应是随着工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动而不断上升的，“六五”期间为0, “七五”期间为0.5%, “八五”期间上升到2.1%，资源总配置效应对工业产值增长的贡献也由0上升至“七五”期间的7.2%与“八五”期间的17.2%。这些数字说明所有制结构变动对工业资源的总体再配置更加有效，使各所有制工业的增长关系趋于协调。从总体上看，1981—1995年，工业资源总配置效应为0.8%，对综合要素生产要素增长的贡献为27.6%，对工业产出增长的贡献为8.2%，从而表明工业所有制结构变动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工业增长和工业生产率的提高。

王振中、蔡继明、袁易明（2002）分别以固定资产投资为尺度，从就业人数及其比例的角度分析和考察了我国所有制结构，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所有制结构中，国有经济所占比重连续下降；集体经济由于在运行机制方面优于国有经济，劣于其他非公有制经济，所以，在所有制结构构成中经历了一个先获得发展，之后开始弱化的过程；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中的比重呈上升的变动态势，其地位和作用不断增强。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分析了我国现阶段所有制结构演变对转型期居民收入变动和经济效率变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有经济比重不仅与技术效率呈负相关，而且与基尼系数成呈相关。集体经济比重与技术效率呈正相关，集体经济比重与基尼系数呈同向变动。非公有制经济与技术效率和收入分配差距间的相关关系类似于集体经济，对整个经济的技术效率具有正向效应。可见，非公有制经济比重变化是调整我国现阶段效率与平等关系的重要政策变量。

葛新元（2000）在总结前人对经济增长要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定量衡量经济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方法，并结合中国数据计算了1952—1997年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刘伟（2003）通过对所有制对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发现在北京市工业中，国家资本基本上已经市场化，国家资本在原体制下所承担的社会职能属性已基本消失，因此国有资本所占份额越多对劳动者越有利的传统所有制观念对市场化的国家资本并不成立。

白重恩等（2004）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国有经济比重与地方政府的保护程度正相关，而与地区专业化程度负相关；地方政府为了保证税收收入而依赖于本地高税收行业，因此地方政府倾向于保护国有企业。

赵农华（2004）将经济结构分解为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就业结构、投资结构和消费结构，对上海市的情况进行了计量分析，得出结论：1990年以来，上海加快经济结构优化调整，主要通过提高资本产出效率、扩大经济规模，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进而推动经济持续发展。

陈玉宇、黄国华（2006）利用1952—2002年数据研究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问题发现：初始时期的所有制结构（国有企业比重）相当大程度上解释了1978—2002年期间各省长期经济增长率的差异；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比重高的地区经济发展快，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比重高的地区经济发展慢，进而对所有制改革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做了进一步分析。

田卫民、景维民（2008）认为，经济中存在着国有经济规模的最优值，1978—2006年的经验数据表明我国当前的最优国有企业规模占25.05%。国有经济从1978年的77.63%下降到2006年的31.24%，表明我国1978年以来经济转型过程实际上就是国有企业规模不断下降和所有制结构不断优化并接近最优值的过程，由此促进了经济的强劲增长。并指出为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必须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创造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平等竞争的市场条件，减少对非国有经济的行政管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以促进非国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孙早、王文（2011）利用中国内地2003—2008年间按三位码分类的全部工业产业的面板数据估计了不同资本密集度产业的所有制结构变化对产业绩效的效应。在控制住市场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后，研究发现：（1）规模以上国有企业比重的变化与产业绩效之间呈现出负相关关系；（2）规模以上民营企业比重的变化对整个工业，尤其是资本密集度高的战略性产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效应；（3）规模以上外资企业比重的变化对产业绩效改善具有正效应，但要弱于民营企业。

唐未兵、傅元海（2013）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公有制与全国、城镇和农村基尼系数之间均存在阈值协整关系：公有制比例低于0.5左右，推进非公有化导致公有制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达到最小。

