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民族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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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部落到帝国

1.内亚历史上的“突厥人”

关于世界上所有古代民族起源的历史几乎都是支离破碎的。虽然史家们能够断定,奥斯曼帝国是由讲突厥语根据近代语言学的分类,突厥语是阿尔泰语系的一个语族,该语族下又包含很多不同的方言,现代土耳其语就是突厥语族的重要方言之一,其他的突厥语族方言还包括吉尔吉斯语、乌兹别克语、土库曼语、阿塞拜疆语、维吾尔语等数十种。语言的相近使这些讲突厥语的不同民族之间交流起来障碍比较小。在中亚地区,只有塔吉克人躲过了历史上的“突厥化”,成为中亚当地主要民族中唯一操印欧语系的现代民族。诸部族中的一个部落所创建的,但这一部落的起源与历史实难准确追溯。一般说他们是被称为乌古思的突厥部落的一支。关于乌古思的传说,参见14世纪初波斯史家拉施特的《史集》,商务印书馆,1997,第131—147页。讲突厥语诸部族自身也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系统的文字记录,所以,关于所谓“突厥人”的早期历史,我们自然难以形成完整而清晰的认识。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土耳其民族的早期历史,有很大一部分相当含糊。有些含糊之处是靠神奇传说,或是通过添枝加叶地虚构事实而整理成章的。”戴维森:《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张增健、刘同舜译,学林出版社,1996,第18页。对古代突厥历史的认识主要还必须通过外人的历史记载,如汉文、波斯文、阿拉伯文的史料。俄罗斯学者B.B.巴尔托里德指出:“为了撰写突厥民族史,仅仅作为突厥学家是完全不够的,根据所研究的各个不同时期,他们同时还必须是汉学家,阿拉伯学家,或者伊朗学家。”转引自薛宗正:《突厥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1页。如巴托尔德所言:“游牧的突厥人的历史大多数需靠他们有文化的邻人的报道来认识。”威廉·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1页。

汉语“突厥”之名始见于《周书》卷二七《宇文测传》:“〔大统〕八年(542),〔宇文测〕加金紫光禄大夫,转行绥州事。每岁河冰合后,突厥即来寇掠……测因请置戍兵以备之。”引自魏良弢:“突厥汗国与中亚”,《西域研究》,2005年第3期。公元8世纪的鄂尔浑碑文是被近人发现的最早的突厥语碑文,它在19世纪下半叶被发现和解读,“这些碑文是属于历史上第一次自称为突厥的民族的”。威廉·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第3页。不过,鄂尔浑碑文并没有告诉我们,在当时有哪些部落被称为突厥人。根据后来学者的研究,碑文中所指的突厥就是乌古思部落,在乌古思之外,还有若干其他的突厥部落,但并不能证明这些部落在当时都被称为突厥人。同上书,第80页。

大致来讲,“突厥”是指公元6—8世纪游牧于漠北广大地区的一个古代游牧部族,其语言为突厥语。突厥部初属柔然,为柔然奴隶主锻铁,被称之为“锻奴”。公元6世纪中叶,突厥兴起于阿尔泰山地区。西魏时首领土门先并铁勒部,后灭柔然,建立了突厥汗国。其势力范围最广时东起辽水,西抵里海,西南隔阿姆河与波斯相邻,覆盖了几乎整个蒙古草原与中亚地区。隋初突厥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此时已有一部分游牧的突厥人开始向中亚和新疆北部迁移。唐太宗贞观四年攻灭东突厥,将大漠南北并入唐朝版图,置安北都护府;7世纪中叶,唐军又大败西突厥,突厥余部迁入中亚。唐大败东、西突厥后,中国史籍中的突厥事迹逐渐消失,但在波斯人、阿拉伯人、拜占庭人和后来西方人的典籍中,还不断地提到活跃在中亚和西亚的“突厥人”,可见这群人在欧亚大陆上的影响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

