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兼容并包”与新思潮：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图书馆

民国初年，蔡元培秉着“囊括大典，兼容并包”的精神，以“共和国民人格之养成”为目标，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善其道德”的方针指引下，对北京大学（下文简称北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北大成为五四新文化之源，引领了中国社会的新文化发展潮流。五四时期的北大图书馆，在蔡元培、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健将的领导下，积极发挥文化启蒙的功能。

一、“新思潮”之中心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的复辟逆流，促发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人们开始由器物和制度层面楔入到文化心理层面，从中西之间形而下的比较进入到形而上的比较。正如1923年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所言：“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所谓“吾人觉醒的最后觉醒，乃是伦理的觉醒”。鲁迅提出改造“国民性”的思想；继陈独秀论《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后，李大钊又再论《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在器物和制度之后，是西方近代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对立。这种对立，促成了观念形态的革命，引发了中西文化的激烈论争。八十年新旧之争一变而为民主和科学的巨响，随着大潮的泛起，涌来了各色各样的‘主义’”。此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由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发起的以西方文化为武器，批判和反对传统文化的革新运动，它以“民主”和“科学”为口号。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浩大且影响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对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产生了巨大冲击。包括大学图书馆在内的近代图书馆在这期间得到较快发展，并积极回应新文化运动的浪潮。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开始按西方理念对北大进行改革，明确了学术研究在学校中的根本地位，并积极关怀社会运动。

1918年11月10日，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写道：“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身体、官体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刚柔也，若相反而实相成。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囊括大典”，是指对待古今中外不同学派、思想、典籍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允许各种思想自由发抒，主张大学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网罗众家”，就是广收人才并发挥其所长。“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亦就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允许思想自由是兼容并包的前提，做到兼容并包是实现思想自由的保障。1919年3月18日，蔡元培在《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中，把这一大学理念表达得更明确：“至于弟在大学，则有两种主张如下：（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然发展。……（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正是本着“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的精神，蔡元培营造了北大的学术与文化的“新气象”，使北京大学成为五四新文化之源。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各种新思潮不断涌现，反映各种新观点、新思想的书籍、报刊迅速增多。图书馆作为输入知识、开启民智、推动社会进步的教育机构，其功能进一步受到重视。

蔡元培始终重视图书馆工作，他把图书馆当作教育工作的一部分。担任教育总长时，他就把大学图书馆作为“革新之起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提到：“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二曰添购书籍。”表达了他对图书馆工作的重视。蔡元培力排众议，于1918年1月聘请李大钊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此后，在蔡元培领导、李大钊主持下，北京大学图书馆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图书馆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启蒙功能。

李大钊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之一，同时他也是一位杰出的图书馆学家，被称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1918年至1923年间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由于蔡李二人的努力，以及当时文化事业、教育事业和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推动，这个时期北大图书馆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北京大学图书馆成了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积极配合了学校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一）购置进步书刊，宣传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期间，积极扩充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书籍，包括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北大图书馆进步书籍和刊物数量增长很多。据《北京大学日刊》报道，1918年至1921年间，北京大学图书馆订购的国内外进步刊物有《新青年》《劳动者》《先驱》和Soviet Russia、The New Russia、The Communist等十余种，有关马克思主义及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四十余种，如西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日文版的《资本论》《资本主义大纲》《马克思传》。

为了使这批进步书刊得以广为人知和有效流通，图书馆经常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进行宣传和介绍，专门开辟了时事报刊阅览室和介绍苏联革命经验的专题阅览室。1920年1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图书馆典阅课通告》:“兹将本校所藏有关俄国革命问题之参考书二十三种陈列本课第四阅览室内，以备同学诸君披用。”在这二三十种图书中，有英文版的《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列宁和他的工作》《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俄国布尔什维克》等。当时有关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在国内并未被普遍认可，甚至还被认为是异端，但当时的北大图书馆对此类书籍收藏颇多。据罗章龙回忆：“……北大有大量新出版的西文书。可以说，北大是当时中国各大学中拥有进步书籍较多的地方。”另外，据《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图书馆通告》记载，“本会新到英文书籍七十余种、杂志十余种并德文书籍杂志七八种”。可知，当时北大图书馆的进步书籍是相当丰富的。

北京大学图书馆是第一所利用书刊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图书馆。许多进步青年学生在这里阅读这些书籍，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相互交流心得体会。不少人后来成为革命事业的骨干，比如毛泽东、邓中夏、刘仁静、张国焘、张申府、黄日葵、袁玉冰、何孟雄等人。突出的代表是毛泽东。1918年，毛泽东经北大教授杨昌济介绍到北大图书馆工作。在李大钊的影响和指导下，毛泽东开始接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其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他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当图书馆助理员时，就迅速地朝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正是在北京期间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时建立的。其他许多进步青年也和毛泽东一样，受到图书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影响，北大图书馆为造就我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做出了贡献。

（二）传播新思潮的中心

李大钊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最早向我国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著名的文章《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就是其在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期间写成的。

