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记忆不是把人们带回过去，而是帮助人们认识自己和环境，更好地开创未来；共同记忆也不是让人们按照固定模式思考和行动，而是帮助人们建立起共同文本和深层知识结构，更好地相互理解。经典作为人类的共同记忆，既是一代代重新出发的起点，又是一次次再度创造的线索。《论语》是经典中的经典，浓缩着更为丰富的共同记忆元素，具有无限的想象空间，能为人们多角度反思当下、探索未来，提供不竭动力和充分可能。

在解读《论语》的多元视角中，不应忽视管理视角。只要有组织，就有管理；即便没组织，只要资源稀缺，个人也要有管理。对个人而言，如果说“未经反思的人生不值得过”，那么，没有管理的人生注定过不好。对组织而言，管理并不只是一种“工具”，更涉及权利安排、权力运用和责任归属；管理不能只考虑效率，更要关注合法性和合理性。这种包括个人管理和组织管理在内的广义管理，早已深深嵌入《论语》丰富意义的结构之中；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组织，不管多么久远的过去，抑或可持续的将来，《论语》的管理蕴意都不会因各种可能想见的理由而消失。

《论语》里既有自我管理，也有组织管理，特别是其中涉及人及其关系的内涵，更是历久弥新。管理既处理人与物的关系，也协调人与人的关系，而后者才是管理赖以存在的前提。人与物的关系可能变化很快，也许今非昔比，但人与人关系中的内在相通性或相似性，远超过时代发展所带来的差异性。“以人为本”是管理的永恒主题。孔子本人的理想、孔子的学生们的职业选择、《论语》中所列举的各种典型的人和事，不仅体现着孔子在那个时代对管理事业的孜孜以求，更昭示着“以人为本”这个管理永恒主题的跨时空意义。

孔子本人的职业理想，就是要像周公姬旦那样，做一名辅佐“君王”，实现诸侯国乃至“天下”和谐发展的真正管理者。这个理想虽没能实现，但并不妨碍孔子将他对管理之道和管理模式的追求和探索，转化为那个时代的管理研究和管理教育，并培养出许多优秀管理者。孔子的著名弟子，大都有在诸侯国或大家族里做管理的经历。诸侯国相当于那时的公共部门组织，大家族则类似于当时的私人部门组织；这两类组织虽然性质不同，但其管理的内在要求是一致的，都强调以管理者的自我管理为前提。不首先管理好自我，便难以管理好组织。这正是从“做人”到做管理的必由之路。要学管理，必先学“做人”；没有私德，无以陶冶和保证公德，也无法合理、合法地运用管理知识和技能。在《论语》文本中，孔子用各种类型的管理者和生动具体的管理事例，反复阐述了这个基本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政治不等于管理，管理更不同于政治。对《论语》的政治解读，当然不能代替管理解读。且不说当时的诸侯国和大家族里有管理，即便个人和家庭也离不开管理；仅就诸侯国事务而言，管理与政治也有根本区别。当时诸侯国的管理更具有职业导向性，非常强调职业规范的恪守、岗位职责的履行、具体职能的实现和共同利益的创造；管理者可以选择为这个诸侯国做管理，也完全可以选择从这个诸侯国离职，去为另外的诸侯国提供管理服务。孔子周游列国，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要选择符合儒家管理之道的服务对象。这无不体现着超越政治的职业管理倾向。也许不宜否定《论语》中有政治，但不能因政治而抹杀管理。

既然讲管理，就不能没有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论语》中，出现频次极高的“君子”一词，既指有位者，又指有德者，也指有才者。这三者的结合，就是那个时代的管理者。“君子”与“君王”相对。“君王”专指通过掌握硬实力，如武力和财力，而获得权力的人，像当时的周天子和各诸侯国国君，他们属于委托人；“君子”则是通过自身的德行、知识和能力等软实力而得到授权的人，像当时诸侯国里的“大臣”或大家族里的“家臣”，属于代理人，具有职业管理者的性质。孔子致力于培养的正是“君子”这种具有代理人性质的职业管理者。相应地，“小人”一词，并非专指道德意义上的“坏人”，在当时的语境下，主要指生产者、劳动者或平民，是被管理者的代名词。

在君子作为管理者、小人作为被管理者的情境下，《论语》中不断提到的“为政”、“从政”、“仕”、“事君”、“为邦”等，便呈现出清晰而明确的管理含义。严格来说，孔子时代的“政”并不等于今天的“政治”，反倒具有更直接的“管理”内涵。例如，《论语》中涉及“问政”时，不限于诸侯国，还包括像第十三篇第12章“仲弓为季氏宰，问政”的内容。仲弓作为季氏家族里的管理者或“家臣”，要向孔子咨询的显然不是泛化的政治问题，而是具体的管理事务。

如果将君子看作管理者，将小人看作被管理者，将国君和大家族主人看作委托人或授权者，将“为政”或“仕”视为做管理，将“士”看成学管理的人，那么，《论语》中所蕴藏的丰富管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便立刻展现了出来。从这个视角来阅读《论语》，便仿佛穿越了时光隧道，在面对面聆听孔子讲管理，书中那些发问者，恍惚间成了读者自己。

《论语》全部二十篇的内容，都围绕着独具特色的儒家管理之道和管理模式展开。管理之道是儒家管理体系的核心思想，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为政以德”。其中“德”不仅指个人私德，更指职业公德，尤其强调“仁爱”与“智慧”的统一，即“中庸之德”。中庸是儒家管理之道的至高境界。管理之道渗透于管理模式之中，并通过管理者素质体现出来。

