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前夜

马德里有一座被炮弹打坏了的公寓，从公寓高处可以望到那个所谓“村舍”，我们当时就是以这座公寓作为工作基地的。战斗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进行。居高临下看得见战斗的场面一直伸展到小山上，鼻子闻得到硝烟的气味，舌头上沾着战场上飞来的尘沙，步枪声和自动步枪声更是如滚石下坡一般在耳边响成一大片，时起时伏，中间还夹着劈劈啪啪的各式枪声，以及我们背后排炮向外发射的接二连三的隆隆巨响，巨响过后总少不了轰然一声，炮弹落地开花，冲天黄尘滚滚而起。不过要拍好电影，这个距离总还嫌稍远了点。我们也往前挪过，可是他们老是对着摄影机打冷枪，弄得你根本没法拍下去。

我们最贵重的东西就数那大的一架电影摄影机了，如果摄影机打坏，我们也就玩儿完了。我们简直是在无处可拍的情况下把影片拍出来的，所以这些拍好的影片加上摄影机，便成了我们的宝贝。我们浪费不起胶卷，电影摄影机更得百般小心保护。

就在前一天，迎面打来的冷枪逼得我们退出了一个拍片的好地方，我只好把小摄影机捧在肚子上，拼命压低了脑袋，用胳膊肘支着地，一步一挪地爬回来，子弹呼呼地从我背上掠过，打进了砖墙，四散飞溅的泥粉砖屑两次撒满了我的全身。

也不知道什么缘故，我们方面最猛烈的进攻总是在下午发动的，那时太阳正好位于那帮法西斯的背后，摄影机镜头上照到了阳光，便像日光反射信号器一样闪闪发亮，那帮摩尔人就瞅准了闪光开火。他们在里夫人那儿见到过日光反射信号器和军官的望远镜，满在行的，所以你如果愿意饱尝一下冷枪滋味的话，只要无遮无蔽地拿起望远镜来望望就行。而且他们的枪法可精着哩，所以弄得我整天紧张得唇干舌燥的。

一到下午我们就开进公寓。在这个地方拍影片还是不错的；我们在阳台上用破旧的花格帘子草草做了个遮阳，摄影机就可以安在下面。不过，还是我说的那句话：距离总还嫌远了些。

真要说太远那也不见得，有一些场面还是可以拍到的，比如那松树遍布的山坡，那湖，那中了高爆榴弹后石屑四迸、粉尘弥漫、看不清面目、依稀只见个轮廓的一幢幢石头农家房子。轰炸机打头上嗡嗡飞过，这就又可以拍到小山顶上轰然冲天而起的滚滚浓烟和尘雾。不过，隔着这八百码到一千码的距离，坦克看去到底只像些泥土色的小甲虫，口吐细细的火光，在树林子里快快地爬，坦克后面的士兵都成了些小玩具人，一会儿卧倒，一会儿猫着腰往前跑，一会儿又趴了下去，有的还能起来往前跑，有的就没再挪动过一步，星星点点的人影就这样布满了山坡，而坦克还是一个劲儿往前冲。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希望能拍出个战斗的轮廓来。我们已经拍到了许多近景，运气好些的话今后还能拍到一些，如果我们还能拍到一些可以体现战斗轮廓的场面，诸如突然的尘土冲天，榴霰弹的空中开花，滚滚的硝烟尘雾中手榴弹爆炸的黄光一闪、白花怒放等等，那么我们的任务就基本上可以完成了。

这样，到天色暗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把大摄影机搬下楼去，拆下三脚架，把东西分作三堆，然后一次一个，带上东西飞快穿过玫瑰树林荫路的那个烧得光光的转角，对面是旧日蒙大拿兵营马厩的石墙，到石墙下就安全了。我们看到有了这么个拍影片的好地方，个个兴致很高。但是要说距离还不算太远，那就颇有点自己骗自己了。

到了通往佛罗里达旅馆的坡道上，我就说：“来，一块儿到奇科特酒吧去喝一杯。”

可是他们有一架摄影机得修，还得换胶片，已经拍好的胶片也得赶快密封，因此我就一个人去了。在西班牙是决不会找不到伴儿的，换换空气也好嘛。

在这四月的黄昏我顺着大马路朝奇科特酒吧举步走去时，心情是满意的，只觉得又快活，又兴奋。我们干得很卖力，我看干得成绩也不错。可是独自一人在街上走着走着，得意的心情却全消失了。孤零零一个人，头脑冷静了下来，我这才意识到我们离前线毕竟太远了，而且再傻的傻瓜也看得出来：进攻是失败了。其实我也早就清楚得很，只是心里总还抱着希望，情绪一乐观，往往就给蒙住了眼。但是此刻想起了前线的那个光景，我明白了这简直就是索姆河之役的重演，伤亡惨重啊。人民的军队终于发动进攻了，可是这样的进攻法只会招来一个后果：毁灭了自己。此刻我把今天一天看到的、听到的合在一起想想，觉得心里真不是滋味。

在奇科特酒吧的一片烟雾喧嚣之中，我意识到进攻是失败了；在人头挤挤的柜台跟前喝第一杯酒时，我这体会就更强烈了。如果形势大好，只是个人的情绪欠佳，那喝上一杯心情是会好起来的。可是如果形势实在糟糕，而个人倒一切正常，那喝上一杯反而会把糟糕的局面看得愈加清楚。店堂里这时早已挤得满满的，要端起酒杯来喝，还真得用胳膊肘往外挤挤才行哩。我刚足足实实喝了一大口，就给谁撞了一下，杯子里的威士忌苏打水都泼了出来。我火了，扭过头来一看，那撞我的人倒笑了。

“哈罗，鱼儿脸，”他说。

“哈罗，你这头老山羊。”

“我们去找张桌子坐吧，”他说。“刚才撞了你一下，看你的样子可是真火了。”

“你从哪儿来呀？”我问。他的皮上装又脏又油腻，两只眼睛眍了进去，一脸胡子也真该刮刮了。他腰里佩着一把大号的科尔特自动手枪，这枪据我所知以前有过三个枪主，跟枪相配的子弹我们还一直在到处找呢。他个子很高，脸上黑乎乎沾满了硝烟和油污。头上戴一顶皮防护帽，帽顶上由前往后加垫了一条厚厚的皮做成个护顶，帽边上也都镶了厚厚的皮。

“你从哪儿来呀？”

“从‘村舍’来呗，”他故意拉着个念经般的调子说，这是学的新奥尔良一家旅馆里的一个小听差，从前我们在一起听到过这小听差就拉着那样的调子在大厅里传唤，至今我们两个私下还常常学着这腔调逗笑。

我看见一张桌子上有两个士兵和两个姑娘站起来走了，我就说：“那边有桌子空了，我们上那边去坐吧。”

我们就在店堂中央的这张桌子旁坐了，他举起酒杯来，我倒看得呆了：他两手油污，两个大拇指的叉弯里黑得简直像石墨，那是让机枪后部倒喷的烟气给熏黑的。拿着酒杯的手在抖。

“你瞧我的两只手。”他把另一只手也伸了出来。那只手也在抖。“左右手彼此彼此，”他还是拉着那个滑稽的调子说。随即口气就严肃了起来：“你上去过啦？”

“我们去拍了影片。”

“拍得好吗？”

“不太好。”

“看见我们啦？”

“你们在哪儿？”

“在进攻农庄。今天下午三点二十五分。”

“啊，看见了。”

“满意吗？”

“哪儿能呢。”

“我也不满意，”他说。“告诉你，这事压根儿就是荒唐透顶。对那样的阵地，为什么要发动正面进攻呢？这到底是谁的主意？”

“一个叫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混蛋，”说这话的是一个矮个子，戴着玻璃片厚厚的眼镜，我们过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这张桌子旁坐着了。“人家给他副望远镜叫他看，他第一次看望远镜就俨然成了个将军。这就是他的杰作。”

