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当代有关方法论的文献和文本越来越专门化，例如有学者只针对临床或社会工作研究进行讨论(Yin,2003; Bryman,1988)，但鲜有学术文本探讨节日研究的方法论，因此Getz(2010)认为节日研究还未形成自身的系统理论。因此，在本研究中，作者考察了其他学者对节日进行实证研究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一般来说，定性的节日研究通常采用民族志、田野作业、参与式观察、访谈和档案文件考察等方法(Avieli,2005; Johnson,2007; Bankston et al., 2010; Alleyne-Dettmers,1998; Jackson,1992)。

案例分析运用多个证据来源，进行三角验证，以求使研究严谨、丰富，能揭示复杂性，且具备广度和深度(Flick,1998; Stake,1995; Yin,2003)，为此作者设计了三角验证(见图4-2)。本研究主要使用四种定性方法，分别是参与式观察、半结构式访谈、直接观察和档案文件考察，这四种方法从不同的角度收集数据，让数据收集具有一定的广度。

绪论部分介绍过，本书有五大目标，要实现这些目标，仅使用一种方法是不可能的。这四种方法具有不同的功能，从研究的不同方面收集数据，为实现每一个研究目标做出贡献。例如，通过参与式观察，我们能获得最多关于春节组织和举办过程的消息(研究目标3)，而半结构式访谈较之其他三种方法，更能让我们了解到华人(群体)参与春节庆典的原因和动机(研究目标2)。本章下文将讨论这四种方法在本研究里的使用，包括功能、应用过程和收集的数据，之后则会探讨数据分析的方法。

(一)参与式观察

本研究旨在考察各华人群体在组织和举办春节庆典过程中的互动与关系。其他学者开展的类似研究说明参与性观察是了解社群在节日里互动的最佳方式。Magliocco(2006)基于对撒丁岛节日的研究，认为参与节日组织过程相比从外部观察(如仅仅观看节日表演)，更能发现不同群体间的内部关系。Jacques Henry在调查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法国后裔的节日时，加入了节日组织团队，协助完成工作，与其他节日组织者和民族激进分子建立关系(Bankston et al.,2010)。该研究从节日组织者的角度对节日民族性的表达做出了重大贡献。Avieli(2005)也运用了参与式观察研究华人群体如何通过准备节日食物构建自身的族群认同。

根据Becker和Geer(1957)28的研究，参与式观察让研究人员“持续观察发生的事情，聆听人们的交谈并提出质疑”。此外，参与式观察指这样一个过程，即“研究者在自然情境下与人类组织建立多方长期的关系，以增进对人类组织的科学了解”(Lofland et al.,1984)18。在参与式观察中，研究者和研究主体间的关系以及该关系建立的方式都会影响研究者对研究主体的了解程度。一些学者(Bernard,2000; Denscombe,1998; Gold,1969)将参与式观察者在田野作业中的工作定义为：研究人们的行为，参与与之相关的活动——只有这样做之后才能有一定发现。

为顺利开展研究，2008年9月至2009年4月间，作者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了谢菲尔德春节联合委员会，并与当地华人一起工作、生活，用Gold(1969)的话来说是“作为观察者的参与者”。该委员会结构明晰，在主席的领导下分为六大工作组(见图4-3)。在庆典当天，有三大工作组分别负责餐饮、剧务和接待工作。

公共关系组的主要工作是联络不同华人群体，偶尔还要联络某些英国组织，以保证春节庆典的顺畅运行。与营销和场地管理及联络等工作组相比，作者发现在公共关系组工作是了解华人群体间关系的最佳方式，其能让作者在工作过程中了解各华人群体如何合作，如何处理组织过程中的困难和冲突。

