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历史意识与历史世界

《中庸》讲“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在孔子的思想世界当中，先代圣王有着特殊的存在意义，他们是夫子的表率，是他面对现实思考时的重要标的。孔子对待先代的此种精神，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后世儒家共同的思考向度。

王博教授在《道，圣王与典范》一文中指出：

儒家对于历史的重视体现在诸多方面，譬如《尚书》《春秋》等历史类的经典，圣王和祖先的崇拜，或者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自白。很显然，在儒家那里，历史不是某种已经过去的东西，我们总是生活在历史之中，生活在历史所提供的价值和秩序的典范之中。孔子“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的说法，形象地体现出儒者与历史之间的共存和连续。这种共存和连续的基础一定不是单纯的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时间反而是摧毁共存和连续的东西，并让我们体会到生命和世界的虚无。这个基础是道，是我们在历史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生命中可以发现的普遍之物。因此，历史的重要性在于它是道在时间之中的展开。这种展开包含着众多的面向，如圣王、典章制度、经典、种族意识等，其中典章制度是道在现实世界中秩序化的体现，经典是道德文字化形态，种族意识是以道为标准在族群中进行的区分，圣王则是道的人格化形态。道在时间之中的展开赋予历史以典范的意义，并且成为道之现实性的证明。

在先秦诸子当中，儒家是最为重视历史的。儒家重视历史，并自觉地承担起传承典籍的使命，从前代的资源中阐发道理。即使我们不讲“六经皆史”，但六经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是过去留给我们的“历史性”的资源。特别是六经中的《尚书》《春秋》更可以直接看作历史性文献，虽然在儒家的意识当中，它们是超越“史”的“经”。在儒家看来，道以特殊的形式展现在六经以及六经体现的那个历史时期，而儒家研读经典即是希望于此发现指引我们现实的“道”。当然，由于儒家面对“古”而思索“道”，古是圣王创造出的古，儒家的道比起道家更“属人”。儒家之道展开的众多面向都是与人息息相关的，圣王、典章制度、经典、种族意识，都与“人”息息相关。而“仁义”是“道”的最基本内容。

先代儒家中，对朱子历史意识影响最大的当属孔子和孟子。孔子“信而好古”，孟子“言必称尧舜”、私淑孔子，“古”在他们那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过去的时代，而是作为模范存在的，尤其对于后世来说，那是我们需要朝向、回复的时代。古代的圣人则是将道之理想现实化的象征。理想并不是虚幻的，某种意义上是因为它存在于经典的记述当中，曾被古圣先王实现过。因此，并不能将儒家的“古”简单地等同于“乌托邦”或“无何有之乡”。正是因为道与古的结合，才使得道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当然，在孔孟那里，我们要“回复三代”，但在现实中实现的“古”并不是古代的简单重复，孔子以继承发扬周代文化为己任，但也强调三代因革损益，讲“继周”“为东周”，这都是在强调历史的变化，回复三代朝向的是“道”。“回复三代”与历史的“损益”在孔子那里形成张力，这种张力背后是对理想的追求与现实感的平衡。

《论语·尧曰》中，孔子隐约勾勒出“道统”谱系，而孟子则进一步将之具体化。更为重要的是，孟子强调历代圣人的不同使命，他指出，圣人根据时代的特殊性而有其具体作为。在孟子那里，圣人的种种行为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圣人对于时代的把握是更值得我们思考的。道与古的关系，某种意义上可以转化为道与时间性内容的关系，时间的变化，意味着道在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实现形式，而如何实现道，也需要不同时代的儒者根据其时代去把握。

朱子对于历史的重视和阐释，可以说就是对儒家历史意识的继承和发挥，是他在他的“历史世界”之中对“道”的把握。正因为“历史世界”的差异，朱子面对历史问题既有一般儒者身上的“共性”，又有其特殊性。本书对于朱子历史观的揭示，就是要努力发现朱子在哪些方面体现了儒者的共性，而在哪些方面又有自己的特殊贡献。而谈到这些特殊性，我们就不得不去认真面对朱子的“历史世界”，尤其要理解构成他思考“历史世界”的基础——天理。

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研究了北宋新儒学兴起的政治文化以及在这一政治文化传统之下的“朱熹”的相关活动。余先生“欲通过对历史世界的叙述，凸显出朱熹的政治关切、政治主张、政治理想……凸显出朱熹的政治文化观念，进而呈现出当时士大夫群体的政治文化”。余英时先生在其《自序》中说：“本书是关于宋代文化史与政治史的综合研究，尤其注重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陈来先生指出，“文化史即指宋代理学的发展和变化，政治史则着意于权力世界的结构和运作，互动即二者的纠结关联”，“是要把理学重新‘放回’宋代儒学的整体来理解，而不是把理学从儒学中‘抽离’出来，只研究其特色”。余先生关注的历史世界指的是朱熹生活的时代，他欲从这一时代出发，把朱子放进时代当中来理解。“朱熹”是作为研究的“客体”而存在于一定的环境当中。整体上来讲，余先生所从事的是“历史研究”，而非“哲学研究”。

