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

开篇这个自序，我想对自己的学术经历进行一个检讨。

1982年秋天，我考取乔志强先生的研究生，开始了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学习和研究。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不经意间，在中国社会史的学术道路上已经行走了二十余年，这一路上，有业师的谆谆教诲，也有一个人的踽踽独行。

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好时代，高考制度的恢复点燃了青春的梦想，能够进入大学读书那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当时那种如饥似渴的学习风气，图书馆里的油墨书香，自习室里那宽大而长长的旧式堂桌，老管理员下班前催促还书的声音，宁静的小花园里晨读的身影，都是大学时代留给我最难忘的记忆了。

我们这一代历史系出身的大学生又赶上了中国社会史恢复和发展的时代，我自身的学术成长轨迹，其实在一定程度、一个侧面反映了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史发展的路程，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学术探索也离不开中国社会史发展的大背景。回首来看，二十多年来，我的学术探索经历了社会史、区域社会史、人口资源环境史、集体化时代社会研究这么几个阶段（或曰研究方向）。简而言之，就是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

20世纪80年代，思想界、学术界普遍弥漫着浓烈的反思、求新、自由的潮流，当时史学界也面临着所谓的“史学危机”，那就是如何突破以阶级斗争和革命叙事为框架的政治史史学范式，建立中国历史研究的新范式。此时“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开展中国社会史研究成为史学界求新求变的最强音。在社会史研究风起云涌的潮流下，乔志强先生身体力行，积十年之心力，主编出版了《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一书，被誉为中国社会史研究“迈出由理论探讨走向实际操作的第一步”。本书系统地论述了我们对中国社会史研究基本理论问题的思考，在中国社会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成为许多高等院校社会史专业研究生的必读书目。正是在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的潮流下，在先生对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理论体系的探索逐渐成熟的过程中，我开始步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领域。1985年在乔先生的指导下，我完成了《近代山西人口问题》的硕士论文，并于1988年获得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中国近代人口问题”的资助，1992年出版《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一书。在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一书中，我还承担了有关人口、婚姻、家庭等章节的撰写。那时我的人口研究、我们的社会史研究还是整体性、宏观性的，这也是开展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最初的特征。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发生了区域社会史的转向，区域社会研究成为社会史研究的一大亮点，方兴未艾。在开展区域社会史研究中，我们较早注意到区域社会史研究理论的探索，以更好地指导具体研究。记得是在1994年西安召开的社会史年会上，乔先生和我联名撰写的《地域社会史研究理论与方法刍议》在会议上引起反响，后来该文又在《史学理论》全文发表。其实，《中国近代社会史》出版以后，随着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纵深发展，随着区域社会史研究如火如荼地展开，我们对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基本理论也开始了一个重新审视、继续深化的过程，中国社会史—近代社会史—区域社会史三个层面的问题成为我们思考的重点。1998年先生主编、我忝列副主编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一书，即是我们对《中国近代社会史》理论体系的区域性实践，又是进一步针对学术界不同意见，对原有的理论框架进行反思和修正的结果。令人抱憾的是，此书付梓出版，先生生前却未能一睹，笔端至此，能不怅然！应该说，近些年来，我在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内容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那既是对乔志强先生有关社会史、区域社会史研究理论的继承和延续，也是在不断深化的学术实践中新的体悟。

1995年，我有幸考取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师从戴逸、李文海先生从事社会史的学习与研究。从学的环境变了，但研究的旨趣却未另起炉灶，毕业论文《试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1840—1937年）》，虽以中国近代城市化为关照对象，但其实还是以人口问题入手，这对我来说，在研究领域上是对以前人口问题的延续和深化，在地理空间上关注城市以及城市与乡村社会的互动，一定程度上又突破了乡村地域空间的局限，开阔了学术视野，拓展了研究领域。开展城市化研究一方面发挥了自己较有基础的人口史研究，进一步深化了我对中国近代人口问题的认识。另一方面，这同样也是一个新挑战，因为我的经历主要还是来自于乡村社会。我深深地感到，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城市史是一个重要领域，在研究城市的过程中，才能感觉到乡村的意义，反之，只有将二者有机地结合，才能更好地理解近代社会。在人大三年的苦读是我学术经历中难忘的岁月。

90年代末，我开始指导硕士研究生。从那时起，以山西为中心开展区域社会史研究逐渐成为我和同学们的共识，历届学生的选题即以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为中心，注重第一手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强调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的结合，注重田野调查的现场感。这样几年要求下来，学生的论文虽不能说篇篇是精品，但从总体而言体现了较高水平，逐渐形成了我们的特色，体现了我们的学术取向。2002年出版的《近代山西社会研究——走向田野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即反映了我们继《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以后如何开展山西区域社会史的思考与探索。拙著出版后得到了社会史学界一些同仁的肯定，促使我更加明确了开展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学术取向，加强了开展近代山西区域社会史的信心，坚定了走向田野与社会的步伐。