包括突厥人在内的游牧民族,长期以来都处于不断迁徙的历史过程中,迁徙的原因有很多:当地资源不足,被迫迁徙去谋求新的生计;草原地区不断出现的干旱;牧场的减少和人口的增加;战争及内乱等。Tarih, Lise-1, Istanbul,2002, p.39.关于6世纪之前突厥的历史,多为一些神话传说,没有并入唐朝的“突厥人”则继续其游牧生活,与其他部族一起融合、迁徙。随着突厥进入中亚地区,这里遂开始了漫长的突厥化过程“在西突厥汗国瓦解的过程中和崩溃后,一批突厥人深入绿洲。他们一部分定居下来,从事农业,或住在城里;另一部分在绿洲四周从事畜牧业。”魏良弢:“突厥汗国与中亚”。。“所谓突厥化,主要是指土著居民语言的突厥语化,以及某些生活习俗的突厥化,其始是官方的文件和语言使用突厥语文,社会上层采用某些突厥礼仪,后逐渐进入民间,经过长期的浸透过程,最后突厥语化,生活习俗相近,并且与‘突厥’在民族上认同。”魏良弢:“突厥汗国与中亚”。公元6—13世纪是中亚地区突厥化的主要时期,蒙古人的到来和统治是突厥化实现的关键,因为跟随蒙古人来到这一地区的大部分游牧部落都是突厥人。

作为古代部族的“突厥”虽早已不复存在,但是,亚洲北部草原上不同部族的游牧人说着同突厥部族大体相同的语言,于是在南方的、操着与之完全不同语言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开始把他们统统说成“突厥人”,把这些“突厥人”活动的地方称作“突厥斯坦”(Turkistan,意思是“突厥人地域”),或“土兰”(Turan)。在历史上,也是阿拉伯人开始将讲着类似突厥语语言的一切人统称为突厥人的。在伊斯兰化后,突厥人才开始更为广泛地采用这一名称。威廉·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第80页。巴托尔德说:“在伊斯兰征服中亚的历史过程中,河中的居民多次被穆斯林称为突厥人,因为这些地方是在来源于突厥人的王朝统治下为人所知的。……但在这个时代,突厥语还未流行到土著居民中间,看来阿拉伯人往往把伊朗土著的语言看作是突厥语的做法是错误的。”威廉·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第59页。对西方人而言,把从东迁徙而来的诸民族统称为Turk,这实际上来自于拜占庭人。伯恩斯坦曾指出:“拜占庭人总是用一种最有势力的部落名称笼统地称呼与他们的国家毗邻的民族,罗马人和希腊人称呼比突厥更早的游牧民族与斯基泰人也有这样的涵义,后来从匈牙利到中国的一切民族也都被称为突厥。”伯恩斯坦:《六至八世纪鄂尔浑叶尼塞突厥社会经济制度》,第80页,转引自薛宗正:《突厥史》,第11页。当代土耳其的历史教科书中也承认:“作为一个地理名词的土耳其,最早是拜占庭人用来指称中亚的。在9至10世纪时,拜占庭人把西亚至中欧的地区称为土耳其;此外,我们所生活的安纳托利亚,是12世纪以来由欧洲人命名为土耳其的。”Tarih, Lise-1, Istanbul,2002, p.39。

因此,严格地来讲,“突厥”不是某一个特定民族的名称,而是指使用基本相同语言(皆属突厥语族)的“部落联合体”。从起源上讲,生活于中国北方的许多古代部族,如匈奴、月氏、柔然、丁零、乌孙、敕勒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突厥部族的形成。经过长期历史发展,“突厥人”在欧亚大陆腹地形成了土耳其人、阿塞拜疆人、鞑靼人、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维吾尔人等几十个近代意义上的民族,统称“操突厥语诸民族”。在统称“突厥人”的时候,严肃的学者一般会使用“操突厥语诸民族”或“突厥各民族”这样的术语。参见陈延琪、潘志平主编:《泛突厥主义文化透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第17—19页;王远新:《突厥历史语言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第1—2页。土耳其学者也同意,“突厥”应该是一个通用的名词,指的是很早以来就开始讲着突厥语的那些部族。注12

注12T.Baykara, “ En Eski Zamanlar? ”in Türkler Ansiklopedisi, Vol.1,2002, pp. 279-308.