在李大钊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期间，不少激进的学生常到图书馆来请他介绍宣传新思想的书籍，和他讨论、研究各种新思潮，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由于李大钊这时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秘密传播马克思主义，因此，在他领导下的图书馆，实际上是北大校内一个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当时称北京共产党小组）就是由李大钊主持，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成立的。这是当时比较重要的共产主义小组之一，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出了贡献。同年，李大钊指导下的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相继成立。它们和少年中国学会、《每周评论》编辑部等革命组织，都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为主要活动地点。北大图书馆成了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中心。

1920年12月2日，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成立，李大钊为发起人之一。该会以“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的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为宗旨，研究方法为：（1）文字宣传：①编译社会主义丛书（甲种大丛书、乙种小丛书）, ②翻译社会研究集，③发表社会主义论文；（2）讲演。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出于需要，建立了专门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收藏室，取名“亢慕义斋”。从1922年2月17日《北大日刊》的统计中可知，当时亢慕义斋已有马克思主义的英文书籍四十余种、中文书籍二十余种，基本上包括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主要代表著作。其中英文书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露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雇佣劳动与资本》等；有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功中的“左派”幼稚病》和《无产阶级革命》。中文书中有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恽代英译的《阶级斗争》、李汉俊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李达译的《马克思经济学说》、李季译的《社会主义史》等。“亢慕义斋”既是藏书室，又是会议室，当时的进步团体经常在这里集会、活动。“亢慕义斋”虽不隶属于图书馆，但和北大图书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据罗章龙回忆，“亢慕义斋”的图书一部分是由北大图书馆购进转给学会的。其图书大多通过图书馆购买，李大钊在其运行中担任重要的领导者。

1921年11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成立，以研究马克思派的著述，并阐扬其学说之真精神为目的。研究方法分四项：（1）集马氏学说的德英法日中文各种图书；（2）讨论会；（3）讲演会；（4）编译，刊印马克思全集，和其他有关的论文。李大钊积极参与该研究会的活动，多次宣讲马克思学说。

图书馆学家吴晞先生曾这样评价北京大学图书馆之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贡献：“在中国革命史上，北京大学图书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起点之一；在中国图书馆史上，它是国内第一所利用书刊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图书馆。”

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帮助学生出版了《新潮》《国民》等宣传新思想的刊物。《新潮》是由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新潮社”主办的，主办人有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等，旨在通过宣传新思想造就具有新思想的新国民。其影响力堪比《新青年》，甚至有过之。胡适曾评论说：“《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两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成熟得多，内容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这样一份有影响力的杂志的办公地点就在图书馆，以红楼办公室右侧的一个房间作为社址。

五四时期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向中国传统的封建礼教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西学东渐的积累性成果使社会风气与道德观念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时期近代图书馆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是社会文化事业的逻辑演进，而且是新型道德观念得到张扬的物化成果。在中国，以家族为本位的伦理价值观及社会结构只能造就古代藏书楼模式的图书馆。只有以公民为本位的伦理价值观及社会结构才能培育出近代公益图书馆。

二、通讯图书馆与平民教育

近代平民教育思潮源自民粹主义者的社会实践。所谓民粹主义是指，“一种对于平民百姓、未受教育者、非智识分子之创造性和道德优越性的崇敬”。民粹主义的核心是对“人民”或“民众”的极端崇拜。“人民构成道德和标准；同人民保持联系就是善。”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潮中，民粹主义具有相当大的影响，通过平民教育，以使普通民众得到新文化、开启智识，成为新文化运动健将们的共识。

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胜利的大会上致辞中，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颇具代表性：

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教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认识自己的价值。劳工神圣！

李大钊曾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他把协约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视为民主主义的胜利、劳工主义的胜利和庶民的胜利。他向听众发出了一种民粹主义的呼吁：“我们想要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呀！快去作工啊！”在这股民粹主义思想影响下，借助于新文化运动的激荡，平民教育思潮渐进形成。努力使下层民众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改变劳工阶层的生活处境，为下层民众服务，成为“五四”时期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刻意以求的目标。

作为新文化运动之源的北京大学师生，积极鼓吹与践行平民教育。在当时颇有影响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的发刊词中，编者写道：

我们相信俄国学生界中普遍的一句话，并且拿它来做我们的模范。他说：“要是你想扫除专制政治的羁绊，你要找平民为伍，教育他们，使他们信你。”

蔡元培曾对图书馆在社会教育中的地位进行了讨论，“窃惟书籍之用，胜于象犀之珍，图史之功，当与日月并寿。扬学海之波，壮人文之盛矣！”“图书关系学术至为密切。承先哲之余绪，开后来之涂辙，体用咸备，细大不遗，实惟图书是赖。集多数图书于一处，予民众以阅览之便利，辅助文化进步，实惟图书馆之功”，他认为图书馆是对国民普及教育和终身教育的最佳基地，其主要原因在于图书馆所具有的较强普及性，其被教育者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可以不用再受空间和时间等因素的制约。李大钊指出，古代藏书楼不过是藏书的地方，管理人员不过是守书的人，现代图书馆则应肩负社会教育的职能。强调：“劳工聚集的地方，必须有适当的图书馆、报社，专供工人休息时间的阅读。”“图书馆宜一律公开不收费。”

