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个中国记者对二次欧战的观感
我的世界近代史知识一般，对二次欧战尤未作过研究。只是生活的机遇使我有幸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五年间，曾身临西方那场大屠杀。我不但经历了一九四〇年冬及一九四四年初夏两次伦敦大轰炸，又曾为了宣传中国抗战而遍走战时英国内地，后来又有两年跑过德国前线、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以及纽伦堡的战犯审判，访问了德国战败后盟军在占领区设的军政府，最后为了对照，还去了趟瑞士。这些，均见我在一九四七年所出版的《人生采访》（一九九四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再版）及最近写的《一个中国记者在二次欧战中的足迹》。
这里，我想仅就那六年所见所闻，说说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对二战的一些个人感受，既不代表什么团体，文章也不曾送审。文责完全自负。
1 工人也有祖国
整个三十年代（如无特殊说明，本书所指年代均为二十世纪——编者注），共产党站在反法西斯前哨，一直领导着全世界进步人士。当时不少著名资产阶级作家如纪德和福斯特，奥登和依什伍德都曾“左”过，有的还参加了西班牙内战，一九三六年福斯特甚至在巴黎作家大会上宣称：“倘若我还年轻，我一定参加共产党。”当时共产主义最得人心。然而一九三九年九月，当那场反法西斯战争真的打响时，已经同希特勒签了协定的苏联不但坚守中立，而且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共产国际还立即把那场战争斥为资产阶级战争，英国共产党员自然也只能遵守党的纪律，站在反战立场，拒绝服兵役。当时英共机关报伦敦《每日工人报》自然更得“站稳立场”，长篇大论地攻击那场希特勒强加到英国人民头上的战争。当时我目睹一些英共青年一方面不得不遵循党的路线行事，拒服兵役，与宗教上的反战者（如贵格会友）为伍，一方面私下里却深深感到内疚甚至耻辱——有些后来因而就退了党。然而一九四一年六月，当苏德战争爆发后，一夜之间那场战争就骤然变为“反法西斯战争”了。一场战争的性质可以这么随着一个大国的利益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地改变，太令人费解了。说是工人（共产党员）无祖国，实际上是不能有生你养你的祖国，莫斯科才是“祖国”，这太不合乎情理了。当时的英共党员就如在自己家园着火时他的手脚却被捆住，不但不能和同胞们一道去救火，却还得违心地拍手嚷：“活该！”天底下宁有比这更违反自然，更令当事人痛苦的事！我当时也困惑不解，而且对共产国际也产生了疑问。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竟然如此尖锐地对立起来。自那以后，人们开始意识到位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远不是人类走向乌托邦的向导，它也许只不过是苏联外交部的一个附属单位。它的指示是以苏联政策为依归的。
2 国际无信义
私人之间的承诺，或出于道义，或有碍于法律，往往还能兑现。世上最不值钱的，莫如国与国之间的保证了。二次欧战是从纳粹德国侵波开始的。其实，远在一九三四年德波之间就签过什么互不侵犯或互助友好的条约。一九三五年苏法之间也签过类似的协定。一九三九年英法两国更是接二连三地对小国作出保证。四月里是对希腊和罗马尼亚，五月对土耳其打过保票。国与国之间签订的条约真正立竿见影地“生了效”的，倒是同年八月二十三日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的那个条约，因为一周之后，希特勒就在没有后顾之忧的保障下入侵波兰，挑起了为时六载的二次欧战。
政治家与政客之别，在于算盘打的大小。纳粹在国内靠耍流氓（如国会纵火案）白手起家。在国际上，钻的正是这个打小算盘的空子。可以说，二次大战就是在这种鼠目寸光利己主义的小算盘帮助下所造成的恶果。希魔充分掌握并尽情利用了西欧的恐苏心理。所以英国才纵容纳粹扩军，而法国则坐视歹徒们重返莱茵。他们默许墨索里尼侵占埃塞俄比亚，坐视长枪党头目佛朗哥推翻西班牙合法政权。西欧政客们勾心斗角，总想以夷治夷。其结果是把希特勒喂得胃口越来越大。一九三七年让他吞并了奥地利，紧接着一九三八年又占领了捷克。从一九三一年日本侵华东北起，整个三十年代，国际上充满了黑交易。对于纳粹这股祸水，政客们考虑的只是让它东流还是西流。希特勒看穿了这一切。他是靠英法恐苏心理起家的，从而随心所欲地钻了空子。
