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五四”
一
九十年中，关于“五四”的论说真是不少。后人的阐释见仁见智；更耐人寻味的，却是特定语境下亲历者的众口一词。1979年5月4日，邓颖超、许德珩、茅盾、胡愈之、俞平伯、顾颉刚、冯至等一批“五四”时期的老同志在北京举行座谈会，刘弄潮先生在书面发言中说：“当时参加‘五四’运动的小青年，最小的现在也是七八十岁了。”与会的“五四”老人们对具体人物、事件的评价或有细小分歧，但对“五四”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大家的看法高度一致。这些后来在大陆功成名就、德高望重的“五四”老人，他们的“五四叙事”，与傅斯年、罗家伦等人若干年前的“五四叙事”，已经有了明显的分野。而时光流转，30年过后，曾被热议的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今又换作蔡元培、胡适、傅斯年……
“五四”是一场演出，我们习惯上将其视为一场异口同声的“大合唱”，可实际上，各人的音色、心理不可能全同。曲终人散，亲历者的心境也会发生变化。鲁迅先生说：“在北京这地方，——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1920至1922年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
同是“五四”的亲历者、见证者，鲁迅当初的感受竟萧索若此。
“五四”在某种意义上又像一场战争。有人漫不经心垂青史，有人悄然陨落无人知。1921年12月31日，新一年的钟声即将敲响之际，就有一位风华正茂的青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也是普通分子）李恂如，悄无声息地死在他的家乡——河北滦县纪格庄村，年仅25岁。王闿运说：“人生功绩不自见，却论贤愚凭史传。”问题是，像李恂如这样的无名学子，基本上没有进入“史传”的机会与可能。李恂如非不爱“名”。他在日记中曾写道：“为爱蜗名远担笈，憔悴天涯冷落身。几时盼得全家聚，挑灯共话夜鸡晨。”“名”与“达”，在青年学子心中究竟是有诱惑力的。不过，要不是李恂如的《耕斋日记》由同乡学友筹资付印，他的名字，恐怕真要沉积到历史的深处了。
李慎言，字恂如，生于1897年11月。11岁入村中私塾读书，次年入初小就读。1912年入读高小，次年考入滦县中学，1917年考入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半年后，从唐山工校退学，回高小自修，立志投考北京大学。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0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就读。五四运动发生时，李恂如为北大预科学生，是多次游行和街头演讲活动的亲历者、记录者。
李恂如身体孱弱，其同乡、学弟裴文中（后来成为著名的人类学家，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者）在谈到他的病情时说：
他常同我说，他在中学时常犯一种疾病，就是夜间睡觉之时，有时候就呼息急促起来，眼也直了，身子也凉了，……民国五年春天又得了脑病，他在唐山工业（专门学校）不但没有减轻，并且加剧。赶到民国七年考入北京大学又添了一种胃病。他底胃病缠绕了三年多的光景，其中以九年最利害，看他那《耕斋日记》上是没有一天不说病是如何可怕，……（1920年）旧历十一月初八日午后，我刚下了堂，走进屋子见他正躺在床上合着眼休息呢。……听见他招呼的声音，我才抬头一看，原来他呕血了！他那时右手扶着大腿，左手拿着洋盆，弯着腰，鼻子嘴里向外冒血，已经有半洋盆了！
