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白话文运动的成就

白话文运动的结果，是使白话文在文学作品和一般学术著作的范围内取得了合法的、正统的地位。它的成就首先表现在白话文理论的建设上。一、关于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学说。这学说的框架有三条：a．白话为文学之正宗。为打倒文言文的正统提供了历史的根据。b．用白话作各种文章。让白话文成为通用的书面语，为白话文的推行提出了奋斗的目标。c．白话文以现代中国人的口语为源泉。为白话文的建设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二、关于文体改革的具体规划。主要在散文、应用文、诗歌三个方面。第一，对散文文体改革的要求，胡适概括为四条主张：a．要有话说方才说话；b．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c．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d．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第二，对应用文文体改革的意见。钱玄同在《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一九一七）里，提出不少切实可行的主张，如改用白话（国语）；选取最普通的常用字；多义字只用最普通常用的一义，不许用倒装移置的句法；“书札之款式称谓，务求简明确当。删去无谓之浮文”；文中加标点符号；数目字改用阿拉伯字，“用算式书写”；改右行直排为左行横排；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印刷之体，宜分数种”等等。第三，对诗体改革的主张分为两派，一派由钱玄同、胡适带头提倡“自由体”。另一派由宗白华（一八九七～一九八六）、闻一多（一八九九～一九四六）带头主张“格律体”，这两派对新诗的形式，都作了认真的探索。

白话文运动的成就，主要表现在白话文的作品上。白话文能不能代替文言文，要看写作实践。五四时期，白话论文在表现新思想、批判旧思想上，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如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论文，虽在语言上有不同的风格，但在说理上都有明白、清晰、准确、富有逻辑力量的特点。这就叫那种不宜说理的文言文相形见绌。在文学上，散文、小说、诗歌等文体，都开了新生面。特别是一九二一年，鲁迅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的发表，郭沫若诗集《女神》的出版，为白话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阿Q正传》更是中国现代白话文学中赢得世界声誉的第一部杰作。

五四白话文运动，是一个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运动，它在文艺语言上宣告了文言文时代的结束、白话文时代的开始。数千年来，中国通用的书面语没有白话文的合法地位，只有与口语脱节的文言文才算正统。直到五四时期，才把这种反常局面翻了过来，开辟了一个白话文学的新纪元。这正好与中国社会在五四期间实现了从封建向民主的转变相适应。

白话文运动的结果，是使白话文在文学作品和一般学术著作的范围内取得了合法的、正统的地位。

白话文取得合法而正统的地位是显相，向“言文一致”本旨的努力是其志之所之，标志是什么？应当不止一个：

第一个标志，一九二〇年，教育部下令改小学课本“国文”为“国语”，采用白话文入教科书。

第二个标志，一九二二年，为纪念《申报》五十年，胡适写就长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论及近五六年的文学革命运动，说“《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他总结道：“我可以大胆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经破产了。从此以后，完全是新文学的创造时期。”

第三个标志，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的大众语论战中，批评者视白话文为“新文言”。

第四个标志，一九三五年上海良友公司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十卷本，总结了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七年十年的文学成绩。

第五个标志，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蔡元培、鲁迅等六百八十八人签名的《我们对于新文字的意见》发表。后日寇入侵，抗战爆发，使新文字的实行被打断。

第六个标志，《人民日报》一九五一年六月六日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发表，号召“建立正确地运用语言的严肃的文风”，指明“我国现代语言是比古代语言更为严密，更富于表现力了。毛泽东同志和鲁迅先生，是使用这种活泼、丰富、优美的语言的模范。他们的著作，表现了我国现代语言的最熟练最精确的用法，并给了我们在语言方面许多重要的指示。我们应当努力学习毛泽东同志和鲁迅先生，继续发扬我国语言的光辉传统”。

第七个标志，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撤销原来的研究会），作为国务院直属的二十个业务部门之一，从研究机构变成了职能部门，这意味着汉字的拼音化进程启动。推广普通话，以汉语拼音为汉字注音，以及简化汉字，都是其阶段性成果，为拼音化所做的准备。