我们都把眼睛盯住了这个说话的人。跟我一起的那个坦克手阿尔·瓦格纳对我瞧瞧，还皱了皱眉——不过他的眉毛已经烧掉了。那小个子对我们笑笑。

“同志，要是附近有人懂英语的话，你要给枪毙的，”阿尔对他说。

“哪儿的话呢，”那小矮子说。“拉尔戈·卡瓦列罗才要给枪毙呢。他应该枪毙。”

“喂，同志，”阿尔说。“你就小声点好不好？人家听见了你的话，还当我们是跟你一起的呢。”

“我的话可不是胡说的，”那个眼镜片子好厚的矮个子说。我把他仔细打量了一眼。他给人一种感觉：他的话的确不是胡说的。

“话虽如此，可不是胡说的话说出来也不一定就合适，”我说。“来一杯如何？”

“好啊，”他说。“不过跟你说说没关系。我了解你。你是靠得住的。”

“我也不见得就那么靠得住，”我说。“再说这酒吧间到底是个公共场所。”

“只有在酒吧间这样的公共场所才可以私下谈谈没关系。我们在这儿说话谁也听不见。你是哪个部队的，同志？”

“我手里管着几辆坦克，从这儿走着去约有八分钟的路程，”阿尔对他说。“我们今天的任务已经执行完毕，上半夜我可以休息。”

“你怎么也不去洗个澡？”我说。

“正想去洗呢，”阿尔说。“就到你的房间里去洗吧。一会儿出了酒吧就去。你有去油污的肥皂吗？”

“没有。”

“没有也不要紧，”他说。“我还省下了一点，在这口袋里带着。”

那眼镜片子厚厚的小个子目不转睛地瞅着阿尔。

“你是党员吗，同志？”他问道。

“是啊，”阿尔说。

“我知道这位亨利同志就不是，”小个子说。

“那我就不敢信任他了，”阿尔说。“我对他本来就不信任。”

“你这个混蛋，”我说。“打算走了吗？”

“还不打算，”阿尔说。“我很想再喝一杯呢。”

“我对亨利同志是非常了解的，”那小个子说。“我再说些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事情给你们听听。”

“一定得让我们听？”阿尔说。“别忘了我是人民军队的战士。你不觉得那会瓦解我的斗志吗？”

“你不知道，他的脑袋瓜子膨胀得可厉害啦，如今都快成为个狂人啦。他当了总理又兼陆军部长，谁也再别想跟他说一句话。你知不知道？他本来倒是个正正直直的工会领袖，可说介于已故的萨姆·龚帕斯和约翰·卢·刘易斯之间，要不是阿拉基斯泰因这家伙找到了他，也就不会有那样的事了。”

“说得慢点儿，”阿尔说，“我听都听不清楚。”

“啊呀，是阿拉基斯泰因找到了他！就是眼下在巴黎当大使的那个阿拉基斯泰因！你知道就是这家伙把他捧起来的。他称他西班牙的列宁，这一来那可怜的人就硬是要做西班牙的列宁了，有人给他一副望远镜让他看看，他就自以为是克劳塞维茨了。”

“这话你刚才说过了，”阿尔冷冷地说道。“你有什么根据呢？”

“嗬，三天前他还在内阁会议上大谈其军事呢。那次会议上讨论的就是我们今天采取的这个行动，赫苏·埃尔南德斯其实也只是跟他开个玩笑，他问他战术和战略有什么区别。你知道那老兄怎么说？”

“不知道，”阿尔说。我看得出这个新认识的同志惹得他有点心烦了。

“他说，‘所谓战术就是对敌人发动正面进攻。所谓战略就是对敌人实行侧面包抄。’你看这多有意思？”

“你还是快走吧，同志，”阿尔说。“你呀，真是泄气透了。”

“可我们一定得把拉尔戈·卡瓦列罗赶下台，”那矮个子同志说。“等他这场进攻一结束，我们得马上赶他下台。他干下了这件蠢到了家的事，也只有完蛋的份儿了。”

“好吧，同志，”阿尔对他说。“可我明儿早上还得去参加进攻战呢。”

“啊，你们还要去进攻？”

“你听我说，同志。你要胡扯些啥你只管跟我扯好了，因为听你胡扯蛮有意思，反正我也不是个小孩子了，是好是歹我分得清楚。可你别跟我打听什么，因为那样你会招来麻烦的。”

“我只是问你个人的事。又不是打听什么消息。”

“我们彼此都还不熟，还谈不上问什么个人的事，同志，”阿尔说。“你何不请到旁的桌子上去坐坐，让亨利同志跟我说会儿话呢？我有些事情要问他。”

“Salud，同志，”那小个子说着便站起身来。“那就改天见吧。”

“好，”阿尔说。“改天见。”

我们看着他走到另一张桌子前。他表示了一下歉意，就有几个士兵给他让出个位置，我们的眼光还没有收回来，看见他就已经把话匣子打开了。那些士兵好像都很感兴趣。

“你看这小个子怎么样？”阿尔问。

“我弄不懂。”

“我也弄不懂，”阿尔说。“对这次进攻他无疑是有看法的。”他喝了一口，伸出手来。“看见吗？现在不抖了。我也不是个酒鬼了。我在进攻之前向来是不喝酒的。”

“今天怎么啦？”

“你不是看见了吗？你说这情况怎么样？”

“太可怕了。”

“就是这话。说得再确切也没有了。太可怕了。我看他现在是战略、战术全用上了，因为我们的进攻是正面、两翼一起上的。其他各路战线上情况怎么样？”

“杜兰攻下了新赛马场。就是那个hipódromo啦。眼下部队就收缩在通入大学城的那个走廊地带上。北边我们越过了科鲁尼阿路。从昨天早上起部队就被阻挡在阿吉拉尔山下。今天早上的形势就是这样。听说杜兰的旅损失了一半以上。你们那儿怎么样？”

“明天我们又要去攻打那些农家房子跟那个教堂了。目标是人称‘山中隐士’的山上那个教堂。山坡上挖了那么多的沟沟，无论攻到哪儿都至少要三面受到机枪据点的扫射。那儿的机枪据点全都是挖得深深的，而且还有很牢固的工事。我们的炮太少，组织不起像样的炮火掩护把这些机枪火力压下去，又没有重型野炮好把这些机枪阵地摧毁。那三座农家房子里都有反坦克炮，教堂旁边还有个反坦克炮兵群。打起来那才叫要命呢。”

“预定什么时候开始？”

“不要问我。那我不能告诉你。”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们得拍电影，”我说。“拍了电影所得的款子全部捐献去买救护车。我们在阿尔加达桥的反击战中拍到了第十二旅。上星期在品格隆附近的进攻战中又把十二旅拍了进去。在那一仗里拍到的几个坦克镜头是蛮不错的。”

“那一仗坦克没打好，”阿尔说。

“我知道，”我说。“不过拍在电影里还是挺不错的。明天怎么样？”

“早早出来等着就是了，”他说。“可也不要太早噢。”

“你现在感觉如何？”

“觉得累透了，”他说。“头也痛得厉害。不过比刚才要好多了。我们再喝一杯，喝完了就上你那里去洗个澡。”

“恐怕还是应该先吃饭。”

“我身上这么脏，怎么好去吃饭呢。你先去占个座儿，我去洗个澡，回头再到大马路来找你。”

“我跟你一块儿去。”

“不，还是先去占个座儿，回头我再来找你。”他把头伏在桌子上。“老兄，我的头真痛呵。都是让那老爷坦克的响声给闹的。现在虽然声音是听不见了，可耳朵里还是一个劲儿的响。”

“你为什么不去睡觉呢？”

“我不去。我宁可不睡，跟你在一起待会儿，等回去再睡觉。我可不想平白多醒一次。”

“你该不会得了酒精中毒症吧？”

“不会，”他说。“我没病。我跟你说，汉克，我这个人是不喜欢胡说一气的，可我看我明天要给打死了。”