徐传谌、翟绪权（2015）的研究表明，所有制结构中公有制经济规模的变迁与基尼系数变化趋势的演变特征显示，我国公有制经济规模的逐渐缩小与基尼系数的日趋增大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是同时发生的，国有经济比重与基尼系数变量之间的负向协整影响系数也验证了公有制经济规模与贫富差距之间存在着负向的影响关系。

（四）关于流通业所有制结构演变的趋势

既然我们已经承认现阶段我国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而结构中各种经济成分又在不断变化，那么，就存在着一个结构变化朝什么方向发展的问题，以及如何把握我国所有制结构演变方向的问题。为此，学者们进行了不同的预测。

王梦奎（1994）认为，我国国有工业的发展应注意以下三个问题：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强化以竞争优势为基础的国有经济主导观点；以提高资产经营效益为中心，从经营方式、经营组织、经营规模及结构三个层次促进工业领域国有资产的优化配置；以理顺产权关系为中心，加快政府国有产权管理体制的改革。

刘世锦、杨建龙（1998）的研究指出，我国所有制结构将出现如下变化：（1）公有制经济实现形式将进一步多样化和市场化。（2）根据市场经济运行和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要求，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结构调整的步伐将加快。（3）外资的战略性投资将会增加，在外资和民族资本之间将寻找新的平衡。（4）非国有经济将在一定程度上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部门。

张卓元（1999）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未来合理的所有制结构将是：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随着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国有经济可以通过控股提高其控制力，发挥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预计在未来，国有经济仍将会是在量上继续增长的同时，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进一步下降；而非公有制经济仍将有较快的发展，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其他公有制经济特别是乡镇企业也会快速增长，但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不会有明显的变化。

左锡华（1999）认为，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发展趋势将会出现这样的态势：（1）公有制比重将继续占据与其主体地位相称的水平，但会比现在略有下降。（2）国有制比重将会继续下降，但其整体素质肯定会进一步提高，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将会得到更充分的发挥。（3）集体经济在公有制经济中的重要性必须给予充分的估量，特别是股份合作制企业将在实践中趋向成熟与完善。（4）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比重将会呈现大幅度的提高。

郭彩（1999）预测，我国所有制结构将从质态和量态上发生变化。（1）从质态方面来看，将会出现的变化主要是：一是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将会进一步多样化和市场化；二是各种所有制经济形式的战略性调整步伐将加快。（2）从量态即数量比例变化来看，变化的总趋势是国有经济所占比重会进一步降低，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会逐步提高。

李成瑞（2002）指出，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的重大变化，我国公有制资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已经接近主体地位的临近点，通过对全国工商联公布的“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形势分析报告”以及国务院统计的关于二、三产业的相关资料进行分析，可以得出私有制经济规模远远大于公有制经济规模且公有制经济实际上已丧失主体地位的结论。

李正图（2005）认为，我国所有制演变的趋势是从多种所有制并存走向混合所有制。随着多种所有制经济力量的日益壮大，按照市场经济分工与协作的要求，越来越需要加强不同所有制在产权、资本和企业层面的合作。在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如果不允许不同所有制之间的相互融合和相互渗透，就会违背现代市场经济分工细密、紧密协作的规律，就会降低市场经济中固有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益的充分发挥，就会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从各自为政到逐步融合，由多种所有制并存逐步演变为多种所有制的混合，是当前和今后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增长的持久动力。

武模桥（2006）认为，我国所有制结构发展有如下趋势：所有制结构多样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形式越来越丰富；混合所有制将成为我国未来主要的所有制形式；利用所有制结构与市场结构、产业结构彼此之间的反馈机制，促使它们互动发展；以资本国际化推动所有制结构调整，以所有制结构调整促进国内资本国际化，寻找外资资本和民族资本之间的新的平衡点，让民族资本走向国际舞台。

