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献链接

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由来

在自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中国年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达到9.8%。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七个国家（地区）曾经以7%以上的年增长率持续增长超过30年，中国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其中最大的经济体。不仅如此，中国还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平稳转型，没有出现其他转型国家那样的剧烈的经济和政治波动。可以说，中国在过去30年成就了经济增长和体制转型的双奇迹。然而，回首过去的30年，我们会发现，我们所走过的道路泥泞曲折，充满了艰辛，中国奇迹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几种流行解释

对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最简单的解释是，中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吃苦耐劳，因此更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起来。这种解释显然不够全面。中国人从来就是勤劳的，历史上如此，现在如此，计划经济时代也如此，但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为奇迹，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却都是在那时发生的。

对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另一个流传广泛的解释是，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的表现太差了，用秦晖的话来说，就是发生了有人受损、无人得益的负帕累托改进，因此改革开放之后的增长就显得快了。和这个解释相关联的一个看法是，“文革”对中国造成的破坏太大了，以至于任何改进都是好的。但是，上述两个说法都经不起数据的检验。按照哈佛大学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德怀特·帕金斯的最保守计算，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的GDP年均增长率也超过了4%，而2007年全球的增长率也不过如此；如果对比非洲多数国家在同时期的负增长，中国的增长成绩就更突出了。

当然，计划经济时代的增长多数发生在重工业领域，人民生活水平的确没有什么提高。但是，计划经济时代所积累的重工业基础对改革开放时代的高速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不是短视的话，由此带来的好处应该计入国民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效用。

对中国30年高速增长的第三个解释，是中国的增长是靠低人权、低福利维持的。这个观点被许多人接受，但是，问题很多。首先，人权这个概念没有清晰的外延，很难找到一个量化的指标来衡量，因此，所谓的“低人权”也就变成一个很模糊的定义。虽然人权并不仅仅是基本生活保障，但是，基本生活保障却肯定是人权的一部分——少数精英可能可以饥寒交迫地为自由民主摇旗呐喊，但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还是普通百姓最首先的要求。以此观之，中国在过去30年做得非常好，因为我们的增长是包容性的。

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我们让近三亿人脱离了绝对贫困。有人会说，这些人在过去之所以贫困，是因为计划经济体制压制了他们收入的增长，他们的脱贫是一个自然的恢复过程。但是，即使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我们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压低人权的结果，因为经济增长是伴随着人权状况的改善发生的，不管这种改善本身是如何发生的。

第二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让绝大多数人从中得益，尽管有些人得益多一些，有些人得益少一些，收入差距在拉大。最显著的例子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把1.4亿农村居民带入工业化的进程当中，改善了他们的收入水平。这种改善是实实在在的，否则的话，这些农村居民就不会到城里打工。尽管一定的歧视还存在，有些地方甚至还非常严重，但总体而言，对农村居民自由流动的限制在过去三到五年大大降低。

这里有必要提及，对外开放、特别是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是农村居民从经济增长中获益的主要推动力，没有出口的大规模增长，就没有农村居民向城市的移民潮。我们知道，入世是促成中国出口井喷式增长的重要原因。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中国当年的出口量是2662亿美元；此后，出口保持了28.9%的年平均增长率，到2007年，总量达到1.218万亿美元。而农村移民的数量在2000年是7000多万，到2004年就增长到1.2亿。

在当今世界，经济开放不仅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事实，而且还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在过去的30年，我们基本赶上了世界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没有被世界落下。中国是当今世界经济秩序的受益者，而自由贸易是这个秩序中的重要一环，因而，中国应该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而不是反对者。

但是，工人的低保障和环境的低质量一定帮助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只看中国是不行的；我们需要比较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一个可比的例子是印度。印度享受医疗保险或免费医疗的人数不超过总人口的5%，而且享受者主要是政府雇员；相比之下，按最保守的估计，中国也有30%的城市人口，或总人口的12%享受医疗保险。但是，中国的经济表现却比印度要好，这说明低社会保障并不促进经济增长。同样，比中国环境标准执行更不力的国家大有人在，但它们的经济增长却赶不上中国的经济增长，因此，低环保标准也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

事实上，在微观层面上，我们可以举出很多较高的福利保障和较好的环保执行力度提高企业盈利能力的理由。比如，较高的福利保障可以提高员工的忠诚度，给予他们更多的激励；较严格的环境标准可以促使企业加快技术和设备的更新等等。