它的成就首先表现在白话文理论的建设上。

所谓“理论的建设”，沿袭的乃是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卷《建设理论集》的说法。胡适发起的白话文运动，有没有理论支柱？如果有，是什么？以时下的眼光看，其一是语言学上的进化论观念，认为方块字落后，拼音文字先进，以言文一致为大目标；其二，以欧美的价值为普世价值，认为中国文化落后，西化唯恐不甚；其三，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各民族语言从拉丁文中独立出来自行发育比附汉语白话之脱离文言，盲目效仿。不论当时的倡导者自觉与否，从眼界到行动，皆笼罩在这样三种势力中而不得脱身。

胡适曾说他们的纲领乃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这又意味着什么？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八日胡适在台北“中国文艺协会”座谈会上，专有所答：“所谓国语，不是以教育部也不是以国音筹备会所规定的作标准，而是要文学家放胆地用国语做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文学的国语。后来的文艺都是朝这个方向走的。”此即是说，新文学诞生之初，已经被赋予了国家的使命，民族国家之建立，需要国语，既然没有这样的国语，需要文学家们赶快把这国语创造出来。在数千年的汉文写作史上，从未有过如此的要求。

胡适一九一八年刊发《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一文，对于这种国家使命和工具主义理念，有清晰的表述：“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这是我这一篇文字的大旨。”就此意义，鲁迅也承认自己是这一“大旨”中的一员，明示“听将令”之愿，甚至不惜“曲笔”而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胡适的主张一致：白话文运动，文学革命，创造新文学，是为国家利益服务，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以一位军事家的直率，毛泽东宣布文艺是一条战线，贯彻战略全局的意图，服从大局的需要。

胡适后来力图把白话文运动放在所谓“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框架内予以理解并重新定义，包括研究当前的实际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样一个相互联系的四个义项。

一、关于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学说。这学说的框架有三条：a．白话为文学之正宗。为打倒文言文的正统提供了历史的根据。b．用白话作各种文章。让白话文成为通用的书面语，为白话文的推行提出了奋斗的目标。c．白话文以现代中国人的口语为源泉。为白话文的建设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书面语之有文言与白话，已逾千年，彼此消长的趋势，白话会越来越重要，或是自然而然的过程，本不必人为干预的。清初，金圣叹视水浒、西厢与史记、杜诗并列齐观，同为“天下才子书”。成熟的白话小说《红楼梦》在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面世，风靡一时，所谓“开口不谈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在在显示白话语言广被阅读深获人心的韧性与气度。

某一文体或书写风格获得“合法性”，必由漫长的濡染化育，端赖一部部作品持续影响、长期积累的自然过程。直至晚清，白话与文言依然处于良性并存、良性互补、良性的交融与渗透，絮絮绵绵，不绝如缕，期以俘获读者之心，没有革命，不求速成，更不见权力的烟火。

胡适在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五日所写《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的附识中说：“凡事有个进行的次序。我以为中国将来应有拼音的文字。但是文言中单音太多，绝不能变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须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这段话透露了白话文运动的底细，以白话代替文言的目的，乃是为了拼音化的方便实行。如此说来，站在汉字和汉文的立场上看，白话文运动与其说是建设，不如说是破坏。以破坏为目的，才会把破坏的达成当作自己的成就，所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不管自己的白话文作得好坏，我们一直是以消灭了文言文感到自豪的。

这是什么历史根据呢？

全盘西化如此迅速就走到了最后一个环节——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章太炎在一九〇八年作《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时，面对的不过是几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奇思异想，四十年之后，却成为一项国家政策。