开战以来，就是在盟国之间，讲的也只是利害，谈不上什么道义。一九四一年夏，纳粹挥军向苏联扑去。此时此刻倘若英美联合攻德，让它腹背受敌，战争时间岂不可以大大缩短？这是常识，不需懂军事学也能想出。然而一九四三年春天正当苏联红军浴血奋战保卫斯大林格勒之际，英国却在攻打突尼斯，保卫着位于北非的英帝国及东方通道。倘若那时苏军在库尔斯克，在顿河罗斯托夫或在基辅失利，而没从列宁格勒和诺夫哥罗德转入反攻，一九四四年六月西边的盟军还会在诺曼底登陆吗？第二战场开辟，主要考虑的不是与苏军配合，不是雪中送炭，而是唯恐苏军抢先打到柏林，从而成为战后整个欧洲的盟主。英美之间要说够得上姑表亲了吧，然而倘若没有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的珍珠港事变，山姆大叔也必依然会继续隔岸观火。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距VJ日仅一周，苏联才对日宣战，同样也不是为了支援盟友，而是着眼于战后对远东事务的发言权。
作为一名中国记者，最难忘的是丘吉尔为了保全英帝国在亚洲的领地——到头来也并没保住——在一九四〇年夏天为了绥靖日本，竟悍然下令封锁了我们的滇缅路。那在当时是中国抗战时的唯一通向外在世界的孔道，我们的喉咙。
个人之间讲求道义、仗义和信义，国与国之间在平时从本国长远利益出发偶尔也肯拔根汗毛。然而在关键时刻讲的是绝对利己主义，连背后向盟友捅一刀的事也完全干得出。
国家要立足于世界，只能自强不息，绝不可信赖旁人的保证。
3 我终于醒悟了
对于纽伦堡审理纳粹战犯的某些程序，我和另一位也在那里采访的苏联同行当时有点儿想不通。那些双手真正沾满善良人鲜血的家伙们，罪恶滔天。光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他们就通过毒气室、焚烧炉、细菌注射等种种残酷手段，屠杀过五百二十五万人。至于他们发动的那场战争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更不知有几千万。那帮罪行累累、十恶不赦的纳粹头目就是把他们碎尸万段，也不为过。
然而纽伦堡战犯审判的主持者好像在表演耐性，一点也不急于为那些恶魔定罪，把他们送上绞刑架。听说纳粹德国投降时，除了已自我消灭的希魔，共抓了二十万名大小头目。花了足足半年时间经过初审，逐步缩小惩办范围，所以挨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才正式开庭审判，次年八月才结束。九月三十日及十月一日两天，分两批宣判并执行，统共竟花了二百十八天！
他们当然不是有意拖延，而是由于过程的“繁琐”。纽伦堡法院那层大楼两边关着各级战犯，中间除法庭外还分组办公，其中最忙的（自然也是人手最多的）是档案组。他们对所有汇集来的材料都一丝不苟地查对核实。开庭前给有关被告充分时间去陈述——往往是狡辩或抵赖。然后，就再去调研。在法庭上被告时而自我吹嘘甚至还丑表功。法官这时并不拍案制止发言，而是马上传来有关证人。所以经常一个纳粹头目在受审，法庭外候审室里总坐着几个等着被传讯的证人，准备用真凭实据来驳斥种种抵赖和狡辩。法官不是靠木槌而是靠如山的铁证，来驳倒被告的狡辩。
我当时所感到困惑不解的，是法庭不但准许犯人作充分的自我辩解，而且还为他们每人各聘有律师出庭辩护。事先，法庭为每一被告开列几名律师，其中还有德国人，并附有每人的履历，任凭被告挑选。因此，在法庭上除了准许战犯本人狡辩外，他们各自的律师也想尽理由为他们开脱，设法减刑。那时我在想，既然明知这些家伙做尽伤天害理之事，就是上一百次绞刑架也不为过。何以还准许他们当庭大放厥词，甚至还为他们请来律师辩护？最起码这也是时间的浪费！
到了一九五七年夏天，我才明白让被告也替自己说说再定罪的必要。及至六十年代中期，我更体会到让被告当众替自己申诉不仅仅是对他本人的公道，也是对后人，对历史负责。
据我所知，凡在纽伦堡被判刑的，至今没有一个需要改正或平反的，也没听说过关于当时量刑不当的烦言。
审判不是泄愤或报复的同义语。这里最需要的是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
能改正或平反，至少还说明理智也仍有占上风的一天，可那时本人兴许早已不在世了。另外，个别人“平反”或“改正”容易理解，倘若人数竟达几十万乃至上百万，那样判决就是另一码事了。
4 不许背后叛卖
二次大战期间，为了协调关系以便共同作战，曾举行过几次巨头会议。最早的应是一九四一年八月间丘吉尔与罗斯福在大西洋的百慕大举行的会议，会上把当年一月罗斯福在美国国会上提出的“四大自由”（保障言论及信仰自由，免除贫穷和恐惧）变成了《大西洋宪章》。“四大自由”无可厚非，但那次会议已显露出大国要主宰战后世界的端倪。战后半个世纪以来证明，大国的那些主观理想并未能实现：想保障的并不都有着落，想免除的也依然大量存在。这证明大国为世界画蓝图是妄想。但是百慕大会议的宣言中，有一段是站得住的。他们宣称“绝不在未得有关国家的同意下，作任何领土（当然也包括主权）的改变”。