我拿手指尖在桌子上敲了三下。

“这种感觉是谁都会有的。我就有过好多次了。”

“不一样，”他说。“我这个感觉可是平常没有的。要知道，我们明天奉命去攻打那个目标，打得实在没有道理。我能不能叫他们上去，心里一点谱儿都没有。他们不肯去，又没办法逼他们走。固然事后你可以枪毙他们，但是在那个当口儿上他们不肯去就是不肯去。枪毙他们他们也不肯去。”

“大概不会有什么事的。”

“怎么不会呢。我们明天上去的步兵是精锐。他们是好歹都会上的。跟头一天派去的那帮子胆小鬼可不一样。”

“大概不会有什么事的。”

“怎么不会呢，”他说。“才不会有好事呢。反正我尽我的力量，能办到多好就要办到多好。叫他们出发这没问题，带他们上去也行，只是难免要一个一个半途停下。可也说不定他们到得了。我手下有三个靠得住的人。只要这几个可靠的人里有一个没有一开始就给撂倒，那就好。”

“你这几个可靠的人都是些什么人呢？”

“一个是芝加哥来的希腊大汉，这人刀山敢上，来时的勇气丝毫不减。一个是马赛来的法国人，这人左肩还上着石膏，有两个伤口还没收口，就要求从皇家旅馆的伤兵医院里出来参加这次战斗了，身上都还绑着绷带呢，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干得了的。我是说，这仗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打的。看着他，再硬的心肠也要心碎的。他原先是个开出租汽车的。”他顿了一下。“我的话太多了。如果我话说得太多，你就赶快叫我住嘴。”

“还有第三个是什么人？”我说。

“第三个？我说过有第三个？”

“对。”

“啊，对了，”他说。“那就是我了。”

“那其他的人呢？”

“他们都是技工，可不是当兵的料。他们判断不了战场上的形势。而且个个都很怕死。我也做过工作，想使他们克服这种担心，”他说。“可是每次只要一出战，他们的老毛病就又发了。他们戴上坦克帽，在坦克旁边一站，看着倒也很像个坦克手的样子。爬进坦克也还是很像个样子。可是只要顶盖一放下，坦克里边实际上就等于没人。他们根本不好算坦克兵。我们还没有时间训练新的坦克兵。”

“你还打算去洗澡吗？”

“我们再在这儿坐一会儿吧，”他说。“这儿挺好的。”

“想想也真滑稽，大街的尽头就是战场，要打仗就去，不打仗就到这儿来。”

“可来了还得去，”阿尔说。

“要不要找个姑娘？佛罗里达旅馆里有两个美国姑娘，都是新闻记者。或许有个把谈得来的也说不定哩。”

“我不想陪着她们说话了。我累透了。”

“角落里那张桌子上是两个休达来的摩尔姑娘。”

他朝她们那头看看。两个都是黑皮肤、浓头发。一个个子大，一个个子小，看去却都很壮实、活泼，没什么说的。

“算了吧，”阿尔说。“我明天看到的摩尔人还会少吗，今儿晚上何苦还要找她们鬼混呢。”

“姑娘有的是啊，”我说。“马诺丽塔就在佛罗里达旅馆。跟她同居的保安部门那个家伙到巴伦西亚去了，她对他可‘忠实’哩，谁找她都行。”

“我说，汉克，你到底要哄我干什么呀？”

“想让你打起点精神来呗。”

“小孩子见识！”他说。“多一个人又顶得什么事？”

“多一个人总是多一个人。”

“死我倒一点也不怕，”他说。“死其实也算不了什么。只是这样去死死得犯不上。发动这次进攻是错误的，所以死得实在犯不上。我现在开坦克很懂行了。如果有时间的话，我还可以培养些优秀的坦克手出来。如果我们的坦克速度能稍微快些，反坦克炮也拿它们没办法，哪里像现在，坦克的机动性差，就尽吃反坦克炮的亏。不过我跟你说，汉克，坦克可也并不像我们原先想象的那样厉害。你还记得吗，当初大家不是都有个想法，认为只要有了坦克就万事大吉了吗？”

“坦克在瓜达拉哈拉还是发挥了威力的。”

“话是不错。可那时的坦克手都是老资格。都是军人。对手又是意大利人。”

“可现在又怎么啦？”

“情况大不一样啦。那帮雇佣军签的合约期限是六个月。他们多半是法国人。前五个月他们干得倒还很像个军人样，可现在他们就只想保住性命，过了这最后一个月就回国去。他们现在屁事也不顶了。俄国人是这里政府买进那批坦克时作为示范人员派来的，那当然是没说的。可现在他们都在陆续调回去了，说是要改派到中国去。新补充进来的西班牙人是有好有坏的。要培养一个好的坦克手得花六个月工夫，那也只能教他稍微懂些门道而已。要能判断形势、灵活发挥，还得有才能才行。我们现在却只有六个星期的训练时间，而且有才能的人又不是很多。”

“他们当飞行员还是不错的。”

“他们当坦克手也应该是不错的。但是你一定得找干得了这一行的人。这很有点像当牧师一样。一定要有这方面的才能。特别是如今，对方已经有大批反坦克炮了。”

奇科特酒吧的百叶窗已经拉下，此刻连门也锁上了。顾客已经不能进店了。不过打烊还早，还有半个小时可以勾留。

“我喜欢这个酒吧，”阿尔说。“这会儿店里就不是那么闹哄哄了。还记得吗，那一年我在船上工作，在新奥尔良碰到了你，我们一起走进蒙特利昂旅馆的酒吧去喝一杯，那个长相活脱儿像圣塞巴斯蒂安的小伙子拉着念经一样的怪腔怪调在喊名字找客人，我给了他一个两毛五的银角子，让他代我找B.F．斯洛布先生？”

“就是你说‘从“村舍”来呗’的那个调子。”

“是啊，”他说。“这事我一想起来就要笑。”他又把话头接着说下去：“你瞧，现在他们对坦克已经再也不怕了。谁都不怕了。我们也不怕。不过坦克到底还是有用的。还真有用呢。只是现在一碰上反坦克炮就压根儿经不起打。恐怕我还是应该换个行当了。不，也不见得。坦克还是有用的。只是照眼下的形势来看，当坦克手的一定要干得了这一行。眼下要当个出色的坦克手，没有相当的政治素养是不行的。”

“你就是个出色的坦克手。”

“我很想明天就换个行当，”他说。“我尽说些泄气透顶的话，可是泄气话也应该可以说吧，只要别影响了人家就行。你知道，我还是喜欢坦克的，问题是我们对坦克使用不当，因为步兵还不大懂这档子事。他们就巴不得前进的时候有坦克大爷在前边替他们掩护。那可不行。那样的话他们对坦克就会产生依赖性，没有了坦克就一步也不能动弹。有时候连队伍都不肯展开了。”

“我明白。”

“可是你瞧，如果你有真正懂行的坦克手，他们就会先冲在前面，发挥机枪的火力，然后退到步兵的背后，向敌人的炮兵阵地轰击，把敌人的大炮打哑，等到步兵发动进攻的时候，再给步兵以火力掩护。另外有一部分坦克还可以发挥骑兵的作用，把敌人的机枪据点迅速拔掉。坦克还可以跨越壕沟，向纵深和壕沟两翼三面射击。坦克只有在合适的时候才可以带领步兵冲锋，只有时机成熟了才可以掩护他们推进。”

“可眼下呢？”

“眼下呀，反正看明天你就知道了。因为我们的大炮少得实在可怜，所以我们完全是被当作半机动装甲炮队来使用的。一旦停止了运动，实际就成了轻型炮队，机动性没有了，还有什么安全可言呢，敌人的反坦克炮正好拿你当靶子打。要是不想待着挨打，也只能充当铁甲开道车那样的角色，在步兵的前头推进。到了最近，连这开道车还会不会往前开，这车里的人还想不想往前开，都没有一点把握了。就是开到了目的地，谁知道车子背后还有人没有呢。”

