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举

马德里当年的奇科特酒吧，是个跟白鹳夜总会差不多的去处，只是那里并没有乐队伴奏和初入社交界的小姐，又有点像华尔道夫饭店的男士酒吧，只是男士酒吧不接待女客。奇科特酒吧可是接待女客的，不过那可毕竟是个男人聚会的地方，女客在那儿是没有地位可言的。酒吧老板叫佩德罗·奇科特，酒吧要办得有特色老板总得有个性，他就具备了这一条。他是个很出色的酒吧掌柜，总是和和气气，总是乐呵呵的，而且为人颇有风趣。风趣这东西在时下早已是希罕之物了，很少有人能长久保持这东西。风趣这东西可不能跟演戏的本事混为一谈。奇科特有风趣，他的风趣不是假的、不是装的。可是他又很朴实单纯，待人也极友好。他真比得上巴黎里兹酒吧的那个侍者乔治，真是一样那么和蔼可亲，更是一样那么绝顶能干——在眼前要找个合适的人来比比，大概也就数乔治最过得硬了。所以他开的酒吧是相当不错的。

当时马德里有钱的年轻人里那些讲究派头的都爱去一个叫新潮夜总会的酒吧，而正派人则都去奇科特。奇科特的客人里固然也有不少是我所看不惯的，正如白鹳夜总会里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但是在奇科特我却没有一次不是玩得高高兴兴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那里可以不谈政治。有一些酒吧咖啡馆，是专诚为谈政治而去的，但是奇科特酒吧里却可以不谈政治。其他形形色色的话题当然还是谈得很多的，到了晚上，城里最漂亮的女郎也会在那里露面，那里的确是开始一天夜生活的好地方，我们常常都是先在那里坐坐，由此而得以过上一个美妙的夜晚。

再有，到那里去走走还可以了解了解谁在城里，要是不在城里又是到哪里去了。如果是在夏天，城里一个熟人也没有，你也尽可以坐在那里喝喝酒，因为那里的侍者都是很友好的。

这等于是一个俱乐部，可又用不到你付会费，在那里你有时说不定还可以结识个姑娘。奇科特酒吧是西班牙最好的酒吧，可以肯定无疑；是全世界最好的酒吧之一，我想也没问题。我们这些常去坐坐的人，对这个酒吧都怀有很深的感情。

还有一点，就是那里的酒绝佳。如果你要的是马蒂尼，那里所用的金酒便是极品的金酒，再好的货色有钱也没处买了。奇科特还有一种原桶威士忌，是地道的苏格兰产，比起那种广告做得很大的所谓名牌酒来真不知要好多少倍，跟普通的苏格兰威士忌就更不用比了。那会儿叛乱刚开始，奇科特正在北方的圣塞瓦斯提安照看他开设在那儿的夏令酒吧。那个酒吧他至今还开着，据说还是佛朗哥的地盘里最好的一家酒吧呢。马德里的酒吧则由本店侍者代为经管，直至今天还由他们管着，不过好酒早已都卖光了。

奇科特的老顾客多半站在佛朗哥一边，不过也有一部分是站在政府一边的。由于那个酒吧是一个非常愉快的地方，而真正愉快的人又往往是最勇敢的，最勇敢的人照例又最早战死沙场，所以奇科特酒吧的老顾客有很大一部分现下已经死了。那原桶的威士忌卖完已有好几个月了，那纯黄金酒则是在1938年5月喝得点滴不剩的。现在那里已经没有什么好酒可喝了，所以我想卢伊斯·德尔加多要是稍晚一些来到马德里的话，他或许就不会上奇科特酒吧去，也就不至于会招来那场祸事了。但是他在1937年11月里来到马德里的时候，奇科特酒吧还有纯黄金酒卖，还有印度奎宁水卖。豁出性命去买好酒喝，似乎还犯不上，所以他恐怕只是旧地重来，想进去喝上一杯，如此而已。如果了解了他的为人，了解了这家酒吧当年的情况，那么对这件事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那天大使馆里宰了一头牛，大使馆里的管门人打电话到佛罗里达旅馆来，通知我们说他们留了十磅鲜牛肉给我们。就在那样一个马德里的冬日的薄暮时分，我徒步走到大使馆去领肉。大使馆的门外有两个带长枪的突击队员坐在椅子里，牛肉就放在门房内候领。

