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民主与科学——新文化运动时期被亲切地称作“德先生”与“赛先生”，代表着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诉求。在那个命运多舛的岁月，人们殷切希望它们能够救国民于水火，将中国引向自由富强的康庄大道，并承担起开民智的启蒙使命。百年之后，我们所处的生活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前的科技、经济、政治与思想格局远远超出了前辈们的想象。历史的距离感既赋予我们不同的视域与眼光，也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必须直面的新问题。其中，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现象是科学与民主之间的内在张力。

科学与民主关系紧张？这难道不是耸人听闻吗？根据一般看法，科学与民主分属不同的领域。前者关涉知识与真理，后者关涉权力的分配及其合法性；前者以认识世界为宗旨，后者代表着理想化的政治秩序。这是两个互不隶属的范畴，根本不存在冲突的可能。更有甚者，如波兰尼（Michael Polanyi）在20世纪40年代指出的那样，科学与民主之间存在强烈的亲和性，自由、平等与批判的科学精神同时亦是民主气质的展现。因此，五四知识分子将民主与科学相提并论是很有道理的，二者共同构成了启蒙与现代性的精髓。

20世纪以来，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是科学技术愈来愈多地参与公共生活。从宏观角度看，科学家与科学共同体大量介入政治事务，充当政治智囊，并实质性地影响着各种公共政策。从微观角度看，当代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周围世界”的存在方式无不带有科学技术的深刻烙印。日益专门化、精致化的专家知识与日新月异的技术产品无孔不入，不仅塑造着每个人的身份，而且左右着人们对世界的感知。福柯意义上的“权力/知识”在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时代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当科学成为一种力量（power），它与民主的关系将随之一变。科学的权威性奠基于知识合理性——远至柏拉图，近至维也纳学派，对此均深表赞同。然而，知识合理性与政治合法性是完全不同的范畴。作为政治合法化手段，民主观念自近代以来逐渐深入人心，并在20世纪成为广泛的政治现实。根据民主理想，任何权力的实施都应当在受众面前赢得合法性，否则将沦为霸权。如今，科学尽管已经深度参与政治生活，却一再凭借知识合理性而抵制政治合法化要求。在众多科学家及其支持者看来，科学具有最高程度的知识权威性，公众没有理由加以拒绝，除非是出于愚昧。在普罗大众看来，作为政治力量的科学不能仅凭知识合理性而逃避政治合法化要求，更别提知识合理性自身已经深陷怀疑的泥潭。结果，科学与民主之间呈现出史无前例的张力，围绕新兴科技议题引发的各种争议便是有力的佐证，例如转基因、垃圾处理、核电站等。这种形势是五四知识分子始料未及的，却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

如何面对？怎样缓解科学与民主之间的张力，进而批判性地继承五四遗产？这既是一个迫切的现实议题，也是一个严肃的理论议题。与通常的科学政治学研究不同，本书不打算涉及如下主题：科技政策的演变、科学与政府的关系史、科学家的政治角色、民主的制度性安排等。我感兴趣的是，如何在认识论与存在论层面重构适当的科学观念与政治观念，从而为科学民主化开辟学理空间。

从思想史上说，流传至今的科学观念与政治观念起源于柏拉图的《理想国》：科学作为知识（episteme）被定位于理念世界，而政治则被束缚在洞穴之中。《理想国》的政治规划是用“知识”克服“意见”（doxa），用科学拯救政治，将政治合法性奠基于知识合理性。这正是柏拉图提出“哲学王”的核心旨趣。如今，当科学业已介入政治生活，知识/意见的坐标系业已无法充当思想指南时，《理想国》的政治规划必须重写，指导方针是将民主作为科学之政治合法化的途径。在“理想国”破灭之后，科学不再高居理念世界之庙堂，它必须学会与“洞穴人”共处，并通过共处而重新赢得政治合法性，以免自己沦为霸权。这一规划有赖于同时重构我们的科学观念与政治观念，将认识论、存在论与政治学作为同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

这样做难道想解构科学、抛弃真理？绝非如此。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们见证了太多的现代性/后现代性、合理性/相对主义的无休止争吵。本书无意卷入其中，毋宁说它的初衷是尝试寻找一条特殊的思考路线——既不同于普遍主义，也不同于解构主义。它的取向是存在论，而不是认识论。或者借用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话说，它既不是现代的，也不是后现代的，而是非现代的（nonmodern）。

希望本书不仅能够关照当下之处境，亦能算作对五四启蒙运动的些许追忆。启蒙作为理念是一项“未完成的规划”，甚至注定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规划”，因为启蒙者始终要承担起自我启蒙的重任，没有什么可以超越批判充当启蒙的工具，真理、科学、民主均不例外。启蒙具有什么确定的实质性内涵吗？对此，我半信半疑。启蒙让我们始终采取永恒批判的精神姿态吗？对此，我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