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文化守成主义思潮

迄今为止，人类历史最深刻的一次转型，是从古代（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关于何谓“现代化”，其实质内涵如何，许多睿智的思想家作过申说，而且，他们往往把它和另一个相关的概念“现代性”进行对举，认为“现代性”正是“现代化”所要追求的结果，而“现代化”是为了达到“现代性”的效果而进行的一种动态过程，“现代化”更多指向物质和制度层面的变革，而“现代性”则更侧重于人的精神层面。伟大的思想家卡尔·马克思把西方现代性的特征概括为资本的产生和扩张，以及新型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而在马克斯·韦伯看来，西方现代性的最根本特征就是理性化，它表现为科技化、法制化、货币化、世俗化以及科层化等不同形态；齐美尔则认为，现代性的突出表现就是客观文化压倒主观文化、物质文化侵凌个体独创文化；解构主义大师利奥塔却主张，现代性就是现代理性、启蒙、总体化思想及其历史哲学……总之，“现代性拥有极其庞杂的内涵。从世俗化、理性、自由经济到线性的时间观念、厚今薄古、民族国家以及复数的现代性，西方众多思想家的理论表述迄今仍然有增无减”。有了西方这些思想供借鉴，中国学者在论述“现代性”的内涵时就往往采取综合概括的方式，如包亚明认为，“不管对于现代性的理解如何纷繁复杂，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大多数西方思想家都普遍同意：现代性的开始引来了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社会形式，而这一形式又在现代文化的多样性中得以呈现。现代性本质上是动态的，使人们能够控制自然，能积极地改变社会生活，能通过民主政治和平地管理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现代性在实现人类可能性方面的现象上的潜能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文明，但它同时也带来各种各样的挑战与危险”。陈晓明则指出，对“现代性”应从两方面去理解：“其一，社会的组织结构方面：现代性标志着资本主义新的世界体系趋于形成，世俗化的社会开始建构，世界性的市场、商品和劳动力在世界范围的流动；民族国家的建立，与之相应的现代行政组织和法律体系；其二，思想文化方面，以启蒙主义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对社会历史和人自身的反思性认知体系开始建立，教育体系以及大规模的知识创造和传播，各种学科和思想流派的持续产生，这些思想文化不断推动社会向着既定的理想目标发展。”

其实，无论是“现代化”还是“现代性”，都是相对于传统或传统性来说的，它有着自身内在的规定性，其最突出的表现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深刻转变。这一深刻转变从西方开始，然后逐渐波及全球，是人类社会一种普遍的趋势。相对于西方对“现代化”的自觉追求来说，中国的“现代化”是被迫进行的，是一种“外源后发型”的现代追寻之路，这也注定了其更加步履维艰的命运。有学者通过比较中西两种现代化进程指出，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属原生形态，是一个内在的社会经济的自发过程，因而一般采用渐进的演变形式，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而包括中国在内的晚近亚非拉美等国家的现代化则大都属于诱发型，是在西方冲击和现代国际环境影响下导致的社会激变，时间短而集中，所以往往采取突变的即革命的方式。也正因此，虽然在中国现代史上，保守主义同激进主义一样，是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和对西方文化冲击进行回应的产物，也是诞生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并以“实现现代化”为理想目标，但在整个激进革命思潮占主导的时代大环境下，其被排斥、被抨击的历史命运不可避免，这一情况直到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稍有改观。

一、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守成主义思潮

一般说到“保守主义”，是从社会政治领域来进行界定的，指的是一种与“激进主义”相对立的观点态度，其突出特征是守护秩序，主张稳妥、渐进、改良，反对“激进”的革命行为。而“文化守成主义”与政治层面的保守主义虽有密切的联系，但区别也很明显：文化层面的保守主义更多的是指一种思想倾向或思想派别，它要“保守”的更多是文化传统和民族特征，文化守成主义者在政治上可以很进步、很革命，甚至十分激进，但在对待民族文化的传统方面却持审慎态度。