“现在你们一个旅有几辆坦克？”

“一个营是六辆。一个旅就是三十辆。大体上是这个数目。”

“你这就跟我一块儿去洗个澡，洗完澡再一块儿去吃饭，不好吗？”

“也好。可你千万不要为我操心，也别当我心里感到忧虑什么的，因为我没什么可忧虑的。我不过是累了，很想找个人说说。你也用不到拿话给我打气，因为我们那里有个政治委员，我很明白自己在为什么而战斗，我没什么可忧虑的。我就是希望凡事都要办得效率高一些，使用东西总要尽量多动动脑子。”

“你凭什么认为我要拿话给你打气了？”

“看你的面色就知道了。”

“其实我也只是想看看你是不是要找个姑娘，好让你别尽说那些打死呀什么的泄气话。”

“得了，我今儿晚上是不想找什么姑娘了，泄气话嘛，我也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了，只要别伤了人家就行。我的话伤了你没有？”

“走吧，洗澡去吧，”我说。“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气泄光了也不干我事。”

“你看那小个子是个什么人，听他的口气好像挺了解情况似的？”

“不知道，”我说。“我去打听打听。”

“他的话说得我心都沉了，”阿尔说。“好，我们走吧。”

秃了顶的老侍者打开了奇科特酒吧的外大门，让我们出了店堂来到街上。

“反攻打得顺利吗，同志？”他在门口说。

“没问题，同志，”阿尔说。“打得很顺利。”

“我很高兴，”那侍者说。“我的孩子在一四五旅。你们见到他们吗？”

“我是坦克部队的，”阿尔说。“这位同志是拍电影的。你见到了一四五旅吗？”

“没有，”我说。

“他们在埃斯特雷马杜拉路那头，”老侍者说。“我的孩子是营里机枪连的政委。他是我的小儿子。今年二十岁。”

“同志，你是哪个党的？”阿尔问他。

“我是无党派的，”那侍者说。“不过我的孩子是个共产党员。”

“我也是，”阿尔说。“同志，反攻的成败还没有最后决定。当前的困难是很大的。法西斯分子据守的阵地非常牢固。你们在后方，也应该跟我们在前方一样坚定。我们即使在目前还一时攻不下这些阵地，可也已经证明我们如今有了一支能够发动进攻的军队，我们的军队将来会取得胜利的，你等着看吧。”

“那埃斯特雷马杜拉路那边呢？”老侍者还是没有关门，又继续问。“那边是不是非常危险？”

“没什么，”阿尔说。“那边很好。他在那儿，你只管放心好了。”

“愿上帝保佑你，”那侍者说。“愿上帝卫护你、照应你。”

来到了黑沉沉的街上，阿尔说道：“哎，他政治上有点糊涂，是不？”

“他可是个好人，”我说。“我认识他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他看来是个好人，”阿尔说。“不过他的政治觉悟还有待提高。”

佛罗里达旅馆的房间里满是人。屋里放起了留声机，只见四下一片烟雾腾腾，地上还有人在那里掷骰子。来洗澡的同志接连不断，满屋子尽是一股烟气、肥皂气，还有脏军装的味儿和浴间里散出来的水汽味儿。

那个叫马诺丽塔的西班牙姑娘正坐在床上跟一个英国记者说着话儿。她打扮得十分齐整、端庄，却又有点仿法国流行式样的味道，神气显得非常快活，也非常稳重，两只冷静的眼睛靠得很近。屋里也不算太闹，就是留声机聒耳。

“这是你的房间吧？”那英国记者说。

“服务台那儿是用我的名字登记的，”我说。“我有时候也就在这儿睡觉。”

“可这威士忌是谁的呢？”他问。

“是我的，”马诺丽塔说。“那一瓶已经给大家喝完了，所以我又买了一瓶。”

“你真会办事，姑娘，”我说。“这么说我总共欠你三瓶了。”

“两瓶，”她说。“还有一瓶算我送的。”

桌子上，我的打字机旁边，一只打开一半的罐头里有好大一方熟火腿，边上红白纹理分明。时不时就会有个同志探起身来，拿小刀切上一片，然后又蹲下去掷他的骰子。我也切了一片吃。

“下一个就轮到你洗了，”我对阿尔说。他一直在满屋子打量。

“你这房间不赖，”他说。“这火腿是哪儿来的？”

“是我们向一支部队的intendencia买的，”她说。“太棒了，是不是？”

“这我们是说谁？”

“他和我，”说着她转过头去望了望那个英国记者。“你看他不是挺有办法的吗？”

“马诺丽塔待人最厚道了，”那英国人说。“我们该没有打搅你吧？”

“没事儿，”我说。“这床我回头恐怕要用，不过要用也还得过好久呢。”

“那我们可以到我的房间里开晚会去，”马诺丽塔说。“你该不会生气吧，亨利？”

“没有的事，”我说。“那几个掷骰子的同志都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马诺丽塔说。“他们是来洗澡的，后来就留下掷起骰子来了。人倒都是挺不错的。我的坏消息你听说了没有？”

“没有呀。”

“消息坏透了。我的未婚夫你该认识吧——他是公安部门的，前些时到巴塞罗那去了？”

“认识，当然认识。”

阿尔到浴间里去了。

“唉，他在一次意外事故中给打死了。我在公安部门里又没有个靠山，他答应给我弄的证件始终没有给我弄到，今天我听说我就要被逮捕了。”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证件，他们说，我老是跟你们这班人混在一起，还老是跟部队里的人混在一起，所以很可能是个间谍。要是我的未婚夫没有给打死的话，根本什么事也不会有。你肯不肯帮帮我的忙？”

“当然，”我说。“你要是没有问题的话，也不会拿你怎么样的。”

“我想我还是待在你这儿稳当些。”

“可你万一要是有什么问题，那不是要我好看吗？”

“我待在你这儿不行？”

“不行。你要是遇上什么麻烦，打电话给我好了。我从来没有听见你向谁打听过什么涉及军事的问题。我相信你是个好人。”

“我可真是个好人呀，”她这时背对着那英国人，探过身来说。“你看我待在他那儿行吗？他不是个坏人吧？”

“我怎么知道？”我说。“我以前从来也没有见过他。”

“你生气了，”她说。“这事就暂时先搁一搁吧，让我们大家都快快活活的，一起去吃饭吧。”

我走到那几个掷骰子的人跟前。

“你们打算去吃饭吗？”

“不去，同志，”那个手拿骰子的人头也没抬就说。“你要来一块儿玩玩吗？”

“我要去吃饭了。”

“那我们留在这儿等你回来，”另一个一起掷骰子的人说。“快掷下去呀。我已经照你的数押了呀。”

“你要是捞到了什么外快，可带了来玩玩呀。”

这房间里除了马诺丽塔以外，还有一个人我认识。他是十二旅的，正在那里放留声机。他是个匈牙利人，是个忧伤的匈牙利人，不是那种快快活活的匈牙利人。

“Salud camarade，”他说。“谢谢你的友好款待。”

“你不掷骰子吗？”我问他。

“我可没有那份闲钱，”他说。“他们是签了合约的飞行员。是雇佣兵……他们要挣到一千块钱一个月。他们本来是在特鲁埃尔前线的，如今都到这儿来了。”

“他们怎么会上我这儿来的？”

“他们中间有个人认识你。可是他后来有事到机场上去了。是有辆汽车来接他去的，当时他们早已赌开了场了。”

“欢迎你到我这儿来，”我说。“以后请随时来好了，用不到客气。”

“我来听听这几张新唱片，”他说。“不会打搅你吧？”

“哪儿的话呢。没有关系。来喝一杯吧。”

“还是来点儿火腿吧，”他说。

一个掷骰子的却探起身来管自切了一片火腿。

“你有没有见到这个房间的主人叫亨利的？”他问我。

“那就是我。”