然而，一九四五年二月八日至十一日，美、苏、英三巨头在波茨坦举行的会议上，竟然在没有中国参加（也即是背着中国）的情况下，就在中国领土主权方面做了一次肮脏的交易。
这里，我想原原本本引用美国国务院所发表的《雅尔塔会议文件集》中的一段：
在雅尔塔会议前二个月，即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哈里曼奉命向斯大林探询苏联对日作战的条件。据哈里曼说，斯大林当时提出：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库页岛）南部应归还俄国。他解释说：日本人现在控制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入口。我们认为俄国人有权保卫通往这一重要海港的交通线。斯大林（指着地图）在包括旅顺港和大连在内的辽东半岛南部画了个圈说，俄国人希望再次租借这些港口及其周围地区。哈里曼向斯大林指出，德黑兰会议设想的是一个国际自由港，而不是由俄国人租借这个地区。斯大林说，“这可以讨论”。斯大林进一步说，他希望租借中东铁路和连接大连的南满铁路。他特别重申，苏联无意干涉中国对南满的主权。（《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一编第一分册，一九四五年五月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第六十三至六十四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
荒谬啊！强行租借人家的北方主要港口，租借人家东北的大动脉，还说“无意干涉”人家的“主权”！
更令人气愤的是，首先提出这件事的并不是斯大林。当斯大林问罗斯福和丘吉尔“在远东能为苏联做些什么”——也即是问苏联如果参加打日本，美英肯出什么价钱时，丘吉尔主动提出：“像苏联这么大陆地，理应有不冻港。”于是，罗斯福就提出“把大连辟为自由港”，并且无耻地说，他认为“中国人会喜欢在国际保障下的一个自由港”。斯大林表示“这将是不坏的”。（见《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纪录摘编》，第五十七至六十七页。）
而且，所有这些无理要求，五十年代就都被写入“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上了。当时我所在的那个“旧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里，想不通的大有人在。那些在“思想会”上本着“向党交心”而吐露出来的，就立刻被扣上了“反苏反共”的帽子而打入另册。那时，我还能咬紧牙关，保持缄默——可惜到五七年还是走了火。事实上，那个“中苏友好互助条约”不但把雅尔塔会议上的黑交易全部兑了现，而且苏联还进而要染指我们的新疆！
我能理解当时毛泽东主席为什么在莫斯科滞留一个月之久。他是爱中国的，因而可以设想在签订那个条约时，他内心该有多么痛苦。
“原来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啊！”
当五十年代末期中国大举“反修”时（那时我正在柏各庄国营农场监督劳动），我就从渤海滩上遥遥向北京伸起大拇指，悄悄地说了声：“真伟大，真有骨气！”
我认为联合国宪章里今后应明确规定：永远不许背着有关国家（也即是在有关国家不在场的情况下），对那个国家做出任何涉及主权领土的决定。历史证明，那种不义的决定最终也是会被推翻的。
今天，雅尔塔的阴影在中国已经消失了，然而世界上还有弱国小国在。这种在背后宰割的做法不中止，世界就永无宁日。
5 一个埋藏了半个世纪的疑问
在纪念二次欧战胜利五十周年之际，难免会有人悄悄地问：那场为时六载、使几千万生灵遭到屠杀的战争非打不可吗？存不存在避免的可能？
这也是我多年来怀有的一个疑窦。
丘吉尔在他的二战回忆录里，也称二战为“非必要的战争”。他甚至说：“从来没有一次战争比这次战争更容易制止的了。”（见他的《二次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风云紧急”）他认为那次战争既不必要而后来又变得非打不可，原因是“英语世界的不明智，麻痹大意和好心肠听任恶人重整武装”。这么说仿佛英国并无私心。其实，英国纵容纳粹绝非出于“麻痹大意”，更不是出于“好心肠”，而是出于恐苏甚于恐纳粹，更根本的当然还是为了保住大英帝国的江山。