当晚找医生诊治，医生说是“胃中积血”，“吐出了也不甚要紧”。次日情形略有好转。到校医处就诊，说是胃溃疡，医生劝他在医院静养几天。再到协和医院，本想住院，“但是大夫说没有闲房子”，让他改日再来住院，他不得不“很懊丧的回来”。三天后再度发病，“吐了多半洋盆血”。到军医医院诊治，检察结果是肺结核。“二十七日正是军医、兽医两校放假的日子，好多的同乡遂护送着回家。他们早三点钟由军医医院起身，……下午一点多钟到唐山车站，下车后抬到家中。在家中昏迷不省的过了几天，竟于……民国十年阳历十二月三十一号，上午十点钟死了！”
李恂如之病死，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个案。但是，他身上带有鲜明的“五四特征”。他的“终日神心计较”，又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政局之动荡、思潮之裂变对普通青年学生必然掀起的心理波澜。他并非不知静养调息足以保身救命，但置身于当时新旧思想交锋的漩涡，李恂如的内心始终难得片刻安宁。能在此时入读北大，固然是他的幸运；但这也意味着，他的多病之躯必将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在去世前一个月的日记中，李恂如写道：
……日来消化力稍衰。又不知自量，欲与求知竞步。终日神心计较，无片刻休息。而寝息饮食，又不能调息，以致胃内难消，因积血今一旦爆发耳。
……日来役心于驰骛之场，而忽遭此挫折，即所以示尔以后要改变以前生活情形也。不能再逐无穷之知识欲。身非木石，奈何与无穷相竞耶。如此近的在我的一个肉体，尚不能治不能保，此外复何言哉。
“布衾多年冷似铁，终夜辗转不安眠”，这正是他北大求学生涯的写照。学生之“穷”，在当时非常普遍（至今如此）；但李恂如的难题不只在“穷”，更在其“病”——“知识无穷，此身多病，今欲形与影竞走，实太不知自量也。”
大时代之“巨波”，无时无刻不在冲击着他的“小我”之“平澜”。他深知，“行规则之生活，为养生第一良法”，初入北大，他为自己拟定的生活定则有六：“深读、听讲、自习、浏览、休息、默识”。并深感人虽为万物之灵，但兼受有形之苦与无形之苦的双重折磨，“夫马牛之苦，苦其筋骨，而人则兼心志而苦之”，所以他感慨“万物之中惟人类最苦”。
李恂如的“心志之苦”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个人的“穷达”之忧。备考唐山工校之前，他说：“盖生死攸关，穷达竞系。苟不励实，恐无再生之余地矣。”另一方面，他又深知名利如浮云，“名利花间露，富贵草头霜”。这种矛盾的心态，难免让他颇生进退失据之惑。其次是身为弱国子民之忧愤。他感慨道，“生于今世之难为民也”，“时局如此，文弱学生将奈何也”。再就是体弱多病使他无法焚膏继晷、一心向学，“病魔为何如此之缠人”，这令他惆怅不已。
二
李恂如在日记中记下了“五四”前后发生的诸多军国大事、身边小事，从而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一手资料。可是，关于“五四”的“一手资料”何其多矣，单是五四运动亲历者的回忆录，已可谓卷帙浩繁，李恂如的日记又有何“新鲜”可言?
坦率地说，《耕斋日记》给我的最大震撼，乃在于让我感受到了一位青年学子在五四运动中的茫然无措与心理恐慌，这是未经润饰的原生态记忆。与之相反，我们在诸多回忆录中读到的，多是胜利者的喜悦，是指点江山、痛打国贼的豪迈；但这种喜悦和豪迈，究竟是“五四”一代人当年置身游行队列中的心理原貌，还是他们功成名就后的历史重构?