“啊，”他说。“对不起。想来一块儿玩玩吗？”

“回头再奉陪，”我说。

“好吧，”他说。随即又含着一嘴的火腿嚷嚷：“嗨，你这个焦油脚的混蛋！你骰子掷出去一定要撞在墙上弹回来才好算数哇。”

“那也帮不了你什么忙啊，同志哎，”手拿骰子的那个人说道。

阿尔从浴间里出来了。看他周身都很干净了，只是眼圈四周还留着些污迹。

“拿块毛巾擦一擦，”我说。

“擦什么呀？”

“你再到镜子前面去照一照嘛。”

“镜子上尽是水汽，”他说。“管它呢，我觉得蛮干净了。”

“我们吃饭去吧，”我说。“来吧，马诺丽塔。你们两个认识吗？”

我看她拿眼睛把阿尔上下一打量。

“你好，”马诺丽塔说。

“我说这主意不坏，”那英国人说。“我们就吃饭去吧。可上哪儿去吃呢？”

“他们在掷骰子？”阿尔说。

“你进来的时候没看见？”

“没看见，”他说。“我只看见了火腿。”

“是在掷骰子。”

“你们去吃吧，”阿尔说。“我留在这儿。”

我们跨出房门的时候，蹲在地上一共是六个人，阿尔·瓦格纳正探起了身子在切一片火腿。

“你是干什么的，同志？”我听见一个飞行员在问阿尔。

“坦克部队的。”

“坦克八成儿已经不顶用了吧，”那飞行员说。

“不好的消息多啦，”阿尔说。“你们手里那是什么？是骰子吗？”

“要看看吗？”

“我不要看，”阿尔说。“我想来玩玩。”

马诺丽塔，我，还有那高个儿英国人——我们三个人顺着过道一路走去，发现人家都已上大马路的饭店去了。那匈牙利人还留在我的房间里听新唱片。我已经饿透了，不过大马路的饭店里饭菜是极蹩脚的。跟我一起拍电影的那两位早已吃好，回去修那架损坏的摄影机去了。

这家饭店开在地下室里，要进去得经过一个门警，穿过厨房，再走下一道楼梯。里面一派喧闹。

店里供应的是小米清汤、马肉炒黄米饭，餐后水果是橘子。本来还有一种鹰嘴豆炒香肠供应，大家都说那味道难吃透了，可是现在连这个菜也已经卖完。报纸记者都集中在一张桌子上，其他的桌子上都满满地坐着军官和奇科特酒吧来的姑娘，还有新闻检查人员，因为当时新闻检查机构就设在大街对面的电话公司大楼里，此外便尽是些形形色色的陌生市民了。

这家饭店是一个无政府主义工团办的，店里卖的酒瓶子上都贴有皇家酒窖的标签，标有入窖的日期。这些酒多半已经年代极其久远，所以不是带有瓶塞味，就是已经完全走了气，没有一点酒味了。喝酒总不能喝酒瓶上的标签吧，我连退了三瓶一样不堪入口的坏酒，才算换到了一瓶勉强可喝的。为此还吵了一架。

这里的侍者根本不懂酒的名目，给你拿来什么就是什么，你只能自己碰运气。他们跟奇科特酒吧的侍者真有天壤之别。这里的侍者都不讲礼数，都拿惯了超额的小费，他们经常备有一些特色菜，如龙虾、子鸡之类，那是要另外卖高价的。可是今天就连这些也早已在我们踏进店门之前都给人买光了，所以我们只好要了清汤、米饭和橘子。我见了这家饭店就有气，因为这里的侍者简直是一伙不择手段的奸商，在这里吃饭，如果要上一客特色菜的话，所花的钱简直不下于在纽约上一趟“二十一点”或“可乐您”。

这一瓶虽然马马虎虎还可以不算是坏酒，不过你喝得出来那酒也快走味了，只是再去吵一架未免太不值得。正坐在那儿喝着时，阿尔·瓦格纳来了。他朝店堂里四下一打量，看见了我们，就走了过来。

“怎么啦？”我说。

“他们搞得我光了屁股。”

“才没有多少工夫呀。”

“跟这班家伙赌钱要得了多少工夫呢，”他说。“他们下的注大啦。这儿有什么可吃的？”

我叫来了一个侍者。

“时间太晚了，”那侍者说。“我们已经没有东西可供应了。”

“这位同志是坦克部队的，”我说。“他打了一天的仗，明天还要去打，可还没有吃过饭。”

“这我不能负责，”那侍者说。“时间太晚了。已经什么东西也没有了。这位同志为什么不到部队里去吃呢？部队里吃的东西才多啦。”

“是我请他吃饭的。”

“那你也应该先关照一声呀。现在已经太晚了。我们已经没有东西供应了。”

“叫领班来。”

侍者领班说大师傅已经回家，厨房已经熄火。他说完就走。为了我们退换坏酒的事，他们心里可恼火了。

“算了吧，”阿尔说。“我们就上别处去吃吧。”

“都这个时候了，别处也没有地方可吃了。他们有东西的。我只要去给领班说上几句好话，多给他几个钱就成。”

我就去照此办理，那虎着脸儿的侍者端来了一盆冻肉片，接着又是半只蛋黄酱龙虾，还有一客生菜小扁豆色拉。那是侍者领班的私货，他留着或是带回家去，或是卖给迟来的顾客。

“花了不少钱吧？”阿尔问。

“没有，”我撒了个谎。

“一定花了不少钱，”他说。“等我领到了饷，就还给你。”

“你现在挣多少？”

“还不知道。本来是十个比塞塔一天，可我当了军官，就提了薪。不过我们都还没有领到，我也没有去问过。”

“同志，”我叫那侍者。他过来了，为了刚才领班越过他卖菜给阿尔，他还在那里生气。“请再来一瓶酒。”

“要哪一种？”

“随便哪一种，只要不是陈得变了颜色的就行。”

“反正都是一个样。”

我用西班牙语骂了一句相当于“活见鬼”一类的话，一会儿那侍者就拿来了一瓶1906年的穆通-罗特希尔德国酿。我们刚才那一瓶红葡萄酒极糟，这一瓶却绝妙。

“哎呀，好酒好酒，”阿尔说。“你刚才跟他说了什么来着，他就给你拿来了这样的好酒？”

“没说什么呀。他完全是碰巧，从酒库里抽出了这么一瓶好酒。”

“皇宫里出来的酒多半是不行的。”

“藏得太久了。这里的气候条件太糟，酒容易坏。”

“那个消息灵通的同志在那儿呢，”阿尔朝对面一张桌子上一摆头。

跟我们大谈其拉尔戈·卡瓦列罗的那个眼镜片子厚厚的小个子，正在那里跟几个人说话，据我所知那几个人可都是地位极高的大人物。

“我看他准是个大人物，”我说。

“人的地位一高，说话就没有一点顾忌了。不过他那些话要是放到明天以后再说就好了。听他这么一说，我明天去作战还有什么意思呢？”

我替他把酒满上。

“他的话听起来也相当有道理，”阿尔又接着说。“我一直在翻来覆去想他的话。但是执行命令是我的天职。”

“别多想了，还是去睡会儿吧。”

“你要是能借我一千比塞塔，我倒想再去跟他们赌一场，”阿尔说。“我应得的进款远不止这个数，我可以写个借条把饷金押给你。”

“我不要你写借条。你领到了饷还给我就行。”

“我看我自己是领不了的了，”阿尔说。“我这话说得真有些泄气，是不是？我也很明白赌博是醉生梦死的行为。可是我只有这样把心思放在了骰子上，才能不去想明天。”

“你喜欢那个叫马诺丽塔的姑娘吗？她可喜欢你呢。”

“她一双眼睛活像条蛇。”

“她倒不是个邪路的女人。人很和气，心眼儿也不错。”