我并不是个反战者。三十年代欧洲既然出现了纳粹那帮歹徒，就应通过局部战争把它消灭。而当时如果有决心，仅就英法的海陆空兵力就完全足以制服那一小撮歹徒，何况还有更强大的美苏！问题是打大算盘还是小算盘的问题。纳粹那帮恶棍是在英法恐苏反苏心理的驱使下喂壮了的。是他们接连解除了战败德国在军备上的限制，坐视希特勒并奥又侵捷，胃口越喂越大，以致进而想吞并波兰。一九三九年九月，英法才被逼得只好对德宣战。我抵英后，初次经历了那场“莫名其妙的战争”——也即是毫无硝烟的假战争。当时，英国颇有些亲德派还在酝酿同希魔议和，理由是打下去对大英帝国不利。亏得有丘吉尔这位时势造就的英雄出来掌舵。他有胆有识，关键时刻咬住了牙。
在纵容希特勒这一点上，我认为英法应负主要责任，但苏联也不能完全辞其咎。当苏联问英法倘若同希特勒打起来，英法可以派出多大兵力时，法国说一百个师，而英国的答复则是“两个师——以后可以再派两个师”，充分显示出缺乏决心和诚意。一九三九年六月，当看到苏联要从反纳粹阵线退出时，英国赶快往莫斯科派了一名特使，而派去的却只是一位名叫斯特朗的外交部官员。
事实上，早在一九三九年二月苏德两仇家就在秘密接触了。五月三日斯大林撤换了犹太裔的外交部长李维诺夫而换上莫洛托夫时，就已放弃了同英法的联合。八月十九日斯大林通知政治局，纳粹外长里宾特洛甫次日要来莫斯科访问。二十三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就签了，也就为二次大战开了绿灯。
二战的主要责任应写在英法账上，然而苏联——或者说，斯大林——有没有责任？且不说二次大战是在《苏德条约》签署一周后开始的。我的疑问在于：苏联这个信奉马列主义、以解放全人类为鹄的的无产阶级政权，当时是以无产阶级的广阔胸怀，从全局出发，从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打着大算盘呢？还是同张伯伦和达拉第之流的资产阶级政客一样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打着小算盘？
正当希特勒在侵占奥、捷、波领土时，苏联也向立陶宛下了通牒，并要求罗马尼亚割让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省北部。当时在领土野心上，莫斯科简直不甘人后。尤其令人齿冷的是：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八日当法兰西陷入纳粹之手，欧洲文明之灯熄灭时，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竟然向德国武装力量的伟大成就表示最热烈的祝贺（见丘吉尔《二次大战回忆录》第二卷上部第一分册，中译本一百九十四页）。
6 结束语
关于战争，我十分赞成“一反对，二不怕”的论点，说得干脆利落，而且符合历史规律。
除了像希特勒或东条那样的战争狂人，正常的善良的人们对战争必然本能地反对。首先就因为战争必然会屠杀生灵，破坏建设，而且规模之大，根本无法逆料。要花多么大力气才能把一个囝囝养育成人！可是一颗子弹就万事俱休。一座建筑物也得一砖一瓦地砌，可一枚炮弹就能把它毁于一旦，化为废墟。战争是生命和建设的大敌。那时我曾无数次在铁路站台上看到夫妻或母子诀别，抱头痛哭。不论是在上海闸北，还是在东伦敦，我都看过大轰炸后的惨象。战争意味着骨肉亲属生离死别，意味着一切美好的事物的终止。我再也不愿过背着防毒面具逃难的日子了。灯火管制，食物配给，更可怕是在死亡的阴影下苟延残喘。我不但希望自己不再过那种生活——反正我也八十五岁了，我更不希望我的儿孙，我的同胞再陷入那水深火热的境地。战争意味着愚昧、野蛮、歹毒和破坏。一个正常人，一个善良人，不可能拥护战争。那永远是强加于他的。三十年代，日本关东军占了东北又染指华北，他们非要把整个神州大地都吞下不可。于是，我们才抗了战。同样，希特勒在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间，胃口也大得没有止境，战争才爆发。然而战争这匹野马一旦脱了缰，可就收不住脚了。
不怕，因为我相信人类社会只会前进，任何拖历史后腿的企图都必惨败。
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在非洲甚至在我国青岛都曾有过领地。战败后，领地全光了。希特勒显然很不甘心，所以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就一再提“生存空间”。
然而，打了六年仗，屠杀了几千万生灵，把多少建筑物变成废墟，不但希特勒没捞到什么，英、法、比等国的殖民地人民战后也都站了起来。非洲、中东、东南亚以至拉美人民都相继挣脱了殖民枷锁，从非洲的矿工到马来西亚的橡胶工人，都成为自己的主人了。
这当然不是战争发动者的原意。只是世界并未因那场战争而倒退。它大大前进了。这才是历史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