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反思
一 一个中国记者在二次欧战中的足迹
一九三九年八月，正当日军入侵湘北，深圳失守，花县告急之际，在欧洲，希特勒这个恶魔鲸吞下了捷克之后，又扑向波兰。间歇了二十五年之后，二次欧战已处于一触即发之势。看来又一场大规模流血已是无可避免的了。这时，许多旅客挤在九龙法国邮船公司门前要求退票，我却买到一张经马赛—巴黎去伦敦的通票。上船之后才发现偌大一条豪华邮轮，头等舱空空荡荡，三等舱也只有我们几个东方人：除我之外还有些新加坡和印度的旅客。唯一高鼻梁蓝眼珠的原来是个上海白俄舞女的私生子。他听说法国在招募雇佣军，想投奔去混个国籍。
果然，开船第二天，就从播音器里听到英法相继对纳粹德国宣战的消息。于是，船上马上宣布晚间甲板上连烟也不许点，每天早晨都得做邮轮万一遭敌鱼雷击中时逃难的演习。马赛、巴黎，到处灯火都在管制，整个西欧是一片漆黑。
英国这个岛国要靠船队穿过“卐”字鱼雷阵来供养它的居民，此时移民局奉令拒收非英籍旅客登岸是可以理解的。怎奈我持有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聘书，又有香港《大公报》特派员的记者证。官员不甘心地在我的护照上批了“准许停留两个月”，而我这一“留”却住了整整七年。
坐在开往伦敦的火车车厢里，摸着黑同邻座的女乘客攀谈起来。原来是嫁给英国人的一个希腊妇女，她这是刚从娘家归来。她一再问我：这仗得打到哪年啊？我告诉她我刚从中国来，我家里已经打了两年仗。如今仍在激战着。侵略者要奴役，我们不让，所以就只好打。
三九年冬天我经历的真是一场“莫名其妙的战争”。除了灯火管制和食物配给使人意识到是在战时之外，整个西欧没一点点硝烟味儿。圣诞节我从剑桥去伦敦观光，街上一片漆黑，游艺厅内可还是载歌载舞。
四〇年一开春，掌握着主动权的纳粹精锐部队就开始了他们蓄谋已久的闪电战，不多日就横扫半壁欧洲。五月下旬，盟军丢盔弃甲，狼狈撤到敦刻尔克海岸。浩浩荡荡的英法联军竟打得剩不到四十万人。直到六月上旬才陆续乘二百四十三艘大小船只逃回英伦三岛。我当时所在的剑桥正好临近东海岸。一天大早，市中心广场和人行道上净是满身污泥的败兵残将。我跟剑桥市民一道，也提了热水瓶前往慰问，一边往他们举着的缸子里倒水，一边向勇士们表示敬意。
伦敦大学是为了逃避战祸才疏散到剑桥的。可不料就在伦敦大轰炸的一个月前，大学当局竟决定迁回京城了。这么一来，那场号称“不列颠之战”的大轰炸我也赶上了。那确实是二战的一大关键。正如后来在斯大林格勒和莫斯科的血战一样，倘若伦敦——当时反纳粹战事唯一的堡垒，没能顶住，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也就没戏了。然而那座包括大陆难民在内住了上千万人的都市，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地狱般的夜晚，成百上千的“卐”字轰炸机轮番不知丢下多少吨炸药。那阵子我如果不是夜夜睡在地铁站台上，也早已粉身碎骨了——我在汉普斯特德的住所两次中弹，还曾挨过一颗烧夷弹，可我算命硬。每天早晨我都踩着瓦砾去东伦敦踏访，然后向重庆的《大公报》的读者报告英国公民在战时的良好纪律及饱满的士气。他们在没有了屋顶的家里还向我伸出象征着胜利信念的大拇指。我在英国的那些年头是英国在物质上最匮乏的日子（一个月吃不上几片肉），然而精神（士气）上，那也是他们最伟大的时刻。