“我什么女人也不要。我只想再去跟他们掷骰子。”

桌子的那一头，那个新认识的英国人用西班牙语说了些什么，马诺丽塔听得哈哈大笑。这餐桌上的人多半已经走了。

“我们把酒喝完了就走吧，”阿尔说。“你不想一块儿掷骰子玩玩？”

“你玩，我看看，”我说着就招呼侍者拿账单来。

“你们上哪儿去呀？”桌子那头的马诺丽塔喊道。

“回旅馆去。”

“我们一会儿过来，”她说。“这个人可有趣呢。”

“她拿我捉弄得真够我受的，”那英国人说。“她尽挑我西班牙话里的错儿。请问，leche这个词的意思不就是牛奶吗？”

“那只是这个词的一种解释。”

“难道还有什么下流的意思吗？”

“恐怕是有的，”我说。

“那西班牙话可真是太下流了，”他说。“好了，马诺丽塔，别再拿我开心了。听见啦，别再拿我开心了。”

“我可没拿你开心啊，”马诺丽塔笑个不停。“你的心我可连碰也没有碰啊。我是笑leche这个词有意思。”

“可这个词的意思是牛奶呀。你刚才不听见埃德温·亨利都这么说了吗？”

马诺丽塔一听又笑了起来，我们就站起来走了。

“这人真是个傻瓜蛋，”阿尔说。“看他这副傻劲儿，我真差点儿忍不住想把那姑娘带走算了。”

“英国人谁猜得透呵，”我说。这样刻薄的话都说出来了，我意识到我们的酒已经喝得太多了。外边街上，天冷起来了，月光下大片大片的白云在高楼林立的宽广的大马路上空推过。我们顺着人行道一路走去，水泥路面上有些白天新打出来的弹坑，边痕清楚，石子碎片都还没有扫掉。一路上坡，向着卡里奥广场走去，佛罗里达旅馆就矗立在广场上，相形之下广场另一头的那一段缓坡就显得毫无气势了。宽阔的大马路顺着那一段缓坡一直向前伸去，尽头处便是前沿阵地。

旅馆门外的黑暗里有两个岗哨，我们过了岗哨，到了门口，听得大马路那头的枪声密集了起来，就站住听了听，交火声乒乒乓乓闹了好一阵，才渐渐平息。

“要是再这么闹下去的话，我恐怕得去看看了，”阿尔一边说一边还是用心听。

“没事儿，”我说。“反正是在老远的左方，估计在卡拉万切尔一带。”

“听起来好像就在‘村舍’里。”

“一到晚上总是这样，声音都直传到这儿。常常要上当的。”

“他们今儿晚上是不会向我们发动反击的，”阿尔说。“他们占着那样有利的阵地，我们却是在那么条‘河’里，他们才不会离开自己的阵地，把我们从那么条‘河’里给赶出来呢。”

“什么河？”

“该叫什么河，你还会不知道？”

“哦。是那么条‘河’。”

“对了。‘在河里又没桨’。”

“进里边来吧。这样的交火声用不着去听。天天晚上都是这个样。”

我们就进了旅馆，穿过大厅，走过服务台前，服务台上那个值夜班的站起身来陪我们来到电梯间。他把个电钮按了一下，电梯就下来了。电梯里有个男人，身上反穿着一件白色的卷羊毛茄克衫，光秃秃的头皮微微发红，怒气冲冲的脸也一样涨红了。他腋下夹的夹，手里拿的拿，总共带了六瓶香槟。“混蛋，把电梯开到下面来干什么？”

“你在电梯里已经待了个把钟头了，”那值夜班的人说。

“我有什么办法，”穿羊毛茄克衫的那人说。然后冲着我问：“弗兰克在哪儿？”

“哪个弗兰克？”

“你还会不认识弗兰克吗，”他说。“来，帮我把这电梯开一开。”

“你喝醉了，”我对他说。“好了，别提了，让我们上楼去吧。”

“你也会喝醉的，”那个穿白色羊毛茄克衫的人说。“你也会喝醉的，同志哎，同志哥哎。告诉我，弗兰克在哪儿？”

“你看他在哪儿呢？”

“在亨利那小子的房间里，那儿在掷骰子耍钱。”

“跟我们一块儿走吧，”我说。“别胡弄那些按钮了。你就是因为胡弄，所以电梯才老是动不了。”

“我再大的飞机都开得来，”穿羊毛茄克衫的那人说。“这架小乖乖的电梯我还会开不来？要不要我来作个特技表演？”

“得了得了，”阿尔对他说。“你喝醉了。我们要跟他们掷骰子去。”

“你是什么人？看我拿原瓶的香槟酒来砸你。”

“你敢！”阿尔说。“我倒要叫你清醒清醒，你这个酒鬼也来冒充圣诞老人。”

“酒鬼冒充圣诞老人！”那个秃顶的人说。“说我是酒鬼冒充圣诞老人！看共和国就是这样来报答我的。”

电梯在我住的那一层楼上停下，我们顺着过道一路走去。“分两瓶拿拿，”那个秃顶的人说。接着话头一转:“你知道我是怎么会喝醉的吗？”

“不知道。”

“那好，我也不告诉你。不过告诉你你会吃一惊的。酒鬼冒充圣诞老人！好，好，蛮好！你是干什么的，同志？”

“开坦克的。”

“你呢，同志？”

“拍电影的。”

“可我却是个酒鬼冒充圣诞老人。好，好，蛮好！我再说一遍。好，好，蛮好！”

“你快去泡在酒里吧，”阿尔说。“你这个酒鬼也来冒充圣诞老人！”

到了我的房间门外了。那个穿白色羊毛茄克衫的人拿拇指和食指捏住了阿尔的胳膊。

“你倒是有趣，同志，”他说。“你倒真是有趣。”

我开了门。屋里烟雾腾腾，赌局依旧，真跟我们走时一个样，只是桌上火腿已经一点不剩，瓶里的威士忌也已倒了个精光。

“是阿秃来了，”一个掷骰子的人说。

“你们好吗，同志们？”阿秃连鞠躬带说。“你好？你好？你好？”

赌局一哄而散，大家都连珠炮一般纷纷向他提问。

“我已经报告上去啦，同志们，”阿秃说。“这里有点香槟酒请大家喝。这件事呀，我现在觉得别的都无所谓，就是那个场面精彩，才真叫有意思。”

“那时你的僚机都溜到哪儿去啦？”

“那可不能怪他们，”阿秃说。“当时我眼前的景象可吓人了，我专心一意看得眼也不眨，压根儿就忘了我还有僚机哪，直到那群‘菲亚特’一齐向我冲来，有从头顶上擦过去的，有从旁边掠过去的，有从肚子底下钻过去的，这时我才想起了他们，我才发现我那架忠实的宝贝飞机已经没了尾巴。”

“哎呀，你当时可别喝醉了才好啊，”一个飞行员说。

“我当时没醉，现在倒是醉了，”阿秃说。“希望各位先生、各位同志也陪着我喝个醉，因为我今儿晚上心里高兴，尽管我刚才被一个无知的坦克手骂了，他骂我是酒鬼冒充圣诞老人。”

“你当时没有糊涂就好，”另一个飞行员说。“你是怎么回到机场的呢？”

“不要插嘴，听我说嘛，”阿秃神气十足地说。“我是坐十二旅的指挥车回到机场的。我靠了我那顶忠实的降落伞落到了地面，只怪我牙班西话说不好，人家差点儿把我当成了法西斯坏蛋。不过麻烦事儿后来总算都解决了，因为经我好歹那么一说，他们终于相信了我的身份，我居然还受到了少有的优待。哎呀呀，那架‘容克’机起火的情景可惜你们没有看见呢。那群‘菲亚特’向我冲来的时候我就是在看这档子事。哎呀呀，可惜我没法给你们描绘出来。”