作为公共关系组的成员，作者也负责社群沟通(华人群体间及华人社群与非华人社群间)工作；发展客户名单及邀请客人；向当地小学生分配赠券；宣传节日(联系媒体)；与负责接待工作的人员共事。此外，作者也参与其他工作组的活动，例如协助营销组同事散发春节海报，宣传节日。在参与式观察过程中，作者就华人群体如何共同组织和举办春节庆典写下研究日记和田野笔记，这些资料总结如下：首先，作者观察并记录了华人群体和工作组如何开展工作、承担任务，例如，作者与营销组一起拜访潜在赞助商(见附录2)；其次，作者详细记录了各工作组成员如何讨论、协商以解决春节庆典的常见问题，例如，2009年春节他们讨论节目挑选(见附录3)，这让作者明确了他们各自的利益、态度和关系；再次，作者记录了华人社群和一些当地英国人在春节庆典上的互动，例如，作者随委员会主席一起，会见了谢菲尔德市议会负责艺术、博物馆和文化推广的主管，恳请他们协助推广春节庆典，包括在他们的网站上宣传春节庆典。通过这些经历，作者得以观察当地英国人的态度，因为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英国社会，所以这有助于作者了解春节庆典的外部环境。Christiansen(2003)在讨论中国城时，认为外部环境因素包括中英两国的跨国联系，同时还包括华人和英国社会的关系。

此外，作者还参加了圣诞聚会、生日聚会、元宵节宴会等私人或社会活动，这些都有助于作者了解当地华人的生活方式、社会活动和相处之道，也能反映不同华人社团和群体间的关系。例如，在2008年12月16日圣诞聚会后的一次偶遇中，一些华人指出不同的华人社团未平均承担工作，利益分配也不够均匀。如果是在委员会会议这样更正式的场合下，华人通常和谐共事，作者可能不会获知这些“背后的”信息。但在作者与春节庆典的参与者在非正式场合的互动中，他们能轻松地跟作者分享自己的观点，讲述熟人或同事的后台故事。这些信息能帮助作者掌握各华人群体间的多方面关系。

在参与式观察中，作者在必要时尽可能地进行记录，或者在一天活动结束后将当天的观察写成研究日记，而不是撰写非常详细的民族志(见附录3)。田野笔记对数据分析和论文撰写非常重要。Denscombe(1998)认为参与式观察可以揭露隐藏的信息，这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首先，无论事实是秘密的还是公开的，都应该被揭露；其次，有些信息没被揭露是因为研究人员使用了其他方法。在本研究中也是如此，作者发现参与式观察有一个功能是其他方法缺乏的，即它能提供其他方法无法提供的消息。此外，该方法收集的信息为设计访谈问题提供了良好的信息来源。Whyte(1984)96有着与作者一致的观点：“观察让我们知道该问受访者哪些重要问题，而访谈有助于解释我们观察到的东西的意义。”

(二)半结构式访谈

访谈是收集信息、深化研究的一种工具(Denscombe,1998; May,2001)。社会研究通常有四种类型的访谈：结构式、半结构式、无结构式、群体和焦点访谈(Denscombe,1998; May,2001; Bryman,1988)。在为本研究选择访谈方法前，作者对这四种方法进行了比较，以了解哪种方法最符合研究目标，最符合整体研究策略。

结构式访谈与问卷一样，通过使用标准化问题和答案提供定量数据，不允许受访者讨论调查话题(Denscombe,1998; May,2001)。本研究要求受访者就专门的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如加入委员会组织春节庆典的原因和动机(研究目标2)。因此，结构式访谈并不合适。在非结构式访谈中，参与者能畅所欲言，不受任何限制(May,2001)，但非结构式访谈收集的数据不易比较，也不易用其他技巧来核查，这就会削弱数据分析阶段三角验证的意义，所以它也不适合本研究。群体和焦点访谈也不合适，因为本研究探讨受访者对他人(及其他群体、社团)的观点及受访者之间的关系，所以有些消息比较敏感，难以公开讨论。因此，作者选择半结构式访谈，以开放式讨论为主。

