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作者序：怎么可能囚禁想象呢？[1]

1963年春天，我与出生于美国的妻子玛丽一道去了瑞士。我们先前曾去那里度过假，但这回旧地重游目的完全不同：我妻子患了一种恐怕难以治愈的病，已经跟病魔搏斗了几个月，到瑞士旨在找另一群专家问诊。我们希望能待上一段时间，于是就到一个时尚的老牌度假山庄，在一家富丽堂皇的酒店要了个套房，从那里可以俯瞰山庄的湖光山色。

酒店的常住房客中有一群来自东欧的富人，他们刚好是“二战”爆发前夕来到镇上的。在大屠杀实际开始之前他们就已弃国离乡，因此根本没遭受过逃命的重重劫难。由于在瑞士找到了避难所，对他们来说活命只意味着过完一天又一天。他们大部分人已七八十岁高龄，茫无目的地靠年金过着日子，整天着魔似的唠叨自己垂垂变老，一天比一天力不从心，或者老是想离开所住的酒店楼层。他们把大部分时间都耗在了酒吧间或餐馆，要么就是在私人花园里闲逛。我经常跟随他们，与他们一道在酒店所挂的政治家画像前驻足，这些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曾下榻于此；我还跟他们一起看那些阴郁的纪念牌匾，那都是“一战”后在酒店召开的几次和平会议的遗迹。

偶尔我也会跟这群自愿流亡者中的几个闲聊，但只要我提到中欧或东欧的战争岁月，他们无一例外地会提醒我，由于他们在暴行发生之前就到了瑞士，他们对那场战争只有模糊的印象，只是从电台和报纸了解个大概。在提到大多数种族灭绝集中营所在的某个国家时，我指出在1939年到1945年间只有一百万人死于直接的军事行动，但却有五百五十万人遭到了侵略者实施的种族灭绝。三百万人以上的牺牲者是犹太人，且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未满十六岁。这些死难者的人数表明，每一千人中有二百二十人被处决。谁都无法准确地算出此外还有多少人变成了残废、多少人蒙受了创伤或者身心崩溃。我的听众们礼貌地点头，同时承认他们始终相信，关于集中营和毒气室的报道是经过小题大做的记者添油加醋的。我向他们保证，战争期间和战后，我在东欧度过了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我知道真实状况比最荒诞不经的幻想都要残忍得多。

我妻子坐牢似的在诊所接受治疗的日子，我会租一辆汽车外出转悠，心里漫无目的。我沿修葺完美的道路行驶，蜿蜒穿行在瑞士的原野上，那里有很多低矮的钢筋混凝土构筑物，那是战时修筑的坦克陷阱，为的是阻止坦克长驱直入。它们仍然竖立着，原本是一道抵御侵略的防线，可入侵始终没有发生；它们那么不合时宜，并且没有目标，恰如酒店里那些落伍的流亡者。

很多个下午，我都是租一条小船到湖上漫无目的地划。在那样的时刻，我无比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形单影只：我的妻子，我在美国活命的情感所系，正奄奄一息。我只能通过不定期的秘密信函联系我的家族残存于东欧的幸存者，并且总是要仰仗信件审查官开恩。

在湖上漂来荡去的时候，我感到有一种无望感萦绕不去；不仅仅是孤独，或是对我妻子去世的恐惧，还有另一种痛苦笼罩着我，它与流亡者们的人生空虚以及战后和平会议的徒劳无功直接相关。一想到酒店墙上装饰的那些牌匾，我就会怀疑和平条约的起草者们在签约时是否心怀诚信。历次和平会议之后发生的事情，均不能支持他们心怀诚信的猜想。而酒店里日益年长的流亡者们却懵然如故，继续相信“二战”不过是某种难以理解的偏差而已，相信世界仍掌控在善意的政治家们手中，且其人道主义情怀不容挑战。他们不相信有些和平的保证人后来变成了战争的发动者。这种不相信导致的后果是，成百上千万像我父母和我本人一样的人，由于没有任何机会逃离，不得不遭受一系列劫难，它们比和平条约那么信誓旦旦地予以禁止的那些暴行要恶劣得多。

我所了解的事实是一回事，流亡者及外交官们对世界的模糊、虚幻的看法是另一回事，这两者之间的极度矛盾给我造成莫大的困扰。我开始重新审视我的过去，并决定从社会科学研究转向小说写作。我知道小说和政治截然不同，政治只能以夸夸其谈的种种许诺描画一个乌托邦式的未来，而小说却能按生活的本来面目表现人生百态。