明清以来，山西区域社会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其中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发展问题比较突出。我们知道，明清以降，随着山西人口的急剧膨胀，影响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要素的比例发生重大变化，人口、资源、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由良性互动劣化为恶性循环，并引起了系列社会问题，为此，2001年我曾撰文呼吁从社会史角度开展人口、资源、环境的研究（《开展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研究》，见《山西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以此为主题曾在2004年中国史学界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言）。从人口、资源、环境的角度开展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既有别于人口研究中单纯的数量变迁，也不同于单纯的环境变迁研究。将人与自然，社会发展与环境变迁联系起来，改变“两张皮”的研究状况应该说是我们的初衷。具体的研究是围绕“以水为中心”相继展开的。山西水资源、土地资源相对匮乏，尤其是水资源的匮乏长期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困扰着区域社会的发展。我们还注意到明清以来山西生态环境变迁，森林面积不断减少，水土流失严重。正是由于人口、资源、环境三者关系的失衡，使山西社会的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开展人口、资源、环境研究的实践过程中，“以水为中心”的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成为我们的一大亮点，有关生产用水的“水案”研究、民生用水研究、灾荒研究等均在学界产生了良好反响。

在“以水为中心”开展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研究的同时，晋商与地方社会、三晋文化与民俗研究、山西抗日根据地社会研究等几个研究方向，也逐渐由分散而集中，由模糊而清晰，成为我们新的学术生长点。晋商研究是山西区域社会乃至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晋商研究多“就商言商”，我们则从社会史角度研究晋商，一方面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发掘和使用大批的史料，另一方面对晋商的家庭、婚姻状况、中小商人的生存状况、商业文化与习俗、商人与地方事务等进行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祁太秧歌、竹枝词等是三晋民间文化的化石，更是社会史研究的宝库。以祁太秧歌而言，它是山西晋中地区农村艺人自演自乐的一种散发着乡土气息的民间小戏，汇集小曲、杂说、歌舞、戏曲等艺术形式于一身，包含婚姻家庭、商妇际遇、社会习俗等丰富内容，对社会史研究而言，有新资料、新领域、新方法的多重意义。抗日根据地在山西乃至全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有着独特的地位，有关山西抗日根据地的史料很丰富，但抗日根据地研究多为“侵略”、“抗战”、“革命”话语，政治动员、社会状况、社会变迁等领域的研究比较薄弱，从社会史角度入手，既可补传统研究“干扁”之不足，又能从新角度重新理解入侵、革命。这些利用新发现收集到的新资料写成的论文在本书中都有一定反映。

在田野调查和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另外一类重要的档案资料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这就是1949年以后村级档案资料，这批资料的发现又催生了新的研究方向。不过，对这批资料的意义和价值我们也有一个认识转变过程。最初我们在田野工作中寻觅明清时期的碑刻、文书、口述资料时，有面对残卷断碑的惋惜，有踏破铁鞋终有收获的喜悦，而对1949年后的资料却有些相见不相识，未给予关注或关注不多。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这一时期的出色研究激发了我们的思路，而社会史打破传统历史分期界线“长时段”的研究也给了我们很多启示。1949年以后的历史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持续连贯的历史过程，新中国许多制度、政策其实在根据地时期已经体系完善或略显雏形，只不过在新形势下有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若以人民公社为中心，上溯下延，从根据地时期的互助组到1978年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称之为“集体化时代”。由此而论，村级档案资料与明清时期的资料相比不仅有着同样的价值，而且是前后相承。从更长的时段更广的视野来看，这批档案资料的学术价值不言而喻。

山西在集体化时代一直是全国的典型，从抗日战争时期李顺达的第一个互助组到“农业学大寨”，区域性的事物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一般模式，这本身就值得研究。我们目前对于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带有抢救性质，在我看来，资料搜集是目前最重要、最迫切、最基础的工作，当然并非说研究工作不重要。现在本中心搜集到的集体化时代的基层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供销社、水利机构等等档案资料已多达上千万件以上。前往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参观的国内外学者，对我们的资料搜集工作都给予了相当肯定，并对今后资料整理、开展研究提出了有益意见，这促使我们下一步继续加强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的同时，切实开展相关研究。本书所收几篇有关村级单位的田野调查报告都是近几年来带领学生一起尝试的成果。