那种认为低福利、低环保标准帮助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观点犯了两个方面的错误。第一，他们在相伴发生的两个事件当中按照他们已有的逻辑建立起因果关系，然而，两件事情同时发生并不意味着其中一件一定是另一件的原因，就好比街上流行红裙子和股票价格上涨同时发生，并不意味着女性选择裙子颜色和股市之间有必然的联系。第二，他们忽视了福利问题的阶段性。能够成为北欧那样的健康的福利国家当然好，但如果我们现在就要成为那个样子，无疑是揠苗助长。

以上所讨论的几个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多少都带有“漫画”的性质，即把一个复杂的事情进行大而化之的处理，仅仅通过一些类比建立某种因果联系。这种倾向有两方面的坏处。一是误导民众，在中国，知识分子还是一个受尊重的群体，民众往往倾向于相信，知识分子的结论是认真分析之后得出的；漫画式的解释给民众传递模糊不清的信息。二是妨碍认真的学术研究和公共讨论，漫画式分析所使用的概念没有清晰的定义，逻辑似是而非，因此可以让分析者躲避别人的批评——当被人批评时，他们总是可以说，你理解错了，我不是这个意思。这当然和我们比较低水平的大学教育和学术研究有关，但正因为这样，知识分子才更应该时刻保持对自己的警惕，不要沿着败坏的斜坡滑下去。

中国奇迹与华盛顿共识

比较符合实际的解释是，改革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原因。把改革的30年和计划经济的30年进行比较，最大的差别是前者是不断向着市场经济迈进的30年，而后者是拒绝市场的30年。同时，把中国放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较，我们也发现，走上持续发展之路的国家也是那些像中国一样对原有经济体制——其中多数是以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政府管制为特征——进行了改革的国家，如印度和越南。因此，用改革来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国内外一个流行的观点是，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构成对主流经济学及其衍生政策、特别是华盛顿共识的挑战，美国记者约什华·库伯·拉莫（Joshua Cooper Ramo）甚至提出了北京共识的概念。但是，如果对照一下华盛顿共识的始作俑者约翰·威廉姆森给出的内容，我们会发现，中国的改革历程就是向着华盛顿共识靠拢的过程。

威廉姆森给出了华盛顿共识的十条内容，它们是：有纪律的财政、减少纯粹收入再分配、增加公共品（如教育和健康）的支出、拓展税基和适当降低边际税率、利率自由化、有竞争力的汇率、贸易自由化和外资投资自由化、私有化、减少对企业进入和退出的规制、保护产权。可以看到，除了利率自由化，中国的经济改革或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其他九条内容，或正朝着它们所指示的方向前行。

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我们一直保持了非常谨慎的财政政策，国债余额占一年GDP的比例从来没有超过税收占GDP的比例；同时，我们也比较好地控制了通货膨胀，即使是通胀最高的1994年，年通胀率也只有24.1%——尽管对中国人来说已经是很高了，但是，其他转型国家在转型初期的月通胀率动辄就达到这个数字。

值得注意的是，计划经济体制造成了严重的短缺，一次性地放开价格势必引起恶性通货膨胀。在改革的早期，中国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倾向于认为，通胀是改革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因此必须忍受，是1985年秋天召开的“巴山轮”会议扭转了这个观念。在这次著名的会议上，国外知名学者如科尔奈和托宾强烈警告中国不能放任通胀的蔓延，国内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才开始重视对通胀的控制。目前我们正处在第三轮通胀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年通胀率没有超过5%，远低于前两轮的水平，说明政府对通胀的控制能力在提高。

在财政支出方面，中国从来没有被民粹主义的诉求所左右。在1994年税改之前，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很弱，根本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收入再分配；税改之后，各级政府的收入加速增长，但除了必要的工资性支出之外，多数政府收入被用于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在过去五年，政府对教育和卫生的投资明显增加。事实上，中国省际的收入转移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在税收方面，从1978年到1994年，中央和地方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地方自主权很大，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是政府税收收入占GDP比重由1978年的31%下降到1994年的12%，即使加上预算外收入，也不会超过17%，也就是说，税改之前中国的宏观税负是很低的。税改之后的十多年里，增值税成为最主要的税种，但所得税的分量在最近几年不断提高。随着国家税收的增加，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一再提高，企业所得税在内外资并轨之后也由33%降为25%；目前，新一轮的减税计划正在酝酿之中。

