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宁波草编主要品类发展考察

第一节 宁波草席发展考察——以黄古林为代表

一、古代时期：历史悠久，影响深远

宁波生产的草席，又称席子、席爿、越席、“滑子”、明席、宁席。它是以席草为纬，麻筋（线）或纱（线）为经，用手工或机械编织而成的一种草制品，是宁波著名传统特产，是一大产业，历史上曾是宁波鄞州西乡地区老百姓主要的经济来源。

宁波草席最初以“越席”闻名，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礼记》中已经有“大路越席”的记载。《礼记·礼器第十》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有以素为贵者……大路（辂）素而越席，牺尊疏布鼎，禅杓。”大路为车名，古代天子所乘之车，有五种，以木路为最俭朴，玉路为最贵。这句话的意思是：礼器中也要以素为尊贵，比如祭天用的大车，朴素无华，只铺着越席作坐垫，牺尊用粗布覆盖，杓是用白色木料制成的。

《左传》中也有“越席”相关记载。《左传·桓公二年》记载，臧哀伯谏曰：“……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辂）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这里是规劝鲁桓公要俭朴。

这说明2700多年前宁波先民就已开始种草织席，并远销齐、楚、赵、秦、鲁等诸国。

横溪钱岙曾出土印有席纹装饰的汉代陶器（实物现保存于宁波市博物馆）。

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始置明州，州治在小溪（今海曙区鄞江镇），统辖、奉化、慈溪、翁山（今舟山市定海区）四县。所以宁波席草又称“明席”，也表明宁波席子在唐代已相当著名。至唐，宁波生产的草席已达到相当规模，成为全国草席的主要生产地与贸易集散地，并已大量出口，远销东南亚。唐朝开始，宁波草席出口高丽（今朝鲜半岛）、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唐市舶司开展对外贸易。明州府的草席以‘贾舶通之’，运销海外，迄今已有一千多年的悠久历史。”

宋时，鄞县西乡普遍种植席草，手工编织草席、草帽遂兴。鄞县黄古林、栎社、石碘、高桥一带编织草席为农家副业，多数人家专于编席、织草帽，黄古林白麻筋草席素负盛名。宋代《宝庆四明志》记载：“宋代淳化元年本府（宁波）与其礼宾省（高句丽国）以文牒相酬酢皆贾舶通之，集货具于左细色：银子、甘草、席……”《宝庆四明志·叙产章·草之品节》载：“江东多席草，人业于织，著名四方，曰明席。”《四明谈助》对此也有整理：“明州多草席，人业于织，著名四方，曰‘明席’。”元代宁波地区的草席业发达。元代王元恭修，王存孙、徐亮纂的《至正四明续志》卷五《土产》记：“甬东里多种席草，民以织席为业，计其所盈，优于农亩。”大量宁波草席经由庆元港输往国外。

元代周达观所著的《真腊风土记》中称：“地下所铺者，明州之草席。”真腊即今柬埔寨。

明代《成化四明郡志》记载：“鄞西多种席草，民以织席为业，著四方，曰明席。”

清代是宁波草席的繁荣昌盛时期。嘉庆三年（1798年），鄞县织席者10万人，有席行20余家。据光绪《鄞县县志》载：“鄞西黄古林，以产席著名，为开拓席业，清嘉庆三年里人施博久，助剑墩地一所（今黄古林五港桥东首），作草席交易市场（俗称“席行跟”）。在集市设有席行23家，每年产席千余万条，金额达500余万元，每年输出为县产第一，畅销苏、鲁、皖、闽、粤等省及津、沪、汉等大城市，外销远至日本、南洋列岛及欧、亚、非各国，皆经行商收购转销各埠，营业称广。”清光绪年间，鄞西黄古林年产席上千万条，远销东亚、东南亚各国和欧洲、非洲的一些国家，还形成了草席业有史以来的四大家族，在全国各大城市开办草席专销商场，或连锁加盟草席行，影响十分广泛。

二、近现代时期：曲折发展

近现代时期，宁席在曲折中发展。

1．全面抗战前，宁波席业兴盛繁荣

宁波本地制作的旧式硬席以席草为原料，使用传统的直立式织造机编织。编织时由两人盘坐于织机前，共同编织，一天可以编织出2～3领草席。

编织旧式草席主要集中在鄞县西乡一带，南乡为数也不少。旧式织席从业人员，仅在鄞县就有10万人。黄古林一带更是宁波旧式草席编织户的主要集中地区。

清末、民国时期，黄古林凭借草席集散地的独特优势，仅0.5千米的沿河街上，形成各式商店、商行百余家，其中草席行就有四五十家。每逢农历初三、初七、初十的传统集市日，“人声遥接五更鸣”，晨曦初露，北街草席行就开始收购草席，南街的庙内庙外则变成临时供应络麻、苎麻、席扣、竹扁等织席原料和工具的基地，一派繁荣景象。