苦难中的英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抗战仍是关切的。那时我经常应援华会之邀，赴全英各地宣讲中国人民英勇抗敌，他们显然从中也受到鼓舞。但是一九四〇年七月，丘吉尔为了保全英帝国在远东的属地而绥靖日本，悍然不顾道义封锁了我们用血肉筑成的滇缅路，切断抗战中仅剩的对外孔道，等于掐断了我们的喉咙。英国人民为了表达义愤，纷纷上街游行示威。
四二年到四四年我去剑桥读书的那两年，战事转向苏联和中东、北非。中部工业城（如伯明翰）虽然不时也仍遭敌机轰炸，但纳粹主力已转到东方去了。那阵子我成天披着黑袍，坐在我那间十四世纪的书斋里，钻研起世纪初的西方意识流小说。
诺曼底登陆前夕，《大公报》的胡政之先生一天踱进我在王家学院的书房，向我挑战了。他说：第一次欧战给我赶上了，这回该轮到你了。你肯不肯——敢不敢脱下你这身道袍，换上军装，放弃那个回国后一点用也没有的学位，代表报社到欧洲战场上去驰骋？
我接受了他的挑战，并且马上去英国新闻部办了由兼职的驻英特派员改为正式的战地记者的专职。我把黑道袍往箱笼里一塞，就搬到伦敦，在报社林立的舰队街开了办事处，物色了几位当地的助手：有管电报的，还有管招徕广告的。当时英国厂商绝没料到大战之后中国还要接着打内战，都在抢战后的中国市场，所以广告户络绎不绝，以至我这家《大公报》伦敦办事处不但能挣出开销，自给自足，后来还给报社买了彩印机和汽车。
联军新闻部派我随正在由法国东部准备攻入莱茵的美军第七军（军长派赤）行动。在巴黎，我还和也是一身戎装的老师斯诺欢聚了半日，然后就动身去追赶前进中的部队了。那时，再没有比“联军记者证”更灵的东西了。一路不但交通免费，沿途凭证食住也全没问题。这当儿，纳粹军队已成丧家之犬，一路不见败军的踪影。我追到南锡，那里的兵站告诉我第七军刚开过。再往东的铁路就炸断了，要我沿公路去搭乘军用卡车。反正地面上的纳粹部队早成了强弩之末，夹着尾巴后撤，到处是炸毁的坦克残骸，有的还在冒着烟儿。法国东北部一片晴空，万里无云，也不见“卐”字敌机。一列卡车从后面开来。我侧过身去挑了挑大拇指，卡车见我身穿军服，肩上是“中国记者”的肩章，就立刻停了下来。车上载的全是一箱箱炸桥用的黄色炸药，开车的都是黑哥儿们。我就坐在TNT木箱上一路赶到凯撒劳吞，总算找到了第七军的记者团。我们驻扎在德国铅笔大王法布尔（FABER）的宅邸。主人自然早已逃得不见踪影。拉开抽屉，连假牙他都没顾得戴，可见临走时多么狼狈慌张。
现在真难设想我年轻时的精力。进驻之后马上用电报同刚刚在舰队街开办的《大公报》办事处联系上，然后就发出第一通“本报记者来自前线电讯”。照我预先安排的，伦敦收到我的电文后，马上就转发重庆。这封电报很长，我是分两截打的。不幸我在伦敦的助手只顾抢时间，竟把前后两截电报次序颠倒了。后来知道，尽管文不接气，《大公报》居然有记者从德国前线发回电报了，就还是照登并引起了轰动。
我原以为到了前线，我凭“战地记者”身份就能在工事里东钻西钻，也沾上点现代战争的征尘呢。其实，联军记者团离前方还有一段距离。只听得一声声炮响，却不见炮身。莱茵美酒却喝个够——只是原主人失陪了。在那里，行动并不自由。新闻发布官除了每天几次报告前方军情，其他时候他就陪我们喝酒聊天，也许还变相监视我们的活动。自然，像美联社、路透社那样的大通讯社，必然各有特殊的渠道线索，我这来自东方黄脸皮的单干户与其说是采访，不如说是来体验一下战场的气氛罢了。不但白刃肉搏的场面不会见到，就连战壕也无法涉足。