“五四”风云初起，李恂如写道：
满城风雨，纷纷议论。国贼尚未死，同人仍被拘。汲汲皇皇。校长与诸代表，正在万忙中矣。……
晚间忽闻恶耗，言派兵来校捕人，因去南宅度夜，舍内多空。……
同人此时已入怀疑及恐慌时代。因闻徐树铮受曹氏唆使，调廊房军队入京，捣毁大学之说，虽不能断此传闻之非确，或即有此事。一二日亦不易发生。然心中已受一种疑惧影响，故夜间外出者仍多。
为避拘捕，夜间连宿舍也不敢回，可见学生害怕之至。而蔡元培先生之离职，更让同学们失望、疑惧：
闻校长辞职去津，同人大失望。如无所依，故愈起疑惧。……
校长去职，一般青年学子有何定见。是以此数日来，可谓之怀疑及恐慌时期也。
蔡先生以辞职为抗议，自不可妄加讥议；学生们因失去校长这一“靠山”而倍感惶恐，同样值得同情。
尽管恐慌，尽管手无寸铁，学生们的振臂一呼还是迸发出了惊人的能量。一位名叫蒋斯鲍尔的美国人曾在中国耳闻目睹了五四运动的整个过程，他说：“中国今日之主人，其为学生乎?彼等无丝毫政治权之可言，然于三月之间，能使一交通总长、一驻日公使、一币制局总裁退职；使一内阁完全倾覆；使徐大总统辞职；使巴黎和会之中国专使拒绝签字；使列强惊讶。”——长期以来，印在人们脑海中的一直是这样一个成功的“五四”。人们也习惯于对“五四”三千学子的“同仇敌忾”津津乐道。
但实际情形要复杂得多。据李恂如日记记载，“五四”期间，“群情日涣，终日无聊，但作悲叹之声”。学生心态之悲观消极，由此可见一斑。农历端午晚上，李恂如即与两位同乡乘夜车返回家乡河北，直到近四个月后才返校上课。李在日记中又记蔡元培返校后，曾在开学典礼及欢迎大会上演讲。蔡先生对大家在“五四”中的表现予以认可，并“甚望诸生，本此自治之能力、自动之精神，施之于功课，则无疑不解，无业不进”。
可是，学生们虽有书桌，但想要静心读书，谈何容易?李恂如说：
“五四”以后，青岛问题，频敲耳鼓。闽案发生，学生界又奔走狂呼。近更以山东案直接交涉之日迫，遂使我辈学生，席不暇暖，食不暇饱，终日为国奔走……
1920年春节过后，北大同学又有罢课之议。因蔡元培曾有“学生若罢课，吾即去职”之宣言，学校仍照常上课。经过春节期间在家休养，他自感“病魔颇见愈”。不料开学不久，“病魔再侵”，“日来杂务日繁，不胜其扰。是以神心欠安，睡眠不良，昼间则脑海如麻，恍惚错杂，时忘所为”。他为自己拟定的治疗之法有二：一是就医，“须速治之，勿惜时，勿惜钱，庶几有生望也”。二是静心，“速将此身做一木偶人，屏除外物，无思无虑，庶几能保此残生”。遗憾的是，作为贫家子弟，他既不可能“勿惜钱”以就医，也不情愿退学养病，从此与学业绝缘。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就这样一边与病魔抗争，一边埋头苦读。病情因此日重，最终无可挽回。
李恂如日记中所说的“一般青年学子有何定见”及“群情日涣，终日无聊”，当是多数“五四”学生的心理写照。而学生们凡谈及国事，多很笼统。有义愤而无方法，这是国人的通病，不独青年学生如此。人人立志成就大事，却忽略了身边小事。就拿北大教学情形而言，1919年秋季开学，同学们如期报到入校，“校示原定明日开课，今因教务处人员尸职，安排未就，缓期至十月一日开课。为学生者将如之何?”一年之后，1920年秋后又开学，“方始上课，但选科未定。教员多不到，亦徒具上课之形式耳”。
北大教工“尸职”、教员不到，在爱国奋进的“五四”时代，这样的“无主题变奏”并非偶然，亦非个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很少有人真正清楚自己的“责”究竟是什么。1915年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执柄者无献身图治之忱，而有自私苟自之恶；在野者存兴亡由他之念，而乏匹夫有责之志。上昏下赜，疾乃弥笃。”为此，叶圣陶不禁有“孤士清介，难启众浊”之叹。易激动，更易颓唐。热烈时，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冷却后，便如王闿运所说的“自誓不援手”“闲谈世事如观弈”，也即叶圣陶所说的“兴亡由他”。这也是一种“国民性”。
