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日本》增订版序

屈指算来，初次刊行《阅读日本》（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6年），已经是二十年前的旧事了。十年前，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文化名人看世界”的“印象系列丛书”，先有朱自清的《欧洲印象》、季羡林的《德国印象》、柳鸣九的《法国印象》，为了补缺，出版社邀我从《阅读日本》中选择若干篇配图，编成一册《日本印象》。这回的增订版，算是第三回出演，希望就此一锤定音。

说实话，这册谈论日本的小书，既非学术著作，也不是旅游指南，只是个好奇的读书人“行万里路”时的随笔札记。正如《初版后记》所说，“不管此前还是此后，我都不是、也不敢冒充是日本学专家”。此次增订，虽颇多补充，也仍不脱“清新却浅陋”的基本面貌。

前三辑没有变化，忠实于当初的感觉，是非对错，一律不改。原先凑数的第四辑，这回仅保留“结缘小集”四个字，其余全部解散。补充进来的十则短文，都与正题相关，总算排除“挂羊头卖狗肉”的嫌疑。至于记录年初四国之行的第五辑，则是道地的“新鲜出炉”。

书中所收各文，写作时间最早的，当属撰于1990年6月的《今夜料睹月华明》《春花秋月杜鹃夏》《书卷多情似故人》。这三则随笔，是我第一次旅日归来的习作，走马观花，兴奋不已，真诚但浅薄。作为我“阅读日本”的前史，依旧值得保留。至于“阅读”之后，偶尔撰写涉及日本的文章，那都是学术交流的副产品。

几年前，我在《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如何与汉学家对话》中谈及：“二三十年前，中外学者交流少，见面难，一旦有机会，都渴望了解对方。于是，努力表白自己，倾听对方，寻求共同研究的基础，在一系列诚恳且深入的‘对话’中，互相获益，且成为长期的朋友。现在国际会议多如牛毛，学者们很容易见面，反而难得有推心置腹的对话。不是就文章论文章，就是为友谊干杯，不太在意对方论文之外的‘人生’。至于只看重对方的身份、头衔、象征资本等，那就更是等而下之了。”（《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64——265页）很高兴我“阅读日本”的主体部分，形成于交流尚属难得、风气也未变化的二十多年前，各方的“表白”与“倾听”都很真诚。那时中日关系很好，普通民众没有那么多解不开的心结，学者之间更是相互理解与支持。

正因此，初版《阅读日本》整体形象“很阳光”。除了时代氛围，还有个人经历。我应日本学术振兴会邀请，以北大教授身份赴日，颇受优待，自然更多地看到日本社会及学界美好的一面。也曾听到留学生吐槽，可我对他们的委屈与愤慨体会不深，无法代言。阅历如此，加上明确的问题意识——为自家疗病，而不是为他人开药方——致使我更多地谈论日本的好处。《初版后记》中，我引用鲁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记》，称“并非想揭邻人的缺失，来聊博国人的快意”，那确实是当初的写作思路。直到今天，我仍持此立场。其中的关键，我并非日本学专家，偶尔“阅读日本”，主要目的是照镜子，正自家衣冠。毕竟，“自家有病自家知”。

今天的中国人，不知有多少还记得“文化震撼”（Culture Shock）这个词。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起步不久，中国的经济实力及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间距离很大，民众刚走出国门，面对完全陌生的花花世界，往往会有眩晕的感觉。这个词现在偶尔还在用，但已经没有那种切肤之痛了。须知80年代谈文化震撼，是包含痛苦、彷徨与反思的，如今则只是旅游标签，如旅游教育出版社刊行的《文化震撼之旅·日本》《文化震撼之旅·法国》等。

因有钱而不再低调的中国游客，成群结队走出去，自然是休闲观光加购物，再就是对异文化“痛下针砭”。这与我们当初的惶惑与心虚，见贤思齐、卧薪尝胆、奋起直追，已不可同日而语了。经过好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中国人方才有今天这点挺直腰杆说话的底气。我不喜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因那好像是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似的。其实，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九曲十八弯，好不容易有了今天这样的局面，若不体会此前的苦难与屈辱，以为一切都是应该的，也就不怎么懂得珍惜了。