拼音化的工作，自新政权建立之日，便提上议事日程。一九四九年十月十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吴玉章主其事，选出庞大的七十八人理事团。以当时的看法，汉字是工业化的最大障碍，须以新文字来替代。一九五二年一月，在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设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任马叙伦。成立大会上传达毛泽东指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形式应该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要根据现有汉字来制定。一九五三年十月，在中国共产党内设立中央文字问题委员会，胡乔木任主任。一九五四年十二月，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撤销原来的研究会），作为国务院直属的二十个业务部门之一，从研究机构变成了职能部门。箭在弦上，替汉字捏一把汗，可以设想一朝醒来，忽然看到所有报刊杂志是拼音版，满纸字母单词。

以白话作各种文章，实行起来原比文学领域难度大。文言文两千余年，种类繁多，体裁不同，各异其趣。《典论·论文》列为四类：“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至《文心雕龙》，讨论了三十五种文体：骚、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古文辞类纂》将入选的古今文章分为十三大类：论辩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颂赞类，辞赋类，哀祭类。取消了文言，也就取消了这些文类，社会结构的变动，生活方式的改换，许多文体已没有多少用处，所谓白话作得“各种文章”，不过是说以白话文应付一些事情而已。

白话文以口语为源泉，但不是唯一的源泉。口语并不能直接自动变为白话文，口语的简洁和生动，只有经过提炼加工才能成为白话文的优长。同样是口语，口才好的人口若悬河，出口成章，不善言语的人前言不搭后语，白话文写作上的口语本位主义，以混淆口语和书面语的差别始，以彻底否定白话文的文本地位和文体追求终。一九五二年，郭沫若发表《爱护新鲜的生命》，认为“我们中国现行的汉字是比较难于驾驭的工具。汉字将来是会改革的，并采取拼音化的道路……但在汉字采取拼音化之前，我认为我们的文章必须先走上写话的道路……旧文言固不用说，五四以来的新文言也不用说，近来的理论文字和文艺作品又显然有‘新新文言’的倾向了。主要恐怕依然是汉字在作怪。用汉字来表达，总想少写几个字以求效率的提高，因而有意无意之间，便不免和语言脱离了。在今天鼓励以工农兵或少年为对象而写作，也就是鼓励我们写话，减少不常用的汉字的使用，使文章和语言愈见接近起来，做到言文一致，对于汉字改革无疑是会减少许多困难的”。勒令书面语向口语看齐，作文，势必要走到以常用汉字写话，下一步，即以拼音写话。互联网普及之后，中国迅速进入全民写话的时代，半个多世纪所接受的语文教育是写话训练，写的未必是自己的话，我们能否认身边回响的官话、套话、谎话，报纸上教科书里的大话、空话吗？白话文，此三字的排列顺序已将它自身定义了，第一重要的是白，直白也好，浅白也罢，清白无辜，错白不计；第二重要的是话。抓住白和话，方向已正确，成不成文，似乎没有什么大碍了。

二、关于文体改革的具体规划。主要在散文、应用文、诗歌三个方面。第一，对散文文体改革的要求，胡适概括为四条主张：a．要有话说方才说话；b．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c．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d．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关于文体改革的规划，说来令人啼笑皆非。散文、应用文、诗歌三种文体，是否有必要“规划”呢？如何“规划”，谁又能规划得了、去负责落实呢？除了“八不主义”而外，胡适还真的有分三步走的规划：第一是工具，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用白话作各种文学；第二乃方法，其中又分成收集材料的方法，结构的方法，描写的方法；而最重要的方法，则是“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第三是创造，胡适说：“我以为现在的中国，还没有做到实行预备创造新文学的地步，尽可以不必空谈创造的方法和创造的手段，我们现在且先去努力做那第一第二步预备的工夫罢！”这是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结尾的最后一句。看来，他认为创造的时代，还没有来到，《尝试集》的第二部，需等到《白话文学史》下卷完成后才予以考虑。