李恂如死后，同学故旧60余人先后撰献挽联、挽诗、挽词致哀。有一挽联说，“何期数载读书，致害神经悲短命”，将他的死因归之于读书。的确，李恂如之病死，除身体素弱以外，与心理压力过大确有很大关系。事实上，在五四运动中，北大、清华均有学子丧生。先是郭钦光在5月4日当天，“奋袂先行，见当局下逮捕学生之令，愤然大痛，呕血盈斗。至法国医院，已有不起势。……延至七日，溘然遽逝”。5月18日，北京学界为郭钦光开追悼大会，“悲怆泣下，全场大哭”。复有徐曰哲，在罢课期间往返演讲，“酷日奔驰，热心救国，竟忧劳成疾，于二十二日，殁在清华病院”。清华同学得知徐曰哲死讯，“莫不痛惜流泪，全校七百余人，均装军服，以军礼送殡，为从来所未有”。再就是周瑞琦，“因青岛外交问题，愤而投水，殉义以死”。周投水前留有遗书云：“鲜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我闻得诸君开会力争，决一死以作诸君之气。”郭、徐、周之死，均在当时产生强烈反响。
与上述三位相比，李恂如之死要远为寂寞。虽然他也是“五四”积极分子，但他死于“五四”风潮已散的1921年底，时过境迁，哪有机会再分享“‘五四’烈士”的哀荣?假如天假以年，以他的勤奋及悟性，若干年后当有所成。即使无所成就，也可以借“‘五四’回忆录”之撰写，回溯乃至重构当年在五四运动中的爱国壮举。总之，断断乎不会如此籍籍无名。
三
李恂如自知救国无术，除了随学生领袖们上街游行、演讲，他一直不忘勤学苦读。他常自叹：“学不足，不能发为诗文，以昭示后人。识不足，不能筹划猷谋，以贡猷同人，饱食终日，尚熬煎其心，是亦一弃人耳。”因此，他立志“深耕隐读”，“俟大器既成，世远复转，然后再求入世之路，亦未为迟”。理想不可谓不远大。
学生知道苦读，官员也并非不知勤政（“执柄者”并非全是昏聩无能之辈）。但苦读与勤政，是否一定能挽狂澜于既倒?五四运动中的二元对立，最突出的是官与民的对立。北洋政府是官，包括学生在内的游行民群是民。后来国民党一再宣讲的“政治上的权能分别”，意思是政治上的“权”应属于人民，“能”应属于政府。人民应信任政府治理之能，政府应尊重人民主政之权。学生上街游行，显然是对官员的“治理之能”产生了怀疑。
然而，最大的疑问在于，何以率先冲上街头之“民”，不是成年之“民”，而是青年学生?1948年何思源为国民党北平市长时，曾到赵家楼去看了一下，原来的曹宅已成为一块空地。后来何思源再忆起“五四”时的情景，说自己的感情“是复杂的”。当时，北平学生正在进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游行示威，他说：
我意识到自己已经走到学生运动的对立面了。许多小报的记者问我作何感想，我说：“我当学生时曾参加过三次游行示威运动。学生运动是青年人的事，我现在年纪大了游不动了，但是不要怕学生游行。学生们的热情发挥出来了，回家吃饭，就自然平息了。”从那时起，我已觉悟，我的前半生弯路不应再走下去了，决定辞职不干。
何先生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辞职不干”，这就意味着，一个有“治理之能”的成年人，放弃了他的“主政之权”。把“权”交给学生吗?通常情况下，“主政之权”总是从一个成年群体的手中，移到另外一个成年群体的手中。学生们除了呐喊示威，永远无法真正进入主政的核心，成为治国的主体。
蒋梦麟在“五四”时曾说：“学生始知旧式领袖无一可恃，于是自身起而为之。”在这种情形下，官与民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代际冲突，是“学生”与“旧式领袖”的冲突。不过，代际冲突通常不会成为悲剧的根源，让学生成为牺牲品的，仍是成人间的冲突，这才是致命的。何思源提到的另外一件事足可为证。他说：“（1927年）4月15日广州国民党反动当局抓走了好几百中山大学学生。鲁迅在当天下午召开了紧急会议，朱家骅知道后也参加了，校长戴季陶没有参加。……鲁迅坐在主席座位上，朱家骅坐在鲁迅的正对面。鲁迅说：‘学生被抓走了，学校有责任，校长不出来，现在我来召开会，请大家来说话，我们应当是学生的家长，要对学生负责，希望学校出面担保他们出来。’朱家骅说：‘关于学生被捕，这是政府的事，我们不要对立。’鲁迅驳斥说：‘五四运动时，学生被抓走，我们营救学生，……那时朱家骅、傅斯年、何思源都参加过，我们都是五四运动时候的人，现在成百成千个学生被抓走，我们又为什么不营救他们呢?’”
