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学取消政治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因“不信神”和“败坏青年”两条罪状被雅典政府判处死刑。这对柏拉图产生了巨大震撼，同时也让他十分恼怒。但恼怒归恼怒，如想为先师翻案，必须有理有据。苏格拉底之死意味着什么？“意见”（doxa）战胜了“知识”（episteme），政治战胜了科学。在柏拉图眼中，恩师俨然是知识与真理的化身，雅典人处死这样一位热爱智慧的“哲学家”，理据何在？于心何忍？指控苏格拉底“不信神”和“败坏青年”只是政治家的借口，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无知。权力的倾轧、利益的争夺和道德的沦丧，这一切将政治家束缚在“意见世界”，无法知晓真理与科学为何物，以至于将苏格拉底视为城邦的敌人而判处死刑。柏拉图反其道而行之：苏格拉底不该死，该死的是雅典政治；政治不应戕害科学，应该用科学取消政治！

第一步，柏拉图将所有参与城邦政治的人均赶入黑暗潮湿的“洞穴”，给他们套上冰冷的锁链。《理想国》中的洞穴比喻尽人皆知，柏拉图以寓言的形式表达了自己对政治本性的看法。什么是洞穴？这是一个愚昧、无知、自私自利的权力场。它等同于“可感世界”——虚幻的、变动不居的意见世界。参与政治一度是希腊人的荣耀，甚至是自由民的特权。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政治不断为后世思想家所追忆，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政治的高贵品质。譬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推崇备至的“公共领域”（public realm）即以雅典的城邦政治为原型。但是，经柏拉图之手，政治变得一文不值，其认识论、存在论和伦理学的意义丧失殆尽：参与城邦生活的人不具有真正的知识，尚停留在模糊的、不确定的意见之中；他们身居流变的现象世界，是二等世界的公民，还未上升到纯粹的理念世界；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正义本身，什么是善本身，不可能真正拥有德性，因为德性的基础在于知识。借助于洞穴比喻，柏拉图对政治概念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改造，参与政治从光荣变成了耻辱。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极端反常识的政治概念。任何参与城邦政治生活的人都会断然拒绝柏拉图对政治观念的改造，无法接受自己是“洞穴人”，更不可能承认自己一无所知。至少，政治人知道如何做事，具备治国安邦的实践智慧（practical wisdom）。但是，在柏拉图眼中，实践智慧与知识相比算不上什么，后者隶属于超验的理念世界。可见，只有置于“两个世界”的框架内，这个政治概念才不那么反常识。这是柏拉图的第二步。与现象世界相对照的是理念世界、可知世界或科学世界。倘若不对它作出设定，洞穴就不成其为洞穴，政治就没那么面目可憎。在两个世界理论中，现象世界所缺失的东西，恰好是理念世界的建筑材料：知识、善、理性、美、存在等。意见世界是一个尔虞我诈的政治世界，理念世界则是纯而又纯的科学世界。前者太人性但不理性，后者不人性却很理性。然而，能够将人类从洞穴中解救出来的，恰恰是这个不人性却很理性的世界。

如此，一系列二元对立便宣告完成：意见/知识，黑暗/光明，现象/本质，政治/科学。时至今日，它们依然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譬如，普世主义者主张，所有的文化和社会都是洞穴，科学之为科学正在于它能够走出洞穴，超越一切社会文化情境。相对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则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各种各样的洞穴之中，但也活得战战兢兢，生怕有一天洞穴会轰然倒塌，自己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第三步，柏拉图在两个世界之间搭建起一座特殊的桥梁。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如此不同，它们如何沟通呢？通过哲学家——亦可称作“科学家”，根据定义他们都是拥有或渴望拥有知识的人。哲学家是第一批挣脱枷锁、看到阳光并且返回洞穴拯救人类的先知。一方面，哲学家是超政治的。作为知识与真理的追求者，他们必须远离意见世界，不能归属于任何城邦，并游离于任何共同体之外。另一方面，哲学家肩负一项伟大的历史使命。他们应当将真理与科学散播给人类，用理性之光照亮黑暗的洞穴，将人类从洞穴中解救出来。不经哲学家的引导，洞穴人永远处于黑暗与无知的意见世界。他们自以为满腹经纶，学富五车，实际上一无所知，所闻所见均是幻影，更不可能具有崇高的德性。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无疑继承了柏拉图的精神。所谓启蒙（Enlightenment），正是凭借理性之光照亮人类的心灵，驱除愚昧、无知与盲从。倘若不预设光明/黑暗、理性/愚昧的等级结构，启蒙概念将丧失意义。于是，柏拉图提出了著名的“哲学王”概念：

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否则的话，我亲爱的格劳孔，对国家甚至我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

哲学王是科学与政治的综合体，兼具知识合理性与政治合法性。他一方面拥有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另一方面又是知识和真理的拥有者。然而，哲学王的政治地位并不是靠商谈或选举等政治手段取得的，其政治合法性来源于知识合理性。在柏拉图看来，政治领域内的问题纯粹诉诸政治手段是无法解决的，后者不过是乌合之众的把戏，不具备自我救赎的能力。只有科学能为政治提供合理而美好的前景。然而，理念世界本身是超验的，必须借助于哲学家这一理念世界的现实化身，它才能够指导政治实践。因此，作为知识和真理的拥有者，哲学家理应成为政治领袖。原本，政治问题只能借助于政治手段解决，共同体的政治秩序不能求助于共同体之外的力量来确立，比如暴力或强权。然而，由于柏拉图对政治概念作了史无前例的改造，政治共同体原则上丧失了追求真善美的一切能力。在柏拉图看来，城邦应该解散，雅典集市应该停止论辩，所有人都要在哲学家面前洗耳恭听，坚决拥护哲学王的领导。如今看来，柏拉图的政治蓝图与极权主义无异，“理想国”很不理想。

无论如何，雅典处死苏格拉底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怎么能用政治屠杀科学呢？应该反其道而行之，用科学取消政治，用真理解散议会。这正是柏拉图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