据美国学者艾恺的研究，“文化守成主义”思潮是伴随着西方近现代化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而最早出现于西方世界的，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有德国的哈曼、谢林、费希特，英国的柏克、科贝特、柯尔律治，法国的梅斯特、托克维尔等。艾恺认为，虽然这些学者在出身、经历、学识、历史文化背景等方面多有不同，思想见解也多有抵触，但总体来说，“都以各种传统形式（或理想化）的社会当作社会完善的试金石”，并都对物质私利“有深刻的厌恶”，“唯恐它会毁坏所有建基于道德原则的所有的人群关系。他们对工业化的结果不是心存疑惧，就是彻底仇视，特别是现代都市生活及其病态与非人性化。他们强调社会重于个人，有机的群体关系高于法律关系及法定权利……渴望共有的道德价值和对真理的共同认识与分享……高度评价人类存在的非理性、非功利方面——艺术、宗教等等”。而且，他们“虽然不否定理性”，“却常亟思建立一种认识论，为道德价值建立一个基础”。从艾恺的这种界定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把文化守成主义思潮置于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追求现代化和实现现代性的语境中来申说的，认为文化守成主义是伴随着西方的现代化运动——18世纪的启蒙运动而出现的，是对启蒙运动主流的辨证的反动，是一种“反现代性（化）”的思想潮流，“是在腐蚀性的启蒙理性主义的猛烈进攻之下，针对历史衍生的诸般文化与道德价值所做的意识性防卫”，其主旨可概括为：以价值理性来为工具理性纠偏。

这种思潮的产生有深厚的社会文化土壤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我们知道，启蒙现代性的成果最突出表现为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人们曾天真而乐观地认为，随着启蒙现代性的充分发展，随着科技理性的不断进步，人类将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科学及其技术手段成了现代世俗宗教，其目的在于释放普罗米修斯般的能量，以解决人类所有问题，并取消所有的自然限制”。但社会发展的结果证明，科技和工具理性的发展进步虽然带给人类很多便利，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生存条件，使人类自身的主体性日渐加强，可“解决人类所有问题”的目标非但没有实现，反而为人类带来了更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诚如艾恺所说，“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进入工业社会，传统的价值观受到冲击，世界变得陌生而复杂，人被机器统治和操纵，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陌生而疏离，人与自然也前所未有地对立和疏远，“这种个人和社会的疏离感、陌生化，个体所感到的孤独感和无所依靠的心境构成了工业时代社会关系的基本特征”。德国学者冈特·绍伊博尔德在《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一书中曾扼要地将新时代的技术特征概括为八点：1．物质化。在海德格尔看来，由于现代技术的意志，一切东西变成了物质，变成了材料，从而也失去了它自己的价值和真实性。2．齐一化。最不同的存在领域被千篇一律化，事物的独特意义和作用都被否决了。3．功能化。新时代功能化的突出方式是自然被功能化为能量的提供者，而不是与人共处的存在。4．主客体的两极化。5．对一切存在着者的谋算。6．贯彻和统治。不再顾及事物的独立性和自身性，而已命令式的意志对待事物。7．生产和加工。8．耗尽和替代。在这种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独大的情况下，现代社会的种种“病症”也开始频频出现：传统与现代的断裂；重工具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物欲膨胀、消费主义盛行与终极审美理想失落……面对诸种问题，西方许多关怀人类命运的思想家都开始对这种单一的“现代性”进行反思与批判，如尼采、叔本华、海德格尔、韦伯、马尔库塞、阿道尔诺以及霍克海默，等等。

总的来看，源自西方的这种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其宗旨是为了拯救因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过度发展而产生的一些畸形症状，它强调向后回顾，认为前工业时代的传统社会有许多值得现代社会的人们吸取、学习的资源。就像有论者所论述的，这种思潮的实质是“反对‘反传统主义’的文化观和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地、粗暴地破坏，在吸收新文化的同时注重保持传统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而且，它趋向的是“在商业化、市场化的现代社会里，注重守护人文价值、审美品位、文化意义及传统与权威，抗拒媚俗和文化庸俗化的一种立场”。