“五四”仅过了八年，鲁迅、朱家骅对待学生运动的态度已有很大分歧。
青年们不满成人对这个国家的“治理”，起而议政。但是这种“积极态度”并不能得到成人世界的呵护，反而常被利用，或被弹压。1919年5月8日，“五四”后第四天，国务总理钱能训、司法总长朱深、教育总长傅增湘下令云：“学校之设，所以培养人材，为国家异日之用，在校各生，方在青年，质性未定，自当专心学业，岂宜干涉政治，扰及公安。”这基本上是历次学生运动发生时，主政的“成人”对待青年学生的态度。蔡元培先生也说：“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意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蔡先生的这一想法，与钱能训、朱深、傅增湘的态度，本质上并无不同。
在蔡先生这里是“在校言校”，而在钱、朱、傅那里，也可以说是“在其位而谋其政”。表面看来，各有苦衷，但成人治下的中国现状如何?“连年以来，同室操戈、自相残杀、哀鸿遍野。”“一致对外”是理想主义的呐喊，“同室操戈”方是冰冷的现实。这才是学生“起而为之”的原因。前代人把国家治理成这样，想让莘莘学子理解和尊重父辈们治国的“艰辛”，岂非白日做梦?
可是，当“五四”一代长大成人，相继主掌军国大政时，他们的治理成绩又如何?恐怕依然不能让更年轻的一代满意。如朱家骅、傅斯年、何思源、罗家伦、段锡朋等当年“五四”健将，后来担任国民政府要职后，亦不免沦为学生们“打倒”的对象。1947年北京大学学生曾为纪念“五四”举办系列活动，事后编印了一本小册子，在“人物志”栏目中点评了四位“五四”人物。对傅斯年的评价是：
傅斯年和所有的反动者一样，都相信人类不会进步的。……傅斯年惯放大炮是有名的。“一二·一”昆明惨案时他曾以割头保证惩凶，到头来是凶手和他的头均安然无恙。他实实在在是属于蒋干那一类的人物。当然他比蒋干有才能，肯出力效忠，所以能邀得青睐。……
以后傅先生在联大一次教授会上，痛骂学生运动，有人就问他，那么为什么傅先生在五四时那样起劲?
“别提了！现在回忆起来，那完全是幼稚！”
在北大同学眼里，傅斯年可谓“反动”至极；至于朱、段两位，他们同样予以抨击：
朱先生和傅斯年一样，摇身一变，由争自由，民主的五四健将成为最反动的家伙，……
段先生在五四时期，是北大最初选出的两个学生之一（另一个是许德珩先生），打了赵家楼后，段先生又与许先生同时被捕！……现在段先生在政校当教育长，……段先生请你看看现在的你自己，再回想回想“五四”时代的你，自己将作如何的感想。
从李恂如1919年时的恐慌，到傅、朱、段等当年的“五四”领袖之被北大学生痛骂，再到何思源后来的感喟，且不说这样的一段历史是否真的埋有别样的“玄机”，至少，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历史的某种“轮回”。朱自清先生说：“‘五四’不但是‘人的发现’，而且是‘青年的发现’，‘现在的发现’。”“五四”后来成为法定的“青年节”，这当然是为了纪念“五四”。可是，将“五四”与“青年”画等号，显然是对“五四”的误读——因为“五四”本是青年向成人的质询，是两代人之间的一次并不愉快的协商与对话。而三千学子的呼吁呐喊，自然也不是只为让自己听到。 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