在对外开放方面，改革开放时期的政策完全符合华盛顿共识的建议。中国对外资的开放力度是发展中经济体所少有的，时至今日，中国60%的出口是由“三资”企业贡献的。我们在1980年代中期就确立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与之相适应，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1978年至汇率并轨的1994年间贬值了200%，大大刺激了出口。目前，出口已经达到GDP的30%以上，是大国中最高的。正如一位国外学者所说的，当发达国家纷纷抵制自由贸易扩大的时候，中国成为自由贸易的积极倡导者。

在产权改革方面，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头几年见证的最大变化是国有企业的大规模改制。改制即民营化。而且，对产权的保护也在加强，通过宪法修正案和物权法等法律的出台，产权保护进一步法律化、制度化。

最后，在企业规制方面，经过20世纪90年代末的政府改革，企业的注册程序大大简化，注册门槛和注册成本降低；另一方面，破产法的实施为企业的破产创造了条件，并保证了改制中企业职工的妥善安置。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做是主流经济学及其衍生经济政策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制造中国奇迹的原因不是奇迹。

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止步，而是要接着问：既然华盛顿共识的建议如此之好，为什么只有像中国这样的少数国家坚持采纳了这些建议，而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采纳，或者即使采纳，也因为各种原因而半途而废？

华盛顿共识本身不应该是一个问题，因为它在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都起作用，在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就更应该起作用。信息也不应该是一个问题，即使是在最贫穷的国家，经济学的本科和研究生教材也和美国的大同小异，一个硕士研究生至少掌握了中级水平的经济学知识。那么，问题只能出在掌握政策制定权力的政府身上；我们的问题因此变成：为什么中国政府采纳了正确的经济政策以及合适的改革路径以达到这些政策？这是我们下一部分要讨论的问题。

日本真的“失去二十年”吗？

“失去二十年”似乎是日本的一个特有标签。谈论日本社会和经济的学者，往往喜欢用“失去二十年”来佐证日本的衰退与没落，并把它作为一个典型案例来描述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破裂后的灾难性后果。大家所说的日本“失去二十年”是指1991—2010年这个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破裂后，日本经济增长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1990年日本的GDP是464万亿日元（按照1995年价格计算），十年之后的2000年日本的GDP仅仅达到534万亿日元的水平。这十年期间GDP的平均实际年增长率是1.4%，低于所有发达国家。这是泡沫经济崩盘后第一个“失去的十年”。此后，在2001年到2010年之间，日本GDP平均实际年增长率进一步下滑到1%以下。在此期间，日本出现了长期的通货紧缩。这是第二个“失去的十年”。

一、“失去二十年”夸大了经济衰退

“失去了二十年”的谬误根源在于找错了参照物。我们在观察现在的日本经济时一直存在一个误区，即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以中国经济、美国经济或者日本高速增长时期和泡沫经济时期为参照物。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初、中级阶段，也是城市化进程最快的阶段，经济高速增长有其必然性。日本早已完成追赶任务，与中国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不能这样对比。日本与美国也不可比。虽然美国也进入后工业化的成熟阶段，但美国可利用政治霸权、军事霸权在全球呼风唤雨，能够利用所谓“能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借口，调动全球资源，为其经济发展服务，还可利用美元作为基轴货币的优势维持印钞权和定价权，借此在世界经济中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即便自身经济出了问题也可以让全世界为其买单。而日本绝没有这种经济以外的能力，以支撑、维持其较高的增长速度。

从纵向比，日本在1955年至1973年间实现了高速增长，完成了追赶欧美发达国家的任务。昔日日本的高速增长与中国现在的情况比较相似，甚至是在比中国更为有利的条件下实现的。现在的日本经济状况若与尚未发生泡沫经济之前的1984年相比，还是比较客观的。若以1984年为100，股市（除泡沫期外）有升有降，变化不大，地价也未发生太大变化，劳动者个人收入略有上升，而法人收入有升有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个人金融资产上升幅度较大，2010年大概是1984年的三倍。储蓄率下降是人们认为日本经济“失去20年”的主要论据之一。但实际上，在这期间，虽然家庭的储蓄率有所下降，但企业的储蓄率却在上升，民间储蓄总体仍维持较高水平。日本人均GDP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总体呈快速上升趋势，从1985年的11369美元上升到2011年的46618美元，增长3.1倍。由此可以看出，与日本经济正常状态的1985年相比，日本的主要经济指标并没有“失去”。而且，标志国民富裕程度的人均GDP仍处于上升状态，显示民间财富的个人金融资产和民间储蓄仍居于高位，日本的经济实力和国民生活水平绝不逊色于欧美主要发达国家。