西方这种“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它的“保守”已完全不具有汉语语境里极富贬斥色彩的“顽固守旧”“反对变革与革新”等意义，所以，美国学者艾恺在其著作中没有用“保守”这一词汇，而是从孙中山的名训“守成不易，创业维艰”中拈出“守成”二字以与“保守”相区别，强调文化守成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客观地说，文化守成理论也是一种极富“现代性”的理论，它一方面认可现代性的政治、经济、技术对社会进步做出的贡献，另一方面又对文化激进主义、科学主义、经济主义带来的文化失范、人文精神与伦理道德的变异与沦丧等问题忧心忡忡，力图从文化发展的传承性和规范化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救治与制衡。这些都为反思现代化、约束现代化的负面效应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文化资源。

二、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文化守成主义思潮

相比西方的文化守成主义思潮，中国的“文化守成主义”无论是在产生的背景还是其实质内涵及表现方面，都更显繁复和驳杂。如果说西方文化守成主义的产生，只是现代化运动本身的产物，是对因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而引起的人的异化问题的一种反思、批判与纠偏，那么，中国文化守成主义的产生除了同样有对人的异化问题的担忧，还有着自身的独特性，那就是要处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有学者说，中国文化守成主义的出现是“中西文化双重危机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反映，是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出路的选择”，的确是这样。一方面，面对因西方武力与文化的侵袭而导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知识分子们普遍产生了一种价值迷失与意义危机，而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反传统，虽然有其必要性和伟大的价值意义，但毕竟客观上更加深了部分知识分子的危机心理和意识，由此引发了中国文化深刻的认同危机；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以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为代表，他们更加确信，西方文化本身也存在致命的缺陷，面临深刻的危机，不值得“全盘学习”，反而是中国本身的传统文化可以拿来拯救陷入危机的西方社会。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许多学者在论及中国的文化守成主义时，都是明确地把其和那种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顽固守旧”区别开的，认为真正的“文化守成主义”者并不抗拒现代化进程，而只是对待传统和西方文化的态度与主流的激进主义者不同。一方面，他们对于传统中国文化“多半很清楚哪些是该保留下来的文化要素”；另一方面“提倡融合中西文化，提出未来的世界文化——或最起码将来的中国文化，会是一种中西文化的结合体”。所以，有论者认为，中国的文化守成主义的产生应该以冯桂芬在《采西学议》一文中提出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之思想为开端，并把张之洞、（后期的）康有为等人都视为文化守成主义者，我以为是不确的。照此标准来衡量，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守成主义派别在中国分别是：以梁启超、杜亚泉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以吴宓、梅光迪等为代表的“学衡派”，以梁漱溟、冯友兰、牟宗三、杜维明等为代表延续了几代的“新儒家”学派，以王新命等十教授为代表的“中国本位文化派”等派别。