根据Denscombe(1998)和May(2001)的观点，研究者需准备问题列表，指导半结构式访谈过程，以方便对数据进行分析比较。访谈问题应该反映理论框架和研究目标(Denscombe,1998; May,2001)。在本研究中，访谈问题经过几个阶段才最终形成。在第一阶段，对主题和关键词进行定义，反映理论框架涉及的宽泛问题的各个元素(见表4-1)。在第二阶段，确定27个基本问题，这些问题会随着访谈中个体和具体案例的变化而进行调整(见表4-1)。在这个阶段，问题的设计涵盖不同案例的具体场景。本研究共有五大案例，在个别案例中针对具体受访者的问题虽有差异，但都出于相同的研究目标。在第三阶段，联系理论文献、每个案例的背景、涉及的个人或社团，以及已经收集的数据等，根据具体案例的情况对这27个基本问题进行调整。问题数量可增可减，如果被访者对研究的某一方面特别熟悉或不熟悉，也会对问题进行调整。以谢菲尔德为例，尽管大多数受访者熟悉组织流程，但对他人的工作和责任可能不够了解，因此会对这些问题进行调整，重点考察人们比较了解的事情，例如如何履行职责，如何与其他团体合作等。在第四阶段，需要注意问题的语言，表达要合适，体现中立态度，鼓励参与者给出正、反两面的回答。最后，在访谈开始前，基于文献研究成果和研究目标对问题进行再三核对及交叉检查。

2009年1月，作者向可采访的对象发送了邮件，或通过个人网络与他们取得联系，向他们解释研究目标，获得他们的同意(同意书见附录4)。但谢菲尔德的参与者除外，因为作者在参与式观察阶段就已经与其中很多可采访对象交谈过，获得他们的同意，当然他们也签订了受访同意书。最后确定的访谈时间主要依据受访者决定。除了一位受访者因个人安排直到2009年7月才接受访谈，其他访谈均在2009年2月至4月进行。表4-2显示了访谈的时间和地点。

作者在谢菲尔德、诺丁汉、曼彻斯特和纽卡斯尔进行了访谈。由于利物浦可接受访谈的对象都没有回复作者的请求，因此作者在利物浦没有开展访谈。但由于利物浦与曼彻斯特及纽卡斯尔的中国城的春节庆典有相似之处(大致流程和表演)，后两个城市收集的信息或许能弥补这一缺失。访谈前，作者就告知受访者他们提供的一切信息都将被保密。在每次访谈中，作者都会使用录音笔、笔记本、问题列表，偶尔还会用到背景材料。在采访之初，作者会询问受访者是否需要看问题，是否允许录音。大多数访谈持续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访谈地点通常是由受访者决定的，这样他们可以选择放松、方便的场所，畅所欲言，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自己的工作地，例如自己的餐馆或某些华人社团的办公室。有些访谈地点定在受访者家、公共咖啡馆或餐馆。录音里偶尔出现外部噪音，但整体效果不错。访谈录音得到长期存储，保证相关信息能核查，并能逐字转录(见附录5中的访谈文本实例)。根据Flick(1998)的建议，访谈结束后，访谈的日期、地点、周围环境及其他相关信息都被整理成书面文件，与转录文本一起保存在同一个文件夹里。本研究总共开展了22场半结构式访谈(见表4-2)。

(三)直接观察

文献综述中提到，有些学者从社会学、人类学角度研究节日，考察(旅外社群)节日的表征，包括Misetic和Sabotic (2006), Labrador(2002)及Alleyne-Dettmers(1998)。对这些研究人员而言，节日的装饰、服装、表演等物质文化产品，甚至节日这个整体本身都有着丰富的内涵。为实现研究目标，作者使用直接观察这一方法研究英国春节庆典的表征，并用该方法收集到的数据反复检验有关春节组织过程的相关信息，以探求各华人团体(群体)的相互关系。Labrador(2002)指出，旅外社群节日的表征与社群的权力等级结构密切相关。节日的表征是其叙述者的写照，因为叙述者有权控制节日形象和话语(Labrador,2002)。