管门人说，这方牛肉倒是斩的好肉，可惜那头牛太瘦了。我从厚呢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一些炒葵花子和一些橡栗来请他尝尝，两个人就在门房的外边，那大使馆的碎石子内车道上，站着说了两句笑话。

我把沉甸甸的肉在腋下一夹，穿过半个城走回家去。大马路那头在落炮弹，我就拐进奇科特酒吧去避一避。店里又挤又闹，我就在一个角落里找了一张小桌子坐，背后是用沙袋堵住的窗口，我把牛肉在旁边的板凳上一放，就坐在那儿喝起金酒补汁来。我们到这个星期才发现原来店里还有奎宁水卖。开仗以来店里还不曾有客人要过奎宁水，所以奎宁水还是卖的叛乱爆发前的老价钱。此时晚报还没有出版，我就向一个老婆子买了三份政党传单。每份是十分，我给了她一个比塞塔，叫她不用找了。她说上帝一定会保佑我的。我却不大相信，就只管看我的传单，喝我的金酒补汁。

有个当初我早就认识的侍者走到我的桌子旁，对我说了两句话。

“不会吧，”我说。“我不信。”

“是真的，”他说得斩钉截铁，手里盘子一摆，头一晃，指的都是同一个方向。“现在且别看。喏，就在那边。”

“这不干我的事，”我对他说。

“也不干我的事。”

他走了，这时另外一个老婆子那里刚刚有晚报卖，我就买了一份看起来。那个侍者没有认错人，果然是他。我们两个对此人都非常熟悉。我当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个傻瓜！这个傻到了家的大傻瓜！

就在这时候正好有个希腊同志过来在我的桌子边坐下。他是第十五纵队的一个连长，一次飞机扔了颗炸弹，把他埋在了土里，另外四个弟兄死了，他被送到后方医院里来观察了一阵子，后来又给转送到一家疗养院什么的。

“你好吗，约翰？”我问他。“来尝尝这玩意儿。”

“这叫什么名堂，埃蒙兹先生？”

“叫金酒补汁。”

“这补汁是什么东西？”

“就是奎宁水。来尝尝看吧。”

“不瞒你说，我是不大喝酒的，不过既是奎宁呢，喝了倒能治热病。我来喝一点试试看吧。”

“医生说你情况怎么样，约翰？”

“我用不到去看医生啦。我的身体全好了。就是觉得头脑子里好像老是在嗡嗡叫。”

“你还是得去找医生看看，约翰。”

“我去看过啦。可跟他说不明白。他说我没有证明，不给看。”

“我打个电话去说说，”我说。“医院里的人我认识。医生是个德国人不是？”

“对，”约翰说。“是个德国人。英语说得不怎么好。”

正在这时候那侍者过来了。他已是个上了年纪的人，顶都秃了，招待客人还完全是老派的规矩，并没有因为打了仗而有所改变。他像有一肚子的烦恼。

“我有个儿子在前线，”他说。“另外一个儿子已经阵亡。现在又碰上了这档子事。”

“这是你老兄的问题。”

“那你呢？我不是也已经告诉你了吗？”

“我是到这儿来喝上一杯餐前酒的。”

“我也不过是这儿的一名职工。你就指点指点我吧。”

“这是你老兄的问题，”我说。“我是不过问政治的。”

“你懂西班牙话吗，约翰？”我问那希腊同志。

“不懂，识不了几个字，不过希腊话、英国话、阿拉伯话我全会说。以前阿拉伯话说得还挺不错哩。我问你，你可知道我是怎么会给埋在土里的？”

“不知道呀。我只晓得你给活埋了。其他一概不知。”

他脸儿黑黝黝的，挺中看，一双手可是乌黑的，说起话来总是连挥带舞。他是岛民出身，一开口就会情绪激动。

“好吧，那我就告诉你。你是知道的，我对打仗挺有经验。以前我在希腊军队里也是当上尉的。我可是个优秀的军人。所以，那会儿我们守在丰特斯-德-埃布罗的壕沟里，看见飞来一架飞机，我就看得很仔细。我看这飞机飞到了头上，又这样机身一侧打了个弯”(说着双手做了个飞机侧身打弯的样子)“在空中老盯着我们看，我就说：‘啊哈，是参谋总部派来的。是来侦察的。马上就有很多飞机要来了。”