至于中国文化守成主义的实质内涵和特征，许多学者进行过界说。代表性的如欧阳哲生将其概括为：坚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承接新文化的主体，肯定中国文化历史所蕴含的智慧和价值意义；强调科学与人生价值的分列，崇尚心力、伦理道德、人文精神对调节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的作用；怀疑乃至排斥现代西方的物质文明，强调传统的以群体而非个人为本位的价值取向；在中国物质文明处于落后的状态时，主张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体现出道德至上、人格至尊的精神。而何晓明则将其特征概括为四点：“第一，具备民族立场与忧患意识的天然品格；第二，对人文精神的高扬和对科学主义的反动二者合一，对民族文化执认同、回归与捍卫的姿态；第三，将道德本体化，并将之上升到人类“终极关怀”的层面，表现出泯真俗、合天人的宗教情怀；第四，在文化建设原则上它表现出变易意向与中庸原则的统一。”此外如郑大华、俞祖华、冯天瑜等也都对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内涵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归纳来看，尽管学者们对文化守成主义的内涵和特征的界说多有不同，但基本上是围绕这样三个问题来运思、争论和架构他们的文化理论的：第一，“中西文化”，或曰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第二，“新旧文化”，或曰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第三，“西化与现代化”，或曰“单一现代化”还是“多元现代化”的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争论，他们大致共同的主张是：承认西方文化的先进和优越，主张向西方学习，但反对彻底抛弃本土传统，“全盘”学习西方，认为应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为本位，并且要在批判西方的前提下学习西方；承认社会的总规律是进化的、向前发展的，但“科学与社会上实用智识（如politics, economics）可以进化，至于美术、文艺、道德则否”；认为“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中国的“现代化”尤其应避免西方在追求现代化道路上带来的一些弊端，而中国的人生哲学或人生观正可以救治西方个人主义、竞争主义、物质主义、机械的人生观，以及由此带来的人际关系冷漠、人为物役以及人精神疲敝、苦闷等等一些弊端。所以，应将东西文化进行合理的互补与调和，这样才能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系统。

我们知道，在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面临的最大的时代主题是“启蒙”和“救亡”，因此，为了真正唤醒沉睡了多年的国民，使中国能真正走上“现代”之路，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不惜采用极端激进的形式，无情而彻底地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甚至于有“全盘”学习西方的偏激之辞。可以说，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激进主义的这种做法自有其历史合理性，也是历史选择的必然，而保守主义“不管怎样时髦、全面、稳妥、爱国、爱民族，也讲究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但其将现代化的追求基础置入传统与历史之中而不是现实与未来之上”，他们提出的方案对解决中国面临的最紧要的问题离得太远，“即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确实能够拯救西方与今日世界未来的危机，它能否解决中国当前的问题仍值得质疑”，所以一直处于被遮蔽和压制的地位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直到进入“新时期”，党和国家果断地进行“拨乱反正”，使中国真正走向“现代化”道路之后，文化守成主义思潮中的一些合理因素才逐渐重新被提及，特别是随着现代化的飞速发展，中国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同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进程中一样出现的诸如道德失范、终极关怀失落和人文精神沦丧等负面影响时，文化守成主义的价值和意义开始被人重新探索和研究。学者在评价以往备受批判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时，开始更加关注其超时代的合理和有价值的一面，认为其思想至少能给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带来两方面的启迪：“其一是，经济、政治层面的现代化固然带来文化习俗、观念的现代化，但这种变化并不一定是全盘的，并不必然蕴含文化价值层面上的全面反传统，现代化终究是各民族的现代化；其二是，科技理性的过分膨胀和工业文明对整合的人性的肢解，出现了人的真实存在性的丧失并化为抽象性的危机，因此，不能不重新省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社会异化），特别是人的生命存在、道德境界与精神价值的问题，人性的全面发展的问题。”有识之士普遍认识到，中国正在进行的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现代化”进程，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期才开始推动的，这时候西方早已进入了所谓“后工业社会”阶段，工业化国家在20世纪初以来就已暴露出现代工业化、现代文明的许多弊端痼疾，有了这面镜子后，中国就要尽可能做到，既能快速发展经济、推动社会进步，又能有效避免现代工业社会出现的种种负面的影响和病症。这样，文化保守主义对西方现代性和工具理性的反思和批判的思想，就成了一笔非常值得吸取和借鉴的财富。

