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香港回归与珠三角20年

香港回归20多年来，虽然经历了不少波折，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总体上讲是成功的。中央政府不仅实现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保持了香港制度的独特性，而且在香港遇到特殊困难时，还给予香港有力的帮助和支持，特别是帮助香港克服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渡过了2003年“非典”难关，抵御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及随后的欧债危机。其间中央政府陆续推出了放开自由行、成立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沪港通、深港通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与香港和澳门分别签署了“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等，保障了香港回归后的经济繁荣与稳定，原有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自由、法制的生活方式基本不变，回归20多年后的香港依然保持了“东方明珠”的灿烂风采。概括说来，回归后的香港仍然保持了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一是香港依然是国际性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回归20多年来，香港从一个亚太区域性的国际金融中心逐步发展成为全球性的金融中心，在全球十大金融中心中仅次于纽约、伦敦，与新加坡并驾齐驱。香港股市市值由1997年回归时的3.2万亿港元，增长到2017年6月的28万亿港元。2016年，香港交易所IPO（首次公开股票发行）排名世界第一，达到251亿美元。2010—2016年，香港证券市场IPO累计超过1.5万亿美元，其中一半以上为内地企业在全球集资。2016年，香港上市公司中64%的市值属于中国内地企业。除了股票证券市场以外，香港在银行、保险、基金等方面在全球都有重要影响，全球百大跨国银行中的70%在香港有业务。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香港成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大大提升了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香港作为亚洲的财富中心，为全球客户管理的资产多达10万亿港元。香港拥有亚太地区最活跃的保险市场，吸引了全球顶尖的保险公司。香港的基金管理规模在亚洲领先，其资产总额在2015年达到2.2万亿美元，在亚洲排名第一。香港对中国内地的直接投资20多年来一直是全球领先，2000—2015年，香港金融业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2.8%上升到17.6%，成为香港重要的支柱产业。

二是香港仍然是经济高度自由、开放的地区，仍然是全球著名的自由港，在全球竞争力排名中名列前茅。香港回归20多年来，自由贸易的国际自由港政策没有变，良好的营商环境没有变，再加上健康的财政状况、高效的监管、廉洁的政府，都为经济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根据国际商会2015年发布的《开放市场报告》，中国香港与新加坡并列全球第一，获评最开放的经济体。到2017年，香港已经连续23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根据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表的《2017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连续两年被评为全球最有竞争力的经济体。在经济繁荣的同时，20多年来中国香港的人均GDP也从回归时的2.73万美元提高到2016年的4.37万美元，远远超过同期的日本（3.89万美元）、韩国（2.75万美元）和中国台湾（2.24万美元）（见表1.2）。

三是香港仍然是一个高度自由、高度法治化的城市。自由、法制、人权、多元、竞争等这些在香港深入人心的观念既是香港的共同价值观念，构成了香港不可缺少的生活方式，也是香港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居民的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学术研究、文化活动、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等方面的自由，以及人身自由、信仰自由、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都得以受到法律的保护，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回归20多年来，在“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下，香港的这些价值观念基本上都得到了尊重和保护，香港人的生活方式也得以保留，香港仍然是一个高度自由和高度法治化的国际性大都市。这也是香港回归20多年来得以繁荣稳定的最重要的保障。

四是香港对中国改革开放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香港回归20多年来，虽然随着内地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香港在中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不断地下降，在中国对外开放格局中的地位有所调整，但是从总体上讲，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的国际化大都市，其作用、功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内地任何一个城市都无法替代的，香港作为中国经济社会与世界经济和国际社会接轨的枢纽地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是内地任何一个城市都难以替代的。因此香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地位和作用，不仅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而且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实施，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加快，中国企业、资金、产品、技术更大规模地走向世界市场，香港在继续发挥国际资金、技术、产品进入中国内地的桥梁和枢纽作用的基础上，未来将对中国的资金、技术、产品走向国际市场发挥更为积极重要的作用。

客观上讲，香港回归20多年，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还是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对香港的未来发展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将产生长期影响。

