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航海木箱

我立刻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母亲，其实我早就该告诉她了。我们当即发现自己正身处险境且时间紧迫。这个男人的钱——假如还有剩的话——都该算付给我们的欠款。然而，船长的同伴可不是省油的灯，尤其是我见到的黑狗和瞎子乞丐，他们绝不可能放弃得来不易的战利品，去为一个死人还债。我若按照船长的指示，骑马去找利弗西医生，母亲就只能孤身守在旅馆无人保护，那我可不放心。看来，我和母亲都不能继续待在旅馆了。周遭的一切都使我感到不安——挂钟嘀嗒直响，煤块儿带着火星子从炉架上掉落，脑中盘旋的脚步声从四面八方向旅馆逼近。我瞥了眼躺在厅堂地板上的船长，尸体一动不动，而瞎眼乞丐又在附近徘徊，随时可能破门而入。我当时就像枪头上的雀儿，被吓破了胆。事不宜迟，我们决定即刻前往邻村寻求帮助。我和母亲连帽子也没戴，便径直冲进了寒夜中的浓雾。

虽然肉眼看不见村子，但它其实就在峡湾尽头，离旅馆不过几百码远，而且令我感到欣慰的是，这条路跟瞎子来的方向相反，就算他半道杀回旅馆，也得出现在另一头。我和母亲在路上倒没花多少时间，我一路搀扶着她走走停停，时刻留意路边的风吹草动，但并未捕捉到奇怪的声响——只有潺潺的水声跟浑厚的蛙鸣。

我们抵达村子时，已是傍晚时分，家家户户都点亮了烛台。当看到暗黄色烛光闪烁时，我们心里重新燃起了希望，只是没想到我们在这里得到的帮助也就这么一点儿了。因为——你肯定会为这帮人感到羞愧——他们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跟我们一道回“上将本葆”旅馆。我们一边讲述自己的遭遇，他们一边往屋里挪——男人、女人、小孩，无一例外。我虽然没听过“船长弗林特”这个名号，但我一提到他就在村子里引起了一阵恐慌。许多在“上将本葆”旅馆那边劳作的村民说，他们曾在路上见过几个陌生人，以为他们是走私客，于是决定避而远之。而且基特湾还停了一艘四角帆帆船，因此我一提到船长弗林特的同伙，村子里的人几乎吓得半死。总而言之，村里只有几个人愿意跟我们一起去找利弗西医生，因为他家在旅馆相反的方向，但没人愿意同我们回去守卫旅馆。

人们常说，怯懦会传染，演说却可以振奋人心。于是，母亲等这帮人嘀咕完后，发表了自己的讲话。她说，自己的孩子没了父亲，而现在连债都讨不回来。“如果你们都不敢去的话，”她说，“我和吉姆敢。我们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你们一个个人高马大的，胆子却比老鼠还小。噢，克罗斯莉太太，谢谢你把这袋子借给我，我会用它装上我们应得的钱款。”

当然，我要跟母亲一道回旅馆；不出所料，他们都纷纷劝阻，说这样做过于莽撞。可到了这时，依旧没人愿意陪我们回去。村民们塞给我一支子弹上膛的手枪，作为防身武器，并答应提前给马装上马鞍，以防我们回程时被人追击。同时，他们还派了个小伙子骑马到医生那儿寻求支援。

于是，我们反身走进寒雾，踏上冒险的征途，此时我的心脏更快地搏动起来。空中悬着一轮明月，月光洒在雾上，凝成了一层血色的红霜。我们加快了脚步，可如果以这个速度前进，返程时天都快亮了，我俩根本无处藏身。我和母亲一路疾行，悄无声息地在灌丛间穿梭，沿途并未发现能使我们感到害怕的东西。直到我们冲进“上将本葆”旅馆并关上大门时，才松了一口气。

我立刻插上门闩，在黑暗中大口喘着粗气。船长的尸体还在屋子里。母亲从吧台取了一根蜡烛，我们拉着手一同走进厅堂。船长仍躺在地板上，双眼圆睁，一只胳膊向外伸着。

“赶紧关上百叶窗，吉姆，”母亲轻声说，“不然他们来了会从窗子看见我们。”我拉下窗子后，她接着说，“我们得从这具尸体上找到钥匙。但谁敢碰他啊！”她说这句话时，轻轻啜泣了一声。

我立刻蹲下身子，发现他手掌附近落了一张圆形纸片，纸片的一面被完全涂黑。我猜这就是所谓的“黑券”了。我把它拾起来，发现另一面上工整地写着四个字：“今晚十点。”

“妈，纸上写着十点。”我话音刚落，墙上的老摆钟便开始报时。这突如其来的声响把我俩吓了一跳，不过是个好消息，因为它只敲了六下。

“现在，吉姆，”她说，“快找钥匙。”

我把手伸进他的口袋四处翻找：几枚小硬币、一个顶针、一些线头和大针、一支咬断了头的卷烟、一把弯柄短刀、一个袖珍罗盘，还有一只打火匣。我只找到这点小玩意儿，不免有些失望。