薛宗正指出:突厥是一种民族专称,而非民族泛称,“突厥”一词的概念应严格限定在儒尼碑文中以阿史那氏为核心的蓝突厥,它是一个历史地产生、历史地消亡了的古代民族。“六至八世纪乃突厥民族最为活跃的时期,八世纪以后,东、西突厥的汗统都已断绝。……阿史那氏统率的突厥残部虽仍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但已不复是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了。至迟于十一世纪,东、西两大支突厥部落相继消失了。其后裔加入了所在地的其他部落,改用了其他民族、部落的名称,与之混血,开始了新的历史航程。”薛宗正:《突厥史》,第698页。

一些西方的和土耳其的学者倾向于把匈奴人直接当作是最早的突厥人,把公元6世纪建立的“蓝突厥帝国”(Gök Türk Empire)看成是最早的突厥帝国。但研究早期的“蓝突厥帝国”历史的学者伊珊(Ishan)说:“他们的起源是不清楚的,因为6—7世纪的中国史料描述的是不同的神话。他们或许曾是匈奴的一部分,他们或许曾是突厥化了的、逃避拓跋魏迫害的鲜卑人,抑或是突厥化了的印欧人。无论他们是谁,反正他们是最早使用突厥这一名号的群体。”Ishan, “The Gök Türk Empire, ”http://www.allempires.com/article/index.php? q=The_Gok_Turk_Empire;按:突厥语gök有“蓝”、“天”的意思,在现代土耳其语中一般是指“天”。根据苏联学者伯恩斯坦的看法,在6—8世纪,“突厥”一词本质上没有全民族的意义,而通常是指突厥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部分,因此,碑文中提到“突厥”时常加形容词gök,按照原文的意思,“蓝突厥是对上层统治者的形容词”, gök在古代突厥碑文中是表示高贵的形容词。薛宗正:《突厥史》,第24—25页。

法国东方学家勒内·格鲁塞把占据着俄罗斯南部以及西伯利亚西部草原地带的古代民族统称为“突厥-蒙古人”, “古代的突厥-蒙古人中的统治民族是被中国人称作‘匈奴’的人”。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黎荔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3,第27页。东方学家们根据中国的历史记载认为,匈奴人与突厥人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他们都崇拜天(腾格里),都以狼为图腾。关于狼图腾在突厥-蒙古人之中的早期传说,可以参见韩儒林:“突厥蒙古之祖先传说”,收入韩儒林《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274—299页。目前似乎没有什么疑问的是:“突厥族一度属于阿尔泰人种族的一个部分,同属阿尔泰人种的还有蒙古族、满族、保加利亚人,可能还有匈奴族等。”戴维森:《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第18页。伯希和的看法是:“一般认为匈奴就是民族大迁移时期欧洲人所称的匈人(Huns)。他们不是印欧人种。现在认为匈奴或匈人属于突厥(Turc)系,这点几成定论。突厥这个名称虽来源于一个形容词,但尚不能加以解释。注13匈奴的统治层虽说是突厥人,但不能说匈奴或匈人联盟内部不包括伊兰人的成分。”“伊兰人”是公元前几世纪时生活于南俄草原及西伯利亚西部草原上的印欧种人,其中有斯基台人和萨尔马特人。〔俄〕巴尔托里德、〔法〕伯希和等著:《中亚简史》(外一种),耿世民译,中华书局,2005,第177—178页。当代土耳其的历史教科书亦采此说,把匈奴人建立的政权算作是最早的突厥国家。Tarih, Lise-1, Istanbul,2002, p.40.

注13根据最新的土耳其历史教科书,“Türk”这个词在历史上有很多种含义,但经过学者们的研究,关于该词的两种解释被认为是比较正确的:一个意思是“诞生、出现、增加”;另一个意思是“力量强大的、有力的、成熟的”;而“突厥”一词作为一个政治名称,最早的是指“蓝突厥国”(Göktürk Devleti,552-740)。Tarih, Lise-1, Istanbul, Milli Basɪmevi,2002, p.38。又据薛宗正,“突厥”一名是西魏译自茹茹对突厥人的称呼,习久沿用,遂成定译;突厥一词本有“帽”的含义,据此,薛氏推测“Türk”的来历似与古塞人的族称“锐帽人”(Tigra-hauda)有关,tig有“锐”的意思,它进一步音变为Türk,则有“刚锐如铁,皆堪伐人”之意。薛宗正:《突厥史》,第77—78页。