在经济发展方面，1997年回归以来，作为一个相对成熟的经济体，香港的经济也在不断地增长，经济增长速度大体保持在3%左右，2015年香港人均GDP超过4万美元。与世界成熟、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相比，香港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低，但与内地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增长相比，香港在中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迅速下降，香港占中国GDP总量从1997年的18.44%下降到2016年的不到3%（见图1.1）。

在珠三角地区，香港虽然仍然保持经济上的独特优势，但是经济规模已经或即将被广州和深圳超越。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深圳已经在大湾区内处于领先地位。在经济结构方面，由于香港制造业向珠三角转移，所以香港的制造业已经基本消失。珠三角和内地对香港的进口产品和航运、物流等需求不断地下降，香港的国际贸易和中转贸易增长放慢，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已经被深圳港超越。随着白云机场、深圳机场国际航线的开辟，香港国际空港的地位也明显下降。而新的产业尚未形成较大规模（包括高端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所以经济结构过度依赖金融服务业。香港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这些变化，是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构想“一国两制”基本国策和制定特区基本法时难以预料的。

在政治体制方面，香港回归20多年来，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态方面发生了三个主要变化。

一是香港民主进展未能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顺利推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有关规定的精神，香港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到由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的目标，但2015年由于立法会对香港政府提出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的政改方案进行了否决，政改方案未获通过，使香港民主选举的政治制度改革进程停滞不前。

二是由于多种原因，当前香港社会的政治氛围日渐浓厚，社会结构分化，社会阶层矛盾凸显。长期以来，香港社会关注的主要是经济和社会问题，市民热衷于炒股、跑马、跳舞，对政治、民主关注不多，基本上是一个商业社会，这种政治生态也成就了香港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但是最近几年，由于“二十三条立法游行”和非法“占中”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建制派和泛民派在政治立场上的对立越来越严重，市民政治态度的分裂越来越深，行政与立法部门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社会的政治分裂现象较为严重。

三是香港的政治结构发生了变化，多年来香港社会形成的“一国两制”的共识格局被打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英谈判到2014年“占中”事件的几十年间，虽然香港各界对政治制度和民主进程等有不同的政见，但是基本上无论哪个党派都认同“一国两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都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开展各种政治活动。但自从2015年后，一些不认同“一国两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港独”意识和势力逐渐走上政治舞台，并在2016年立法会选举中占据了相当一部分席位，形成了香港社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势力。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打击“港独”的态度明确而坚定，取消了部分主张“港独”的立法会议员的资格，对未来继续落实“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和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社会体制和社会政策方面，社会矛盾进一步加深。近年来，虽然香港经济也不断地增长和发展，社会基本稳定，人均GDP有了相当大的提高，居民生活有明显改善，但是由于经济社会资源和财富更多向工商界富裕群体倾斜，使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工薪阶层收入长期未能得到相应增长，加上香港房价高企，所以相当一部分贫困群体生活较为困难。同时，虽然总体上香港政府财政充裕，不断地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但是总体上在民生和公共服务领域，包括教育、卫生、公共住房、养老、社会保障等方面还不能完全满足居民的要求，也加大了市民对政府和社会的不满，加剧了社会矛盾。

在粤港澳大湾区中，澳门的发展一直比较稳定。总的来说，相比香港而言，澳门的回归是顺利的，回归后是稳定繁荣的，“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中没有遇到类似香港的那些困难。其主要原因一是作为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的葡萄牙已经衰落，对澳门政治、经济的影响无法与英国对香港的影响相比。二是有香港的顺利回归的前例，澳门的回归基本上是水到渠成。

