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吕叔湘先生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把现代汉语归入近代汉语的范畴，而近代汉语指唐五代以来书面汉语的连续体。这一看法是在研究了公元九世纪以来大量汉语文献基础上得出的，其语言学同行多同意或认可这个结论。它促使我们在思考白话和文言之间的断裂时采取一种更为审慎的态度，由此，对于白话文运动中一些长期视作当然的结论，产生了怀疑。
反思现代汉语的由来、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须重新审视白话文运动。
狭义的白话文运动，指五四时期那一场以白话替代文言为目标的文体革新运动，实乃二十世纪中国的激进思潮推动下的语言革命，它带来的影响及由此形成的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直接造成了几代中国人的母语现状。白话文从一开始就不仅是知识建构，也是一种权力建构。
现代白话文的写作，只有近百年的历史，与三千年的文言文和一千年的旧白话相较，时间还太短，文体粗糙简陋，好作品少，大师少，许多入选语文课本的白话范文，经不起大家反复阅读，也经不起深入分析，人为地经典化，适足伤害教学双方，假如教师处理不当，足以败坏学生对母语的兴趣。
二
晚清的改良派，由于接触西方的语言和文字，开始觉得汉字繁难、文言艰深，推进切音字运动之余，大力提倡白话文，试图把白话变成维新变法的宣传工具，办白话报传播其主张，影响力有限。黄遵宪一九〇二年《致严复信》明确提出了文体改良的意见，乏有响应者。章太炎等革命派，政治立场激进，思想和文体上守旧，坚持国粹主义，在文学上以复古为革新，驳斥所谓采用万国语（世界语）的论调。晚清的白话文运动无果而终。
辛亥革命取得了表面上的成功，革命的冲动向思想和文化领域扩展，而自唐宋以来书面语的双重格局为这一冲动提供了适当的场所，文言与白话的“对立关系”或称“统治模式”被迅速构造出来并加以颠覆，建构的目的是为了颠覆，在文本领域掀起的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由少数先知先觉者在小的圈子实行起来，迅速扩至整个社会的范围。
民族国家的重建和迈向现代化，是近代以来无法回避的历史使命。统一国语，言文一致，被认为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前提。改造中国的巨大冲动，被少数激进者首先落实在改造书面语上。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的合流，表明了事情的复杂性，语言运动旗号下的政治运动，创生出现代中国所特有的语言政治。
思想上的反叛传统，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冲动，在书面语的重建中展开，新思想和新观念带来的新气象，影响一时文风，并不能动摇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根深蒂固的习俗，牢不可破的传统和专制权力的寄生物，乔装打扮之后再次回来。白话文运动以追求多元始，以重建一元终，势有必至。
三
白话文运动最大的幻想在于，以为消灭了文言，就可以彻底摆脱过去的不良影响，把外国好的思想尤其是德赛二先生译为白话，就可以得到文化上的更生了。
依照洪堡特的看法，语言本身就是世界观，语言介于人与世界之间，人必须通过自己生成的语言并使用语言去认识、把握世界。依靠翻译，一些人相信自己所采取的是西方的世界观，这或许是一种错觉和误解，语言的不透明性使世界观几乎无法进行跨语言的移植，或曰任何一种外来的价值，欲在别的语言中被接纳、生根立定，不得不依靠翻译目的语本身的创生能力。佛理的汉族特色，是汉字还是汉僧赋予的，几无以辨别。
中国书面语的双重格局——文言白话并存已然千年，为什么要打破它？
