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实践哲学的双重谱系

理论态度以终极性和永恒性为目标，期望一劳永逸地把握“多”背后的“一”，现象背后的本质，流变背后的不变之物。如今，时代精神已经变迁，基础性与终极性不再显得那么魅力十足。在此背景下，实践哲学再次成为一条可行的思想路径。在世存在、生活世界、语言游戏、解释学情境、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所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词无不表达着某种实践关怀。然而，实践哲学绝非现代人的独创，它有着源远流长的谱系。从历史的角度看，有些思想家一方面承认理论思辨的基础地位，另一方面力图为实践哲学寻求一个适当的位置。比如，康德主张将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区分开来，强调认识论与伦理学具有截然不同的对象、目标、规范和方法。有些思想家则激进得多，他们从根本上拒绝理论思辨传统，力主用实践哲学取而代之，甚至将其提升至“第一哲学”的高度。这构成了实践哲学的双重谱系。

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已赋予实践哲学以独立性，这与柏拉图有很大的差别。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尽管理论生活具有无可置疑的崇高地位，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实践活动的价值。理论对应于思辨，实践对应于人的现实活动；理论归属于认识论，实践归属于伦理学；理论相对于可知世界，实践相对于伦理世界。苏格拉底主张“德性即知识”，期望把伦理学奠基于认识论之上。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实践活动与理论思辨不同，它们针对不同的对象，而且涉及灵魂的不同部分。在实践领域，人的目标是善，活动的对象是特殊的、个别的。诸如此类的活动需要phronesis而不是nous或sophia。实践活动与善恶有关，与人在特殊条件下的选择有关。理论则对应于普遍性，与真假有关。Phronesis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既不同于努斯（nous），也不同于狭义的感觉和经验：

明智（实践智慧）显然并不是科学，如上所说，它们以个别事物为最后对象，只有个别事物才是行为的对象。明智与理智相对立。理智以定义为对象，这不是理性所能提供的。明智以个别事物为最后对象，它不是科学而是感觉。不是某种感官所固有的感觉，而是在数学对象中，用来感觉个体三角形的那种感觉，并在那里停止脚步。

概而言之，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赋予了实践哲学以相对独立的位置。这深刻影响了后世对实践哲学的理解，以至于一提到它，人们就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伦理学或政治学。然而，除此以外，我们不应忽略另一种更加激进的实践哲学传统，这一传统的典型代表是马克思、尼采和实用主义者。他们的目标不在于论证实践哲学之于理论哲学的相对独立性，而试图从根本上颠覆理论思辨传统，甚至将实践哲学作为“第一哲学”。

在古希腊，“理论”不纯粹是认识论概念，它还带有浓郁的形而上学色彩。在柏拉图看来，通过理论看到的理念本身具有超验的存在论属性，后者构成了可感世界的本质和基础。近代之后，“理论”逐渐丧失了形而上学意义，变成了主体对客体的“镜式”反映。借用罗蒂（Richard Rorty）的话说，心灵变成了一面能够反映外部世界的镜子。可是，这导致了一个无法克服的难题：主体如何能够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马克思主张，这一难题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克服：

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

马克思认为，人是实践主体（感性存在物），他的能力首先表现在实践创造，而不是静观世界。主体不是世界的旁观者而是参与者，“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自然也不是冷冰冰的因果关系的整体，绝非机械论意义上的对象。在马克思看来，人是自然物，同时自然物亦是人的实践创造物。这样，凭借实践概念，马克思希望在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之间实现和解，将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统一起来。据此，理论认知相比于实践是第二位的，认识论应当奠基于实践存在论。

与马克思相比，尼采要激进得多。在尼采看来，柏拉图的两个世界架构是一种虚构，理论思辨是哲学家仇恨生命力与创造力的表现。希腊人认为，生成的世界是变幻莫测的偶然世界，确定性与永恒性要由存在的世界来保障。然而，从生成的世界退缩到存在的世界，并借此贬低生成，这只不过是生命衰败的征兆。古往今来的哲学家们所编织的五颜六色的理念外衣，完全是避难所而非天堂。在与两个世界架构决裂之后，尼采试图在“权力意志”的基础上构造一种崭新的形而上学。存在的本质是权力意志，“给生成打上存在之特征的烙印——这是最高的强力意志”。必须警惕，人们常常将权力意志误解为权力迷恋，特别是对政治权力的崇拜。事实绝非如此，权力意志首先关乎存在的本质规定。世界是一个动态的、生成的过程，而权力意志为永恒的生成提供了可能性条件。所谓知识、科学和道德，只不过是权力意志的生成结果，远不是对它的否定。由此，理论思辨失去了合法性，基于权力意志的永恒生成和创造成为哲学的基点。在这一点上，后来的福柯深受尼采影响，并且与尼采一样遭受严重误解。

到了20世纪，实用主义以更加系统的方式阐释了实践哲学的内涵及其意义。在杜威看来，理论思辨传统坚持“旁观者式的认识论”，强行将认知主体与认知对象作二元化处理。然而，这种认知方式早已被近代科学远远甩在身后。自然科学获取知识的方式并不是依靠“观看”而是实验。认知主体并非外在于研究对象，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非但不可消除，而且构成了知识生产的基础。换言之，认知主体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知识只有在主体与客体或者有机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才能得到解释。杜威说道：

诚然，这里只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我们或者必须在那些不断变化的事物的相互作用中去寻找一些适当的认识对象和认识手段，或者为了避免受到变化的影响，我们必须在某个超验的和超凡的领域内寻找那样一些对象和手段。

杜威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从“旁观者式的认识论”转向了“参与者式的认识论”。

这番思想史叙述显然是粗浅的，但它的确表明实践哲学并非当代人的独创，对实践的关注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另一方面，它提醒我们注意区分两种实践哲学谱系。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历史谱系认可理论思辨的基础性，同时试图给予实践哲学一个适当的位置。于是，实践哲学是理论哲学的补充而非取代。以马克思、尼采和实用主义者为代表的谱系则激进得多，他们主张彻底放弃理论思辨传统，在实践概念的基础上对哲学进行全新改造。杜威的名著《哲学的改造》这个标题尤其鲜明地表达了这种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