“会不会在他脖子上？”母亲大胆猜测。

我忍着强烈的呕吐感，扯开了他领口的衬衣。果不其然，船长脖子上挂着一条油腻的细绳。我拿起他的短刀，割断了绳子。就这样，我们找到了钥匙。我和母亲顿时看到了希望，毫不犹豫地爬上楼梯，冲进了那间被他霸占许久的屋子。从船长入住的那天起，他的航海木箱就一直放在那个角落。

这只木箱跟其他任何一名水手的箱子一样，顶上用烙铁印上了他名字的首字母“B”。因长期拖拽，箱子边角的磨损已经十分严重。

“把钥匙给我。”母亲说。虽然锁孔已锈迹斑斑，但母亲一上手就把木箱顶盖掀了起来。

一股浓烈的烟草味混着焦油味扑鼻而来，木箱上层只摆了一套面料上乘的水手服，看得出它是被仔细掸过后叠放在箱子里。母亲说这件衣服是新的，还没人穿过。揭开衣服后，木箱下层的东西倒是五花八门——一个象限仪、一只锡质酒杯、几卷烟、两把精致的手枪、一根银条、一只西班牙老式怀表，还有些不值钱的外国货，比如，一副黄铜圆规和五六个稀奇的西印度洋贝壳。我时常在想，船长无恶不作，四处漂泊，整日与危险为伴，为何会随身携带这些贝壳？

我们把木箱翻了个底朝天，但除了银子和首饰外，什么值钱的玩意儿也找不到，而且这俩东西还换不了钱。箱底铺着一件航海斗篷，表面覆着一层泛白的海盐，想必它经历过不少海港的洗礼。母亲不耐烦地拽出斗篷，殊不知箱底还藏了几件物品：一捆油布包，里面似乎装着几张纸，还有一个帆布包，一碰竟然发出了金币的“叮”声。

“我要让这帮海贼瞧瞧，我是个诚实的女人，”我母亲说，“我只拿他欠我们的，多一个法新都不要。你把克罗斯莉太太的袋子撑起来。”她算了算船长的欠款，然后如数将硬币从布包取出，放进我撑开的口袋里。

这个过程耗时而费力，因为这些硬币来自各个国家，而且大小轻重不一，比如达布隆、金路易、畿尼和八里亚尔，还有些我不认识的钱币都混到了一起。其中畿尼数量最少，而我的母亲就只会用畿尼算账。

大概才数到一半，我听到一个声音，那是瞎子拄着拐棍在冰冷的路面上敲击的声音——“嗒嗒嗒”。在这寂静的夜里尤为刺耳，我猛地抓住母亲的胳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声音越来越近，我们屏住呼吸，吓得动弹不得。突然，有人猛敲起旅馆大门，门把手被左右转动，门闩嘎吱作响——这只瞎眼怪物企图破门而入。可没敲多久，外面又没了动静，但我和母亲依旧连大气都不敢出。拐棍杵地的声音再次响起，不过让我们欣喜的是，这个声音越来越远。终于，寒夜重归寂静。

“妈，”我说，“全拿上，我们快走吧。”我相信插上的门闩已经让瞎子起疑，他很快就会带领那帮海贼倾巢而出，对我们进行围剿。不过，我庆幸自己事先关了门，没见过瞎子的人根本无法体会我此刻的心情。

母亲虽然很害怕，但还是一个子儿都不愿多拿，当然，也一个子儿都不肯少拿。她说，现在还不到七点，时间还早。母亲不肯放弃自己的权利，一分钱也不能少。我跟她争执起来。这时，一声低沉的哨音从山丘那头传来。够了，钱够了，钱真的够我们俩花了。

“那就把我数好的钱带走吧。”母亲直起身来。

“那我拿这个抵债。”我说着，顺势捡起了身边的油布包。

紧接着，我们把蜡烛留在空箱子那儿，摸黑爬下楼，悄声推开大门；我和母亲全身而退。我们才刚逃出旅馆，浓雾便一下子散开，月光把两头儿的高地照得透亮，只有谷底和旅馆附近还尚存一丝薄雾，掩护着我们撤离。我和母亲刚爬出谷底，距邻村还有一大半路要走，但行踪已完全暴露在月光下。更糟糕的是，我们还听到了几个人赶来的脚步声。我们立刻回头张望，只见一盏灯笼前后晃荡着向我们迅速逼近；看来这帮人是有备而来。

“我的孩子，快，”母亲突然说，“你拿着钱，快跑吧。我快要晕倒了。”

我想这下我们完了。我咒骂——那帮懦弱的邻居；我埋怨——母亲的诚实和贪婪；我痛恨——她先前的鲁莽和此刻的软弱！不过幸运的是，我们刚好走到一座小木桥可以缓口气儿。我扶着颤颤巍巍的母亲，下坡走到河边。她坐定后长舒一口气，随即瘫靠在我的肩膀上。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力量，但恐怕用尽了全身气力，才把她拖到岸边，拽进桥洞。我再也拖不动她了。桥面太低，我只能在下方爬行，而母亲几乎整个身体都露在外面。我们躲在桥洞底下，能够依稀听见旅馆那边传来的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