自古以来从事汉语写作的人，没有只会白话而不通文言者。汉语是一个整体，识文断字与通文言从来是一个意思，每人掌握的程度不同而已。不必通文言也称会汉语，是现代人的偏颇定义。鲁迅和周作人是白话文运动的发起人和倡导者，但他们的文章实在不是白话文运动的产物，念古书考科举，熟稔典籍擅长文言，古典诗词修养深厚，他们写白话与吴敬梓、曹雪芹写白话没有分别，这些作家身上葆有完整的语言生态，行文过程中需要文言资源，会本能地应用，这种情况延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之后，有了彻底的不同。
百年来主张不管怎样不同，西化的趋势没有停止过它的脚步，工业科技、生活用品及风尚，直至最后剩下一个领域无法西化，就是汉语和汉字。有人认为中国没有保守主义，因为没有可以保和守的内容，我们是有的，是汉语和汉字。本书作者是汉语和汉字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
四
把汉语当作一个整体来进行思考，把百年来的语言变革运动，放在千年来汉语书面语的双重机制——文言白话并存的背景上加以考察，并且把后者的观照放在三四千年的汉语发展史上。本书重视百年来在文学、史学、哲学、语言学等各门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更重视未能纳入这些学科体系的汉语使用经验，包括书面语和口语的大量实践以文本和非文本的方式存在于复杂多彩的现实生活当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发起并组织实施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和《中国谚语集成》，共收集民间故事一百八十七万篇，歌谣三百余万首，谚语七百四十八万条，编印资料本三千余种，总字数超过四十亿。尽管质量参差不齐，未可一概而论，但总体上具有无可怀疑的价值，无论语言抑或文学，远超过同时期作家文人的创作。
现代中国有两种白话文，五四白话文运动影响下的新白话和晚清小说传承的旧白话。《新青年》除了与文言你死我活之外，与鸳鸯蝴蝶派的旧白话亦势不两立，后来的大众语运动指向五四时期的“新白话”，而后“文革”前的“十七年”也是全盘否定。五四新白话，让位于五十年代的“新新白话”，及“文革”中大批判式的“新新新白话”，意识形态领域的风云变幻，使不断更迭的新语言亦难以适应，白话文运动走到这一步，具有逻辑的必然性。“文革”结束之后，读者于旧白话的发现，犹如哥伦布之于美洲，台湾香港作家之于大陆，语言上“被发现”的新鲜感起了作用，在旧白话传统那里，许多读者惊讶于有一个未了解的汉语。
必须探索超出白话文运动所界定的那些语言资源，尤其是被白话文运动轻易否定的文言和旧白话，以及后来被普通话压抑的方言土语，这些被语言政治所排斥的，多是当代大部分读者所陌生的，而实际上它们亦是传统汉语和汉文的正宗和主体，只有认识到这些资源的深广，才能突破白话文运动的限制，获得比较完备的汉语和白话的总体立场，写作者将自己的文脉潜入鲜活的母语大地，血脉贯通，源远流长，取精用弘，才有可能创造出与这一语言传统相称的作品来。
五
白话文运动被这样几种强势思潮影响和左右：民粹主义，全盘西化，权力至上，全能主义的语言政治，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合力作用的结果，终使白话文变成了意识形态的工具。
本维尼斯特认为，“语言是人类的自然本性，人类并没有制造语言”，“人在语言中并通过语言自立为主体”。
工具主义的语言观，乃是对语言的自大和对自身的误解。视语言为动员民众的工具，改革社会的利器，权力斗争的武库，以及交流信息的手段，功利主义的态度和实用主义的目标，在这场语言运动中贯彻始终。
白话文假若真的想自立，应当依靠典范的白话文学作品，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未立己而先树敌，未成立而先破坏，诋毁文言的负面作用是明显的。今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文言文普遍没有阅读能力，连过去的蒙童都比不上，这在历史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从前识字率低，但文盲和识文断字之间界限清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时下几乎全民识字，拿段古文给专业而外的硕博之士，未必能点断得出来。
