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说史 兴味悠长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为“新史学”而倡导“史学革命”，其方向之一就是变史学的“帝王之学”为“为国民写史”。所谓“为国民写史”，不仅是历史写给国民看，还是历史要为国民写。百余年来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就“为国民写史”而言，离“新史学”追求之目标还相差甚远。由电视台“名家讲座”而带来的“品三国”热潮，以及报上对怎样说史的讨论，都不妨看作学术界为“为国民写史”而进行的有益尝试和探索思考。近日，中华书局重印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所写的《三国史话》，可以为学界当下的尝试和思考提供借鉴。
上世纪的三十年代，苏北游击区的江苏文化社，组织编辑部筹划出版图书刊物。已故历史学家杨宽先生当时在编辑部工作，便约请自己的老师吕思勉先生来写一本历史通俗读物。吕先生想，要写历史通俗读物，汉末三国这段历史是最佳的素材；因为人们所熟知的三国的史事和人物，大都来自《三国演义》，但是《三国演义》毕竟是一部演义体的历史小说，人们从中获取的历史知识，或者用演义中的观点来评说历史人物，就会造成许多谬误；而用通俗浅近的语言来讲述三国历史，既可纠正人们历史观念和知识上的谬误，也能引起大家的阅读兴趣。
吕先生的《三国史话》，实在是他《秦汉史》的副产品，融入许多他独特的研究心得。此次出版，附录中还收录了吕先生有关三国历史的20篇札记。读者如能将这些札记与《史话》的叙述相互对照，或进而再读他的《秦汉史》，就可以体会史家“说史”与演义体的历史小说大不相同。
说史如“烹调”，评话家、文学家要刺激受众的口味，一定要多加“佐料”；史学家追求历史的“原汁原味”，不仅不能多用“调料”，还要对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细加甄别。吕先生说：“解释古事，批评古人，也不是绝对不可以，不过要很谨慎，限于可能的范围以内罢了。谨守着这个范围，我们能说的话，实在很少。然在这些少的话中，却多少见得一点事实的真相。其意义，要比演义等假设之以满足人的感情的，深长得多。”我以为：纠正错误的历史知识；揭示一些为人忽视的史事真相；说点意味深长的历史意义，是这本《三国史话》的三大特色。
汉末三国这段历史，需要纠正的历史谬误甚多，第一号需要辩诬的历史人物就是魏武帝曹操。记得五六十年代，郭沫若先生曾撰文为曹操“平反”，说曹操的所作所为实在继承了黄巾起义的未竟之业，结果引起了好多批评的意见。其实，吕先生为魏武帝的辩诬比郭先生早了二十多年，且立论、视角都不相同。吕先生说：政治本不是好事情，因政治斗争的需要而耍些阴谋诡计，原也是政治家不可或缺的手腕，我们正不必以此来评说他的是非功过。曹操在五十多岁时曾写过一篇类似“自述”的《己亥令》，其中说道：（有人说我要篡汉），要我放下兵权，回到武平去，却是势所不能的。一者怕离了兵权，被人谋害，要替自己的子孙打算；再者，我如其失败，国家也有危险的；所以我不能慕虚名而受实祸。从前朝廷封我三个儿子做侯，我都力辞不受，现在倒又想受了。并不是还要以此为荣，不过要自己的儿子多建立几个国家在外，为万安之计罢了。吕先生说：读曹操的《己亥令》，就知道他是一个老实人。天下惟心地光明的人，说话能够坦白。历来的英雄，“遮遮掩掩，修饰得自己一无弊病的”，谁能像曹操这般老实坦白呢？而将他视为奸臣，则是受《三国演义》和说书人的影响。
其实，不光《三国演义》所叙的史事谬误甚多，就是《三国志》的记载也有错误和不实，诸如此类的辩诬、纠错、求真，在这本《三国史话》里甚多：如曹操攻陶谦是否是为父报仇？孙策渡江袭击许都的真实原因是什么？赤壁之战时孙权、周瑜、鲁肃何以决心抵抗曹操？魏延的将略以及谋反降魏的真相？钟会是司马昭之心腹，何以有反司马昭的野心？附录中的《诸葛亮南征考》，专考《汉晋春秋》有关诸葛亮“七纵七擒”孟获的记载，作者认为：“攻心攻城，心战兵战，后世侈为美谈，其实不中情实。”“亮之素志，自在北方；其于南土，不过求其不为后患而止。……粗安粗定，自系本怀。一出未能敉平，原不足为亮病，必欲崇以虚辞，转贻致讥失实矣。”
《三国演义》的叙事，凡事好像都有“定数似的”，说兵谋、论军事，也总是说得“如有神算”、“似有天助”。其实，天底下的事哪有这般简单呢？吕先生的这本《三国史话》，看似平常无奇，其背后都有他一番求索考订的功夫，尤其是要纠正一些人云亦云、似是而非的观念，揭示一些为人忽视的史事真相。如论者多说，曹操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吕先生则认为主要“还是因其政治清明，善于用兵”，和挟天子以令诸侯关系甚小。书中说赤壁之战，“曹操固然犯着兵家之忌，有其致败之道，然而孙、刘方面，也未见得有何必胜的理由”。再如官渡之战，通常都说曹操是以少胜多，这自然也是事实。不过此役曹操也是孤注一掷，其兵谋也并非如《三国演义》所说的那样“成竹在胸”。建安五年四月，曹操虽击斩颜良、文丑，然并未伤及袁绍的主力。其后，两军相持四个月，袁氏充分利用持久之计，至八月才发起进攻，以至曹操军粮垂尽，兵势危急，写信给后方的荀彧，想要退兵回许昌了。幸亏荀彧力主不可退却。曹操带五千兵偷袭屯守乌巢的淳于琼，实也是“舍死忘生，拼个孤注一掷”。至于官渡战后，形势虽变为南强北弱，但要“说曹操的兵力就可以一举而扫荡袁绍，那还是不够的”。曹操破陶谦、吕布、袁术等，前后不过两三年；而袁曹交兵，前后共历九年，可见“袁绍确是曹操的一个劲敌”。