在此次欧洲之行以前，即我到达美国已有六年的时候，我曾下定决心永远不再踏入我在其中度过战争岁月的那个国家。我得以死里逃生纯粹是由于侥幸，我始终铭刻于心的是数十万其他的孩子已被处决。尽管我对这种不公平深有感触，但我不会让自己成为一个贩卖个人罪孽或隐私回忆录的人，或者一个记录降临到我的同胞和我这代人身上的灾难的人，我只想做一个纯粹的小说家。

“……真相是唯一让人们无法彼此相左的东西。每个人都潜意识地受制于求生的意愿，受制于不惜任何代价活下去的渴望；一个人想活是因为他活着，是因为全世界的人都活着……”在被送进毒气室处死之前不久，集中营的一个犹太人这样写道。“我们陷身在一个死亡公司，”另一个集中营居民写道，“他们给每个新来者文身编号。每个人都得到他的号码。从那一刻起你就失去了你的‘自我’，你已变身为一个数字。你不再是从前那个你了，而只是一个移动的数字……我们在走向我们的新坟墓……死亡集中营由铁一般的纪律主宰着。我们的头脑变迟钝了，各种思想都被编了号：要掌握这种新语言是不可能的……”

我当初决定写一本小说，目的是考察暴行的“这种新语言”以及由此而生的痛苦和绝望的反语言。这本小说将用英语写作，因为我在离开我的祖国时已放弃我的母语，并且我已用英语完成两本社会心理学著作。此外，由于英语对我来说还是一种新语言，我可以用英语不动感情地写作，免受母语总会蕴含的情感因素的影响。

随着故事的展开，我意识到我想拓展某些主题，通过五本系列小说演绎它们。这一五卷本套书将探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展现其原型的众多方面。这套书的第一本，将选择这些社会隐喻中通常最好理解者作切入点：所描写的人处于最脆弱的状态，即还是一个孩子，而社会则以最可怕的面目出现，即处于战争状态。我希望弱小的个人与强悍的社会之间的对抗，孩子与战争之间的对抗，能够展现那种彻底反人类的状况。

另外，在我看来，关于童年的小说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想象力。既然我们无法重返人生中最早、最敏感的那个时段，我们就得把它再创造出来，然后我们才能开始评估现在的自我。所有的小说都迫使我们做这种角色转换，让我们作为不同的人去体验自我，但通常来说，把我们自己想象为孩子要比想象为成人困难得多。

开始写作之初，我想到了《鸟》，阿里斯托芬的讽刺剧。他剧中的主角们是以古代雅典的重要公民为原型的，但他隐去了他们的姓名，让他们生活在一个田园牧歌般的自然国度，“一片悠闲自在、合适安歇的土地，在那里人能够安然入眠并长出羽毛”。阿里斯托芬在两千多年前就写出了这样的情景，其恰到好处与普遍意义令我吃惊。

阿里斯托芬以象征方式利用鸟儿，从而得以无拘无束地描写真实的事件与人物，而不用受历史写作中难以抗拒的种种限制。我觉得这一手法看上去特别恰如其分，让我联想起我儿时目睹的一种农民的习俗。农民们最喜爱的娱乐活动之一，便是逮住一只只鸟儿，把它们的羽毛涂成彩色，然后放了它们，让它们返回鸟群中。这些色彩鲜艳的生灵飞到同类中寻找安全，可其他鸟儿视其为有威胁的异类，纷纷攻击和撕扯它们，直到把这些弃儿活活杀死。我决定我也要把我的作品置于某种神话境地，一种永恒的虚构状态，全然不受地理环境或历史因素的约束。我的小说将被命名为《被涂污的鸟》。

由于我只把自己视为一个小说作者，《被涂污的鸟》第一版只包含了关于我的最少量的信息，并且我拒绝了任何类型的采访。正是这样一种态度将我置于一种矛盾的地位。善意的作家们、评论家们和读者们搜罗有关事实，以支持他们认为该书是一本自传体小说的说法。他们想把我的角色塑造为我这代人的代言人，尤其是战争幸存者的代言人；然而对我来说，死里逃生是一种个人行为，它为幸存者赢得的只是为自己说话的权利。我觉得，关于我的生活和身世的事实，不应当被用于证实该书的真实性，而是应当被用于激励读者们去阅读《被涂污的鸟》。