在文化认同上缺乏归依，未知安身立命之所在，那曾经数千年绵延不绝的传统，仿佛与今人不相关。在古代历史、古典文学、古代汉语等学科那里，更多的是专业化的知识，即便读得懂古书，也趋于把它们仅仅作为典籍之研究，与自己的生活、思想、情感和个人成长缺乏联系。我们文学研究的传统还在，文学创作的传统已失！
…………
六
打破白话文运动的神话，走出其意识形态话语空间，个人的写作伦理才能建立。下笔为文，首先要言之有物，其次要言之有序，立诚达意，公之于众，期望影响他人，不惜祸及梨枣，刊刻成书，总为流传后世。暂不言社会责任，起码要承担起语言文字的责任。写作是个人行为，且是主动行为，文章质量，源于作者个人的自律和自我期许。为稻粱谋，虽不必回避，却亦不值得夸耀。庖丁解牛，技近乎道，才是真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讲，写作是英雄的事业，没有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志向和与之相称的才华不宜从事。文如其人是残酷的判决，以文传世等于以己示众，美丑妍媸显辨。谚曰：“骑奇马，弓长张，琴瑟琵琶八大王，王王在上，单戈力战；伪为人，龙衣袭，魑魅魍魉四小鬼，鬼鬼犯边，合手擒拿……”
是白话文运动出了问题，不明就里的人质疑汉语，怀疑甚至否定汉语的表现力，不惜以此夸耀白话文运动的正当性。为了维护现代开端的成就，宁肯牺牲历史和未来，这是现代人的偏执。不宜对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的成绩夸大过甚，那不过是一种仓促之间的应对之策罢。如若想以此一百年否定过去的三千年，有问题的肯定是这一百年，或说是看待这百年的眼光有了问题，而不会是那数千年。拯救汉语的说法过于自大，与当年改造汉语仍然同样的思路，表征了这一危机的深度。
“汉语殖民地化”“汉语自我次殖民化”的说法没有冤屈白话文运动。“因为它并不是殖民主义势力强加于我们头上的，而是国人之中有一部分人崇洋心理所造成的自觉的行为，把它称为‘自我殖民地化’也许更恰如其分一些。”近代以来，国人的心态是宁肯认为中国文化、汉语出了问题，也不承认自身存在误区，这是担当不起责任者的做法和说法。检讨自己的行为而不是自己的传统才是应该做的，我们的行为能配得上我们的传统吗？我们只有汉语和汉字，传统已被丢得只剩下汉文了，连汉文也差点丢掉，是书面汉语不肯抛弃我们，而不是我们舍不得它。汉语的智慧和汉语的生殖力，远远大过我们的想象，在失败中的自觉即维护汉语，世上唯一的统一多元的汉语。
七
本书提倡修辞批评，致力于揭示白话文运动的意识形态本质，但并不是反对白话文。这一运动的初衷是提倡白话文，其结果却损毁了白话文。重新认识白话文的第一步，须先替文言真正平反。鲁迅著《孔乙己》《阿Q正传》以白话、写《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用文言，毛泽东写“老三篇”用白话、寄蔡元培蓝公武信以文言，钱锺书写《围城》用白话、著《管锥编》以文言，张荫麟著《中国史纲》以白话、为该书献词乃骈文……鱼与熊掌罢，不好的是将此置于非此即彼势不两立的想法与做法。为文言平反，不是反对白话，而是有益于白话，促白话成长。白话的发达、成熟、伟大不必以文言的没落衰朽为前提，几部典范的白话小说写出来，不是倾覆庄骚史记，是以此明证能与后者比肩而立。
就掌握白话、文言的一般情况而言，前者易而后者难，国家的教育政策当应先易后难而循序渐进，不可舍难就易而自甘浅陋，养成国民智力上的懒惰习惯和文字上的粗糙品位。应积极鼓励学有余力的人，在领悟书面语上知难而进。
科举制度于文言的传播，功不可没，废除科举之后，本当以“整理国故”之类的事业，为习文言者提供动力和出路。一九四九年之前，去古未远，白话文运动的影响尚有限，旧学的积累以及社会习俗，共同养育比较正常的汉语语境，写作者的语言资源丰富，可以多方借鉴，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钱锺书、沈从文、废名、李长之、李健吾、老舍、曹禺、张恨水、张爱玲、胡兰成、赵树理、穆旦、汪曾祺等，各有千秋，既通古文，亦通外文，传世文字，多姿多彩，皆有所成就。这一正常的个人体悟语言文字的生态环境，一九四九年之后，因观念上的“文言歧视”愈演愈烈而大为改观。今时从事写作的人，普遍没有受过诗骚熏陶，未窥班马，何论骈俪，头脑里缺失古人只言片语，下笔时尽享广播电视报纸之陈词滥调，以及为应付高考作文阅卷者的刻意逢迎，普通民众如此，职业作家概莫能外，汉语之厄，未有以今日为盛者也！由于白话文运动的偏颇之见，制造了文言百年的冤案，就三千年的文言辉煌历史来说，即使当代无一文之增，无损其伟大与浩瀚，但几代国人却因此而止于仅仅会白话而沾沾自喜，以燕雀之志为荣。