受平民教育思潮的鼓荡，北京大学图书馆亦同样担负起启蒙民众的责任，以其特有的方式积极为民众输送新思潮、新知识，希望借助读物，改造下层民众的精神世界，以弥补新文化运动传播范围的局限性。

鉴于社会大多平民远离知识中心，欲求知而很难获得图书报刊，北京大学图书馆于20世纪20年代初，建设通讯图书馆以服务于社会平民大众。据1920年7月20日《申报》报道：“该校职员学生两方面热心教育之士，现拟扩张图书馆事业，以为普及平民教育之计，特建设通讯图书馆一所，意在以通讯方法，使各地有志读书者得以少量金钱，阅览多数书报。”

使更多想读书而无法购买书报的人，能阅读更多的书，通讯图书馆的创设正是实行平民教育之一种途径。为使更多的师生参与建设通讯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发起了《通讯图书馆募捐启》：

近日改造社会的声浪，一天比一天高，但是改造社会是一件很重大的事，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所以我们必要使人人均有读书机会，领受一点新智识新学说，纵使不能为改造社会之前驱，亦不致为社会改造之障碍，但是在今日私产制度之社会中，能够有长期研究学问的人，都是少数的资格阶级，这种人不特不能望其为群众谋幸福，实足以助长其作恶之程度。我们所最崇敬的工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饥则耕而食，寒则织而衣，劳则筑而居，人类之能够生存，皆籍赖他们之力，乃因没有智识的缘故，致为他人所鄙视，且所应得之幸福，均为强有力者所夺去。

我们若要援助他们，最好是增进他们智识，使他们能自己觉悟。近来关于平民教育的机关虽是很多，但是或则限于时候，或则限于地方，难得收普遍之效果，所以我们虽是顶有心求学，但是多为职业或金钱所限制，虽欲自行研究，但没有书可看，若买回来了，看见有不懂的地方，有没有人可问，有这几种原因，所以文化运动，虽是闹的很高兴，亦只是少数人受其益。我们欲补此缺憾，特用通讯的方法轮流借阅，想亦是促进文化最良好之工具，但是我们能力很少，务望热心诸君，或惠增（赠）书籍，或慨助金钱，这都是大众所最感谢的。

“增进劳工阶级的智识，使他们自己觉悟”，既是通讯图书馆设立之目的，也是对新文化运动脱离民众、仅少数“精英”智识阶级受其益的批判，更是促进文化最良好的工具。为此，通讯图书馆制订以下章程：

一、本社利用通信之方法，使各地方之有志读书者，得以很少的金钱，阅览多数的书报为宗旨。二、本馆编有图书目录，按人分赠一份，新到书籍，每月对于阅书者报告一次。三、阅书者须先交保证金若干元，至不阅时除租借费外余数归还，但不到一年者，不得取回保证金。四、所借书籍之价值，不得超出保证金以外。五、借书者须照书价按月纳费百分之五，邮费在外。六、阅书者知有新出书籍为本馆所无者，可以随时通知本馆酌量购置。七、借出书籍，如有遗失或损坏时，须酌量赔偿。八、书籍送还时须在邮局挂号，如有遗失归阅者负责。九、阅书者对于书籍的内容，若为不能了解者，可随时提出质问，本馆负答复之责任。十、本馆的地址，北京大学第一院傅佐。

从以上章程条款可以看出，虽读书者不能全免费，需缴纳不少于所借书本价格之保证金，且须照书价按月纳费百分之五与自付邮资；但从服务来看，通讯图书馆“编有图书目录，按人分赠一份，新到书籍，每月对于阅书者报告一次”，“阅书者对于书籍的内容，若为不能了解者，可随时提出质问，本馆负答复之责任”，读者还享有“知有新出书籍为本馆所无者，可以随时通知本馆酌量购置”的权利。通讯图书馆服务读者不可谓不细致、尽责。

此外，北京大学学生会所设之平民夜校，“近亦组织阅览室，且广征书籍是也”。其征书启略称：“本校为增长学生智识，做将来改良社会的基础，现在扩充阅览室，但是因经济和各方面情形，未能多备书报，殊为缺憾，兹特请求热心社会者，如有通俗书报，多多捐助，或系珍藏之本，倘能出借，亦所欢迎。”可见“该校同人热心图书馆事业，于此可见一斑矣”。

限于资料，北京大学通讯图书馆与平民夜校阅览室建设的规模、服务对象的范围很难确知。但毫无疑问，在民粹主义影响下的平民教育思潮实践过程中，北大图书馆积极参与平民教育，力图将新文化运动的成果扩大到社会广泛领域，为“使人人均有读书机会，领受一点新智识新学说”以改良社会，努力实践大学图书馆的社会启蒙之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