再说，我当时觉得，现在也同样觉得，小说和自传属于区别很大的文学类型。自传强调的是某一个人的生活：读者应邀担任另一个人的生活的观察者，作者鼓励读者将他自己的生活与传主的做比较。而另一方面，小说中的生活敦促读者做更多付出：他不仅仅是做比较；他事实上要进入一个虚构角色，通过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根据他自己的经历对小说角色进行拓展。

我始终认定该小说所描述的人生是独立于我本人的生活的。很多外国出版商拒绝只出版《被涂污的鸟》的纯粹文本，非要节选我与该书最早的外语版出版商之一的私人通信，作为该书的前言或者后记囊括进去，对此我表示了反对。他们希望这些私人信函节选能缓解此书的冲击力。我当初写这些信函旨在解说小说的幻境，而不是模糊它；但把信函节选插在书和读者之间，会破坏该小说的完整性，因为我原本是要让小说自己说话的，让我直接介入就产生了阻隔。原始版本问世一年后出版了《被涂污的鸟》的平装本，其中没有任何关于作者本人的信息。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很多学校的书单没有把科辛斯基列为当代作家，而是归入已故作家的行列。

*

《被涂污的鸟》在美国和西欧出版之后（它从未在我的祖国出版过，在其境内被列为禁书），一些东欧的报纸和杂志发起了一场针对它的围攻。尽管彼此存在意识形态差异，众多杂志却一致攻击小说中同样的一些段落（通常都是不顾上下文断章取义的），甚至不惜颠倒先后顺序以支持他们的指控。国家控制的出版机构中被冒犯的主笔们指控说，美国当局授意我创作《被涂污的鸟》，旨在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这些出版机构公然忽视一个事实——在美国出版的每一本书都必须在国会图书馆登记备案——竟然援引国会图书馆的图书编码作为下结论的证据，认定美国政府为该书的出版提供了资助。相反，那些反苏联的期刊则把我正面描写苏军士兵的内容挑出来作为靶子，声称它们足以证明，《被涂污的鸟》企图证明苏军在东欧存在的正当性。

多数来自东欧的责难瞄准的是小说的影射意味。尽管我早已保证过，我所用的人名和地名根本不能与任何特定的民族群体挂钩，抨击我的评论家们仍然指控《被涂污的鸟》是一本煽动性的纪实作品，影射了可以指认的一些社群在“二战”时期的生活。有些恶意的批判者甚至坚持认为，我引用民间传说和本国习俗细致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是对他们特定的家乡省份的丑化与嘲讽。其他一些人则抨击这本小说，说它歪曲了本国的民间传说，诋毁了农民的形象，为本国的敌人的宣传武器提供了炮弹。

我后来得知，这些花样繁多的抨击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团体的大规模阴谋的一部分，他们企图在我的祖国营造一种危险和分裂的感觉，企图迫使仍然留在这个国家的犹太人离开。《纽约时报》报道说，《被涂污的鸟》被公开指责为敌对势力所做的宣传，“寻求的是与东欧进行武力摊牌”。富于讽刺意味的是，《被涂污的鸟》开始扮演与书中主人公不无相似的角色了，这主人公是一个男孩，一个本土出生却变成外来异类的人，一个据信掌控着毁灭性力量，并能对撞见他的所有人施魔咒的人。

围剿这本书的战役发起于那个国家的首都，它很快就在全国展开了。几个星期之内，数百篇文章以及雪崩般的闲言碎语一涌而出。国家控制的电视网络办了一个系列节目，叫“追踪《被涂污的鸟》的足迹”，专门播放对一些可能在战时跟我或我的家人有过接触的人的采访。采访者会从《被涂污的鸟》中读一段文字，然后指出一个人来，说这个人就是小说中某人物的原型。这些没有判断力、通常没受过教育的证人被推上前台，对他们可能做过的事情莫名惊恐，于是他们就愤怒地诋毁起那本书及其作者来。

东欧最有成就、最受尊崇的作家之一读完《被涂污的鸟》的法文译本后，曾在一次采访中赞扬了这部小说。不久，来自政府的压力便迫使他改变了立场。他发表了他修改之后的看法，接着还发表了《致科辛斯基的公开信》，就发表在他本人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在公开信里，他对我提出了警告，说我跟另一位获奖小说家一个德行，竟为一种异族语言和堕落的西方的奖金背弃了母语，并说我会不得善终，将在里维埃拉[2]的某个破败旅馆割喉自尽。