薛宗正曾批评了国外学者的上述观点,他指出,西方学者的共同弱点是:“……以语言学的优势掩盖了历史学的劣势,过分倚重波斯、阿拉伯文献而黯于汉文史料,结果导致突厥外延的无限扩大与突厥史研究范围的模糊不清。‘突厥’似乎已不是一个有其明确限定的历史古族名称,而是泛指西至鞑靼尼尔海峡,东至河西走廊的庞大突厥语族,甚至变成连历史上的匈奴、蒙古都可囊括在内的北亚中亚游牧民族的共名。这一理解是根本错误的,我们不应盲从,而应批判地对待。”薛宗正:《突厥史》,第23—24页。薛氏指出,突厥民族与突厥语族是有明确区别的两个范畴,而西方学者却通过所谓的“突厥学”研究(薛氏不承认突厥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混淆了这两个范畴,“……以语言学研究顶替和取代了历史学研究,得出了近世突厥语族诸族皆为突厥的后裔,拥有共同历史、共同文化的错误结论”,客观上为泛突厥主义提供了思想上的来源,各国的泛突厥主义者一直利用突厥学歪曲历史。而实际上,“历史上的突厥民族同现今世界上的突厥语族完全是两回事,前者并非后者的共同祖先,后者亦非前者的直系后裔,二者的联系只不过是语言族属关系相近而已”同上书,第25—29页。

因此,在进行任何严肃的学术研究之前,都非常有必要对“突厥”一词作一个客观的全面的认知。古米列夫的提醒值得重视,他在其1993年出版的《古代突厥》一书的《导论》中指出:“随着安史之乱的结束,突厥作为一个部族(нapoд)和一个时代,已经真正的结束了。但是‘突厥’这一名称却并未消失,而且扩展到半个亚洲。阿拉伯人开始把粟特以北的所有尚武的游牧人都称为突厥;后者也接受了这一名称,因为这一名称的原本体现者从地球上消失之后,已成为草原居民英勇豪迈的榜样。在很久以后这一名词又发生了一次变化,成为语族的名称。这样,一些从未加入6—7世纪大汗国的部族也变成了‘突厥’,其中有一些部族甚至不是蒙古人种,例如土库曼人、奥斯曼人、阿塞拜疆人。另一些部族则是汗国最凶恶的敌人……还有一些部族的形成则比突厥还早,例如巴尔卡尔人和楚瓦什人。”转引自魏良弢:“突厥汗国与中亚”,《西域研究》,2005年第3期。魏良弢先生明确指出:“由此可知,泛突厥主义是没有历史根据的,非科学的。”同上。

公元7—8世纪时,发源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向北传播,于是,游牧的突厥诸部族开始同伊斯兰教接触,到10世纪时,很多突厥部族皈依了伊斯兰教,根据巴托尔德的观点,中亚在13世纪时完成了伊斯兰化。威廉·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第200页。中亚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几乎是同时进行和完成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以印欧种的雅利安人为原住民的中亚地区,其居民何时怎样变为以操突厥语的民族为主,又怎样信奉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世界的一个主要地区。”王治来:“论中亚的突厥化与伊斯兰化”,《西域研究》,1997年第4期。也就是说,在突厥人到来之前,在广大中亚地区生活着的主要是操东伊朗语的雅利安人(印欧人):“无论在古代中国西域的城郭诸国,还是在锡尔河以南的绿洲地区,直至公元6世纪以前,都还是住着操印欧语的农民。而绿洲农业地区的居民和草原地区操印欧语的游牧人并无种族和语言上的不同。”威廉·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第44页。突厥化的过程也是突厥语排斥波斯语(印欧语)的过程:“在中亚,波斯语的唯一对手是突厥语,而且这一竞争对于波斯语来说是不利的。……包括波斯文学语言在内的伊朗方言逐渐被突厥语言所排斥。”同上。同时,突厥化的过程也是印欧人与突厥人的混血与融合过程。“伊斯兰化”也方便了中亚地区突厥各部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通婚、混血。

2.奥斯曼帝国的建立

从10世纪开始,随着大量的突厥人皈依伊斯兰教,他们开始更大规模地向伊斯兰教的核心——中东——地区迁移。11世纪末的时候,已有大量游牧的突厥人集结在拜占庭帝国的东部边境。在这里面,最为成功者是塞尔柱突厥人。塞尔柱突厥人的起源在乌古思突厥的种系里是非常模糊不清的,他们大概在公元9世纪开始形成国家,在10世纪末皈依了伊斯兰教。塞尔柱突厥人先是在中亚扩张,后控制了伊朗。11世纪中叶,塞尔柱突厥人攻陷了巴格达,其首领被哈里发授予苏丹称号。Carter Vaughn Findley, The Turks in World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ovember,2004, p.68.塞尔柱人遂成为逊尼派伊斯兰教的保卫者。