顾钰民（2008）指出，虽然从现象上看，非公有制经济成为占主体地位的经济形式，公有资产已经失去量的优势，但由于公有制企业在作用发挥与规模效益上有着非公有制不可比拟的优势，因此不能单纯从固定资产投资指标、就业人数和企业数量等指标的大小武断地得出公有制经济不占优势的结论；而且，若公有资产将国有和集体的各种资产以及自然资源包括其中，形成的巨额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仍占优势。

李楠（2008）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表明：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会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混合所有制经济将逐渐成为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股份制将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国有企业改革继续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的力度将加大。

龙晓菲（2009）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有经济仍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公有制比重的下降并没有引发“质”的改变。总体上来说，若鼓励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并维护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未来的二十年甚至三十年，我国所有制结构将不会发生根本变化。

（五）对现研究的评述

从国内对所有制结构的研究情况来看，存在着一些不足。

其一，在研究跨度上，对某一阶段的所有制研究居多，而从演进的角度在整体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有制演变历程进行系统梳理的研究不多，而且在所有制的演进历史回顾中，对各个阶段的划分虽各不相同，但都偏重于体现所有制的单线演变，很难体现出所有制变动与社会变革的关系。

其二，描述所有制变迁的实践历程较多，而对所有制演变原因的分析不够深入也不全面，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多落脚于现阶段所有制政策的说明，而对所有制演变整个宏观层面上的总结还很少，对我国所有制演进特点的分析还很少涉及。

其三，从研究的方法来看，国内关于所有制结构问题的研究，往往以定性描述为主，缺乏深层次的定量分析。从国外的研究来看，则存在着更多的不足。外国学者对中国相关问题的观察虽然比较敏感，但往往停留于事物的表面，且对不同所有制的比较、对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所有制结构的特点缺乏深层次的研究。

总体来说，从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国内研究与国外研究的区别，即国外是专门以资本主义企业作为对象进行研究的，国内则主要是以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为对象进行研究的；前者研究的历史要比后者长得多，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要深得多，后者研究的范围和对国家基本制度的影响则是令前者望尘莫及的。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在研究所有制结构问题时主要是在国家宏观经济的层面上展开的，对行业尤其是对区域范围内流通业所有制结构变迁的研究较为少见。虽然蒋艳（2000）对广西商业所有制结构经济效益进行了研究，并就国有商业进一步深化改革提出了一些对策；龚晓菊（2008）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北京商业所有制结构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指出了解决内资经济在规模、效益和竞争力方面不如外资企业问题的出路在于提高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大力发展大型商业集团、保护民族品牌、积极发展和谐商业，但其所用的方法较为单一（主要采用描述统计），对揭露问题的本质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正是出于此，本研究选择从所有制结构的角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浙江流通业所有制结构演变的历程进行系统梳理，并试图对演进动因、特点及经验进行较为细致的论述。全书以流通业所有制结构演变为主体，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有制结构演变的历程为主线，史论结合，对比论证，试图在回顾流通业所有制结构变动历程的同时，总结流通业所有制实践的成败得失，揭示流通业所有制演进的内在规律，为更好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提供可借鉴的经验。本书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尚可探讨的空间里，做一些论述和发挥，以求教于师者及同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浙江的市场流通置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中。在商品极度短缺的环境中，商业企业不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经营者，商业行为是执行行政指令性计划的行为，体制是高度集中的分配型体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了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运行的商业体系。经过多年来的建设和发展，浙江流通体制改革已基本完成了从计划流通体制向市场流通体制的转变，流通领域逐步建立起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多种流通渠道的商品流通体制，一个以零售、批发销售为经营主体的市场流通格局已形成并得到了快速发展。近年来，浙江省流通业的主要经济指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浙江省商贸流通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指出，“十三五”是我省强化创新驱动、加快新旧动力转换的关键期，是推进我省流通体制改革、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关键期，是率先实现流通升级、发挥流通先导性和基础性作用的关键期，流通业发展既面临重大机遇，也面临诸多严峻挑战，我们必须适应新形势、培育新优势、开创新格局。因此，对浙江流通业所有制结构演进及绩效进行统计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