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历史预测

马克思、恩格斯在回答资本主义发展提出的现实问题和剖析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对未来社会的组织状况、发展方向和基本特征等问题，作了科学的历史的预测和天才的设想。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是包括价值目标、科学体系、制度设计在内的三位一体的科学理论。其内容主要包括：（1）关于未来社会的发展阶段。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经过一个过渡阶段后，就进入未来社会。未来社会自身的发展也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2）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是未来社会的本质特征。最根本的是生产力的充分发展。（3）未来社会的经济特征：国家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被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进行有计划的调节；当社会占有生产资料之后，就消灭了商品生产，消除了商品对生产者的统治；劳动产品的分配原则将是社会直接占有生产资料以维持和扩大再生产，而生活资料归个人直接占有；旧的社会分工将被消灭，生产劳动将给每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才能的机会，劳动成为需要和快乐，而不是一种负担；城乡对立消除。（4）未来社会的政治特征：消灭阶级差别，国家自行消亡。（5）未来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6）工人阶级的解放需要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通过教育和训练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7）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因为交往使“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化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因此，“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预测以严格的历史经验为依据，不是空想和教条式地预测未来

有人认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继承和发展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因素，因此空想社会主义也有科学的成分，科学社会主义也有空想的成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有空想的成分，而在于马克思通过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预测和设想与空想社会主义有本质的区别。后者是从头脑中构想出新社会的要素，不能求助于同时代的历史，只能求助于理性和正义。前者则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是从绝对真理、理性、正义这些抽象的观念出发进行描绘的。

马克思对空想社会主义者醉心于描绘未来社会的蓝图的做法持否定态度，并宣称：“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对未来的革命的行动作纯学理的、必然是幻想的预测，只会转移对当前斗争的注意力。”“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这是因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只有通过一定特征的制度才能实现。以欧美经济发达国家为对象，马克思、恩格斯就“先进国家”的社会变革设想了一些措施，如剥夺地产、征收高额累进税、普遍劳动义务制、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教育和物质生产相结合、国家垄断资本和银行等。但恩格斯也指出，“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1886年，恩格斯应邀谈社会主义的特征时指出：“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于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而且在实践的情况下设计的蓝图“越是创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于纯粹的幻想”。恩格斯在评论《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指出：谁“以为他从这本书里会知道共产主义的千年王国看来到底是什么样子。谁期望得到这种愉快，谁就大错特错了”。1893年5月11日，恩格斯在回答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提出的“你们德国社会党人给自己提出什么样的最终目标”时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1894年1月，有人请恩格斯写一段题词来表达社会主义新纪元的想法，恩格斯回答说：“要用不多几个字来表达未来新时代的思想，同时既不堕入空想社会主义，又不流于空泛辞藻，这个任务几乎是难以完成的。”他抄录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作为题词：“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现在有个别人时常攻击我们，说中国不是搞社会主义而是搞资本主义。其根本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我们搞的这一套东西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笔下的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抛弃了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生产资料公有制等；二是有些社会政策中有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如存在剥削、非公有经济占很大比重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应该持什么态度呢？当然，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不是法律，违反任何一条就是犯法，就要受到惩罚；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不是宗教，我们要顶礼膜拜，否则就是大逆不道。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科学就要研究、试验、证伪，不意味着一切都是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预测只是粗线条的大致轮廓和发展方向，没有为未来社会设计详尽的具体方案。这就告诉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而应当把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最高纲领与每个阶段的现实纲领结合起来。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共产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必须看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肤浅、简单。我们对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可以做出科学的预见。但未来的事情具体如何发展，应该由未来的实践去回答。我们要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对遥远的未来做出具体的设想和描绘。以往的经验已充分说明，这样做很容易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我们既要坚定信念，树立远大理想，更要脚踏实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不懈努力，扎扎实实地做好现阶段的每一项工作。忘记远大理想而只顾眼前，就会失去前进方向，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就会脱离实际。理想主义是有魅力的，现实主义是必须的，我们应该做一个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

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预测是根据一定的历史条件得出的结论，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预测和探讨与现实社会主义社会有着很大的区别。我们既要反对像“文革”中生搬硬套的错误做法，也要反对简单对照现实状况从而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做出否定性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决定了人们对未来社会的认识也不会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必然随着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而不断完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我们必须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得出新认识。

任何认识都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局限性。马克思、恩格斯低估了资本主义自我调整的能力和发展的巨大潜能，乐观估计了社会主义胜利的速度和时间，当然，没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资本主义的当代面目也许会更加狰狞、虚伪。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亲身经历过现实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活，他们的结论主要借助于严密的逻辑论证，而主要不是从具体实践经验中概括的，关于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的总结并不完全具有普遍性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研究的重点是西方发达国家，他们设想搞社会主义的前提必须有发达的生产力和文化水平，至于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利用国家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用列宁的话就是他们“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

中国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和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前提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的一些设想即使是正确的，也不是目前所要采取的措施，即使有的结论正确，也不能生搬硬套，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也要和具体的时代实践相结合，决不能用本本束缚我们的手脚，一切必须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借用马克思的话来讲，就是我们“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达”。列宁也指出，“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现实主义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没有必要也不能苛求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今天的社会设计详尽的具体方案。如果把他们的理论当成现成的公式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甚至当作各种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不再做进一步研究，那么这样的结果不符合历史事实和进程，他们的理论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许多学者认为，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一个重要的教训，是它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某些具体设想错当成永恒的、终极的绝对真理，把纯而又纯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商品和货币、实行计划经济等，套到了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一切立足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国情，把马克思主义革命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才是真正意义上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

（原文刊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6期，与何根海合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