本书同样关注“历史世界”，并努力在朱子的历史世界的基础上理解朱子对历史的把握、对道的理解，但本书的历史世界与余英时先生所讲重心有所不同。套用余先生著作的题目模式，本书关注的是“朱熹‘眼中’的历史世界”，是从“朱熹”这一哲学家主体出发，来看他思想中是如何理解历史世界的。本书首先要做的是“哲学研究”，因此，本书对历史世界的追求不可能像余先生做历史研究那样尽量做“客观还原”。本书的“历史世界”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当然这一“主观”并不是作者的主观，而是以朱子为主。故本书尽量客观地还原朱子视域下的历史世界，因此这一历史世界也就不限于朱子生活的时代，而是看朱子如何整体地理解“人类历史”，尤其是他从理学出发怎么看待历史。由于本书为哲学研究，这一历史世界也就不是单纯的事件评论（史论），而是包括朱子对事件本质的分析、结构的探求，涉及朱子如何看待历史与世界的本质与规律。故本书不是政治文化研究，政治文化是作为背景性参考而存在的。当然，本书也关注哲学与政治文化的互动，试图探讨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余先生侧重政治文化，因此他对很多理学文献的分析多做政治解读，但本书由于关注重心的不同，故与余先生有所区别，对相关文献的分析依旧坚持传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尤其是“概念分析法”——侧重提炼核心概念、对哲学概念进行分析、对概念关系进行勾勒。

本书更关注朱子“哲学家”的身份，更关注朱子作为哲学家的“慧眼”如何体贴和看待历史。“理”是朱子思想中最为重要的范畴或概念，是其哲学最重要的支柱，他对这一世界进行的分析，可以说均是以“理”为“范围”。因此，本书是对朱子眼中历史世界的分析，这一“眼中”具体来讲就是“天理视域”。本书是对朱子历史认识的“再认识”。

除此之外，本书着力避免“套”用西方历史哲学或某种机械的历史观构架分析朱子，而是尽量从朱子自身的视角来分析问题，避免给朱子的思想贴上诸如“循环论”等“标签”。从天理视域出发，即希望尽可能回到“朱子本身”，如其本然地理解他的关注、他的思考、他的焦虑。按照晚近的西方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说法，本书会尽量还原朱子的历史认识，将朱子作为一个“历史认识”的主体处理，观察他用什么来认识历史世界，这些认识当中有哪些要素值得我们注意。我们并不着意使用某些分析的历史哲学的方法，但在基本精神上却与其有一致之处。本书的分析尽量呈现“中国特色”，以讲清楚朱子自身为主。

从“天理视域”出发，我们会发现朱子的历史观由条条经纬线构成，这些线从天理出发而又最终指向天理，天理可以说是朱子历史世界的一个重要“极点”。与之对应的另一重要极点即为“气”，理气关系构成了朱子理解历史世界的“子午线”。朱子对诸多历史问题的处理，都要从这一关系所构成的基本问题展开、理解。故本书处理朱子的历史世界，首先就对与之有关的理气问题进行探讨，这些问题是一切具体问题的基点。理气关系中首要的问题则是“理一分殊”，这是历史世界的基准构架与模式，具体的历史事件、人物都可以看作理一的分殊，是理通过气而具体展现的图景。天理至善，而历史世界则充满了具体的善恶，我们如何看待不符合历史价值的诸多事件呢？朱子思想中用“理气强弱”这一命题对之进行阐释。理在本体上强过气，而在流行上则弱于气，因此有诸多“非常”事件产生。这一问题具体到人与历史世界之中，体现在德与命的关系上。理气关系是朱子历史观的基础，构成了解释众多问题的基本构架，而理势关系则是其具体化。理代表着亘古亘今不变的一面，而势则代表着历史世界变化的一面，如何在变动中思考不变的价值？如何在历史的变动中把握和实现价值？这是朱子在“理势”这一对关系下思考的重点。三代与汉唐构成了朱子历史世界的分水岭，三代是天理充分体现的世界，而汉唐则意味着天理有待实现。如何看待三代汉唐，具体体现了朱子对于理气、理势关系的把握。朱子与陈亮的“王霸义利之辩”、朱子对三代汉唐诸多问题的理解，都是沿着理气、理势关系而具体展开的。而这些思考，最终还是指向朱子自身生活的世界，也就是余英时先生描述的“历史世界”。这一“历史世界”与“天理视域下的历史世界”相互影响——现实的历史影响着朱子对于古和道的思考，而思考道所展现的诸多历史时代终究是为了在本朝实现回复三代的理想。回复三代，需要通过格物致知的学的工夫把握天理，最终在现实中实现天理——“工夫”是在现实世界当中实现“理气强弱”的必要问题。朱子“天理视域下的历史世界”正是由上述诸多问题交织、互动而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