四五年二月，正当第七军准备展开莱茵大桥争夺战然后向柏林挺进之际，伦敦办事处忽然来电，说重庆《大公报》要我火速赶回伦敦。我感到愕然，但只好告别前方，绕道比利时奔回伦敦。原来重庆报馆要我驰往美国去采访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而且《大公报》社长胡霖也将参加以宋子文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当时已有《大公报》常驻美国记者杨刚，调我去估计是为了陪陪胡老板。
首先自然是先赶办护照。在美国驻伦敦的领事馆里，我那是生平头一回打手印：不是仅仅按按大拇指，而是在整个手掌上都涂满油色，留下全巴掌的印记。当时非美籍的记者（如流亡伦敦的法国及波兰记者）也都照办。记者团共二十余人，其中包括英共的《工人日报》和法共的《人道报》。通知要我们先赴伦敦一个专通往海口的秘密车站。火车天明抵达苏格兰西岸港口哥拉斯戈。平时横渡大西洋航程只需六七天，可我们足足走了十一天，那是个庞大的护航舰队——听说共五十八艘。前头有指挥全局的旗舰，两侧有军舰护卫。当时德陆空军虽已打得精疲力竭，海军却仍很猖獗，鱼雷艇四下出没。所以上船后白天要演习逃生，晚上只准和衣而眠。另外还有个不少同行难以忍受的禁令：不许喝酒。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四月十二日那晚，适逢同行的一位记者过四十整寿。于是，就由舰上做东，并且让我们“敞开喝”。战时由于死亡常在身边打转，何况又漂在大西洋中心，随时可能喂鲨鱼。大家就边喝边醉醺醺地唱起酒徒歌曲。尽管都是男性，还有人挽腰翩翩起舞。
真正是乐极生悲！而且并非遇上了鱼雷艇。大家正在兴头上，舰长垂头丧气地踱进舱来，击了一掌，然后用低哑的声音宣布：“先生们，刚才听到广播播出一个不幸的消息：罗斯福总统去世了。”大家听了也都黯然散开。酒会就这么结束了。
我们是在加拿大东岸哈利法克斯港登的陆，而且自开战以来，第一次吃到真正的牛排，印象中似乎有砖头那么厚实，而且细嫩滋润。在多伦多，我去参观了一位加拿大神父建立的中国乐器博物馆，至今仍记得挂在壁上的那把马头琴，说明书上写着鼓面是分别用男女人皮制作的。
那是我生平第一回踏上新大陆，心下充满了好奇。在芝加哥科学博物馆，我曾钻进一只潜水艇；在丹佛，瞻仰了多妻教摩门圣堂。两天后，抵达目的地旧金山，并且见到老板胡霖。
除了轴心国家之外，世界一百多个国家都派出记者并且集中住在斯奎利伯旅馆，中、苏及英国代表团则住在马可·哈帕金斯旅馆。中国代表团的副团长是外长（原武汉大学校长）王士杰，团员除属无党派的胡霖外，还有中共的董必武和民社党的张君劢。我每日在下榻的旅馆里用早餐，然后就去陪胡老板。中午和晚上我们总是去华人街的杏花楼吃中餐。董必武每餐都同我们一道吃。当时陪董老的还有来自延安的章汉夫和陈家康。席间时而谈重庆，时而交换对美国的观感。董老总是满面春风，可是一件事却确实把他惹火了。
我在燕京读新闻学时，课本上总是讲美国记者在报道时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是新闻要真实，不容许虚构捏造。而当时竟有两家美国报纸编造了《董必武访问记》，其中之一还借这位中共领导人之口，大肆攻击苏联。真是令人愤慨！