所以，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化寻根”为开端，到20世纪90年代开始蔚成声势，文化守成主义在中国重新崛起，并成为社会文化社会文化领域普遍的一种思想倾向。“文化热”“国学热”“新儒学”“平民文学”“大众文化”“后学”等都是这种思潮的表现。这种思潮当然是五四以来的文化守成精神的延续和发展，但由于时代语境的不同，又有了新的特质和内涵。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构刚刚进入实质性阶段时，面对现代化所伴生的一系列问题，人们对现代化的那种执着的价值追求突然减弱，虽然人们依旧从词语上保持对“现代化”的尊敬，并没有直接对现代化进行批评与质疑，但是，对于工业化、理性化、技术理性等等的批判和质疑已经清楚地透露出对于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怀疑。王晓明的一段话可代表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心声：“怎么会那样一厢情愿，竟以为世界上只有我们想象的那一种‘市场化’，一旦实现了这样的‘市场化’，整个社会就能够逐步获得全面的解放？为什么就想不到，某些垄断和腐败的权力完全可能制造出别样的‘市场化’，并以此展开更堂皇的欺瞒和更多样的侵吞？我甚至忍不住设想，如果当初知识界不那么幼稚，一面鼓吹‘效率’和‘竞争’，一面也强调‘公正’和‘民主’，在呼吁‘富裕’和物质进步的同时，不忘记高举另一些至少是同样重要的社会指标：比如自然，比如伦理，比如艺术和想象力，比如生活质量的整体提高、人的精神的全面发展……如果在八十年代是那样做了，也许，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就不至于这么缺乏抵抗力，这么容易被耍弄。”

在此语境下，几乎所有的具有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都成了一定意义上的文化守成主义者，他们虽然认可和支持现代化事业，但更多的是对现代性导致的另一面，如世俗化、商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工具理性及其技术带来的金钱和暴力崇拜、道德沦丧、人情关系冷漠等现象持批判和抵抗立场。如果说，以往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毕竟还在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同现代工业文明如何适应，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圣”能否以及怎样开出民主、科学的新“外王”等问题，那么新时期以来的文化守成主义者，其主要关注点已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如何适应现代化，而是如何用中国传统文化医治工业文明本身的弊端或现代化的负面效果。那么，怎样来规避和解决这些问题呢？他们主张加强人文精神的建构，强调价值理性对科学理性或工具理性的规范作用，强调对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加以吸收、转化，试图从传统和历史中寻找对现实未来的解释和解救方案，以民族文化精神来拯救道德沉沦、拯救整个中国文化。学者郭建宁对这种普遍的文化守成主义思潮（他称之为“新保守主义”）的特征进行了概括总结，以区别于中国历史上以往的文化保守主义：1．批判文化激进主义，倡和主合。2．弘扬儒学价值，回归传统；3．对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负面效应的警觉与担忧，倡导人文精神，主张吸取传统文化的有益成分；4．和西方后现代主义联姻，重视价值理性；五、对后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高度警惕，突出文化的自主权。

可以说，这种概括是全面的、切合实际的，其对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正面意义的归纳也足以让人信服，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不对其可能的阻碍现代化进程的负面因素保持警醒，因为从根本上来说，追求、实现和不断完善现代化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和最合乎广大人民利益的道路，虽然文化守成主义以价值理性反思现代化过程中的“科学至上”“工具理性”，有利于我们加深对现代化的认识，唤起我们对现代化本质的全面理解和思考，但是，中国目前的情况是，现代化的发展还很不充分，现代性的实现还任重道远，这和西方已经实现工业化并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社会状况有着本质的不同。换句话说，西方或海外华人学者对现代化进行反思和批判，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所不可克服的矛盾而对中国传统文化青睐有加，是建基在西方社会具体的现实基础上的，而中国和它们的语境完全不同，把它们的思想机械地照搬到中国来只能是一种时空误置。适当的回望传统，并张扬人文精神和传统道德，对当今中国来说自有其难得的价值和意义，但千万要注意，切莫“以古非今”，以传统文化与道德来否定现代文明和现代化进程。对保守主义有过深入研究的塞西尔说得好：“虽然乍看起来守旧思想似乎是同进步直接对立的，但它却是使进步变得稳妥而有效的一个必要因素。守旧思想的审视态度必须控制追求进步的热情，否则就会招致祸害。人们在整个进步过程中的一个首要的、虽然确实不是唯一的问题，就是如何以正确的比例来协调这两种倾向，既不致过分大胆或轻率，也不至于过分慎重或迟延。”文化守成主义思潮之于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意义，也正体现在这里：对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消解后果起到反向的阻碍作用。