自从1999年澳门回归后，澳门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城市建设和人民生活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2016年，澳门经济总量已经达到440亿美元，人均GDP达到7.3万美元，超过香港，位列全球第四。当然，澳门的经济结构比较特殊，主要依靠博彩业，虽然回归近20年来，澳门在旅游、会展、文化等产业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但是从总体上讲，仍然没有摆脱严重依赖博彩业的格局，而且依赖性越来越强。博彩业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22.3%上升到2016年的46.1%，2016年财政收入中博彩业占80%以上。此外，澳门的房价自从回归以来已经上涨了10倍以上，给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澳门地域小，仅约30.8平方千米；人口少，仅约66.3万人；经济总量不高，仅453.11亿美元。在未来粤港澳大湾区中的规划建设中，澳门难以与香港、广州、深圳相提并论，难以发挥主导和引领作用。同时，澳门以博彩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和城市功能，对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和发展，难以产生重大影响。此外，与澳门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紧密的葡萄牙语国家数量不多，除了巴西以外大都是经济不太发达的小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影响力有限，对粤港澳大湾区和整个中国对外开放大格局，对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有限。

1997年香港的回归，“一国两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实施，不仅使香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而且对毗邻香港、同属于珠三角大湾区的广东省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香港回归20多年来，在保持繁荣稳定的同时，香港与广东省的经济、社会、文化的联系日益紧密，在香港的辐射带动下，珠三角九城市的经济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珠三角基本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转变，成为引领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珠三角的经济总量大体上占整个广东省的80%。1998—2016年，广东省的GDP从8 350.88亿元增长到79 512.05亿元，增长了9.3倍；人均GDP从10 819元增长到72 787元，增长了6.7倍；固定资产投资从2 668.13亿元增长到33 008.86亿元，增长了12.4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3 567.01亿元增长到34 739亿元，增长了9.7倍；进出口总额从1 300亿美元增长到9 407亿美元，增长了7.2倍；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从13 253.78亿元增长到179 829.19亿元，增长了13.6倍；城镇常住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从8 839.68元增长到37 684.3元，增长了4.3倍。（见表1.3）

尤其是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特区，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更是惊人。1998—2016年，深圳的GDP从1 534.72亿元增长到19 492.6亿元，增长了12.7倍，与香港经济总额等量齐观；人均GDP从4 060美元增长到25 176美元，增长了6.2倍；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从655.18亿元增加到6 560亿元，增加了10倍；工业增加值从515.7亿元增加到7 199.47亿元，增加了13.96倍；固定资产投资从480.39亿元增加到4 078.16亿元，增加了8.5倍；外贸进出口总额从452.74亿美元增加到3 926.4亿美元，增长了8.67倍；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从195.2万标准箱增长到2 397.93万标准箱，超过香港，成为全球第三大集装箱港口；深圳机场年旅客吞吐量从515万人次增长到4 197.52万人次，增长了8倍，成为国内第四大机场；全年一线口岸出入境人数从0.87亿人次增加到2.39亿人次，增长近3倍，每天有65万人在深港之间往返流动；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从2 238.37亿元增长到57 793.3亿元，增长了25.8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 900元增长到48 695元，增长了2.45倍（见表1.4）。在香港回归20多年后，深圳已经成为1 800万人口的国际性大城市，创造了世界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的奇迹。

改革开放后珠三角的迅速崛起，不仅是分享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体制红利、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与世界接轨的开放红利，以及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整体发展红利的结果，更是因为占据了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分享了“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繁荣稳定的制度红利。

对珠三角改革开放、繁荣发展来说，香港的作用有直接和间接的，有有形的和无形的。从无形的、间接的角度来讲，珠三角市场经济体制的试验和建立，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思想观念的革新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变化和进步，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香港的重大影响。从有形的、直接的角度来讲，香港回归20多年来，对珠三角发展变化的影响和带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的保持，为珠三角提供了大量的资金、贸易等，辐射和带动了珠三角的经济崛起和世界制造中心地位的形成。香港回归20多年来，虽然珠三角不断地开拓国际市场，全面开放的格局进一步扩大，但是香港仍然是珠三角最大的贸易伙伴，通过香港转口仍然是珠三角企业对外贸易的主要渠道。2016年，广东省出口的商品中经过香港地区的达到11 986.87亿元，远远超过第二位美国的6 552.5亿元的水平。香港国际资本市场是珠三角企业最重要的外资投资来源地，香港联合交易所是珠三角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集资的主要市场，香港的近千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仍旧是跨国资本进入珠三角的最重要的桥梁。1997年香港回归后，随着香港和珠三角经济关系更加密切，促进了珠三角作为世界工厂和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逐步形成，在广州、深圳经济总量赶上和超过香港的过程中，没有香港的带动和辐射是不可能的。