“今天他在哈拉马上空击落了一架三引擎的‘容克’机，他队里的飞行员却扔下他跑了，他飞机给打了下来，人跳伞逃了，”一个飞行员说。“你认识他的。他叫阿秃杰克逊。”

“你是掉了多少高度才把伞打开的，阿秃？”另一个飞行员问道。

“掉了足足六千英尺哪，我胸口下的横膈膜至今还像裂开了似的，因为那会儿绷得可紧啦。我当时真担心我的身子会断成两截呢。那群‘菲亚特’少说总有十五架，我都得一架架躲开。我只好尽量操纵降落伞，好歹得降落到河的右岸来。飘啊飘的，飘了好半天，着地的时候摔得还真不轻。幸而风向还顺。”

“弗兰克有事到阿尔卡拉去了，”另一个飞行员说。“我们都在这儿掷骰子玩儿。天亮以前我们都得赶回阿尔卡拉去。”

“我可不想玩骰子，”阿秃说。“我只想喝香槟酒——就用扔香烟屁股的那几只杯子喝。”

“我来洗吧，”阿尔说。

“为冒牌圣诞老人同志效劳啦，”阿秃说。“不，是为亲爱的圣诞老人同志效劳啦。”

“得了得了，”阿尔说。他拿起杯子就到浴间里去了。

“他是坦克部队的？”有个飞行员问。

“是啊。一开仗就在坦克部队里了。”

“听人家说我们的坦克已经不顶用了，”一个飞行员说。

“你已经跟他说过一回了，”我说。“干吗不少说两句呢？他打了一天仗啦。”

“我们谁不是打了一天呢。我其实只是想问问，难道我们的坦克真的已经不顶用了？”

“已经不太顶用了。不过他还是不错的。”

“我看他也错不了。看上去就是个好样儿的。他们那边挣多少钱？”

“十个比塞塔一天，”我说。“现在他领中尉的饷了。”

“给西班牙人去当中尉？”

“对。”

“我看他肯定疯了。要不就是有政治色彩？”

“他有政治色彩。”

“哦，是这么回事，”他说。“那就怪不得了。嗨，阿秃，你飞机没了尾巴，风压又是那么大，跳伞不容易，一定够你受的吧？”

“可不是，同志，”阿秃说。

“你当时是怎么个感觉呢？”

“我当时脑子动得一刻儿也没有停过，同志。”

“阿秃，那架‘容克’机里有几个人跳了伞？”

“四个，”阿秃说，“机组人员总共是六个。驾驶员肯定给我打死了。我当时就注意到他马上停止了射击。还有个副驾驶兼机枪手，我看十之八九也让我给撂倒了。证据是他也停止了射击。不过这也可能是机枪太烫的缘故。反正只有四个人跳了伞。要不要我把那个情景讲给你们听听？我讲起来包你还蛮好听呢。”

他这时已经在床上坐下了，手里端着一大杯香槟酒，红红的脑袋红红的脸，都是汗津津的。

“怎么谁也不来跟我干杯呀？”阿秃问道。“还望同志们都为我干一杯，干了杯我再把这绝顶吓人，也绝顶美妙的场面讲给你们听。”

我们都干了杯。

“我都说到哪儿啦？”阿秃问道。

“还说呢，我看你喝得都糊涂啦，”一个飞行员说。“还绝顶吓人、绝顶美妙呢——别开玩笑啦，阿秃。也真怪了，我们怎么都会来听你的。”

“我一定详详细细讲给你们听，”阿秃说。“不过我先得再来一杯香槟。”我们为他干杯的时候他那一杯也早已一饮而尽。

“他这样喝下去要醉倒的，”另一个飞行员说。“给他倒个半杯吧。”

阿秃一口就喝干了。

“我一定详详细细讲给你们听，”他说。“让我再喝点儿。”

“我说，阿秃，你别这样拼命喝好不好？有句话可得跟你说清楚。你这几天是没有飞机可飞了，可我们明天还得上天，这好玩是好玩，可也不是闹着玩儿的。”

“我的报告已经上去啦，”阿秃说。“到了机场你们就能看到我的报告了。机场上一定有一份的。”

“好了，阿秃，快别噜苏了。”

“我总会详详细细讲给你们听的，”阿秃说。他眼睛几次闭上了又睁开，然后又冲着阿尔叫了声：“嗨，圣诞老人同志。”这才又继续说：“我总会详详细细讲给你们听的。同志们，你们只要听着就是了。”

于是他就讲了。

“这真是新鲜极了，精彩极了，”阿秃说着，把杯子里的香槟一口喝干。

“别再胡闹啦，阿秃，”一个飞行员说。

“我的感受真是深刻，”阿秃说。“真是绝顶深刻。深刻得不能再深刻了。”

“我们回阿尔卡拉去吧，”一个飞行员说。“这个红皮脑袋一时还清醒不过来呢。骰子还要不要掷下去？”

“他会清醒过来的，”另一个飞行员说。“他这不过是情绪过于激动罢了。”

“你们在数落我是吗？”阿秃问道。“共和国就是这样报答我的吗？”

“我说，圣诞老人，”阿尔说。“那到底是怎么个情景？”

“你也要来问我？”阿秃对他瞪大了眼睛。“连你也要来问我？你难道从来没有上过火线吗，同志？”

“没有呢，”阿尔说。“我这眉毛可是刮脸的时候不小心给灯火儿烧掉的。”

“耐心点儿嘛，同志，”阿秃说。“这个新鲜、精彩的场面我会详详细细讲出来的。要知道，我不但是个飞行员，还是个作家呢。”

他说着还直点头，表示自己所说确实一点不假。

“他专给密西西比州默里迪安城的《百眼神报》写文章，”一个飞行员说。“一直没有停过。人家又不能叫他别写。”

“我有当作家的天才，”阿秃说。“我有新颖独到的描写才能。我有一份剪报，可惜已经丢了，那报上就说我有这种才能。现在我可要开始详详细细讲啦。”

“好吧。你说到底是怎样的情景？”

“同志们，”阿秃说。“那情景可真是没法形容。”说着又把酒杯伸了出来。

“我跟你们说什么来着啦？”一个飞行员说。“他这糊涂病一个月里好不了。永远也好不了了。”

“你呀，”阿秃说，“你这个小晦气精！好吧，我讲。当时我的飞机侧身一转弯飞开了，我向下一望，可不，那家伙在直冒烟了，不过还一直保持着自己的航向，想往山的那边飞去。那家伙高度跌落很快，我就拉起来爬到高空，再次向它发动俯冲。那时我还有僚机掩护，只见那架敌机身子一歪，烟冒得加倍厉害了，随后座舱门就打开了，里面望去真像座鼓风炉的炉膛一样，跟着他们就开始跳伞了。我那时早已来了个半滚，从下面迅速拉起飞开了，我回头向下望去，见他们一个个从机舱里钻出来，穿过这鼓风炉的炉门，跳出去逃命，降落伞一打开来，看去就像一朵朵奇大奇美的大喇叭花开了花，那架敌机这时已成了一大团烈火，一个劲儿打转，真叫人大开了眼界，四顶降落伞在天空中缓缓划过，那个壮观也是天底下没有第二份的，后来一顶降落伞边上着了火，伞一着火那人就很快掉下去了，我正看着他时，只觉得边上掠过一连串子弹，紧跟着就来了‘菲亚特’，又是子弹又是‘菲亚特’，一阵接着一阵。”

“你真不愧是个作家，”一个飞行员说。“你应该去给《空战英雄》写文章。你可不可以爽爽快快告诉我到底怎么啦？”

“行啊，”阿秃说。“我就告诉你。不过我不跟你说瞎话，那可真是个奇观哪。我以前还从来没有打下过这么大的三引擎‘容克’机呢，我心里真高兴。”

“谁都高兴的，阿秃。可你告诉我们到底怎么啦。”

“好啊，”阿秃说。“我再稍微喝点儿酒，就告诉你们。”