三、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在文学中的呈现与表达

文学本来就是大文化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化思潮及其变化自然会影响到作家的创作，反过来，作家的创作又会壮大这一思潮，形成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引起人们对相关话题的关注、思考和探讨。具体到文化守成主义思潮来说，其对整个现代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这样一些文学派别的创作上：奉行“白璧德人文主义”的学衡派；以梁实秋、徐志摩等为首的新月诗派；以废名、沈从文、萧乾等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以及张爱玲、钱钟书、九叶诗人等作家的部分创作。

学衡派深深服膺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并奉其为导师。白璧德的主张实际上是对西方近代文明种种弊端的反拨，力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求价值依托来匡正“科学”“理性”的过度膨胀。为摆脱工具理性的束缚，他积极倡导人的价值追求和道德修养，并且极力推崇以倡导道德情操、精神修养、人伦道德见长的儒家思想及其主要代表人物孔子。受乃师影响，学衡派诸人也非常尊崇传统，注重道德修养，对新文化派极力破坏和彻底颠覆传统的作为持反对态度。在文学观上，他们恪守和谐、均衡的古典主义美学原则，反对“惟新是趋”，反对文学进化论，否认文学的时代性，主张“模仿”、采用旧形式，以保持文学传统的连续性。在文学创作领域，他们的成就仅限于一些旧体诗词文赋，即便有西方的新人文主义作理论依托，但缺乏时代眼光，而且也缺乏具体的美学内容和文学体验，因此没有产生大的影响。梁实秋的文艺思想也深受白璧德的影响，但又有自己的创新。其在文艺理论上的主要观点有：1．强调“人性”在文学中的地位，反对文学的阶级性；2．强调文学要受理性的制约；提倡古典主义，反对浪漫主义；3．强调文学与道德的关系。4．提出文学“严重性”的原则。5．强调文学的天才品性，反对大众文化，崇拜英雄。

综合来看，他们这种“新人文主义”的思想以及“古典主义”的文学追求，是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的，如对“唯科学主义”的纠偏，反对工具理性独大，关注人的内心精神，坚持道德与审美领域的独立，等等。但他们最致命的问题，缺乏时代的眼光，“事实很明显，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道路的并不是学衡派的‘公正’的理论和他们作为古典诗词‘余响’的旧体诗创作，五四新文学创造者们固然‘偏激’，但恰恰是‘偏激’的他们创造了我们今天还在享受着的无数的文学财富”。

相对于学衡派、梁实秋等明显受到西方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影响的作家和流派，沈从文倒更像一个天然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与文化激进派不遗余力地批判传统文化、批判国民劣根性，焦灼地渴望现代化不同，沈从文更加忧心于因工业文明的兴起而产生的人性堕落和道德沦丧的现象，因此，在现代与传统之间，他更偏重传统，在历史与道德之间，他更倚重于道德，在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之间，他更钟情于乡村文明。他的代表性作品，如《边城》等，大都致力于“营造心目中的希腊小庙”，从民族重造的目标出发，探索自然的“人性”，希望通过理想人性的塑造而给中华民族输入新的血液，使民族走向强盛、健康、完善。这种创作传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一度中断，直到进入新时期才得到接续和呼应。如果说现代文学上的这些文化守成价值取向的文学，因其自身的局限和时代大环境的制约，一直以来仅是一种潜流的话，则新时期以来，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和文化语境的转变，这一“潜流”逐渐地“浮出地表”，并慢慢汇成一股势头不小的潮流。