章士钊《答适之》曰：“愚以谓白话文者，固非不可为也，特以适之之道为之，则犹航于断港绝潢而不可通者也。适之已矣，今之纷纷藉藉，回环于断港绝潢而不得出者，愚念民口之瘖可痛，包胥之志未忘，子能亡之，吾未见不能兴之。夫天运未可知，而人力期于必尽。愚与适之，共拭目以观其后焉可已。”

章、胡之间的笔仗，后者轻易占了上风。胡适的文章，一向平和说理，不以气势夺人，但一呼百应的威势树立了白话文运动的大纛，“时代要求”与胡适在一起，只这么轻轻一句，似乎就驳倒了行严先生的鸿篇大论。

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曰：“善为今人之言者，即其善为古人之言，而扩充变化者也。适之日寝馈于古人之言，故其所为今人之言，文言可也，白话亦可。大抵具有理致条段。今为适之之学者，乃反乎是。以为今人之言，有其独立自存之领域。而所谓领域，又以适之为大帝，绩溪为上京，遂乃一味于胡氏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目无旁骛，笔不暂停，以致酿成今日的底他它吗呢吧咧之文变。”

胡适反驳的文章名为《老章又反叛了！》，话说得果然轻松：“行严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他却又虽落伍而不甘心落魄，总想在落伍之后谋一个首领做做。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反动派，立志要做落伍者的首领了。梁任公也是不甘心落伍的；但任公这几年来颇能努力跟着一班少年人向前跑……其实行严自己却真是梦想人人‘以秋桐为上帝，以长沙为上京，一味于《甲寅》杂志中求文章义法’。”这后一句，是胡适的反唇相讥，后来的历史给出答案，无论是章文或者胡文，皆没有成为时代文章的楷模。

胡乔木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新语文》，提出：“鲁迅先生和毛主席的文章是我们民族优美的语言，我们应该作为学习语文规律的基础。”

鲁迅与章士钊同年，此时作古十五年，在鲁迅骂过的人里章士钊赫赫有名，但未读见他批评或回应鲁迅的文字。陈独秀在一九三七年的文章中说：“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打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早在五四时期，章士钊喜讲“愚所引为学界之大耻者，乃读书人不言理而言势”，鲁迅之毁誉，非理使然，势使然也。

毛泽东对章士钊敬若上宾，一九五九年其旧著《逻辑指要》修订再版，毛泽东亲自（“借先生之箸，为之筹策”）为他写了一篇文言短序。章士钊为此书所写而未用的再版序言介绍：“北京解放后，一日，主席毛公忽见问曰：‘闻子于逻辑有著述，得一阅乎？’予踌躇答曰：‘此书印于重庆，与叛党有关，吾以此上呈一览，是侮公也，乌乎可？’公笑曰：‘此学问之事，庸何伤！'”后来毛泽东看完《逻辑指要》，对章士钊说：“吾意此足为今日参考资料，宜于印行。”章士钊主编《甲寅》之时，是白话文运动的反对派，四十年过去，依然不改其文言，即使写的是对话，悉以文言出之，在举国白话文的压力下，不为风动不改汉节，使毛泽东把自己的白话暂时收了起来。

第二，对应用文文体改革的意见。钱玄同在《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一九一七）里，提出不少切实可行的主张，如改用白话（国语）；选取最普通的常用字；多义字只用最普通常用的一义，不许用倒装移置的句法；“书札之款式称谓，务求简明确当。删去无谓之浮文”；文中加标点符号；数目字改用阿拉伯字，“用算式书写”；改右行直排为左行横排；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印刷之体，宜分数种”等等。

晚清的白话文运动，实用的主旨非常分明，既然着眼于实用，当从应用文入手。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兴起，偏偏从最不实用的文学开始。文体乃是在写作中自然形成的文章体裁分类，“规划”之说，太过煞有介事。白话的文体到底怎么划分，它们与古文中固有的文类是何关系，始终没有解决。周作人晚岁称自己作品为“文章”，可以涵盖今天通常所说散文、小品文、批评类文字及杂感等。鲁迅在小说而外，其他作品可以归入杂文，而鲁迅的杂文，与一般意义的杂文区别甚大。