大会开幕前几天，不断有当地华侨开车陪我们去游旧金山：海滨风光，脱衣舞，同性恋者的剧院，所有他们心目中的“精华”都观赏到了。有一天他们开了两个小时的车请我们去一家名菜馆吃龙虾。当我们正在用心掰皮剥壳之际，餐馆的美国老板跑过来，把一坛贴了红纸的绍兴酒捧到我们桌边。然后双掌合十深打一躬说：原来是中国代表团成员光临小馆，请容许我略表敬意。
就在这时，我从事记者生涯以来头一遭抢到一条独家新闻。当苏联代表团团长莫洛托夫向宋子文敬酒时，他说了一句“欢迎中国代表团到苏联来商谈签订‘中苏友好条约’”。老记者胡霖正在旁边。他急忙传给了我，我立即往重庆发了个“特急电”。
四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联合国成立大会在旧金山歌剧院隆重开幕了。请允许我抄录那天下午五点二十分我往重庆《大公报》发的电文：
下午二时，突然落雨。一些政治悲观论者认为是不祥之兆。但会议开幕前，阳光又普照大地。旧金山行政中心显得整洁爽快。会议定四点半开始，三时左右歌剧院中已挤满了人。来自世界各地的一千八百余名记者先入了席，摄影记者们忙着抢有利角度。楼梯口站着担任维持秩序的是着敞领海军服的红十字女郎。在这庄严的歌剧院的台上，是天蓝色的背景，杏黄色的台柱，展示着四十七国的国旗。在深灰色的幕帏下是一张浅黄色的桌子。后边放着四把椅子。铜乐队开始奏乐，曲调轻松愉快。当代表们步入会场之际，记者席也活跃起来。每当灯光一闪，就表示一名要人出场：哈利法克斯、莫洛托夫、宋子文……电影拍摄机声音更加刺耳。四时三十分，音乐戛然而止，身穿军服的美国男女青年迈着稳健自信的步伐步入会场。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偕加州长和旧金山市长步上讲坛，歌剧院中一阵如雷掌声。斯退丁纽斯举起桌上的木槌连敲了三下，全世界集体安全组织的成立大会就这样开始了。
联合国成立大会在旧金山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然而会议进入正式议程时，我每日从早到晚坐在记者席上不是旁听大会就是小组讨论。不妙了，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听下去，听到的却不外一个“争”字。美国恨不得把泛美几十个伙伴全拉进来填满投票机器，而苏联争来争去也只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争到两个席位。幸好最后拿出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会办法，不然联合国就真成了美国的御用工具。每逢看到代表争得面红耳赤，拍起桌子时，我就想起萧伯纳在他那《日内瓦》一剧最后写的一句话：人类作为政治动物是无可救药的。
反正人手多，力量雄厚的大通讯社（包括自家的中央社）都要发消息和通讯，我就在征得胡老板的同意之后，利用这段时间索性在全美打了个转儿。
第一站是洛杉矶，而且直奔我向往已久的好莱坞。陪我参观的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导演，午餐他邀来一位我不熟悉的女明星（名叫玖恩·费沃尔）共酌。邻桌倒有一位我一望就认得出的倍蒂·戴维思。从那里我又跑到南方重镇休斯敦，然后又转到东南的新奥尔良，看到十八世纪白人拍卖黑奴的场所。再经罗斯福的“新政”杰作田纳西大坝，最后来到华盛顿和纽约。体验完美国这支万花筒之后，才赴马里兰搭水上飞机赶回英国：航程二十四小时！