对于新时期的中国文学来说，前期表达更多的是一种单纯而明朗的对现代化的呼吁与憧憬，而到了后期，却产生了种种矛盾和犹疑。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使作家们意识到，现代化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它虽然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也给人类带来了很多便利，但如果不对其负面因素做有效制约，则人类非但不能实现自由，反而会陷入更深的困境。正是为了更好地使现代社会和人类自身达到共同的进步，作家们才采取了向后看的“文化守成”立场。这种创作倾向首先体现在刘绍棠、汪曾祺等作家的故里风情小说中，然后，“寻根文学”、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新乡土文学、生态文学……这些作品中都有明显的“文化守成”的因子。

概括地说，这些小说的“文化守成”价值取向主要有如下一些具体表现。1．重新复归“传统”。力图挖掘传统文化中有益的资源来为现代化的负面效应纠偏；希望通过张扬传统文化人格来拯救日益沉落的人们的心灵。2．皈依乡土，张扬传统伦理道德，固守土地情结。这种价值取向无论是在著名的中老年作家中还是在风头正健的青年一代作家中，都有明显呈现。他们对现代化追求是热情支持的，对改革创新也是充分肯定的，但同时，对“现代化”进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和悖论，他们又持忧患和质疑态度，因此作品中常常表现出对工具理性和城市文明的批判，以及对乡村文明和传统伦理道德的赞美。3．张扬“道德理想主义”。以张炜、张承志为代表的一些作家，忧心于商品经济大潮下传统道德的沦丧，强烈呼唤人文精神的复归，渴望营造一种更加和谐的人际关系和更加合理的社会秩序，即便有所偏颇、有所愤激也在所不惜。4．放弃精英立场，认同民间文化。认为民间的自由自在和生命力的充沛才是生命的本真，乡村文化自有其传统、形式和逻辑，是启蒙和科技理性话语所不能完全遮蔽和压服，在追寻现代化的过程中，它能够提供丰富的人文价值资源，滋润人们日益干枯、呆板、单调的精神和心灵。5．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倡“生态文学”。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反思对待自然的工具理性态度，提倡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天人合一”思想。

这些“文化守成”价值取向的小说，是作家们文化焦虑的产物和对家国民族责任担当的表达，虽然可能有偏颇，可能对现代化进程产生一定程度的阻碍，但其对人文与价值理性的呼唤，对激进地对待传统文化态度的反思，对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可能带来弊断的忧患和警醒，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思考和探寻，无疑会对我们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产生积极的影响，为如何协调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社会发展与生态和谐、自身传统与外来文化、历史进步与人文关怀等关系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四、相关研究现状梳理及本论著的立论主旨

保守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是起源于西方的社会文化思潮，国外对其的研究很早就开始了，但基于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新时期之后才开始逐步译介到中国，我国学界翻译过来的此类经典论著主要有：[德]卡尔·曼海姆、[英]休·塞西尔的同名著作《保守主义》, [美]约翰·凯克斯的《为保守主义辩护》, [美]罗杰·斯克拉顿的《保守主义的含义》, [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 [美]傅乐诗、史华慈等《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等。就中国国内来说，自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产生广泛影响始，与其相关的研究也不断出现，甚至一时成为学术界的热门选题。归纳起来看，这些研究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种模式和路径。

（一）现代史、现代思想史层面的研究

这种研究路向，是把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当成一种历史的、特别是思想史的表现，进而把其置于整个现代化追求历程中进行观照，探讨其兴起的背景、特征内涵、意义及局限等，特别关注其与现代化和现代性之间的复杂关系。代表性的研究著作有：陈来《人文主义的视界》，刘军宁《保守主义》，何晓明《返本与开新：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新论》，喻大华《晚清文化保守思潮研究》，任晓兰《张之洞与晚清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刘黎红《五四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研究》，赵连昌《论梁启超后期思想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等；还有专门研究文化保守主义派别中的主要代表“现代新儒家”的思想学说及其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的，如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等。