在《被涂污的鸟》出版之际，我的母亲，我唯一幸存下来的血亲，当时已有六十多岁，并且因患癌症已做了两次手术。当地占主导地位的一家报社发现她还生活在我出生的那个城市，便发表了一些辱骂的文章，指证她是一个叛徒的母亲，煽动当地的狂热分子袭击她的住所。我母亲的护士报了警，警察到达现场后却站在一旁无所事事，只是装作在管束那些“业余警察”。

一个老校友在纽约给我打电话，小心翼翼地把我母亲的遭遇告诉了我，于是我动员了能动员的所有力量，向各种国际组织寻求支持，但是几个月下来收效甚微，因为愤怒的居民们照样继续他们的攻击，尽管他们谁也没见过我的书。最后，迫于来自该国之外的相关国际组织的压力，政府官员在尴尬之余下了命令，指示市政当局把我母亲迁移到了另一个城市。她在那里待了几个星期，直到袭击消停，然后她移居首都，把一切都抛在了身后。多亏朋友们的帮助，我才得以知道她的下落并定期给她寄点钱。

尽管她的大部分家人早已在现在迫害她的国家被消灭了，但是我母亲拒绝移民国外，她坚持要死在故国并葬在我父亲旁边，因为那是她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而且她所有的亲人都在那里安息。到她后来真的死去时，对她的朋友们来说，她的死变成了一种耻辱和一种警告。当局不允许发布任何治丧讣告，直到丧事结束几天后才发了一则简短的消息。

在美国，报纸对这些发生在国外的攻击做了报道，导致匿名的恐吓信潮水般地涌来，这些信来自已经归化美国的东欧移民，他们觉得我诽谤了他们的同胞，诋毁了他们的种族文化遗产。看上去几乎所有的匿名信作者都没有读过《被涂污的鸟》；他们大多数人都是鹦鹉学舌，模仿移民出版物上那些根据二手材料炮制的谩骂。

有一天，我独自待在我那位于曼哈顿的套房里，突然门铃响了。我满以为是我正好在等的包裹来了，立即就打开了门。两个穿厚重雨衣的男人把我推进屋里，一进门就砰的一声关上了门。他们把我顶在墙上，仔细地打量我。显然，他们对我的身份不大确定，他们中的一个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的剪报。那是《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关于东欧人攻击《被涂污的鸟》的文章，文中有我的一张老照片的模糊的复制品。攻击我的两个人针对《被涂污的鸟》咆哮了几句，从雨衣衣袖里抽出两根包在报纸里的钢管，开始威胁要用钢管打我。我抗辩说我不是书的作者；我说照片中那个人是我的表兄弟，经常被别人误以为是我。我还补充说他刚出去不久，但随时可能回来。他们在沙发上坐下来等待，手里仍然拿着武器，我问他们想要干什么。他们中的一个回答说，他们来的目的是为《被涂污的鸟》一书惩罚科辛斯基，因为这本书诽谤了他们的国家，嘲讽了他们的同胞。他们让我确信，尽管他们生活在美国，但他们是爱国主义者。不久另一个男人也加入进来，对“科辛斯基”骂骂咧咧的，还操起了我仍记忆犹新的乡野粗话。我一声不吭地待着，一边研究他们那宽大的农夫型脸庞、那壮实的身板以及那不合身的雨衣。虽然他们这代人已离开茅屋草房、沼泽杂草和牛拉的犁耙，但他们仍然是我所熟悉的农民。他们看上去真像是从《被涂污的鸟》的书页中走出来的，一时间我竟强烈地感到这对搭档是属于我的。假如他们真是我书中的人物，他们来找我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儿，因此我友善地给他们奉上伏特加，在开头的勉强推辞之后，他们热切地接受了。在他们喝酒的过程中，我开始整理散布在书架上的零散物件，然后，从一个书架尽头的一套两卷本《美国英语词典》后面，我非常随意地抽出一把小型左轮手枪。我告诉那两个男人放下武器，把双手举在头上；他们一服从指挥，我就拿起了相机。一只手拿着手枪，另一只手拿着相机，我迅速拍了五六张照片。我宣布说，假如我决定指控他们强闯民宅和蓄意伤害，用这些快照足以验明正身。他们乞求我饶恕他们，他们申辩说，毕竟他们还没有伤害到我或科辛斯基。我装出一副可以考虑的样子，最后我回复说，既然他们的照片已被保留在相机中，我再没有必要继续拘留他们的人身。