在与西部拜占庭帝国的正面接触中,靠着正规军和游牧部队,特别是被称为“加齐”(gazi)原为“中世纪发动伊斯兰圣战的人”,是伊斯兰教的雇佣军。奥斯曼土耳其人采纳了这个称号,帝国早期的苏丹们都是亲自带兵冲锋陷阵的,所以自然就获得了“加齐”的称号,但后来那些不带兵的苏丹也继承了这个传统,不过称号是由伊斯兰大教长(Sheikhül Islam)所赐予的。与“加齐”有关的一些宗教思想被称为“加扎”(gaza),这是一种融合了萨满教、伊斯兰神秘主义等因素在内的意识形态,到16世纪时,已与正统伊斯兰教合流。Cemal Kafadar, Between Two Worlds: The Construction ofthe Ottoman Stat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 p.53; “早期的突厥穆斯林可能并不是在伊斯兰教法学家的意义上来理解加扎的,而只是将其理解为突袭没有皈依伊斯兰教的突厥部落的新名义,亦或者是将其作为过去的那种英雄主义。随着突厥穆斯林深入到中东,他们遇到了其他的边疆和不同的情势。在11世纪的伊朗—拜占庭边境,或者在13、14世纪的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穆斯林的边疆武士们面对的是‘有经人’,多数为基督徒”。Carter Vaughn Findley, The Turks in World History, pp.65-66。的伊斯兰战士,塞尔柱王朝不断地侵扰和掠夺拜占庭的边境。1071年,塞尔柱突厥人击败了拜占庭军队,并导致后者防御系统的崩溃,从此打开了拜占庭控制下丰饶的安纳托利亚的防御大门,方便了大量突厥移民潮水般地涌入,塞尔柱人也因此缓解了不断涌来的游牧民对其帝国造成的压力。塞尔柱突厥人针对拜占庭的胜利,加速了基督教的安纳托利亚地区的突厥化与伊斯兰化。突厥牧民的大量涌入逐渐地改变了安纳托利亚的社会和人口结构:“拜占庭帝国统治者和封建领主静滞的定居生活在突厥游牧民族涨潮般地涌入中艰难存在,突厥牧民的领袖们反过来开始建立自己的小邦国。……安纳托利亚成为一条用许多狭小的此扩彼缩的突厥人公国和拜占庭封邑七拼八凑而成的被子。有时拜占庭的帝国大员和封建领主会取得或多或少抵御上的胜利。但是从长期来看,拜占庭帝国统治下信仰基督教、主要是讲希腊语的安纳托利亚正在经历不可动摇的深刻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渐渐转变为讲土耳其语、信仰伊斯兰教的地区。”Donald Quataert, Ottoman Empire,1700—192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p.16。在1071年至蒙古人到来的1243年间,大概有一百万突厥人进入到了安纳托利亚。Carter Vaughn Findley, The Turks in World History, p.72.这样,突厥人政权的边境就不断扩大,并变成一个占据大面积领土的伊斯兰王国,与拜占庭帝国可以分庭抗礼。

塞尔柱帝国的兴起在世界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正是从塞尔柱人开始,苏丹这个称号代替了过去的可汗,成为穆斯林-突厥统治者最尊贵的称号。塞尔柱人曾一度采用古伊朗国王的称号“沙汗沙”,但在其向西推进的过程中逐渐改用“伊斯兰苏丹”, “苏丹”(旧译“算端”)一词在塞尔柱人的时代获得了更为明确的意义,从塞尔柱王朝以后,苏丹的称号是为有势力和独立的统治者所专用。对其臣属的诸侯和省长则采用马立克(阿拉伯语“王”的意思)或沙(波斯语“王”的意思)。人们把伊斯兰教世界理解为一个整体,哈里发是宗教的领袖和“伊斯兰的苏丹”,哈里发把世俗的权力交给后者。威廉·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第110页。塞尔柱帝国是起源于游牧民族的王朝,但它统治着一个种族上与其颇为不同的伊朗农业社会。于是,这个王朝不得不雇佣来自被其统治的那个社会的专家来进行管理,而且也必须在很大程度上进行文化的同化。在这一过程中,塞尔柱人逐渐定居化,并采纳伊朗-伊斯兰高级文化,其结果是发展出一种综合了多元素的塞尔柱文化,这种文化被后来的奥斯曼-突厥人所继承。Carter Vaughn Findley, The Turks in World History, pp.69-71.

