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99年以来，围绕人-地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笔者先后承担和完成了《浙江省可持续发展中的人口、粮食与水环境问题研究》（N95E28,1999年浙江省社科基金）, 《浙江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浙江省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开发社会招标课题，2002）, 《浙江人口与资源环境重大问题和对策研究》（浙江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子课题，2004）, 《人口与资源环境关联演变和粮食安全研究》（10BRK003,201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浙江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和对策研究》（浙江省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开发课题，2012），对1980-2010年浙江省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联演变作了比较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以《人口与资源环境关联演变和粮食安全研究》为蓝本，综合以上研究成果的这部拙著——《1980-2010：浙江人口与资源-环境关联演变》即是笔者多年来思考的结果，以及作为一个移民对浙江所能尽的一份心意！在此意义上，笔者还做过“杭州市人口居住选择研究”（“住在杭州”子课题，1999-2000），写过一篇鼓吹“大杭州”——“地域创新”、“空间创新”，克服地域限制和（上海）“后花园”意识，使杭州尽快走向中国，走向世界的论文（2001，附于书后）。

值拙著出版之际，谨向课题委托方、评审者和包括笔者研究生在内的参与者表示衷心感谢！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发展安全有关的三大变化，一是人口―经济规模，特别是经济规模的指数式扩大；一是资源瓶颈显著强化和生态/环境陷入“局部改善，总体恶化”的困境；一是可称之为“粮食进口替代战略”导致的，粮食产-销格局由“南粮北调”向“北粮南运”, “中粮西调”向“中粮东调”, “中南补西南”向“中北补东南”的地域转变，及对粮食安全潜在的重大影响和生态/环境退化的加剧。

问题在于，粮食产-销格局的地域变化和影响鲜有人提及；人们也未意识到，作为一个规模问题，环境问题在根本上不存在技术-制度解，而一直将增加技术-制度投入作为“局部改善”通向“总体改善”的根本对策。

生态/环境随技术-制度投入增加的退化表明，人口-经济规模扩大是环境困境的第一成因：与40年前“环境无为时代”同时态的，是青山、绿水、白云、蓝天；与而今“环境有为时代”同时态的，是生态/环境陷于“总体恶化”困境，以及由“局部改善”无法达成“总体改善”而来的困惑：“路在何方”？

本书的写作目的是，给出1980-2010年浙江人口与资源-环境关联演变的总体图景，通过对人口与资源-环境关联演变和粮食安全问题的讨论，在理论上明晰技术的局限性，规模问题的无技术-制度解，以及缩减人口-经济规模对走出中国生态/环境困境的根本性；在实践上，论证改变“粮食进口替代战略”的必要性，给出浙江“安全发展”的指导思想，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对策、综合对策和保证措施，为地域性人口与资源-环境关联演变作一次有益的尝试。

本书的主要内容：一是浙江人口与资源的空间（地理区、行政区、密度区）分布和影响评价，结论是，人口与资源配置差异虽大但并未对经济、社会发展构成显著影响（第一章）；二是人口-环境冲击量和污染物排放的空间分布和时间变化（第一、二章）；三是城市环境空气（包括雾霾和酸雨）、陆地水环境、近岸海域水环境和湿地质量演变研究，结论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退化而以近岸海域和湿地最为严重（第三、四、五章）；四是对森林生态系统演变的分析，结论是数量扩张（覆盖率、总蓄积量）与质量退化（幼龄化、纯林化、针叶化，天然林式微等）并存，以及“休养生息”对系统良性演变的根本性（第六章）；五是“粮食进口替代战略”和粮食产-销格局地域变化对粮食安全和生态/环境构成威胁而必须改变（第七章）；六是新人-地关系的讨论，人口与资源-环境关联演变路径的给出和空间关联（遍历）、时序关联分析，结果是环境冲击量与废物排放量正相关，环境冲击量、废物排放量与环境质量负相关，人口与环境变化的密切关联，亦可从浙江、中国的历史中得到再现（第八章）；七是“发展安全”概念、宗旨、特征的讨论（第九章），资源安全、环境治理具体对策（第一、三、四、五、六、七章），以及协调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保证发展安全指导思想、综合对策和保障措施（第九章）的给出。