八
白话文运动的危机，恰是汉语的生机。
在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当中，文化的延续，艺术的生发，文体自身的发达和演变，特别是于文字技巧的高度追求，作家个人性情的吟咏，个人精神上成长和自娱，于专制权力的反抗和社会丑象的批判，是深入民族灵魂的文学基调。
“我们看了鲁迅的例子便能明白‘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其所凭借于旧传统者是多么的深厚。当时在思想界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他们反传统、反礼教之际首先便有意或无意地回到传统中非正统或反正统的源头上去寻找根据。因为这些正是他们最熟悉的东西，至于外来的新思想，由于他们接触不久，了解不深，只有附会于传统中的某些已有的观念上，才能发生真实的意义。所以言平等则附会于墨子兼爱，言自由则附会于庄生逍遥，言民约则附会于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外来的新价值，引入的新观念，需要接生在旧的枝条上。
白话文运动在创立之初，主张尽管激进，口号慑人，动辄除旧布新，仿佛一切可以推倒重新来过，但所从事的实际工作，往往以嫁接为多，胡适把“整理国故”当作“新思潮的意义”的一部分，是清醒而有远见的。但后来所发生的事情，却把白话文的激进主张落实为事实，在不知传统为何物的状况下，想西化亦无从化起。母语和外语之间，在学习和掌握上不仅不妨碍，反而能够彼此促进，没有语言能力的人，丧失了学习语言最佳时机的人，学会哪种语言都是困难的。
西方的知识分类体系和价值标准，须与中国旧有的系统加以比照才能够有效地取舍。全球化的形势，不在于外来力量的咄咄逼人，而是面对国际资本压力的时候，我们是否失去了文化上的依托，嫁接无缘，乃因本我的根枝被剪除了。拼音化汉字并没有实行，但早已提前以拼音的眼光看待汉字，以外国人的眼光看待汉语，这是不可理喻的，但确实是事实，且构成了现代汉语的语义前提。
民族的思想语言和制度密不可分，中国的西化体制，实是一种似是而非且莫名其妙的事物，白话文已费力将自身连根拔起，欲远走高飞而不能，深入泥土融入大荒又不甘，或不愿，抑或不能。
本书的写作，从构思之日起，已深深卷入这一未经反思的西化体制之中。作者力争打破学科的限制，站在整体汉语的立场上，在近二十年来诸多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梳理史实，形成自己的认识和判断，尽量客观公正地看待百年来白话文运动的成绩，以哪吒剔骨还父析肉还母的精神质疑白话文。如今把这一质疑本身形成白话文，实不知是在建构本书的解构，还是解构本书的建构。本人深知自我学养有限，既没有坚实的小学基础与国学功底，又缺乏严格的西学训练。然既与语言文字打交道，白话文的问题实不容回避，亦无处藏身，它早已与你我生存深度相关，汉语的问题，是每一个中国人的问题。历史与现实纠缠一处，如果能够独立思考，不得不思考此首要问题，假若要写作，不得不尝试去面对和解决这一问题。
白话文运动正在经历着作者自身能感受到的危机，本人把此书献给一切有同样危机感受的人。百年来所有参与或被卷入这一运动的文本，皆是本书的材料，行文过程中的语言表述和思维方式的局限，也是本书作者日常省思的对象。现代书面汉语是怎么来的，它能够说清楚自己的来历吗？在当下的口语和古今一致的整体汉语的背景下，白话文能否彻底地认清自己的处境？本书的写作从构思至成题、答辩，之后又有深入修改，历时五年，操斧伐柯，能走多远，不得而知，可以肯定，不是本书的着力处，而是本书的缺陷，向读者昭示了白话文运动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