二、客观认识所谓“失去二十年”的日本经济

综观过去20多年中，日本真正出现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的时期只有1997—1998年，其间金融机构纷纷倒闭，并出现轻微的信用危机，但很快就得到控制。在总体低迷的20年中，也曾出现过低水平的恢复。如阪神大地震后的1995—1996年的“小阳春”, 1999—2000年出现的“IT景气”,2002年1月—2008年3月还出现了长达73个月的战后最长、年均经济增长率为2%的低水平景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截至2005年，日本解决了不良债权问题。正因为如此，当2008年出现国际金融危机时，日本金融机构遭受的直接损失有限，金融系统始终保持稳定状态。但是，由于美国、欧洲等外部市场急剧恶化，日本的实体经济遭受重创。在2008年第四季度，几乎所有主要经济指标都出现了自由落体式的下跌，2008年度实际GDP增长率出现了-3.7%的战后最大幅度滑坡。但是，在外需扩大和超宽松货币政策、积极财政政策等因素的强力推动下，2009年第二季度以后日本经济形势逐渐好转，2009年度实际GDP增长率为-2.0%，降幅明显收窄，2010年度实现3.4%的正增长。

2011年3月，日本遭受了百年一遇的大地震和千年一遇的大海啸，以及致命的核泄漏，当年下半年还受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导致的世界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但即便如此，2011年度的日本经济仍保持了0.3%的增长。2012年5月，占日本发电总量29%的55个核电机组全部停机，但日本经济、企业生产与国民生活并没有受到约束性影响，2012年度GDP增长率为1.2%。2010年至2012年的三年，日本年均实际经济增长率为1.6%，与1991年至2009年间的年均增长率相比，高出一倍。2013年，在“安倍经济学”的刺激下，日本第一季度实际GDP增长率高达4.1 %，第二季度也是3.8 %的高增长。

2012年，日本GDP总量达到5.96万亿美元，仍居世界第三位，人均GDP高达46736美元，仍居世界前茅。海外净资产高达296.1万亿日元，为世界第一；个人金融资产为1547万亿日元，居世界之首。在“失去二十年”期间，日本企业不断通过海外投资和并购打造了一个“海外日本”。例如全球最大汽车制造商丰田每年生产的1000万辆车中，大约三分之二是在海外生产的。日元可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地位，也给日本企业创造了在日元升值时进行海外并购的有利条件。2001年日本持有的海外净资产是179万亿日元，2015年日本海外资产达到339万亿日元，比2001年增长了90%。海外资产为日本带来了巨大的收益。2001年日本海外净资产的收益是8.2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GDP的1.6%;2015年日本海外资产的收益达到了20.7万亿日元，大约为日本GDP的4%。海外资产的收益也改变了日本经常账户收入的结构。日本过去十几年经常账户盈余的来源，已经不是传统的货物和服务贸易盈余，而是海外资产的收入。日本的海外资产是这个国家埋藏在全世界各地的财富，是日本国民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从外汇储备看，到2006年为止，日本一直居世界第一位，2006年以后被中国超越，居世界第二位。另外，日本还拥有可供半年消费的石油储备，以及大量的镍、铬、钨、钴、钼、钒、锰、铟、铂及稀土金属等战略物资储备，实际上这是一种物化的外汇储备，而且更具战略意义。

另外，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东日本大地震以来，日元曾持续走高。一国货币的升值与否主要取决于其经济发展的基本层面和未来前景，日本经济状况不算好，但至少不比美国和欧洲经济状况更坏，所以投资家才大量购入日元。也正是因为日元升值，尽管日本在2011年名义GDP增长率为-0.7%，但如果换算为美元则为5.87万亿美元，与上年相比增长7.5%。