到英国，正赶上英国大选，目睹了在民主制度下，曾经力挽狂澜救了英国的丘吉尔首相的败北。英国人民认为他会打仗，但未必能治战后的英国。工党艾德礼真是个出人意料而又合乎逻辑的选择。
报道完大选，我就又搭机经法兰克福来到战败后的柏林。我踏着威廉街上的瓦砾，来到曾经显赫一时的元首府。希魔的尸首已同情妇伊娃的一道烧成灰了。悬在他那间办公厅里的枝形吊灯上的几十只灯泡早已被念物猎取者揪得一个也不剩了。另一种热门念物是柜里的十字勋章。当年凡杀良民有功者，就颁赏一枚佩戴在军服上去炫耀。
当我踏访住在柏林各角落的中国留学生时，为我开吉普的那个机灵的GI一路当心着还散在街头巷尾的定时炸弹。单干的新闻记者只能在夹缝中找题材。当时我估计欧战打完，国内在柏林有亲人者最关心的莫如他们的安危。所以访查后，我就给重庆报馆发了一个满是人名的电讯，最后只写了句“以上各位都见到了，安好无恙”。后来才知这个电报在重庆刊出后，不少读者给报馆去函电表示赞赏或感谢。我也继独家新闻之后，又一次受到报馆的褒奖。
说到波茨坦会议，我倒也去采访了。巨头们密谈于无忧宫的深处，记者们虽在宫墙之内，可都被关在内宫之外。每天的新闻发布照例是些鸡毛蒜皮的花絮，真格的只能等公报的发表，而那时，举世也就都知晓了。
看看在这里采访油水不大，我又见异思迁了，决定飞往纽伦堡，那里正在把大小战犯集中起来，准备举行公开审判。（看官也许怪我这人急躁，没耐性，老这么东奔西跑。可那时国内在西欧驰骋的只我这么一个记者。我不能陷在一处，不能泡，只能这么东游西荡，尽可能捞到点大通讯社不会去理睬而国内读者会有兴趣的见闻。）
战犯自然也有级别。以戈林为首的甲级战犯共二十四名。我到纽伦堡时，那些纳粹大头目都在秘密审讯中，公开审讯至少得在半年之后。纽伦堡这座古城也被炸成一片瓦砾了。这座审战犯的“司法宫”可能是市里唯一比较完整的建筑。大楼共四层，中间是审判厅，犯人都关在两旁侧院。这里有秘密警察头子，有集中营的管理人员和用犯人做试验的“科学家”，自然更有纳粹这个罪恶集团的要犯。在那几步一个岗哨的通道里，是“案卷组”“资料研究室”“审判组”等办公室的牌子。我旁听了几次集中营虐待犹太人的小号战犯的审讯，也从木板缝隙里瞥了一眼大块头的戈林。这位显赫一时、杀人不眨眼的元帅正蹲在草地角上，愁眉苦脸地嘬着一支雪茄。他是在确知逃不掉绞刑之后才服毒自杀的。
坐火车东行，来到纳粹老巢慕尼黑。南欧这座美丽名城也几被炸成废墟。从博物馆的碎砖堆里还可以瞥见希腊石雕的残部。我自然也去了当年纳粹分子聚会的啤酒馆，那可以说是歹徒的发祥地。然后驱车去访问了臭名昭著的达豪集中营。毒气室墙壁上看到死者最后一刻在墙上抓挠挣扎的血痕，焚尸炉也狰狞可怕，害得我当晚怔忡难眠。
在慕尼黑招待所的餐厅走廊里，我碰上一名有辆吉普的美军中士。他正在休假，想开车去巴黎一游。于是，我就当了他的黄鱼。我们跨过多瑙河，沿着阿尔卑斯山岭西行，十八天里采访了美国及法国占领区（考察了一下临时军政府，看到两区一富一贫的悬殊），然后穿过意大利北部沿着瑞士边上，经战事痕迹较少的法国东部，来到正在从战争噩梦中苏醒的巴黎。
那是一九四五年的暮秋。枯叶在这首都路边飞卷着，面黄肌瘦的市民挎着篮子，仆仆风尘地在争购着稀少的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