塞尔柱帝国内部的反对者后来进入到安纳托利亚,并联合了其他一些部落民,建立了罗姆苏丹国,定都科尼亚,13世纪早期达至顶峰。1243年蒙古人入侵后,将塞尔柱突厥人建立的罗姆苏丹国置于附庸地位,严重削弱了其力量。蒙古人的到来推动了突厥游牧民的向西移动,他们常常在蒙古人入侵之前就逃到新的地方。罗姆苏丹国的倾覆导致在安纳托利亚出现了更多突厥人的小诸侯国。在这之后的一百年间,西亚地区一直处于危机和动荡之中。正是在这样一个动乱时期,位于安纳托利亚西北边疆地带的奥斯曼-突厥人(亦即土耳其人实际上,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奥斯曼家族,在起源上是纯种的突厥人。但他们的突厥血液很快就被稀释了。未来苏丹的母亲要么是被劫掠的俘虏,要么就是因美色而被买来的奴隶。”Eliot Grinnell Mears, Modern Turkey:A Politico-economic Interpretation,1908—1923, 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24, pp.7-8。)崛起了。

关于奥斯曼-突厥部落的迁徙,阿姆斯特朗曾用文学语言概括地说:


……大干旱来临了。自中国长城至整个中亚的陆地都久旱待雨,为寻找新的牧场,各部落都在迁移。奥斯曼突厥人就在这些部落中,他们的首领苏雷曼·沙赫打着他的旗帜——灰狼头。这些奥斯曼突厥人,原始而野蛮,壮如野兽,扁长的蒙古脸上是细长的眼睛。他们就如横行中亚高原上的灰狼一般残酷无情。然而,游牧生活的危险使他们训练有素,唯首领之马首是瞻。……因为水草短缺,苏雷曼·沙赫便带领其人民向西迁徙。他的北边是鞑靼人部落,受到其背后的压力,他带领人民转而向南,于是穿过亚美尼亚进入到了小亚细亚,直至进入现代历史。H.C.Armstrong, Grey Wolf, London:A.Barker,1932, “Introduction”.


关于奥斯曼-土耳其人兴起的背景,有学者总结为:突厥游牧民族的入侵削弱了拜占庭帝国在小亚细亚的统治;蒙古人对中东的入侵不仅带来了混乱局面,而且增加了边境的人口压力;奥斯曼推行的实用主义和灵活变通的政策吸引了来自各个宗教和社会阶层的支持者;而且幸运的是,奥斯曼人地处小亚细亚地区的西北角,控制了游牧民族进入巴尔干半岛的关隘口,因此而团结了更多的支持者。Donald Quataert, Ottoman Empire,1700-1922, p.13.

奥斯曼王朝的第一位统治者是奥斯曼(Osman),奥斯曼帝国的皇朝名称即从他的名字而来,他的统治时间是公元1299—1326年。奥斯曼看到的是垂死的帝国:衰落的塞尔柱帝国,破落的阿拉伯帝国和哈里发们,以及腐朽的拜占庭帝国。凭借其头领的雄才大略和高昂的“加齐”精神卫特克指出,奥斯曼国家成功的特殊动力在于,它能够把“加齐”原则同旧伊斯兰原则结合起来,在这里,他强调了“加齐”原则的游牧民族特性(宗教狂热、社会团结和军事勇武)。Paul Wittek, The Rise ofthe Ottoman Empire, London,1963, pp. 37-46。转引自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龚晓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第388页。,这个弱小的诸侯国不断壮大,周围的小国要么臣服,要么被吞并,然后,他们摧毁并征服了那些垂死的帝国。

从奥斯曼开始,“整整十代,奥斯曼家族的首领个个都是能征惯战、勤政善治的君主。就在这么一个家族里,这种由父及子的延续,十代人中从未出现过中断,在最伟大的苏雷曼大帝时达至顶峰。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Eliot Grinnell Mears, Modern Turkey:A Politico-economic Interpretation,1908-1923, p.7.到第十任“伟大的”、“立法者”苏丹苏雷曼时,奥斯曼公国最终发展成为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从亚德里亚海的阿尔巴尼亚延伸至波斯边境,从埃及扩展至高加索;匈牙利与克里米亚成为其附庸;欧洲的君主们在内讧时经常带着礼物来请求奥斯曼人的帮助;苏雷曼大帝的军队伫立于通往东方的大道上;他的军舰称霸地中海;北非承认其宗主国地位;君士坦丁堡在其手中;他还想称霸世界——1580年,他叩击维也纳的大门,攫住基督教世界的咽喉。”H.C.Armstrong, Grey Wolf, “Introd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