“1932年，县内有席行66家，大席行有资本1万多元，收购后销往省内外并在上海等地设代销或批发处。”

同时，席行向宁波和上海辐射。当时，宁波城厢有30多家席行，几乎都是黄古林一带人开设的。较有名气的有：念条街上的“水天吉”“水协兴”，中马路的“震安祥”“万亿”，大道头的“安吉”“安泰”，宫后街的“任恒泰”，等等。后到上海经商的席行有：石路的“德大”“万茂”，新闻路的“顺利”，虹口的“仁泰”，金陵中路的“正大”，等等。有的甚至在天津、汉口开设分号。

《申报》1914年9月4日登载了一则消息：

鄞县西南乡民人多织席为业，每年运往外埠者不下百万元左右。近以欧风吃紧，南北交通阻梗，香港、东粤、牛庄、青岛等处纷纷来函止办，以致市价大跌，每条与平日相去角许，各机户大受影响云。

此消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宁波席业在全国各地包括香港的贸易盛况。

根据民国《鄞县通志》的记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黄古林席市年交易量千余万条，销售金额500余万元，有专业销售商23家。此外，还有不计其数的销售人员奔波在全国各地，经营着黄古林的草席。草席成为西乡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过去，黄古林及周边村民建房、买田、娶媳妇、嫁女儿等一切大小花销靠的全是编草席的收入。

宁波生产纱经席，也始于这一个时期。

1915年，新式草席编织工厂开始出现。“编织技术得到改进。新式改良花席又称花席，其编织主要集中在鄞县和余姚城区。鄞县编织新式改良席的从业人员有210人，余姚有150人。新式改良花席的原料主要是席草和龙须草，软席的原料为三角草，主要品种有床席、枕席、台席、椅子坐垫、花藤椅席等。”

“宁波地区最早出现的新式草席编织企业就是1919年在余姚创建的华明花席厂。华明花席厂初始资本为1万元，后又增加到5万元，装备有改良木制平机160架，以席草、龙须草为原料编织各种粗细花席。其产量之多、销售量之大，丝毫不亚于浙江永嘉中一花席厂。1921年，宁波华丰席厂建立，使得宁波草席编织地位更为突出。1922年，因对日输出大增，该年宁波出口草席达600余万条。到1925年、1927年，宁波又相继设立了明心、翔熊、宝星、大生、仁安等草席厂，该时期成为宁波草席编织业的鼎盛时期。”

对此《申报》（1919年8月10日）也有报道：

工商志士史翔熊发明草织品多种，如提夹、衣箱、凉鞋、窗帘、轴对、软席及日用物件等，而以软席花样最多，有五彩席、纹席、地席、枕席、改良席等，又取国货材料制成男女各式阳伞，绸布具备，轻巧雅观，价廉物美，携带便利，不让舶来品。1915年9月，经农商部特奖专利，旋在宁波设厂制造，风行全国。唯以资本短绌，规模狭小，所有出品不敷社会需要。今得驻沪甬商乐振葆、方椒伯、姜炳生、张云江、孙宏达、楼恂如、李学畅、陈镜如、张延钟、施才皋、傅德裕、何模轩、王云甫、陈如馨诸君发起，改为宁波翔熊公记股份有限公司，额定资本20万元，分为2000股，每股100元，业由发起人认足10万元……闻候股本集足后须新建厂房，添招男、女工人四五千名，其裨益贫民生计洵非浅鲜也。

关于明华花席工厂，《浙江经济调查》（第9册）（民国建设委员会调查浙江经济所，1931）中有较为详细的介绍：

明华花席工厂，本厂成立于民国九年，创业最早，系由张君翊宸出资18500元筹设。厂址在本邑候青门外。内部分营业、制造、仓库三部。各有主任1人，均隶经理、厂长之下。全厂共计职员23人，工人凡200人，内女工计190人，监工2人。

本厂有织席机200架，研池1座，原料取给于席草、龙须草。计席草年须100担，龙须草200担，外耗三股线100包，镶边布400匹，总计共需洋1.7万元。又蒸草年耗煤15吨，柴150担，计需洋500元。席上印花各色颜料及药品，年需洋1000元。而工人工资所耗最巨，年计约3万元，营业部分，职员薪金年约5000元，伙食杂支1000元。以上原料、工资及薪金支出，年达5.4万元云。