近些年来，在带领学生开展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过程中，我特别强调“走向田野与社会”。应该说，这一口号的提出也是我们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得来的。当然走向田野与社会，是学科互涉与渗透的结果，是社会史研究受到人类学影响后的学术潮流，可视为社会史研究中的人类学取向。不过，我强调的走向田野与社会，首先是以历史学为本位的，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提倡走向田野与社会，其中蕴涵的一个重要想法就是进一步扩大史学研究的资料范围。那么，什么可以成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史料？我的回答是，什么都可以成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史料，关键在于我们能对这些资料提出什么问题。“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搜集资料是史学研究最基础的工作。能否描述真实的历史，客观地解释历史，实现创新性的研究都取决于我们是否全面详尽地占有史料。我们在开展山西区域社会史四个方面的研究中，首要一点是都有不同数量新史料的发现，这些一手资料绝大多数是在田野工作中发现的。较为突出的是水利方面的碑刻、渠册等资料，纠正了学界一般认为北方地区水利文献较少的观点，有助于我们从水利角度认识北方乡村社会；灾荒研究方面，也搜集到了大量民间碑刻，有助于灾荒史研究的深化；大量晋中秧歌剧本的搜集，展现了晋中社会丰富的面向，让我们看到了秧歌里多彩的世界；长子剃头匠的口述资料填补了这一独特的底边社会阶层研究的空白；1949年以后大量的村级档案资料，更是带有抢救和保护性质，为深入开展现代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奠定了史料基础。

走向田野与社会能够使研究者获得历史的现场感。走向田野与社会，并非将图书馆里的正史、地方志束之高阁，不闻不问了。而是为了更好地读懂一些文献，只不过是从史书中文字间的田野漫步，移步到乡野小路，文献研读和田野考察的相互结合，非常有助于理解文献。研究历史就要理解历史，陈寅恪先生曾言“同情的了解”，即要求对研究对象有设身处地的观照。区域社会史研究面临更多的是“地方性知识”，更需要在一定的历史时空中理解地方的历史和意义，要有历史的现场感。由于地理空间感模糊、地方性知识隔膜等限制，世易时移，我们在构建历史场景时显得十分困难。走向田野，深入乡土，身临其境，在特定的环境中，文献知识中有关历史场景的信息被激活，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仿佛回到了过去，感受到具体研究的历史氛围，在叙述历史、解释历史时才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走向田野与社会，可以说是史料、研究内容、理论方法三位一体，相互依赖，相互包含，紧密关联。在我的具体研究中，有时先确定研究内容，然后在田野中有意识地收集资料；有时是无预设地搜集资料，在田野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启发了思路，然后确定研究内容；有时仅仅是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就激发了新的灵感与问题意识；有时甚至就是三者的结合。

开展区域社会史研究并不是画地为牢，关起门来，这不符合现代学术发展潮流。我常常对学生讲，要在雁门关、娘子关内做学问，也不要在雁门关、娘子关内做学问。当今的社会史研究日新月异，国内外学术交流活跃，多学科交叉渗透，区域社会史研究成果迭出，这都要求我们必须要有谦虚学习的精神、开放的心态、兼容并包的胸怀。有位曾来本中心访问的学人为我们留下这样的希望“立足山西乡土资源，放眼世界学术潮流”，对此，我深表赞许并颇有体悟。我会不断地利用一切机会，邀请国内外有关专家前来访问指导，我也会身体力行地带他们走向田野。从我们学术团队内部来讲，这些年来，我指导了一批博士、硕士研究生，可以说是教学相长。学生在遥远的乡村发现资料，给我打来电话，听到他们声音，能体味到其间经历的曲折与辛苦，我深受感动，心情常不能平静；学术讨论会上有时是唇枪舌剑的激烈交锋，有时是和风细雨式的师生交流与对话，不时摩擦出思想的火花，闪现出创新的灵光，学生的吃苦精神感染了我，他们的创新意识启发了我。从外界来讲，为了充分学习与交流，这些年来，一方面我尽可能地为学生积极创造条件，让他们参加国内的各类会议，通过参会，让他们站立在学术前沿，感受学术气氛，锤炼学术精神。一方面，针对我们研究中的一些困惑、问题，我们有意识地组织召开了一些会议，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参会，虚心地学习他们的研究理论、方法、视角，真诚地听取他们对于开展山西区域社会史有益的意见和建议。在送出去、请进来的学术交流中，我们从中受益匪浅，真正成为学术上和精神上的宝贵财富。

草色遥看近却无，打点自己这些年来的学术历程，翻检电脑中储存的论文，回首走过的学术历程，是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走向田野与社会的一路行迹。今后，我的脚步依然会坚定地走向田野与社会，把自己真正融入不断前行的社会洪流中去。

最后仍然需要说明的是，这本集子的整理出版得到了许多同学和朋友的帮助。几位在读的博士生出力多多，谈话式的课堂讲解讨论氛围，大家平常在一起经常性的辩难，师生一起在乡间做田野工作的体味，都对各篇文章的立论与成稿大有促进，其中几篇涉及乡村的田野调查报告初稿也由同学提供，胡英泽同志对书稿的编排校对付出更多。教学相长收益良多，心存感谢也是实情。十几年前出版第一本专著时就曾给予我很多帮助的三联书店潘振平先生极力支持本书出版，对此也表示朋友般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