“我料得一点没错，果然又来了很多。于是我就索性站在那儿观察。我观察得可仔细了。我仰起了头，把空中的情况一一指给连里的弟兄们看。来的是三架一批，共有两批。一架在前，两架在后。一队三架飞过去了，我对弟兄们说：‘看见吗？这是一个编队飞过去了。’

“等后面的三架也飞了过去，我对弟兄们说：‘这就好了，没有事了，再用不着担心了。’那以后我就什么也不记得了，这样一过就是两个星期。”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个把月以前的事。事情是这样的：炸弹把我埋在土里的时候，我的钢盔给推了下来，正好盖在脸上，所以我还有钢盔里的这点空气可以呼吸，勉强支持到被人家挖出来，可那时我一点也不知道。不过我呼吸到的那点空气都是爆炸后产生的硝烟，那倒弄得我病了好久。现在我好了，只是脑袋里老是在响。这种酒叫什么名堂来着？”

“叫金酒补汁。所谓补汁就是施韦珀印度奎宁水。这家酒吧在战前本来档次极高，当时一美元只换七个比塞塔，在这里这种奎宁水就要卖到五个比塞塔。我们也是前不久才发现他们还有奎宁水卖，而且还是老价钱不变。眼下也只剩一桶了。”

“味道的确不错。告诉我，这个城市在战前是什么样子的？”

“挺不错。跟现在也大致差不多，但是吃的东西丰富极了。”

那个侍者又过来了，他隔着桌子探出了身子。

“我要是不管能行吗？”他说。“我到底有这个责任啊。”

“假如你想管，你可以去打电话，拨这个号码。你记一记吧。”

他记了下来。“找匹佩听电话，”我说。

“我跟他并没有什么过不去的，”那侍者说。“但是这事关Causa。像这样一个人，对我们的事业肯定是有危险性的。”

“店里其他的服务员难道都不认识他吗？”

“我想是认识的。可是谁也没有吭声。他是个老主顾了。”

“我也是个老主顾呢。”

“那会不会他现在也站在我们一边了呢。”

“没那事，”我说。“据我所知没那事。”

“我以前可从来没有检举过一个人。”

“那就要由你考虑了。也说不定会有别的服务员检举他的。”

“不会，只有那些老服务员才了解他的底细，老服务员是不会检举人家的。”

“再给我来一杯纯黄金酒，来些苦草汁，”我说。“奎宁水瓶子里还有。”

“他在说些什么呀？”约翰问。“我只听懂了一丁点儿。”

“这店里来了个人，当年我们俩都跟这人认识。这人是个打鸽子的好手，我时常在射猎场上见到他。他是一个法西斯分子，不管他今天来这儿是什么原因，反正他现在来这儿是非常愚蠢的。他这个人以前一向非常勇敢，也非常愚蠢。”

“指给我看看是哪一个。”

“那张桌子上跟飞行员在一起的就是。”

“哪一个？”

“就是脸儿晒得黑黑的，用帽子遮没了一只眼，这会儿正在笑的那个。”

“他是个法西斯分子？”

“对。”

“我从丰特斯—德—埃布罗前线下来以后，今天算是离个法西斯分子最近了。这儿法西斯分子多吗？”

“有时还相当多。”

“他喝的也是跟你一样的酒，”约翰说。“我们喝这个酒，会不会被人家当成是法西斯分子？我问你，你到过南美西海岸的麦哲伦没有？”

“没有。”

“那个地方不错。只是掌(章)鱼太多了。”

“什么太多了？”

“掌鱼。”他的音没有念准。“你知道，就是有八条手臂的那个东西。”

“噢，”我说。“是章鱼。”

“对，掌鱼，”约翰说。“你瞧，我还是个潜水员呢。在那个地方干活还真不错，挣的钱也不算少，可就是掌鱼太多了。”

“跟你捣乱了？”

“捣乱不捣乱我也说不准。在麦哲伦港我第一次下水就看见了掌鱼。那家伙就这样一下子站了起来。”约翰手指撑着台面，猛地把手往上一提，肩膀同时往上一耸，眉毛也同时往上一抬。“站起来比我个儿还高呢，还直瞪瞪盯着我的眼睛。我赶紧拉绳让他们把我给吊上去。”