本厂出品计分床席、枕席、台席三种。复有粗细、大小之不同，故其批发价格，亦因之而各异。全年出品总值，计5.6万余元，其出品种类、数量如表3-1所示。

另有新成织机花席厂。该厂成立于1927年，厂址设于城内。资本总额为3000元。据《浙江经济调查》（第9册）（民国建设委员会调查浙江经济所，1931）记载：

（该厂）有织席机20架，全年需席草70担，龙须草20担，外耗三股线70包，镶边布30匹，合计原料总值洋1700余元；颜料药品200元，工资2000余元，设职员1人，年支240元，其余燃料杂耗600余元。全年出口粗细花席1.4万余条，每条批价0.12~1元，出品总值5300元，与上列开支相抵，尚可净盈400余元。

至1932年，宁波有机织席厂6家，从业360人，资金1.6万元，产床席、枕席、垫席、软席等，出口172.8万条。（见表3-2）

2．全面抗战后，宁波席业艰难生存

受战争影响，国内商品出口、内销受阻，草席滞销，宁波席市衰退。

1937年，宁波城区席行减至27家。1941年4月20日，宁波沦陷，席业受损惨重，席行所剩无几。

据宁波市档案馆资料记载：“民国三十年（1941年）初宁波（鄞县县府驻地）草席同业工会（城乡）有席行51家。”

又据上海市档案馆资料记载，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上海特别市席业同人互助社成立，有席行82家，从业人员447人，其中宁波（鄞县）籍人开办的有40余家，占54%，从业人员219人，占49%，规模最大的是黄古林德裕席行、特等会员俞祥绥与他人合股经营的德大席行。表3-3为宁波（鄞县）籍人在上海开办草席行名称记录。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席业经营虽有所回升，但因连年战火，宁波草席业仍然一蹶不振。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鄞县草席商业同业公会成立。鄞县草席商业同业公会会员名册如表3-4所示。

三、新中国成立至今：“国礼”辉煌与发展转型

1. 20世纪50年代：“国礼”辉煌

新中国成立后，草席作为家庭主要副业，生产和流通有较大发展。

1950年4月28日，《甬江日报》称：“本市土产公司收购草席，积极打开土特产销路。”根据1965年编制的《宁波市草席（帽）行业企业目次顺序表》（见表3-5），新中国成立初期，公私合营前，宁波城内有席（帽）庄45家（其中帽庄10家）。

1951年起，席业开始回升，鄞县城厢成立宁波市草席业小组，有会员40家，农村供销社开始收购草席，与黄古林草席行商共同收购黄古林一带席农草席，席业开始复苏，是年，手工传统麻经草席（下同）收购量为46.7万条，1952年收购量为257.5万条。1953年，黄古林有行商29家，成立了草席商会，收购量为283.4万条。

1953年7月至1955年4月，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草席行商暂留2家，8家转入其他行业，其余均并入（古林）排席社，成立鄞县古林草席收购站。1954年曾实行了公私联购：统一规格、统一价格、统一销售。当地供销社负责草席收购和草席市场管理任务，由鄞县土特产公司统一销售。1954年4月21日，黄古林草席行尚有32家组团与上海草席收购商签订合同，是年收购量402.1万条。

1954年4月下旬，国务院有关部门指示，要宁波筹办40条黄古林生产的白麻筋草席。“1954年，周总理率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就是从工艺美术服务部选带了40件著名的宁波草席。”周恩来总理将宁波古林生产的白麻筋草席作为国礼，赠送给参加日内瓦联合国大会的各国首脑，草席深受各国首脑喜爱，宁席遂名扬海外。

这些作为国礼赠送给各国首脑的名牌草席，就是由古林“织席状元”孙根记特制的。

孙根记，原名成根，字仁端，号根记，以号行。1900年11月27日出生于鄞县古林镇施家村陶家，被誉为席乡近代“织席状元”。

孙根记以质取胜的席子，技压群芳，一枝独秀，不仅畅销国内，还远涉重洋，名扬世界。约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土特产客商指名订购孙根记的席子。孙根记的席子与他织席的技艺，早已定格在中国草席织造的历史中，孙根记也成为我国民间织席名家。

1955年，为进一步改造私营席商，政府决定将各私席行收购的草席全部调给供销社统一销售，只给予16%的购销差价，收购量272.1万条。1957年，草席被列入二类农副产品，由当地供销社统一收购，完成投售任务后方能自销，再由县土产公司（古林草席收购站为其派出的机构）统一分配、销售、调运，不得僭越，当年收购量253万条。是年，4000条宁波草席运往亚非各国，3万余条运往蒙古人民共和国。