公文是比较顽固的领域，文言的使用沿至一九四九年政权的更迭，“等因奉此”才寿终正寝。新生的人民政权，以白话作公文是顺理成章的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文言词汇和句法的彻底退出，在非正式公文中，比比皆是。介绍信开首第一字“兹有……”，结尾“接洽为盼”，不这样写，大家觉得不合适。贺信、邀请函、祝词、请柬等这些书面文本，为了强调它的正式性，须以与口语有明显差异的书面语措辞和语气，否则就不伦不类，最随意的请柬上也得注明“敬请光临”，而不能就写成“请来一趟”。

一九六〇年，废名著文谈及文章格式上的古今差异，它的重要性及由此带来的后果，可能至今还没有被认识到。他说：“今文所以大异于古文，是从新式标点符号和提行分段的办法引来的，这却是最大的欧化。这个欧化对我们今天的白话文体所起的作用太大了。”

第三，对诗体改革的主张分为两派，一派由钱玄同、胡适带头提倡“自由体”。另一派由宗白华（一八九七～一九八六）、闻一多（一八九九～一九四六）带头主张“格律体”，这两派对新诗的形式，都作了认真的探索。

若说分成自由和格律两派差强人意的话，这四个带头人的选择，便不是很恰当。钱玄同为胡适的《尝试集》作序，里边一句不知是为作者打气还是令他泄气的话，他举《诗经》《楚辞》《汉魏乐府》，陶渊明、白居易、宋词、元曲等例之后说：“可见用白话作韵文，是极平常的事。”幸好他开头有言“用今语达今人的情感，最为自然”，道出了新诗存在的理由。章太炎是以有韵与否来区别诗与非诗的，其弟子钱玄同也直截了当地把胡适提倡的白话作诗改称白话作韵文，在他看来，韵文就等于诗，这与胡适的看法相差甚远。说钱玄同带头提倡自由体，令人费解。

胡适虽带了头，但他的自由体，无论主张还是实践，远不够做“自由体”的标本。胡适的《谈新诗》主张“压韵乃是音节上最不重要的一件事”，“至于句中的平仄，也不重要”。他认为“诗的音节全靠两个重要分子：一是语气的自然节奏，二是每句内部所用字的自然和谐”。这样一来，就与散文没有什么区别了，这等于从形式上取消了诗的特征。

一九二〇年之后，郭沫若的自由诗，创作和主张——还原主义语言观加上自发主义创作论，迅速取代了胡适的影响，因为郭沫若在追求白话诗的自由度上比胡适走得更远，恐怕比任何人走得也都更远，他认为“诗的本职专在抒情，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诗形，也不失其为诗”。正是这样的主张，导致了早期白话诗在艺术上的粗率，也败坏了白话诗的声誉。为矫正这一时弊，格律派出现，或称白话诗写作的第二次兴起。

新格律诗派的正式出场，以徐志摩主编《晨报·诗镌》在一九二六年创刊为标志，闻一多、朱湘等人参与其事。这一“新诗形式运动”思潮的源头却可溯至刘半农、陆志韦更早时期的探索。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的导言中说：“第一个有意实验种种体制，想创新格律的，是陆志韦氏。”陆志韦认为：“诗的美必须超乎寻常语言之上，必经一番锻炼的功夫。节奏是最便利、最易表情的锻炼。”

梁宗岱，通常不被归入新格律派，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主持《大公报·诗特刊》，他撰写的发刊词，描述了当时的诗歌现状：“如果我们不为‘新诗’两字底表面意义所迷惑，我们将发现在诗坛一般作品——以及这些作品所代表的理论（意识的或非意识的）所隐含的趋势——不独和初期作品底主张分道扬镳，简直刚刚相背而驰；我们底新诗，在这短短的期间，已经和传说中的流萤般认不出它腐草的前身了。”