本研究将人口、人口冲击量引入分析机制，从多种视觉观察，用多种方法研究人口与资源-环境关联演变，粮食安全和环境问题：人口与资源-环境关联演变路径、机制分析（第八章）与系统分析（第一、二、三、四、五、六、七章）相结合，时序关联分析与空间关联（遍历）分析相结合（第八章）；现实与历史研究（第八章）相结合，部分与整体（浙江与中国）相结合（第七、八章）；比较研究（浙江与部分国家）。

令人欣慰的是，生态文明建设，“环境保护优先”的贯彻和“五水共治”的实施，浙江地表水系水质在近年来有显著改善（第九章附录四）。

本研究的重要观点有五：

第一，技术在本质上指向物质、能量耗散而是“时间节约”的，对物质、能量的节约因“天花板效应”的存在而是有限的——对物质、能量节约与耗散的不对等，构成了技术的“软肋”。

技术在本质上指向物质、能量耗散而是“时间节约”的——在单位时间里把更多的自然物转化为人工物。技术的“时间节约”使人们可在更短的时间里，在一定地域耗散更多——数百倍、数千倍于历史的物质、能量，形成更高的经济密度而创造辉煌的文明（“一天等于20年”）。熵定律的存在，使物质、能源的耗散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不可逆的“破坏效应”和环境相应的低修复（“覆水难收”）。

技术（人）既不能消灭，也不能创造物质和能量——对物质、能量的节约，作为“转换器”的技术所能做的，只限于提高转换/利用效率；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存在，在这里又为利用效率随技术进步的提高设置了“天花板”——永远小于100%。

技术的“软肋”即在于，对物质、能量的耗散是个存在极大空间的“大数”，对物质、能量的节约因“天花板”的存在而是个极不对等的“小数”。是故，技术永远无法改变人口-经济规模与物质能量耗散、环境冲击量和环境破坏的正相关而在“规模问题”面前“失灵”：不能有效修复生态/环境，克服“环境约束”和“资源瓶颈”，进而“增长的极限”（“熵垒”）。是故，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对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是有限的——至少不像人们所认为的，希望的那样大，发展与碳排放“脱钩”则更是“异想天开”。

第二，“规模问题”不存在技术-制度解；资源枯竭、环境退化是个规模问题。

“规模问题”指由自身规模（数量）规定和引致的，只有通过改变自身规模（数量）才能解决的问题；或自身规模是问题的根本原因，除改变自身规模外，规模问题是无解的。

规模问题的无解是（有限）宇宙为维护“自然秩序”的一种规定。当对规模问题作了无解的规定之后，技术便必须存在“软肋”，制度也不是万能的——否则，“自然的秩序”便会被破坏。为了保证宇宙的运行，自然必须是和谐的，规律必须是自洽的——自然允许对立要求的存在，但不允许矛盾和万能（排他）规律的存在。

人口数量作为“序参量”对人类社会前途的左右（马尔萨斯拉开“帷幕”，赫尔曼·哈肯给出理论）和生物圈命运（笔者演绎）的规定，是规模问题无解的又一种表现形式。

“资源枯竭”（大规模地耗散物质、能量）和“环境退化”（向环境排放大量废物、废热）是由处于高位均衡态的人口-经济带来的规模问题。

第三，生态/环境“总体恶化”是“规模强制”下的必然；缩减人口-经济规模是中国生态/环境通往“总体改善”的必由之路。

人们将生态/环境退化归于废水、废物、废气的大量排放和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但却似乎忘记了也许更为根本的事实，如化肥、农药使用量与粮食产量、人口规模的正相关——否则，我们还能生产那么多粮食，用9%的耕地养活22%的人口吗？显然，生态/环境“总体恶化”和“局部改善”无法通向“总体改善”是人口-经济规模“强制”下的必然——“规模强制”/热力学第三定律阻破/破坏了“局部改善”的“加和性”；缩减人口-经济规模是生态/环境“总体改善”的必由之路。