三、GDP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的细微差别

外国人在日本走马观花之后，无论如何也无法把亲眼见到的富裕、整洁、充满现代化气息的日本，与一个经历了20年停滞的国家联系在一起。经历了“失去二十年”之后的日本，依然是平均寿命最长的国家，是使用iPhone手机比率最高的国家，甚至把iPhone的发明国——美国远远甩在后面；日本的网速虽不是世界上最快的，但也是最快的之一，远远超过许多发达国家；日本电视台早已经进入到数字时代，不再播放模拟信号的电视节目了；以高速公路、铁路、新干线和航空运输构成的交通网络，几乎覆盖了日本的每一个角落，不同交通工具之间实现无缝连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与其相比。代表日本高效率和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毫无“失去二十年”后破败的痕迹。

目前，日本的失业率为4%左右，最高年份的2002年也只有5.4%，而欧洲国家大多都在8%以上。日本国民生活水平甚至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自然环境和空气质量仍然是世界最好的。日本在世界产业链条中仍居高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仍属一流。从某种意义上讲，过去的20年更是日本改革调整的20年，经受历练的20年，制度创新的20年。

经过不间断的改革，在这20年当中，形成了支撑日本经济未来发展的三个重要条件：第一，是空前的成本下降与效率提高；第二，是日本企业的国际化和世界市民化；第三，是持续且高强度的技术积累。在应对美国要求的日元升值过程中，不仅工资水平下降了，而且流通成本和公共费用都大大降低，日本从一个世界物价最高的国家变成了世界上少数几个低成本国家之一。另外，由于生产大量转移到海外，日本正从出口基地向全球商务的总部功能和总部经济转变。企业的研发高投入，促使日本的潜在技术实力上升。而且，在过去的20年当中，日本在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基础领域涌现出十余名诺贝尔奖获得者。

简单来讲，日本“失去二十年”的现象是以GDP增长率来定义的。而要理解“失去二十年”的经济停滞与日本现在依然展示的富裕和发达之间的不一致，需要跳出以GDP增长为唯一标准的单线思维。国际清算银行的经济学家指出，仅仅用GDP来衡量日本经济的表现，而不考虑日本人口结构变化，是片面的。日本过去几十年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劳动人口的大幅减少。1995—2015年，日本劳动人口减少了1000万。劳动力是生产活动最重要的投入要素之一。劳动人口的大幅下降，自然会抑制GDP的增加。

但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在“失去二十年”期间却出现了大幅提高。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估算，日本劳动力人均GDP在2000—2015年间累计增长了20%，远远超过美国的11%；即使剔除2008年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2000—2007年间，日本劳动力人均GDP依然增加了11%，超过美国同期8%的水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弥补了劳动力下降对经济的副作用。根据索洛的增长理论，劳动生产率的进步是收入增长的永动机。在“失去二十年”期间，日本人平均工作时间也出现了大幅下降。1990年日本人平均每月工作171小时。随着法定节日的增加和带薪假期的普及，日本人均工作时间不断减少。2013年平均每个月的工作时间是149小时，比1990年减少了13%。工作时间的减少意味着闲暇时间增多、生活品质提高，以及劳动生产力的提高。

从日本家庭的微观层面来看，日本依然是一个富裕和藏富于民的社会。日本的家庭依然拥有非常健康的资产负债表。20世纪80年代股市泡沫的破裂，让日本许多家庭失去了一大笔纸上财富。目前日经指数依然不到泡沫期间的一半。但是，日本家庭不包括房产在内金融资产的积累并没有停滞，而是出现了显著的增长。1990年日本家庭平均金融资产是1350万日元，2015年是1810万日元，比1990年增加了34%。平均值也许会掩盖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不过，即使从中间值来看，日本家庭也依然拥有非常健康的资产负债表。日本家庭2015年金融资产的中值是1050万日元，这一数据意味着日本一半以上的家庭拥有1050万日元的金融财产。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家庭60%的金融资产是以银行存款的形式存在，说明日本家庭有充足的流动性，可以抵御任何突发的经济危机。经济的长期停滞并没有导致日本家庭的负债增加。日本家庭目前平均负债为500万日元，其中90%是房地产贷款。日本仅有38%的家庭拥有债务，这一比例比2008年下降了3个百分点。

忘掉GDP增长率，聚焦于劳动生产率、生活品质的改变、海外资产的积累和家庭财富增长这些变量，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失去二十年”的日本依然是一个富裕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