解志熙曾披露了唐钺、潘大道、李思纯三人在新诗形式探索上曾经的见解，这是鲜为人知的材料。

诗歌新形式的探索，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文学评论》为主要阵地，有过热烈深入的讨论，何其芳、王力、卞之琳、林庚、陈义劭等人纷纷撰文，在什么是格律的核心，以及平仄、音尺、音步、顿、押韵、节奏的重要程度等系列问题上，彼此的意见分歧很大，古诗的影响，外国诗的影响，以及民歌的影响，可以在这些争论中觅得回声。

综观新格律诗派走过的道路，学理上的探寻范围很广，各种主张之间的交锋相当深入，但是模范的白话格律诗作品太少，因此未能对于新诗的读者产生广泛的影响。一种新诗体，端赖优秀的诗人和诗作才能成立。今日写新诗评新诗的人，可以从早年这些有价值的讨论中获得进益。

毛泽东一九六五年给陈毅的一封信中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的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这是他于诗歌的意见。

毛泽东所写五十首左右古体诗词，一九五七年公开之后，无疑成为那个时代被阅读最广的诗歌文本。“文革”当中，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编辑和印刷过多种版本的毛主席诗词，虽然大抵不是正式的出版物，但其中不乏封面设计精美，注释详尽的善本，还有将数十位权威人士的评论汇集于一册，显示出这些不署名的编者良好的古典文献素养。

白话文运动的成就，主要表现在白话文的作品上。白话文能不能代替文言文，要看写作实践。五四时期，白话论文在表现新思想、批判旧思想上，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如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论文，虽在语言上有不同的风格，但在说理上都有明白、清晰、准确、富有逻辑力量的特点。这就叫那种不宜说理的文言文相形见绌。

曾国藩云：“古文无施不宜，但不宜说理耳。”这是他之前的状况，其后，康有为的古文、梁启超的新民体擅长说理，虽已不是古文，尚未脱文言；章太炎的古文，讲论道理不比白话文逊色，章士钊的古文被钱基博目为逻辑古文，另有严复的古文，不仅言说中国固有之理，外国的道理也不成问题，此五位为曾文正公所不及见也。鲁迅早年所著《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以及《破恶声论》，可以视作文言说理文很好的例证。以《新青年》为例，当初创办之时，皆以文言出之，包括提倡白话的文章，亦文言所作。后来从一九一八年四卷一号起改用白话行文，并非是感到文言之不敷用，乃是为了率先实行自己的主张有意为之。文章本为达意而作，什么文体，首先取决于作者的修养或说武库，其次是读者对象，第三应当考虑欲达之意适合哪种文体，白话文之被古代作者选中不外乎此，《朱子语类》和《金瓶梅》，只有用白话文才作得。

白话论文这个概念是含糊的。学术论文、文学评论、科学论文等皆位列其中。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屈子文学之精神》《文学小言》等，开新式文学论文之先河。说它新，乃作文的理念和使用的方法，表述上以文言还是白话，远没有那么重要。写文言的人，没有不会口语的，为了达意的需求，将必要的口语说法引入文中，从来不被禁止，也没有人画地为牢。文言本身既有古今一致处，也多有每个时代的变通处，且此两处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深奥典雅或是浅显直白，乃个人的文风和行文策略，文言可以写得浅白，白话亦颇能典奥，笼统地认为文言“不宜说理”，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偏见。《科学》杂志创刊于一九一五年，是中国最早采用横排和新式标点的刊物，但直至五四之后，它的论文还是文言体，此前的《万国公报》《格致汇编》也有大量的文言体科学论文或著作，无论作者还是读者，没有觉得形式与内容之间有不相容处。刘师培《中古文学史》，王国维《宋元戏曲史》，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史略》，晚近钱锺书《管锥编》，咸以文言出之，后来出版的大量同类题材的白话文学史和学术文章，未见得让前者“相形见绌”。