二是香港高端服务业逐步进入珠三角市场，既为珠三角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高端服务，促进了珠三角制造业的发展，也带动了珠三角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珠三角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香港回归后，随着香港高端服务业向内地开拓市场，以及珠三角产业升级对高端服务业的市场需要，在广东省与香港政府间签署CEPA协议，以及在企业主体和市场机制的推动下，香港的金融、商贸、法律、会计、投资理财、物流等高端服务业逐步进入珠三角，提升了珠三角经济的质量，改善了经济增长结构。在20世纪80年代香港与珠三角“前店后厂”经济格局的基础上，香港与珠三角开始向共同“办店”、把“店”做大做好的方向转变，使珠三角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香港回归前的40%左右增加到2016年的56%，其中深圳2016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值高达60.5%。

三是香港教育、科技、文化、人才等的巨大优势和珠三角制造业发展的有机结合，助推了珠三角尤其是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崛起。香港回归20多年来，珠三角的制造业从“三来一补”向中国制造不断地升级，尤其是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大大提升了珠三角在中国以及全球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深圳2016年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达到6 560.02亿元，比1998年的655.18亿元增长10倍，涌现了华为、腾讯等一批世界级的高新技术企业，其重要原因是深圳的制造业得到香港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的支撑。由于历史等多方面原因，深圳的大学、研究机构等数量少，质量不高，自身科技人才不足，难以满足制造业升级转型的需要。在香港回归20多年的过程中，深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劣势得到香港发达的教育、科技和人才优势的弥补，这些年香港众多的知名大学大都在深圳举办了教育基地和研究院，为深圳培育了大批的高端人才。香港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大学的研究机构，大都在深圳设立了试验基地，将最前沿的科研成果在深圳实现产业化，成就了一大批深圳高新技术企业。香港的大学培养出的高端人才，大都把深圳作为创业基地，利用深圳良好的创业环境，创办了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涌现了不少由香港科技大学毕业生创立的创新科技公司，例如汪滔创立的大疆科技等，成为该行业的世界巨人。从某种意义讲，没有香港在科技、教育、文化、信息、人才、国际交流等方面的优势支撑，深圳高新技术产业20年的崛起是不可能的。

四是香港航空、港口等基础设施的升级转型，以及与珠三角的合作竞争，为珠三角空港和集装箱港口的崛起以及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提供了历史机遇。1997年回归时，香港已经是国际上重要的航运中心、国际航空枢纽和世界集装箱大港，集装箱吞吐量达1 500万标准箱，位居全球之首，机场旅客吞吐量近3 000万人次。而当时珠三角的基础设施相当落后，深圳港集装箱吞吐量不到200万吨，南沙港集装箱吞吐量几乎是空白，广州白云机场、深圳机场吞吐量不过几百万人次。香港回归20多年来，香港港口向效益高的国际中转大港和提供高增加值的多元化港口服务体系转变，为深圳港和南沙港发展为集装箱大港提供发展空间。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香港的带动下，深圳港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集装箱港口，2016年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 411万标准箱，南沙港成为全球第七大集装箱港口，2016年集装箱吞吐量达到1 858万标准箱。香港机场进一步发展为以国际中转为主的航空枢纽，2016年香港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7 000万人次，位居全球十大机场，在提升香港航空港国际地位的同时，也为广州白云机场、深圳机场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时机。2016年，白云机场和深圳机场旅客吞吐量分别达到6 000万人次和4 197万人次，位列国内十大现代化航空枢纽。珠三角港口群和航空枢纽的现代化与国际化，提高了珠三角的整体竞争力和在国际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

如图1.4所示为1998—2016年广州港、深圳港、香港港集装箱吞吐量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