“你发现他们的时候，你们自己是怎么个情况？”

“我们原来是V形左梯队编队。一发现他们，我们就改为梯状左梯队编队，开足了马力向他们冲去，一直冲到差点儿撞上了他们，这才来一个横滚飞开了。我们另外还打伤了他们三架。那帮‘菲亚特’却一直躲在阳光里。等到我独自个儿在那里溜野眼的时候，他们就扑过来了。”

“你的僚机都溜了吗？”

“不。那得怪我。我要紧看好看，他们都飞走了。看好看哪里还顾得上什么队形呢。我想他们大概是重整了队形又往前飞了。我不知道。你别问我。再说我也累了。我当时可得意呢。可现在我累了。”

“你是说困了吧。你醉糊涂了，困了。”

“我就是累了，”阿秃说。“处在我这样的境地，累，总还是应该的吧。就算我是困了，也总不能说我不应该困吧。你说呢，圣诞老人？”他对着阿尔说。

“对，”阿尔说。“困有什么不应该的呢。我自己就很困了。骰子还掷下去吗？”

“我们得把他送到阿尔卡拉去，我们自己也得上那儿去报到了，”一个飞行员说。“怎么啦？你输钱了？”

“输了一点。”

“你还想来一次翻翻本看是吗？”那飞行员问他。

“我赌一千，”阿尔说。

“我来奉陪，”那飞行员说。“你们那里钱挣得不多吧？”

“不多，”阿尔说。“我们钱挣得不多。”

他把那张一千比塞塔的钞票往地上一放，拿起骰子合在两个手心之间，咔嚓咔嚓摇了又摇，然后啪的一声扔在地上。两个都是一点。

“要来的话可以再来，”那飞行员收起钞票，望着阿尔说。

“不来了，”阿尔说。他站了起来。

“缺钱花吗？”那飞行员问他。眼光里满含着好奇。

“用不着了，”阿尔说。

“我们得快些赶到阿尔卡拉去了，”那飞行员说。“改天晚上我们还要来玩它一场。我们要把弗兰克跟另外一些弟兄都一起拉来。我们可以好好玩它个痛快。要不要搭我们的便车回去？”

“对。要搭车吗？”

“不用了，”阿尔说。“我走回去。反正大街尽头就是。”

“好吧，那我们要到阿尔卡拉去了。有人知道今儿晚上的口令吗？”

“啊，汽车司机肯定知道。他天黑以前去过，肯定听说了。”

“来吧，阿秃。你这个醉得只想睡觉的酒鬼。”

“我才不是呢，”阿秃说。“我说不定还能当个人民军队的王牌飞行员呢。”

“要当王牌飞行员得打下十架飞机——就算意大利飞机也算。你才打下了一架呢，阿秃。”

“我打下的不是意大利飞机，”阿秃说。“是德国飞机。你没有看见呢，当时机舱里烧得那个厉害啊。真是熊熊的一片火海。”

“把他扶出去，”一个飞行员说。“他又在为密西西比州默里迪安城的那家报纸写文章了。好啦，再见啦。多谢你让我们用你的房间。”

他们一一握过手，就走了。我送他们到楼梯口。电梯已经停驶，我就看着他们走下楼去。阿秃让人一边一个扶着，脑袋慢悠悠一点一颠的，已经在打盹了。他此刻可真是只想睡觉了。

跟我一起拍电影的那两位还在他们的房间里修理那架坏了的摄影机。那可是个细活，挺费眼力的。我问了声：“你们看能修好吗？”那个高个子说：“行，准能修好。不修好也不行啊。我现在发现有个部件裂开了。”

“来了什么客人？”另一个问。“我们一直在修理这架要命的摄影机。”

“是些美国飞行员，”我说。“另外还有一个坦克手，以前跟我认识的。”

“有趣吗？我来不了，真遗憾。”

“不错，”我说。“相当有趣。”

“你该去睡了。我们明天都得起早。早上起来没有精神可不行啊。”

“这架摄影机还有多少要修？”

“瞧，又坏了。这种弹簧可真要命。”

“让他去修吧。我们好歹得修好了再睡。你明天几点钟来叫我们？”

“五点钟怎么样？”

“好吧。天一亮就来叫好了。”

“明天见。”

“Salud！好好睡一觉吧。”

“Salud，”我说。“我们明天还得再往前靠近点儿。”

“对，”他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得尽量靠近些。很好，都想到一块儿了。”

回到房间里，见阿尔脸对着灯光，已经在大椅子里睡着了。我拿条毯子替他盖上，他却醒了。

“我要去了。”

“就睡在这儿吧。我替你把闹钟拨好，到时候会叫醒你的。”

“万一闹钟出了毛病呢，”他说。“我还是去的好。我可不能迟到哇。”

“真遗憾，你输钱了。”

“他们反正迟早总会弄得我光了屁股的，”他说。“这班家伙掷骰子赌起钱来手段才叫毒呢。”

“那最后一盘骰子是你掷的嘛。”

“他们也有毒招呀，就是一直盯着你下注，叫你输光才完。这班家伙也真叫人弄不懂。我看他们钱也不会挣得太多。一个人要是为了钱而赌钱的话，我看他的钱就总是不够他赌的。”

“要我陪你走回去吗？”

“不了，”他说着就站起身来，把他那把系着绶带的大号科尔特枪扣好，那是他吃过了饭又来掷骰子的时候摘下的。“不必了，我现在觉得很好了。我又能看到前途了。人只要能看到前途就好。”

“我倒很想去走走。”

“别去了。好好睡一觉吧。我走了，战斗打响以前还可以让我足足睡上五个钟头。”

“这么早就干？”

“是啊。天还不亮，你们电影也拍不成。你还是多睡会儿吧。”他从皮上装里取出一只信封，放在桌子上。“请你把这些东西收好，给我在纽约的兄弟寄去。他的地址在信封的反面写着。”

“好。不过我看不会有寄去的必要。”

“是啊，”他说。“暂时大概没有这个必要。不过里边有些照片什么的，他们也许要留个纪念。他有一个很漂亮的妻子。要不要看看她的照片？”

他从口袋里取了出来。照片夹在他的身份证本子里。

照片上是一个浅黑肤色的漂亮姑娘，站在湖边的一只划船旁。

“那是在卡茨基尔山区照的，”阿尔说。“可不是，他的妻子长得挺漂亮的。她是个犹太姑娘，一点不假，”他说。“不说了吧，免得我再漏出些什么泄气话来。再见了，老弟。放心吧。我不跟你说瞎话，我现在觉得很好了。今天下午出来的时候我心里的确不大好过。”

“让我陪你去走走。”

“不用了。你回来还要经过西班牙广场，弄不好要碰上麻烦的。那里的岗哨有的一到晚上就疑神疑鬼的。再见了。明儿晚上我们再碰头。”

“这样说才像句话。”

头顶上的房间里，马诺丽塔跟那个英国人的声响很大。由此可见她并没有被逮捕。

“对。这样说才像句话，”阿尔说。“不过，有时候不过上三四个钟头还真说不出这样的话来。”

他这时已经把那顶加垫皮护顶的皮防护帽戴上了，所以看去脸色黑沉沉的，我注意到他的眼下还有两个乌黑的眼圈。

“明儿晚上我们在奇科特酒吧碰头。”

“好的，”他说，却避开了我的眼光。“明儿晚上在奇科特酒吧碰头。”

“几点呢？”

“得，话说到这儿就可以了，”他说。“明儿晚上在奇科特酒吧碰头。几点就不一定要说定了。”说完便出去了。

你要是不很了解他的为人，也没有见过他明天要去进攻的那一带地方是怎么个地形，你一定会当他为什么事生了很大的气。我看他内心有个角落也确是在生气，生了很大的气。让人生气的事情多得很，自己要去白白牺牲便是其中的一条。不过话得说回来，既然要去进攻，恐怕还是心中憋着那么股气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