“那东西有多大，约翰？”

“要说得很肯定我也说不上，因为头盔上那个眼罩的镜片看东西有点儿走样。不过看那头围总该有四英尺开外。而且那东西站起身来就像踮着脚似的，对我是这个样子盯着看的。”(做出一副盯着我看的样子。)“因此我一出水面，他们给我一摘下头盔，我就说我再也不下去了。后来那雇我的老板说了：‘你这是怎么啦，约翰？你怕掌鱼，掌鱼对你更怕呢。’我就顶了他一句：‘笑话奇谈！’这个法西斯酒我们再来它一杯怎么样？”

“行啊，”我说。

我的眼睛却一直望着那边桌子上的那个人。他名叫卢伊斯·德尔加多，以前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1933年在圣塞瓦斯提安打鸽子的时候。记得我还跟他一起高高地站在看台顶上看射猎大赛的决赛来着。我们都下了赌注，我是下不起这样大的赌注却愣下，他呢，我相信他一年也输不起这么多钱，却还硬是加码押上，后来他付清了赌账下看台时，我记得他一副表情是多么高兴，装得好像付这笔赌账是他莫大的荣幸似的。后来我记得又跟他一起站在卖酒柜台前喝马蒂尼，我当时觉得赌输了钱也就是送走了晦气，欣欣然有如释重负之感，心里只是在想：他这一下输惨了，还不知他心疼得怎么样呢。我近一个星期来一直枪法失灵，他倒是枪法奇准，几乎是不可能打到的鸽子都会撞在他的枪口上，所以他经常自己打枪跟人家打赌。

“掷银元赌输赢来不来？”他问。

“你真要跟我来？”

“对，如果你愿意的话。”

“赌多少？”

他掏出一只钱夹，看了看里边，哈哈一笑。

“不管你说多少我都乐意奉陪，”他说。“不过我看这样吧：我们就赌八千比塞塔好了。我这皮夹子里大概也总共就是这个数目。”

当时这个数目要值到近一千美元。

“好吧，”我说，刚才那份释然而安的心情一下子全消失了，打赌势必引起的那种心虚之感又涌了上来。“谁做庄？”

“我来做庄。”

我们把双手拢成杯状，里面各放上一枚五比塞塔的大银元，颠了几下，然后各把银元压倒在左手的手背上，上面用右手捂住。

“就看你的吧，是哪一面？”他说。

我移开手掌，露出了大银元，朝天的赫然是阿方索十三世的侧面头像，还是个娃娃的样子。

“是人头，”我说。

“把这些劳什子统统拿去吧，来，漂亮点儿，请我喝杯酒。”他把钱夹都掏空了。“你大概不想买一支上等的珀迪枪吧？”

“我才不想买呢，”我说。“不过我说，卢伊斯，如果你眼下手头不太方便的话……”

我说着就把手里这一小叠叠得齐齐整整、纸张又亮又厚的绿色一千比塞塔大钞推到他面前。

“别傻了，恩里克，”他说。“我们这是打的赌，不是吗？”

“话是不错，不过我们是老相识了。”

“可还没有老到这一步。”

“好吧，”我说。“这事总该你说了算。那么你喝什么酒呢？”

“金酒补汁怎么样？你知道这种酒味道好极了。”

于是我们就喝了杯金酒补汁，我弄得他光了屁股，心中老大不安，不过赢了这笔钱，却又觉得开心非凡，这杯金酒补汁的味道之好，在我这辈子里还不曾有过第二回。这种事何必要说假话呢，又何必要装作赢了钱还不乐意呢。不过，卢伊斯·德尔加多这家伙倒的确是个挺有风度的赌徒。

“依我看，输得起多少钱赌多少钱，那是不会有多大味道的。你说呢，恩里克？”

“我说不上来。我是向来输不起的。”

“别傻了。你的钱多着哪。”

“没有的事，”我说。“不骗你。”

“得了，谁没有钱呢，”他说。“问题只是肯不肯卖，卖掉点儿什么不就有钱了？”

“我没有多少钱。真的。”