2. 20世纪60年代：政策调控，曲折发展

1962年，为贯彻中央文件，各地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农户由生产队供给席草，分散织席，按值记工。供销社到村（队）收购草席，与队结算，每元产值发还油麻钱0.3元给社员，供再生产时买麻、油（织席时润滑用）用。其时，对投售席草、草席实行化肥奖励政策，每50千克席草奖售化肥8千克、布票0.8米，为防止黑市收购，投售草席时再奖售香烟。席草一律由供销社收购，国家户粮的居民或队供应户所需席草，由供销社供应，禁止席草、草席自由买卖。“是年鄞县草席收购计划提前完成计157万条，比上年增44.9%”（《宁波大众》,1962年11月28日）；全年草席收购量上升到196.4万条。1966年，收购量猛增到359.3万条。

1966年，席草和草席奖励取消，政府出台“禁止社员及居民个人的草席私自买卖”的相关政策。1963—1976年，社员（农民）居民户个人的草席不准上市，由各供销社到队（村）统一收购、结算，年均收购量为280万条。作为社队副业，由生产队统一发放席草，供销社统一收购。

有着上千年辉煌历史的黄古林传统草席业一落千丈。

3. 20世纪80年代：转型调节

“1973年，旅日华侨邱裕仁将过了1000年，经过日本人民再培植的36棵蔺草带回鄞县‘认祖归宗’，并由当时的农技员俞舜民试种成功。”

引入的种苗分别在鄞县古林镇俞家村、石碶镇横涨村和宁波市甬江公社西城桥村三地试种，唯古林镇俞家村获得成功。此后逐年引种。

1978年起，鄞县又引入适宜机织的日本蔺草品种，“1978年11月，日商斋藤株式会社、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大阪支店、光商株式会社三家联合来鄞县发展蔺业，由鄞县外贸公司牵头再次从日本引入广岛六号蔺草草秧832棵，试种于鄞县集士港镇卖面桥村，面积0.23亩。1979年3月，日商斋藤株式会社等向鄞县免费赠送冈山3号蔺草品种草秧13万棵，分别植于鄞西古林镇张家潭村、高桥镇芦港村和集士港镇卖面桥村，面积499亩”。

1979年，鄞县引进2台电动编织机，始织蔺草制品。1981年，引进8台，此后大批进口生产榻榻米叠表编织机、提花席编织机等电动棉、麻纱席织机，纱经席生产蒸蒸日上，大批量出口日本，为县域经济一大支柱产业，开创了鄞县席业新纪元，成为全国最大的蔺草制品外贸出口基地，这是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其生产数量、外销数量，已大大超过传统的手工草席。其时，栎社乡谢家堍村成功试制机动席筋机、麻筋织席机，并在席区推广，欲取代手工纺（麻）筋、织席。1984年，榻榻米叠表编织机增至45台，草编企业有4家，外销纱经席达10万条。1985年，出口榻榻米叠表11.6万条，纱经席7.168万条。至1988年，乡村蔺草制品厂达30家，有榻榻米叠表编织机326台、提花织机26台，是年产值2666.9万元，比1984年增60.88倍。

4. 20世纪90年代：品牌制胜

宁波的蔺草90%以上集中在鄞州区，是全国最大的蔺草生产和出口基地，1995年被农业部命名为“中国蔺草之乡”，产品占全国总量的85%以上。

1995年12月，“黄古林”“野草”两个商标注册成功。1997年年初，以这两个获准注册的商标为依托，俞斌办起一家小规模的编织厂，开始生产草席。为了表现这首批正式拥有“黄古林”商标的草席的工艺特色和产品档次，俞斌再次投入一定的资金，为每一条草席设计了精致的包装，并在席面上绣花。同年4月，俞斌只身一人将草席样品送入上海一百（集团）等一些大商场时，这些商场的负责人大为惊叹，很快就和俞斌签订了销售协议。1998年，俞斌的“黄古林”牌草席又成功进入家乐福等国际大卖场。这一年，“黄古林”草席销售量首次突破10万条，成功占据了国内草席业龙头老大的地位。

5. 21世纪以来：调节治理定标准

2001年，黄古林草席荣获同行第一个浙江省名牌产品称号。

2002年，黄古林草席荣获浙江省农业博览会金奖。

2003年，鄞州蔺草种植面积曾高达13万亩。在经历了种植面积失控、质量参差不齐、打价格战等曲折之后，鄞州蔺草业进入调整、转型阶段，开始控制蔺草种植面积，提高工艺水平。