我受五四新文化的影响，始终警惕鲁迅所讥讽的“爱国的自大”。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作为大国子民，中国人普遍抱有强烈的自尊心。而且，骨子里的“傲慢与偏见”，一不小心就会浮出海面的。对于这一点，国人必须有深刻的自我反省。在我看来，走出去，面对大千世界，还是以鉴赏为上。以中国现在的发展水平，还不到摆阔的地步；即便真的富裕了，最好也能做到波澜不惊。若“一阔脸就变”，未免显得太没文化、也太没出息了。理解并尊重那些跟你不一样的国度、民族、文化、风景，这既是心态，也是修养。

记得很清楚，1994年4月的某一天，在从小樽开往敦贺的海轮上，我连猜带蒙地读报，惊叹日本人无时不在的危机感——报上称，换一种统计方式，中国的经济实力已超过日本。过了十多年，具体说是2011年，这预言终于实现。这只是数字，可我深刻体会到两国民众心理的巨大变化。不说中国人为此“第二”所付出的代价（包括环境污染与贫富差距等），就说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及舒适度，与日本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大城市不明显，你到乡村走走就明白。这也是我不改初衷，愿意修订重刊《阅读日本》的缘故。

在我看来，日渐富裕的中国人，需要自信，也需要自省，方才能不卑不亢地走出去。至于我自己，在很惬意地享受上几代人根本无法想象的生活便利的同时，“越来越怀念那种个体的、可辨认的、有温度且有感情的学术交流，以及那种剑及履及的低调的学术合作与教诲”（参见《“道不同”，更需“相为谋”》,2015年5月13日《中华读书报》）。说这段话，是有感于时代风气的变化。某种意义上，这个时候刊行增订版《阅读日本》，是在向多年前启迪过我的日本文化或帮助过我的日本学者致意。

当初为写《阅读日本》，我拟了好多题目，也做了不少资料准备。如今翻阅诸如“和服与羊羹”“东洋车与博览会”“大相扑与歌舞伎”“水户黄门”“泉岳寺里的说书碑”“夏目漱石遗迹”“徂徕碑与福泽墓”“江户名所百图”“作为游记作家的贝原益轩”“栉冢、游女与三味线”等题目，以及相关笔记，依旧兴趣盎然。只是当初没能一鼓作气，回国后杂事繁多，匆匆将手头文章结集，再也没有时间与勇气续写。再说，时过境迁，年轻一辈的学识、见解与文采，均超过我当年的水平，也就不好意思再表演下去了。说到底，那是特定时间、特定境遇、特定心情下的产物。

此次增订，补充了各文出处，以见写作初衷，同时，向刊登拙文的《瞭望》《美文》《读书》《十月》《大地》《书屋》《中华散文》《二十一世纪》《鲁迅研究月刊》《书城》以及《文汇读书周报》《南方周末》《中华读书报》《人民日报》等报刊表达谢意。尤其需要致意的是《光明日报》和《东方》杂志，当初曾腾出宝贵的篇幅，连载我那些非文非学的随笔。

同时期撰写的相关随笔，以下三篇没有收入本书，有兴趣的朋友请参阅：《大学百年》（初刊于1994年10月29日《文汇读书周报》，后收入《老北大的故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三版）、《中国教育之我见》（日文本刊《文》1994年夏季号，中文本收入《学者的人间情怀——跨世纪的文化选择》，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以及《学术史·知识分子·民族主义——与东京大学渡边浩教授对话》（日文本刊《思想》1995年第7期，中文本刊《现代与传统》第七辑[1995年6月]，收入《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二版）。至于收录曾入别的集子的《燕山柳色太凄迷》和《与鲁迅进行精神对话》，是为了话题的完整性，日后他书重刊，将加以调整。

书中附录了中岛碧教授的信札以及丸尾常喜教授的“年头诗”，是为了怀念两位故人。记得当初我将这些“年头诗”推荐给《美文》杂志刊发，丸尾先生很是高兴。至于为纪念中岛碧先生而在《中华读书报》刊发《共同研究是否可能》，并附录原信，得到了中岛长文先生的嘉许。

此次增订，保留初版的序言及后记。夏君的序言光彩依旧，自然只字未动；我的后记则颇有蛇足，因新书篇目调整，最后一段自我辩解显得多余。只是为了保持原作风貌，同样未作删改。

2016年3月26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