“得了，别傻了。我认识的美国人没有一个不是有钱人。”

我看他这话也确实说得没错。当年在里兹酒吧也好，在奇科特酒吧也好，他是碰不到没钱的美国人的。而今天他重返奇科特，在这里碰到的美国人就都是他当年决不会碰到的那种美国人了。唯有我是例外，我按说是不该来的。可是我也真恨不得没来这儿，免得在这儿看见了他。

不过话要说回来，他既然执意要干这样一件愚不可及的事情，那可是他自己的事了。但是我望着前面的桌子，回想起了当年，我却被他弄得心中不安起来，我还特别感到不安的是：我把保安总部反间谍局的电话号码告诉那个侍者了。当然，他本来只要在电话上问一声，也能把电话挂到保安总部。但是我却给他指点了一条逮捕德尔加多的最便捷的捷径，而眼前的情况又是样样过火，分外复杂，这里边牵涉到公道啦，正义啦，本丢·彼拉多式的处治手段啦，还有想看看人家在矛盾的感情冲突下如何举动的那种往往很见不得人的心理啦。作家所以会成为这样富有魅力的朋友，靠的就正是这种复杂的局面。

那个侍者又过来了。

“你看怎么样？”他问道。

“要我去检举他我是绝对不干的，”我说。一个电话号码闯了祸，现在我想为自己打退堂鼓了。“不过我毕竟是个外国人，战争是你们的战争，问题也是你们的问题。”

“可你是站在我们一边的。”

“那没错儿，也决不会变。不过检举老朋友，可不包括在里边。”

“那我呢？”

“你的情况不一样。”

我相信我这说的是实话，话说到这里也已经无话可说了，不过我总觉得，这事我要是压根儿就没有听说，那该有多好呢。

我爱探究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举动，那可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说来惭愧，我这种好奇的心理早已得到满足了。我就转过脸来望着面前的约翰，不去看卢伊斯·德尔加多所在的那张桌子。我知道他替法西斯当飞行员已有一年多了，可眼前的他，却穿起了政府军的制服，在跟三个最近去法国受训回来的年轻的政府军飞行员说着话儿。

这些新来的小伙子谁也不会认识他，我真有点怀疑，不知他会不会是想来偷一架飞机呀什么的。不管他这次来是什么目的，反正他眼下到奇科特酒吧来是发了傻。

“你喝了感觉如何，约翰？”我问。

“感觉不坏，”约翰说。“真是好酒。喝了好像觉得有点儿飘飘然。头里的嗡嗡声也叫得好些了。”

那个侍者又过来了。他显得十分激动。

“我把他检举了，”他说。

“那好啊，”我说，“现在你的问题都解决了。”

“解决啦，”他自豪地说。“我把他检举了。他们这就要来抓他了。”

“我们走吧，”我对约翰说。“这里就要有点麻烦事儿了。”

“那还是走吧，”约翰说。“麻烦事儿总是不断地来，拼命想躲也躲不开。我们该付多少酒账？”

“你不留下了？”那个侍者问。

“不了。”

“可电话号码是你告诉我的啊。”

“这号码我正好记得。在这城里住着，记得的电话号码就太多啦。”

“可这是我的责任所在啊。”

“是啊。谁说不是呢？责任这东西是含糊不得的。”

“那我下一步呢？”

“哎，你刚才不是觉得心里就挺安生了吗？以后回想起来你大概还会觉得心里挺安生的。说不定还会引以为荣呢。”

“你的包忘了带了，”那个侍者说。他把牛肉交给了我，牛肉是包在两个大信封里的，《踢马刺》杂志就套着这种大信封按期寄来，去堆在大使馆一间办公室内的那一大堆一大堆刊物里。

“我很理解，”我对那个侍者说。“真的很理解。”

“他是个老主顾了，而且又是个好主顾。再说我以前也从来没有检举过人家。我检举他可不是为了好玩。”

“我还有句话，可不是要挖苦你，也不是要伤你的心。你可以对他说是我检举他的。因为政见不同，他现在反正已经把我看成对头冤家了。他要是知道是你检举的话，他会恨你的。”

“那不好。自己做事自己当。可你理解我吧？”