让我体会到中欧诽谤战役之影响的，不止这件事情。在我的住所外或车库里，曾有人多次来骚扰我。有三四次，陌生人在街上认出我，用恶意或侮辱的言语对付我。在向出生于我的祖国的一位钢琴家致敬的音乐会上，一帮爱国狂老太太用她们的雨伞攻击我，还尖声发出一连串老套到荒唐地步的咒骂。哪怕现在，在《被涂污的鸟》出版十年之后，由于该书在我的故国被禁，故国的公民们仍然在斥责我有背叛行为；富于悲剧意味的是，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政府通过有意欺骗他们，继续滋养着他们的偏见，使他们成了邪恶势力的牺牲品却浑然不觉，正是在同样的邪恶势力之下，我的主人公，那个小男孩侥幸逃脱，可谓九死一生。

在《被涂污的鸟》出版一年后，P.E.N.[3]，一个国际文学协会，为一个来自我的故国的年轻诗人的事情联系我。她来美国做一个复杂的心脏手术，不幸的是手术并未如所有医生所希望的那样圆满。她不会说英语，P.E.N.告诉我她在术后的头几个月里需要帮助。她只有二十多岁，但已经出版了好几卷诗作，被视为她那个国家里最有希望的年轻作家之一。我了解和推崇她的作品好几年了，因此对有望会晤她颇感欣喜。

在她等待康复的那几个星期里，我们把纽约逛了个遍。我经常给她拍照片，以曼哈顿公园和摩天大楼为背景。我们成了亲密的朋友，她申请延长她的签证，但是领事馆拒绝延期。由于不愿永久地抛弃她的语言和她的家人，她除了回家别无选择。后来我收到她的一封信，是通过第三方转交的，在信中她警告我说，那个国家的作家协会已经知道我们的亲密关系，而且现在正要求她写一篇短篇故事，反映她与《被涂污的鸟》的作者在纽约的遭遇。这个故事将把我描绘成一个没有道德的人，一个发誓要玷污她的祖国所代表的一切的性变态。一开始她拒绝写；她告诉他们，由于她不懂英语，她从未读过《被涂污的鸟》，另外她从未和我讨论过政治。但她的同事们连续不断地提醒她，是作家协会使得她去美国做手术成为可能，并且现在还在为她支付术后的康复治疗费。他们坚持说，由于她是一个杰出诗人，由于她在年轻人中有巨大的影响，她有义务履行爱国职责，发表文章抨击那个背叛了她的国家的人。

朋友们把那期的文学周刊寄给了我，上面刊登有她被迫写的那篇诋毁性的故事。我试图通过共同的朋友跟她取得联系，告诉她我理解她被置于无路可逃之境的苦衷，但她始终没有回复。几个月之后，我得知因她心脏病发作而逝。

*

无论是赞扬还是谴责这本小说，西方文坛对《被涂污的鸟》的评论都含有不安的底色。大多数美国和英国的评论家都反对我对那个孩子的经历的描写，理由是它们太深地植根于残忍。很多人倾向于对作者和小说忽略不计，声称我滥用了战争的恐怖以满足我自己那古怪的想象。在第二十五届年度国家图书奖颁奖典礼上，一位受尊敬的当代美国小说家写道，像《被涂污的鸟》这样的书，由于不加修饰地渲染了暴行，对英语小说的未来而言不是吉兆。其他评论家则声称此书不过是一本个人回忆录；他们坚持认为，只要拥有了被战争撕裂的东欧的原始素材，任何人都能编出充斥暴行的戏剧性情节来。