2004年，“实施了蔺草行业的专项整治，投入蔺草产业专项治理资金187万元，32家蔺草企业达到整治要求”。

2005年，鄞州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命名为 “中国草编基地”。

21世纪以来，宁波草席业主要采取了五个方面的策略来进行调节治理。

第一，个人种植逐渐退出蔺草行业。

蔺草是宁波市传统农产品，几十年来都是农民种植蔺草、企业收购加工的生产模式。全市有200多家蔺草加工企业，种植农户每年有2万～3万户。由于加工企业与农户对接困难，蔺草价格波动较大。1998年蔺业协会成立后，逐渐实行企业订单方式收购蔺草，协会每年出台中心指导价。经历多年的市场教训，于2006年停止出台蔺草收购指导价。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再自己种植蔺草，多将土地租给企业成为企业的基地。“2006年，蔺草企业种植基地面积已达到全市蔺草种植面积的95%，农民个人种草卖草已基本退出蔺草市场。宁波蔺草行业完成了从‘农民草’到‘订单草’再到‘基地草’的发展过程。”同时，蔺草企业尝试向外扩展，在省外建立种植基地。“鄞州区蔺草骨干企业宁波天韵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将投资1.2亿元，在双流建立蔺草种植与加工基地。……此前，鄞州区已有4家蔺草企业在四川眉山市建立了7000亩蔺草种植基地。”

2008年，制定草编制品全国行业标准。这个标准是由鄞州区宁波开诚工艺品有限公司、华备编织品有限公司、黄古林工艺品有限公司、宁波天韵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6家蔺草骨干企业参与制定的。2008年8月，《草编制品全国轻工行业标准》已开始在全国实施。

2011年，鄞州区被中国纺织品商业协会授予“中国凉席品牌之都”称号。

第二，老字号焕发蓬勃朝气。

自2001年“黄古林”草席荣获浙江省名牌产品称号以后，黄古林工艺品有限公司坚定不移地走创新之路，并成为目前宁波蔺草制品自有品牌中，唯一进入美国市场的商家。从2008年起，蔺草席与枕席已经连续3年在全美7家超市上柜。

黄古林工艺品有限公司致力于草席和皮垫产品的传承与创新，注重研发设计与传统工艺结合，其产品已从单纯的草席发展到蔺制品、竹木制品、藤制品、寝具等100多个品种，产业链从传统的一张席发展到了床上用品系列。

黄古林工艺品有限公司在北京、上海、苏州、杭州和宁波等地的70多个大型商场和超市建立了加盟直销点。2011年，全国销量突破150万条，年产值超过1亿元，占据国内90%的凉席市场。

黄古林工艺品有限公司还注重产品的创新性、宜人性、环保性等因素，在竞争中占据突出位置。同时，将草席工业设计作为企业竞争力的核心组成部分，在亚草席上做足了新文章。

到2011年，鄞州区有销售上亿元的蔺草加工企业2家，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1家，省级4家，市级14家。有国家驰名商标4个，省级名牌产品7个，市级名牌产品10个，拥有发明专利6项。

第三，优胜劣汰，重新洗牌。

“2015年是蔺草行业发展过程中非常关键的一年。首先，从外部宏观环境来讲，影响行业发展的新政策、新法规陆续出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严格的节能减排对蔺草行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此外，还有来自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人力资源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一大批蔺草企业被迫关停并转。就拿鄞州区来说，去年还有90多家蔺草制品出口企业，目前仅存26家。放眼全市，现在也仅剩44家。”

第四，自适调节，“控种”求生。

2016年，宁波市蔺业经济联合会召开了全体蔺草企业负责人（会员）会议。宁波市9成以上的蔺草企业签署了“断臂求生”的“军令状”——《宁波市蔺草业经济联合会行规行约条例》。该条例规定，所有协会企业，自2016年6月1日起至2017年6月1日止，一律不允许收生产榻榻米用草，而仅能收用于国内市场的清水草、太阳草、本草等草料。

第五，打通国内市场，发掘新商机。

相较于出口市场的连年萎缩，国内市场却以每年超过20%的增幅强劲增长。宁波市蔺草制品2/3用于外销，剩余销往国内，所以加大对国内市场的开拓，是必由之路。“从全国市场来看，宁波企业新产品研发能力强、应变速度快，始终走在夏令制品前沿，并且产品集中在中高端，是市场的风向标。”

宁波市蔺业经济联合会余自生秘书长在2016年4月8日的访谈中指出：“经过自我调控，目前，全市蔺草企业110来家，外销60余家，内销50余家。外销货值2亿美元，内销8亿元人民币。产业规模达20亿元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