吕先生说史，富有大局观，而不斤斤于无关宏旨的情节渲染。书中说关羽之败虽与其“刚愎而贪攻”有关，然“通观前后”，刘备的心计太工和急于并吞刘璋不能不说是一个远因。“倘使刘备老实一些，竟替刘璋出一把力，北攻张鲁，这是易如反掌可以攻下的。张鲁既下，而马超、韩遂等还未全败，彼此联合，以扰关中，曹操倒难于对付了。刘备心计太工，不肯北攻张鲁，而要反噬刘璋，以至替曹操腾出了平定关中和凉州的时间，而且仍给以削平张鲁的机会。后来虽因曹操方面实力亦不充足，仍能进取汉中，然本可联合凉州诸将共扰关中的，却变做独当大敌。于是不得不令关羽出兵以为牵制，而荆州丧失的祸根，就潜伏于此了。”书中说后汉的动乱，特地指出这与西凉兵的强悍和凉州一带民风好乱有关，而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问题，其中实含有很深远的民族问题、文化问题”。
我们估量一个人懂不懂历史，往往以知道、记得史事的多少为标准，这自然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过去的史事，总要今人细心去体会才会觉得有意义、有用处。光以记得多少来衡量，实也不能算是懂得历史。黄仁宇先生曾说：“作为人师，在美国学子之前讲解中国历史，深觉得不能照教科书朗诵，尤其每次复习与考试之后，不免扪心自问：他们或她们须要理解井田制度到何程度？与他们日后立身处世有何用场”?（《中国大历史》）同样，说史者如不厌其烦地探究清圣祖是“传位十四子”还是“传位于四子”，总想借此说明一点道理吧，否则如“昨夜邻人猫生子”一样，记述它又有何益呢？所以，通过史事来说明事理，也是吕先生说史的一个目的。
比如，西汉所设的刺史，是专门用来监督太守一级行政官的，他们官位比太守底，资格比太守浅。用小官去治大官，这且不颠倒了政治上的秩序？当时人因此而有一番“刺史该不该改州牧”的议论（改为州牧，就算是太守的上级官，可用资历较深的人去担任）。这些历史上的制度和议论，对于二千多年后的今人，有何价值和意义呢？吕先生说：西汉的刺史设置，仍有相当的价值，而当时人的议论则不足取；因为，行政与监督本为两个系统，“行政官宜用资格较深的人，监督官宜用资格较浅的人。因为行政有时候要有相当的手腕，而且也要有相当的技术，这是要有经验然后才能够有的，所以要用资格深的人。至于监督官，则重在破除情面。要锋锐，不要稳重。要有些初出茅庐的呆气，不要阅历深而世故熟。要他抱有高远的理想，看得世事不入眼，不要他看惯了以为无足为怪。要他到处没有认得的人，可以一意孤行，不要交际多了，处处觉得为难”。以现在的事情来比喻：“学校里初毕业的人，文官考试刚录取的人，宜于做监察官。在官场上办过若干年事情的人，宜于做行政官。”
又如汉代的外戚问题，吕先生也有一番论述。他说：封建宗室，后来要互相攻击，甚至对天朝造反，这是从封建时代就积累了长久的经验，所以后来就不行封建了。外戚秉政，足以贻祸，其时经验尚浅，以至于前汉为外戚所篡，后汉还是任用外戚。“一种不适宜的制度，人类是非经过长久的经验，不会觉悟的”,“当一种制度的命运未到灭亡的时节，虽有弊病，人总只怪身居其位的人不好，而不怪到这制度不好”。读吕先生的史著史论，我们知道他特别推崇先秦至西汉的社会改革思想和议论，他认为：与其责怪身居其位之人，倒不如反省检讨社会制度之不善；不改革社会制度之不善，而专责人在恶制度下之为善，不可得矣。（吕思勉：《中国现阶段文化的特征》，原刊《中美日报》1940年4月5日）
总之，《三国史话》的写法和特色，对我们今天写历史通俗读物和普及历史知识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与七八十年前相比，当代的青年学生、职员白领的历史知识，主要是从课堂上、教材中获得的，离开学校之后，很少还会正儿八经地去阅读严肃的历史书，甚至《三国演义》也少有问津。他们所知的三国故事，往往还不是从《三国演义》那里获得的，而是来自于电视、甚至网络上的“三国”游戏，他们津津乐道的是：赵子龙的武功、诸葛亮的智商、刘备的人脉……回到上文所说：说史如“烹调”，怎么“烹调”出大众欢迎、“吃”了又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历史“菜肴”呢？这是摆在史学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