事实上，在那些选择把此书视为历史小说的人中，几乎没有谁费心去查阅那些真实的源素材。那些评论我的作品的人，对幸存者们的自述和官方的战时文件要么是一无所知，要么是觉得毫不相干。好像没有谁花时间去阅读很容易便可获得的证据，比如那个十九岁的幸存者的记录，它描述的是一个东欧村庄因庇护德国政府的一个敌人而遭到的惩罚：“我目睹了德国人和卡尔梅克人一起来平定那个村庄的情景。”她写道，“那是恐怖的一幕，我到死都不会忘记。村民们投降之后，他们开始强奸妇女，然后下了一道放火烧房的命令，连房里的所有居民一起烧。那些亢奋的野蛮人用火把点燃一座座房屋，跑出屋子的人不是被击毙，就是被赶回火焰中。他们还从母亲的怀里夺走小孩，把他们丢进火中。当痛苦万分的妇女们跑去救她们的孩子时，他们先朝她们的一条腿开枪，然后枪击另一条腿。只有在她们受够了罪时，他们才会杀死她们。那种杀戮的狂欢进行了一整天。夜晚降临，在德国人离开之后，漏网的村民才慢慢爬回村子去救残余的村民。我们看到的情景太可怕了：到处是余火未尽的木头，家家户户的门口都已烧得一片狼藉。村子后面的田地里随处可见死者的尸体；这里，一位死去的母亲抱着她的孩子，孩子的脑髓溅在她的脸上；那里，一个十岁的孩子横尸在地，一本书还在他手里。所有的死者被一起埋在五个大大的坟堆里。”东欧的每个村庄都熟知这样的残杀，数以百计的居民点遭受过相似的命运。

在其他的文件中，一个集中营的指挥官毫不犹豫地坦承：“规则是立即杀死小孩，因为他们不能干活。”另一个指挥官承认说，他在四十七天里已经收集到原属于已被毒气室处决的犹太小孩的十万件衣物，准备把它们运回德国。一个曾任毒气室工人的犹太人遗留下来的日记写道：“在每天死于毒气室的一百个吉卜赛人中，超过半数是孩子。”而另一个犹太侍者描述说，在每个少女走向毒气室的路上，那些党卫军看守会满不在乎地摸她们的性器官。

对作为东欧战争岁月的显著特点的暴行和残忍，我的描写丝毫没有言过其实，最能证明这点的也许要数这样一个事实：我的一些老校友成功地获得了几本走私的《被涂污的鸟》，他们在读完后写道，跟他们中的很多人及其家人在战争期间遭受的磨难相比，小说所述简直就是田园牧歌故事。他们责备我冲淡了历史真相，还指责我迎合了某种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敏感，因为美国人对国家巨变的见识充其量只是一个世纪前的内战，当时不过是被抛弃的孩子们三三两两在被毁弃的南方流浪而已。

对我来说，要反对这样的批评是困难的。早在1938年，我的家族举行了最后一次年度聚会，参加者大约有六十人之多。他们之中有杰出的学者、慈善家、外科医生、律师和金融家。而这六十来人中，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只有三人。此外，我母亲和父亲熬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以及二三十年代对少数民族的镇压。他们熬过的每一个年头都有苦难的深深烙印，不是妻离子散，就是亲人或死或伤，但即使是他们，尽管见识了无数的磨难，却仍然没有对1939年爆发的野蛮做好心理准备。

在整个“二战”时期，他们始终处于危险之中。几乎每天被迫寻找新的藏身之所，他们只是在恐惧、奔逃和饥饿中活命而已；总是栖身在陌生人中间，为掩藏自我要在别人的生活中淹没自己，这导致一种被连根拔起的无休止的折磨感。我母亲后来告诉我，即使在他们身体获得安全之后，他们在精神上仍然饱受折磨，老是觉得他们把我送走可能是错误的，觉得我跟他们在一起可能更安全。她还说，每当看到年轻的孩子们被押上火车，前往分散在全国的焚尸炉或可怕的特别集中营，他们的痛苦真是无法言表。

因此看在他们以及很多像他们一样的人分儿上，我想通过写小说来反映他们感到难以言传的那些恐惧，或许还能祛除它。

*

在我父亲去世之后，我母亲把父亲那几百本小笔记本给了我，那是他在战争期间所记下的。她说，哪怕是在逃亡途中，尽管决不真的相信能死里逃生，但我父亲仍然千方百计研习高等数学，用雅致而纤巧的字体做了大量笔记。他主要是一个语言学家和古典学者，但在战争期间唯有数学能给他慰藉，让他摆脱每天的现实折磨。唯有在纯粹逻辑的王国中裹紧自己，同时从文字世界中抽身而出，远离它所蕴含的对人类事务的含蓄评注，我父亲才得以超越每天包围他的可怕事情。