新思想、旧思想的根本差别在哪里？德赛二先生在中国社会中遭到挫折的程度，恰成为衡量其真伪的一个标志，如果畅通无阻大行其道，是否正说明了它并不是真科学、真民主，而是旧势力临时打扮成科学和民主的样子了呢？

在文学上，散文、小说、诗歌等文体，都开了新生面。特别是一九二一年，鲁迅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的发表，郭沫若诗集《女神》的出版，为白话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阿Q正传》更是中国现代白话文学中赢得世界声誉的第一部杰作。

郭沫若回忆往事：“说来也很奇怪，我自己就好像一座作诗的工厂，诗一有销路，诗的生产便愈加旺盛起来。在一九一九年与一九二〇年之交的几个月间，我几乎每天都在诗的陶醉里。每每有诗的发作袭来就好像生了热病一样，使我作寒作冷，使我提起笔来战颤着有时候写不成字。”大约中国自有诗以来，很少有这样“扶着乩笔”作诗的。

郭沫若的诗歌成就怎样？有论者言其“意象运用也很多，比方万里长城、金字塔、太平洋、北冰洋、太阳、地球、扬子江、梅花、凤凰、煤、宇宙，但都空泛简单，是一些概念的对应物，缺乏具体丰富的意蕴，因而不具感人的力量”。废名特别推崇郭沫若一首只有六行的短诗《夕暮》，认为“是新诗的杰作，如果中国的新诗只准选一首，我只好选它”。

五四白话文运动，是一个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运动，它在文艺语言上宣告了文言文时代的结束、白话文时代的开始。数千年来，中国通用的书面语没有白话文的合法地位，只有与口语脱节的文言文才算正统。直到五四时期，才把这种反常局面翻了过来，开辟了一个白话文学的新纪元。这正好与中国社会在五四期间实现了从封建向民主的转变相适应。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写道：“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此三个形容词即来源于此。

白话文运动本质上不是语言运动，而是革命运动和政治运动。

中国的书面语，白话文言并行已经千年，写作人在选择什么语体上，皆从修辞的需要出发，文言作为书面语历史更长些，但后起的白话却更通行、更方便，离现在越近，白话在书面语中占有的份额也越大（尤其说部），这是语言发展的自然趋势，正统与否，合法与否，本不存在，元朝皇帝的诏书以白话文行文，没有人会因为文体的缘故而抗旨不遵。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大总统令以文言写就，它在政治上的进步性超过元朝的白话诏书，这点亦没有人怀疑。一个国家的法律，通常会规定其法定语言是什么，但国民在使用书面语写作时，有权自己选择文体和语体，也有权合法地坚持自己的偏好，主张白话的人可以使用自己的白话，却不应攻击他人使用文言的权利。从语言学的角度说，汉语是一个整体，文言白话皆是民族文化宝贵的遗产，国家的教育体制更应该给国民提供一份完整的语言教育而不仅仅是所谓国学的提倡。由于难易程度有别，文言需要更多的教育投入，教育本身即是文化的薪火相传，弃难就易，在国家危难中尚可以轻重缓急为由，而以革命的名义自毁其文化传统，却非明智之举。

任何时代写文言的人，没有拒绝过从当代的现实生活和口语中吸收语言的成分，任何时代写白话的人，也不可能拒绝从先贤的书面语中学习需要的语言成分，这是常识。白话文运动改变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假革命之名，借政治之势，人为推动语言演变的自然进程，系前无古人。为了政治的需要，虚构了所谓古代的语言局面，再把它加以翻转，以排斥和消灭文言，为开创新纪元的大功绩，一九四九年之后，白话滥调流行，不以为失策反以为成就，其豪情万丈，百年下来，排斥了文言，也损毁了白话。

即使在政治上，五四时期并没有实现从封建向民主的转变。军阀混战和国民党名义上的统治，未可被称为真正的民主。短暂的民主之后，迅速地重新封建化，白话能够成为专制的利器，也许还要胜过文言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