作者以局外人的身份观察了谢菲尔德、诺丁汉、利物浦、曼彻斯特和纽卡斯尔的春节庆典，观看了活动、表演，并观察了它们的物质文化产品，如装饰等。作者深受庆典整体表现的启发，对庆典的装饰和表演做了记录(笔记示例参见附录6)，这为之后讨论华人群体如何通过春节表征构建社群认同感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第六章)。在进行直接观察时作者还拍了照片，正如Yin(2003)93所说，这有助于向“外部观察者传达重要的案例特征”。在田野结束后，作者对这些照片都进行了书面解释(见附录7)。

作者在2009年春节访问这些城市时，除了观看春节活动，还观察了社团工作人员的培训课程、日常组织工作、会议等。这些资料尽管与春节表征和华人团体间的关系不直接相关，却提供了更多有关春节和华人社群整体环境的信息。Yin(2003)92强调过，在案例分析中，表明相关行为或环境因素的资料是又一证据来源。每一案例对应的直接观察数据同样存放在单独的文件夹中。

(四)档案文件考察

本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从访谈和观察获得，第二手资料通过考察历史文件获得。Yin(2003)指出，在使用第一手资料的同时运用(相关)档案文件有以下优点：首先，确认访谈中所提及组织的拼写和名称正确；其次，提供具体细节，证实从其他渠道得知的信息，为下一步研究寻找矛盾和一致点。本研究使用了各种视听和书面文献，有计划书、邮件、备忘录、会议摘要、合同和预算等纸质行政公文，还有网站、照片、音频等电子文件，国家和地方简报和文章，以及学术研究文章(见附录8)。

这些档案文件来源丰富，很多是作者在参与式观察和直接观察的田野过程中获得的，还有很多由访谈者提供，尤其是已存档的组织报告和统计数据。Yin(2003)指出，研究人员若不亲自到实地考察，是很难获得文件资料的。附录8展示了作者为收集文件而走访的地方(春节组织机构、节日庆典地点和图书馆等)，并说明了作者是如何获取这些文件的。尽管有些材料能在当地图书馆找到，但是有些组织的内部文件一般都不对外公开，因此作者无法获得本研究可能需要的全部资料。例如在纽卡斯尔，作者无法获得预算、会议记录和其他内部文件。这个经历也证实了前文所述，即开展一项调查人际关系的社会研究实则也是在构建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参与者和作者逐渐信任对方，参与者也帮助作者获取相关信息，比如在谢菲尔德，作者凭借长期的田野作业和逐渐建立的人际关系，才得以获得大量有关当地春节庆典的内部文件。除了实地考察，作者还查阅了报纸(中、英文)(见附录20和25)、网站(春节组织、市议会、华人社团、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等)，以获得与春节庆典和华人社群相关的第二手资料。

在本研究中，参与式观察、直接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三种方法得到的信息只能反映2008年和2009年的春节庆典。尽管有些受访者提供了2008年之前的春节庆典和华人社群的历史信息，但由于时间间隔比较久，受访者提供的相关信息可能不够准确、具体。但是，文件资料却弥补了历史信息的缺乏，让作者得以了解春节庆典和华人社群的发展。首先，文件资料有助于发现春节委员会结构的变化，这与研究目标1相关——明确哪些华人群体参与组织和举办春节庆典。其次，文件资料能揭示这些变化发生的原因，包括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各个群体和社团的动机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等，这有助于实现研究目标2和3。再次，这些变化(包括庆典节目和演员等)产生的影响值得思考，可与其他方法收集的信息进行交叉比对。例如，作者在回顾2004—2010年谢菲尔德春节庆典的视频和节目单时，发现节日主题发生了变化(第六章对这方面进行了详述)。

与半结构式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相比，使用档案文件比“使用”人遇到的问题要少得多，因为前者更容易获取信息且来源稳定。但是，考虑到本研究的具体目标和本书可能的读者，接收数据的表面价值需谨慎，因为“公开可用的记录是在特定时间特定社会背景下以公众可接受的方式呈现的”(Denscombe, 1998)162。这就意味着文件虽然能部分反映现实，但却带有主观性，也是由制作人建立的。因此，Yin(2003)强调文件只是研究线索，而并非确定的研究发现，认识到这点可以避免虚假线索。为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本研究会用三角检验对档案文件中获得的资料进行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