在我父亲去世之后，我母亲在我身上寻找到他的性格和气质的某种影子。她首先关心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与我父亲不同的是，我选择了通过写作来公开表达自我。我父亲一生都始终如一地拒绝公开做自我表达，拒绝做演讲，拒绝写书或文章，因为他相信隐私的神圣不可侵犯。在他看来，最有益的人生状态莫过于默默无闻，不为世界所注意。他相信，富于创造力的人以技艺吸引世界的关注，他为其作品的成功付出的代价，便是牺牲掉他自己的幸福和所爱的人们的幸福。

我父亲对无名状态的渴望，是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的终生企图的一部分，该体系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触及的。而我则截然相反，尽管离群索居和默默无闻是我儿时的日常状态，但我却感到某种力量驱使我，要创造一个所有人都能进入的小说世界。

尽管他对写作的世界缺乏信任，第一个不经意间引导我从事英语写作的人正是我父亲。在我到达美国之后，他开始给我写一系列信件，以他做笔记的那种耐心和精细，不厌其烦地对我讲解英语语法和成语的精微要义，可谓条分缕析、旁征博引。这些课程讲义是以哲学家的精确打印在航空信的信纸上的，但它们不包含任何个人信息或当地新闻。也许生活未教给我的东西少之又少了，我父亲这样宣称，而且他没有新颖的洞见要传授给他的儿子。

在那之前，我父亲已遭受过几次严重的心脏病发作，而且他的视力日渐退化，能看清图像的视野范围缩到了一页四开本[4]的尺寸。他知道他的人生快走到尽头了，他一定觉得，他能给我的唯一礼物就是他自己的英语语言知识，经过一辈子的修炼，他的英语功夫已是炉火纯青。

只有当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他时，我才意识到他是多么了解我和多么爱我。他煞费苦心地根据我特定的心理状况设计了那些课程。他解说英语习语的例句都是选自我崇拜的诗人和作家，而且自始至终涉及的是我感兴趣的话题或想法。

我父亲在《被涂污的鸟》出版之前就去世了，始终没有看到这本他为之做出巨大贡献的书。现在重读他的信件，我才意识到我父亲的智慧的广博：他想遗赠给我一种声音，引导我穿过一个新国家。他一定希望这一遗赠能给予我自由，让我能在自己选择的土地上，全力以赴地创造自己的未来。

*

六十年代末，美国社会和艺术领域的禁锢出现了松动，很多大学和中学开始把《被涂污的鸟》作为现代文学课程的辅助读物。经常有老师和学生写信给我，我收到了一些有关这本书的学期论文和随笔。在我的很多年轻读者看来，书中的人物和事件与他们自己生活中的人与事是彼此相通的；对那些把世界视为捕鸟人和鸟儿之间的战争的人来说，这本书提供了一种地形学。这些读者，尤其是少数族裔成员和那些感到受社会羁绊的人，在那个孩子的抗争中看到了他们自己的处境的某些因素，并认为《被涂污的鸟》映照出了他们自己为心智、情感和肉体的幸存所做的抗争。他们发现那个孩子在沼泽地和森林里的各种磨难，继续存在于另一块大陆的犹太人居住区和大小城镇，在这些地方，肤色、语言和教育背景为那些“局外人”、那些精神自由的流浪者打上了烙印，他们是那些“局内人”、那些强大有力的多数族群所恐惧、排斥和攻击的对象。另外，还有一群读者读这本小说，则是希望能开阔自己的视野，在一个博斯的画作般的世界里领略别样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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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被涂污的鸟》创作之时至今，很多年过去了，而我对它的问世却还心存疑虑。过去的十年已使我变得超然，能以一个评论家的冷眼审视这本小说；但是这本书所引发的争议，以及它给我本人及我的亲友们带来的人生变故，却让我对最初打算写作这本书的决定产生了怀疑。

当初我没有预见到，这本小说会获得其自身的生命，会对我的亲友们构成一种人生威胁，而不是成为一种文学挑战。在我的祖国的统治者们看来，这本小说有如那只鸟，非得把它从鸟群中驱逐不可；他们逮住了那只鸟，给它的羽毛涂了颜料，然后把它放了出去，我只能站在旁边，眼睁睁地看着它遭受劫难。假如我预见到了书的厄运，或许我就不会写《被涂污的鸟》了。然而，这本书就像那个孩子，承受住了十磨九难。求生的冲动是与生俱来而不可遏止的。连个孩子都囚禁不了，怎么可能囚禁想象呢？

耶日·科辛斯基

1976年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