第四，“粮食进口替代战略”和粮食产-销格局地域大变化对中国粮食安全和生态/环境构成威胁而必须改变。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南部一些地区在发挥“比较优势”思想指导下，相继实施了通过粮食进口“替代”本地粮食生产，可称之为“进口替代”的粮食战略，即有计划地调减粮食种植面积，减少粮食生产，通过区外、国外进口解决粮食的产-销矛盾。

“粮食进口替代战略”带来的，是粮食产-销格局的地域大变化。1985-2010年各地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的比重，南部由59.24%降至45.76%，北部由40.76%升至54.24%；东部由36.76%降至28.61%，中部由40.16%升至48.92%，西部由23.09%降至22.47%；东南由19.77%降至11.50%，中北由17.92%升至30.26%。

以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作“虚拟平衡”,2010年“北粮南运”的规模达6646×104t，占到北、南部生产量的26.58%和22.42%; “中粮东调”的规模为6915×104t，占到中、东部生产量的25.87%和42.23%; “中北补东南”的规模达到6263×104t（浙江1461×104t），占到中北、东南部产量的45.42%和99.68%。

粮食产-销格局的变化，对中国的粮食安全、生态/环境等都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第一，将中国粮食安全置于高风险的“临界态”；第二，加剧生态/环境，特别是中北部生态/环境的退化；第三，形成北方，特别是中北部“机制性缺水”。按每生产1吨粮食耗水1000m3计，当前规模的“北粮南运”、“中北补东南”即意味着，每年要由缺水的北方、中北部向丰水的南方、东南部输送664.6×108m3、626.3×108m3——相当“南水北调”工程东、中、西三线计划总调水480×108m31.38倍和1.30倍的“虚拟水”，由之形成北方，特别是中北部（占北方向南方输入“虚拟水”的94%）的“机制性缺水”。

第五，提出并讨论了新人-地关系和“发展安全”概念，指导了对浙江人口与资源-环境关联演变的分析。

指出传统人-地观的局限性，提出自然力主宰高层级-大尺度过程，人的主观能动性被严格限定在低层级-小尺度的新人-地关系论：随着层级-尺度的扩大，环境的决定性作用上升；随着层级-尺度的缩小，人对局部环境的影响增强。从可持续发展和对非传统安全的包容出发，提出更目的化、理论化、辨证化、系统化的“发展安全”概念，讨论了其宗旨/目的、内涵、特征并对之做了定义；在新人-地关系、发展安全指导下，分析了浙江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联演变，给出了浙江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和综合对策。

本书的学术贡献，可对相关研究的借鉴之处和对政府相关部门的建言有：

第一，进一步论证了技术的物质、能量耗散指向/“时间节约”本质，和无法改变生态/环境破坏与物质、能量耗散正相关的“软肋”。

第二，进一步论证了规模问题的无技术-制度解。

第三，提出、讨论了新人-地关系，以及更理论化、系统化的“发展安全”概念。

第四，首次指出中国生态/环境“局部改善，总体恶化”在本质上是个“规模问题”而非技术-制度投入的不足；技术-制度并非第一解，缩减人口-经济规模才是中国生态/环境走出困境，由“局部改善”通向“总体改善”的根本途径。

为人们所关注的“水十条”、“大气十条”、“土壤十条”，据说投资都将在数万亿之巨——这体现了政府对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的高度重视，也会收到显著的效果。但如果不重视缩减人口-经济规模而任之扩张，结果很可能“事倍功半”乃至“事与愿违”（但愿是“杞人忧天”）——9年前在波及世界的美国“次贷危机”中，我们投下了4万个亿“救市”，结果转化成了推动生态/环境“总体恶化”和阻碍经济转型-升级的“过剩产能”。

第五，首次提出“粮食进口替代战略”、粮食产-销格局地域大变化问题和其对中国粮食安全、生态/环境构成威胁而必须改变。

第六，首次在省一级对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联演变，进行了多因子、全方位、多学科，在新人-地关系论和发展安全观念指导下，运用时序关联、空间遍历分析的实证研究，验证了以上学术观点，给出了浙江贯彻生态文明、“环境保护优先”，协调人-地关系，保证发展安全、粮食安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从具体到综合，从指导思想、原则到保证措施的系统对策。

请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作者

2017年5月10日于信鸿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