（二）对近现代文学史上具有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学术派别或个人的研究

这种研究，主要是对近现代文学史上持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倾向的派别或个人进行研究，以期能从新的角度来把握研究对象，对其的历史意义和价值进行重新评价。主要的著作有：沈卫威《回眸“学衡派”：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张源《从“人文主义”到“保守主义”：学衡中的白璧德》，罗岗《危机时刻的文化想象》，杨剑锋《现代性视野中的陈三立》等。其他对新月派、京派文学的研究也多有从文化保守主义视角进行研究的，代表性的著作有：白春超《再生与流变：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古典主义》，武新军《现代性与古典传统：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古典倾向”》等。

（三）对新时期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及其影响互动下文学创作的研究

就文化思潮的研究路径看，很多有影响的思想家、评论家都论述过此话题，如郑大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历史考察》，何晓明《20世纪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论》，王岳川《当代文化研究中的激进与保守之维》，郭建宁《新文化保守主义论析》，袁济喜《文化保守主义：世纪之交中国文化的重新选择》，韩德民《如何认识九十年代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李翔海《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内涵、意义与困限》，欧阳哲生《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述评》等，这些研究成果多是单篇论文，很多被收进李世涛主编的《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一书中；或是出现在论著里的某些章节，如王岳川《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李翔海《民族性与时代性》《现代新儒学论要》等书中有所论及，尚没有系统性的研究专著。

就有关文学创作中的文化守成价值取向的研究看，孟繁华、陈美兰、王又平、丁帆、兰爱国等都发表过相关研究论文；在一些专著中，如周水涛《论新时期乡村小说的文化意蕴》，汤奇云《20世纪90年代小说的中国书写》，刘忠《20世纪中国文学主题研究》，黄轶《传承与反叛》等，部分论述到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与新时期小说创作间的关系，对小说的主题、价值及不足等进行了探讨；此外，从文化保守主义视角研究“寻根文学”、90年代小说、历史小说、文化散文的也有不少，还有对张炜、韩少功、迟子建、贾平凹等作家创作中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进行分别研究的。

上述研究成果无疑为本论著的研究提供了参考性借鉴，本论著正是在细致研读和合理吸收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接着往下说”，“补充着说”，以期能对新时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创作的“文化守成”价值取向进行系统观照和综合把握，把相关领域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要对新时期的文学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做出清晰的描绘也许是困难的，但我们可以对其中某些具有时代特征和全方位意义的现象进行分析探讨。法国新小说派作家罗伯·格里耶曾经说：“每个社会、每个时代都盛行一种小说形式，这种小说实际上说明了一种秩序，即一种思考和在世界上生活的特殊方式。”笔者以为，新时期以来的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可以称得上“具有时代特征和全方位意义的现象”，通过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可以让人们认识到自身正处在怎样的一种“秩序”中，领会这个时代人们特殊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把握世界的方式。

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广泛涉及多个领域，内涵又复杂多义、众说纷纭，如何来以此思潮为基点，探讨和论析小说创作的“文化守成”价值取向？本书的做法是：以“新人文理想的重建”为核心立论基点，力图探讨和研究，面对中西文化的双重困境和危机，探讨如下一系列问题：知识分子和作家如何因传统生命理想的失落而产生文化守成倾向？其必然性和历史、时代的背景如何？其在创作中的具体表现如何？有着怎样的主题指向和价值追求？其在艺术营构方面的突出特点怎样？其时代的价值意义以及局限和偏颇各有哪些？……具体操作上，本书主要选取文化守成主义内蕴中与文学密切相关的一些精神内涵来做研究框架：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向乡土田园的回归；人文精神的追寻；新理性精神的建构；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和对“现代性”的反思与反拨；生态和谐的呼吁与追索等。具体论析时，本书试图将文化研究的范式和观念应用到文学研究中，在广阔的文化语境下考察文学的构成和意义，关注具体文学作品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和文化政治意义；同时，我们的研究将在具体的文本分析基础上展开，力避空洞而抽象的理论陈述或理论推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