儒家管理模式包括三个方面，即“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其中，“道之以德”和“齐之以礼”体现为管理过程，而“有耻且格”则是管理目标。儒家管理模式非常强调管理者个人私德和职业公德的感召力量，同时也突出以“仁爱”为核心的社会规范的引导作用。在这个过程中，管理就是教育。管理者由内而外地修养自身，恪守规范，实施管理，并不是要求被管理者被动服从，而是引导被管理者由内而外地发生改变，主动学习，积极行动。以管理模式为主线，《论语》系统阐述了由职业规范、管理公德、管理职责、管理公正、管理方法、管理评价、管理原则等要素构成的儒家管理体系。

当然，儒家管理之道和管理模式，需要借助管理者素质才能最终落到实处。管理者素质的训练和提升，是儒家管理教育和管理者培养的核心主题。在儒家管理之道和管理模式下，管理者素质包括三个层次，即“做人”和私德、职业规范和公德、专业知识和技能。其中，“做人”是基础，达不到“做人”要求，难以做管理；但做管理也不能等同于“做人”，做管理还有自身独特的职业规范和专业知识要求。符合儒家管理素质要求的管理者，应该实现“做人”和做管理的统一。

管理之道、管理模式和管理者素质，构成理解《论语》篇章结构的三个基本维度。基于此，《论语》的二十篇内容便呈现出清晰的内在逻辑。《论语》的第一篇可以视为导论，专讲管理学习，将管理之道和管理模式融入对管理者素质训练和提升的具体要求之中，系统概述了儒家管理体系及其学习方式。

《论语》第二篇到第四篇的内容，可以看作是提出一种独特的管理模式，并将管理之道和管理者素质要求同这种管理模式的具体内涵和特征结合起来，构建起儒家管理体系的基本框架。其中，第二篇提出儒家管理模式，并重点阐述“为政以德”中有关“德”的具体内涵；第三篇重点说明“齐之以礼”中“礼”的本质及其对管理者的基本要求；第四篇围绕“仁”阐明管理者如何通过履行职责的表率行为，实现“有耻且格”的管理目标。

《论语》第五篇到第十八篇的内容，可以看成是运用各种典型管理案例，对儒家管理之道和管理模式的不同侧面及构成要素进行详细解说。其中，第五篇至第十篇从讲管理评价开始，引申出对管理者素质及自我管理和自我修养的具体要求，进而提出一种基于管理者素质的“迂回式”管理途径，并以此为基础强调软实力对于管理的重要性，最后以孔子为典范，详细讲解管理者如何在行为上率先垂范，践行儒家管理之道和管理模式；第十一篇至第十五篇强调指出，在儒家管理模式下，管理就是教育，衡量管理成功的标准不在于当下事功，而在于培养既符合社会规范又追求共同利益的人，而且，在发挥管理的教育功能时，管理公正最重要，它要求管理者必须具备管理公德，并在日常管理行为上切实体现出来；第十六篇至第十八篇侧重于讲解在管理体制不良的环境中，管理者如何在恪守职业规范和管理公德前提下主动寻求改变。

《论语》第十九篇的内容，可以看作是对儒家管理之道和管理模式的概括，通过引用孔子的学生子张、子夏、子游、曾子和子贡的言论，既重温了孔子的管理思想，又体现出学生们对儒家管理之道和管理模式的理解、传承和发扬。

《论语》第二十篇的内容，可以视为对儒家管理之道、管理模式和管理者素质的全面总结，最终提炼出三类管理原则，即管理者选择管理服务对象的原则，管理者实施管理的原则以及管理者自我反思的原则。这三类原则整合在一起，构成了儒家管理原则体系。这既是对儒家管理之道、管理模式和管理者素质的系统总结，也在整部《论语》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使得儒家管理体系的实际操作具有了可行的依据。

贴近生活、联系实际，是《论语》的最大特色，也是《论语》具有恒久魅力的根本原因。不管在哪个时代，也不管在什么地方，包括自我管理和组织管理在内的广义管理，都是现实生活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私人生活还是公共生活，皆离不开管理。本书尝试对《论语》进行管理解读，恰是要还原《论语》原本就有的那个生动而贴近生活实际的管理侧面，以期让人们真正认识到《论语》所具有的管理价值，尤其是它对启迪当下、创造未来的现实意义。

《论语》的管理解读，不仅不会损害《论语》的其他侧面及其应有的意义和价值，反而会让这座共同记忆的宝藏更加熠熠生辉、魅力无穷。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层层叠叠的多元解读，使《论语》成为经典之中的经典，无时无刻不在关切、启发和指引着每一种情境下人们的切实行动。

本书依照“本篇导读、原文、字词释义、今文意译、分析解读、管理精义”的体例，逐篇逐章对《论语》进行管理解读。本书以凤凰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的朱熹《四书集注》作为原文出处；涉及“字词释义”，主要依据商务印书馆2005年1月出版的《古代汉语字典》，并参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的许慎《说文解字》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的《康熙字典》。

另外，为了准确理解和把握《论语》原文的意义和背景，作者也参阅了刘宝楠的《论语正义》、杨树达的《论语疏证》、程树德的《论语集释》、杨伯峻的《论语译注》、钱穆的《论语新解》、南怀瑾的《论语别裁》、李泽厚的《论语今译》等著述。各类参考资料均列入书后的“主要参考书目”中。

《论语》本文没有变，但时代在变，组织和管理在变，看《论语》的人和视角也在变；倘若离开了相对稳定的共同记忆，则无以理解和把握变化中的现实。在此谨向所有研究和注解过《论语》的前辈以及那些正在致力于从不同角度阅读和理解《论语》的同道，致以由衷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