“理解，”我说。接着却又撒了个谎：“不但理解，而且赞成。”在战争时期，无奈说个谎是很常有的事，既然不得不说个谎，这个谎就应该趁早说，而且应该尽量说得技巧些。

我们握过了手，我就跟约翰出了店门。临出门时我回头对卢伊斯·德尔加多所在的那张桌子上看了一眼。他的面前又摆上了一杯金酒补汁，他刚刚说了句什么，逗得满桌子的人都在哈哈大笑。他那张黑黝黝的脸上洋溢着极大的欢乐，一双眼睛显出了猎手的精明，我心想：不知他这会儿又在冒充什么角色了？

他上奇科特酒吧是很傻，可他就是特意要干这样的事，为的是日后回到了他的同伙那儿，就可以搬出来炫耀炫耀了。

我们出了店门，刚要顺着大街走去，一辆保安总部的大卡车开到奇科特酒吧的门前停了下来，从车上跳下来八个人。六个端冲锋枪的在门外站起了岗。两个穿便衣的就向店里走去。一个人要看我们的证件，我说了声“外国人”，他就让我们走了，说是没有我们的事。

黑暗里顺着大马路走去，人行道上又多了大批碎玻璃，脚下尽是炮轰过后遗下的瓦砾。空气里硝烟还未散去，街上到处是高爆炸药的气息，石毁墙倒的气息。

“你哪儿去吃饭？”约翰问我。

“我给大伙儿领了些牛肉来，我们就在旅馆里煮吧。”

“我来煮，”约翰说。“我做菜还有两下。记得有一次我在船上做菜……”

“这牛肉老得很呢，”我说。“牛倒还是刚宰的。”

“啊，没关系，”约翰说。“在战争时期吃老牛肉是最妙不过的了。”

黑暗里匆匆走过的都是刚从电影院出来的回家的人们，炮轰不停止他们出不了电影院。

“那个法西斯分子怎么回事，怎么明知人家认识他，还要到那个酒吧去？”

“他这是发了疯了。”

“那就是战争造成的不幸了，”约翰说。“弄得许许多多人发了疯。”

“约翰呀，”我说，“我看你这句话说得还真有些道理。”

回到旅馆，走过了为保护服务台而垒起的沙袋，进了门，我就问服务员要钥匙，可是服务员说已经有两个同志上去了，在房间里洗澡呢。他把钥匙给了他们了。

“你先上去吧，约翰，”我说。“我去打个电话。”

我到电话间里，拨了我刚才给酒吧侍者的那个号码。

“喂，匹佩吗？”

电话里传来了一个薄嘴唇的声音。“Qué tal Enrique？”

“我说，匹佩，你是不是在奇科特酒吧逮到了一个叫卢伊斯·德尔多加的？”

“Sí, hombre, sí. Sin novedad．没有碰到什么麻烦。”

“他没有知道那个侍者的事吧？”

“没有，hombre，没有。”

“那就别跟他说。就告诉他说是我检举他的，好不好？那个侍者的事千万别提一个字。”

“这是干什么呀？说不说都没有关系啦。他是个间谍。总得给枪毙。犯了这号事情还会有活路吗？”

“我知道，”我说。“不过关系还是有一点的。”

“那就随你吧，hombre，那就随你吧。咱们什么时候碰头？”

“明天你来吃午饭。我们这里有一点肉。”

“饭前还有威士忌。行啊，hombre，行啊。”

“Salud，匹佩，谢谢你啦。”

“Salud，恩里克。这算不了什么，Salud。”

他的嗓音听起来挺陌生，像有一种杀气腾腾的味道，我总觉得很听不惯，不过这会儿我上楼去的时候，心里却感到舒服了许多。

我们这些奇科特酒吧的老主顾对这个喝酒的去处似乎都怀有一种感情。我知道卢伊斯·德尔加多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才蠢到竟敢旧地重来。他本来也可以到别处去干他的勾当。但是既然到了马德里，奇科特是不能不去的。那个侍者说得没错，他确实是个好主顾；我跟他，也算是老朋友了。人生中有些小小的好事，只要能够办到无疑还是值得一做的。所以，我很高兴我给保安总部的朋友匹佩打了这个电话，因为卢伊斯·德尔加多是奇科特的老主顾了，我不希望他在临死之前，会对那里的侍者改变了美好的印象，甚至充满了怨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