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论古代都邑赋的现代价值

都邑赋是我国古代赋体文学中的一种重要品类。自西汉扬雄作《蜀都赋》，开都邑赋之先河，而后东汉班固创《两都赋》、张衡创《二京赋》，正式确立京都大赋的创作体制始，递降而及明清两代，这种以全面介绍某一都邑自然、人文和历史状况为主要内容的都邑赋就一直代不乏作，几与整个传统社会的历史相重合。然而自20世纪初起，由于封建制度被推翻，加之语言领域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语体变革，都邑赋也逐渐衰隐，而且屡屡被作为庙堂文学、形式主义文学的代表而横遭指斥。事实上，如果认真检讨两千年的都邑赋创作史，就会发现，这一类陈陈相因的“老”题材，并非一无是处。即便是在现代中国，我们也依然能够从它身上发现诸多可贵的价值。

一、都邑赋是认识古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窗口

清代学者袁枚在为浦铣所辑《历代赋话》所作序言中云：“古无志书，又无类书。是以《三都》《两京》，欲叙风土物产之美，山则某某，水则某某，草木、鸟兽、虫鱼则某某。穷搜博访，至于三年乃成、十年乃成……盖不徒震其才藻之华，且藏之巾笥，作志书、类书读故也。”[1]早于袁枚的陆次云在《与友论赋书》中亦谓：“汉当秦火之余，典故残缺，故博雅之属，辑其山川名物，著而为赋，以代志乘”（《北墅绪言》卷四）。二家所论，是否契合赋体发展实际，尚需考实，但是他们都意识到赋体宝贵的资料价值和认识功用，却很有见地。而在诸类赋体题材中，唯都邑赋涵盖最广、内容最详。刘勰云：“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文心雕龙·诠赋》）“雅赡”“宏富”，均指都邑赋所写之内容涵量而言。另一方面，袁枚将《三都》《两京》与志书、类书并论，固然很见卓识，然志书与类书因体例所限，又不免枯燥、琐碎而又常失于片面，都不及都邑赋具有或“明绚”或“迅发”的文学特性，因而更能完整集中地展现某一都邑及其相关地域的风采。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都邑赋更是全面认识古代中国社会发展状况的重要窗口。

第一，都邑赋介绍了某一都邑及其周边地带的山川形胜、资源物产，有助于增长自然地理知识。

任何都邑都有其依存的具体地理环境，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某一都邑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其区位和资源优势是否明显。在都邑赋中，赋家最先矜夸的也是其山川形胜和自然物产。班固《西都赋》开篇即铺陈长安形势，“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接着又言其“郊野之富，号曰近蜀”。将这段赋文与有关史料对读，可知，刘邦之所以接受娄敬和张良的建议，最终决定定鼎关中，很大程度上确实是基于对长安险要地势和丰富资源的认可。

赋家对于山川物产的铺陈，无论其主观目的为何，自客观而言，起到的却是对一方水土的认知功用。扬雄在《蜀都赋》里写成都四面环山的地形特点，写其境内的草木、禽虫、矿产，甚至还写到了蜀地菜肴，这在交通还很闭塞的西汉，不正是一篇介绍四川风土的“志乘”吗？东汉张衡曾作《南都赋》，夸赞其家乡南阳，对于其地的山川物产罗列极细：“尔其地势则……其宝利珍怪则……其木则……尔其川渎则……于其陂泽则……”无异于一篇详备的地理文献。又如唐代柳宗元《晋问》写其家乡河东一带出产的剑、马；宋代葛澧《钱塘赋》写钱塘江大潮的壮观景象；明代邱濬《南溟奇甸赋》写海南岛的亚热带农作物……都极具认识价值。至于历代京都赋中所夸耀的由四方朝贡而至的奇花异木、怪兽珍禽，以及明清两代出现的诸多边疆赋、异域赋所写的异国景色、边鄙风光，不仅在当时，即便是现在，也依然能够令人开阔视野、增长见识。

汉赋中曾经有大量玮字[2]，后来随着语言的简易化，也逐渐减少。唯独在都邑赋中依然频繁出现。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一般说来，玮字可分两类，一类是表状态的形容词，一类是表名物的名词。前者可暂置不论，后者则需稍加分析，因为都邑赋中的玮字多数是表名物的名词。如《二京赋》《三都赋》里就有很多表鱼类、木类、禽类的玮字，不可一概斥其为虚妄。所谓“赋兼才学”（清·刘熙载《艺概·赋概》），历代赋都邑者多为才学富赡之士，且又将“原本载籍”（清·程先甲《金陵赋序》）的征实精神奉为座右，不大可能凭空捏造，尤其是早期的都邑赋。一种最大的可能是：都邑赋中罗列的种种奇怪名物，确为实有，在人们的口语中也有明确指称，只是尚未形成文字而已。由于赋家的小学功底均很深厚，所以可能即取其类属为形部，以其音读为声部，从而造出新字。时过境迁，这些玮字仍然能够为考察古代自然资源提供重要的线索。

第二，都邑赋反映了一定阶段的城市建设水平，是宝贵的建筑史文献。

城市建设是城市文明区别于乡村文明最重要的外部表征，一般包括两部分：宫室建筑和城市布局。前者反映了一定时期的建筑工艺水平，后者则反映出规划者在科学分析城市发展状况和功能定位的基础上形成的城市设计理念。我国城市起源甚早，夏商周时代的王城就初具城市雏形，据现代考古发现，夏朝的王城，其布局便已井井有条。而从由余所夸赞的“茅茨不剪”，则可见当时西戎一带的建筑水平的落后。[3]自秦始皇以阿房宫为中心大建咸阳城，历代京都以及一些重要的地方都邑如成都、会稽、广州等地，无不尽力于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这些建设集中体现了具有东方气质的古代建筑文明。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战争、风沙、迁徙等一系列自然和人为因素又在无情地吞噬着一座又一座文明古城，后人的立新，又往往建立在破旧的基础上。于是，我们只能于沉沉落日底下凝望着那些残存的断壁颓垣，无由地发出“宫阙万间都做了土”的沧桑喟叹。如果没有都邑赋的珍贵记载，甚至连这样的喟叹，都已然徒劳。

从扬雄的《蜀都赋》开始，城市建设始终是都邑赋重点铺写的内容。不过成都在西汉时期仍旧僻远，文明程度不高，城市建设也相对落后。因而《蜀都赋》里牵涉城市建设的仅有“尔乃其都门二九，四百余闾。两江珥其市，九桥带其流”等寥寥数语。到了《两都赋》和《二京赋》，城市建设在全篇所占比重大幅增加。班固《西都赋》首先总写长安城建概况：“建金城而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然后再转入以昭阳殿为中心的前殿后宫的细致刻画。我们不能不惊叹于汉代长安的宫室之繁，装饰之奢。而张衡《西京赋》里对于建章宫的描写：“圜阙竦以造天，若双碣之相望。凤蹇翥于甍标，咸遡风而欲翔。阊阖之内，别风峭峣。何工巧之瑰玮，交绮豁以疏寮。干云雾而上达，状亭亭以苕苕。神明崛其特起，井干叠而百增”，则更可见当时建筑工艺之精湛。难怪赋里的“凭虚公子”要赞叹：“非都卢之轻趫，孰能超而究升？”

作为一个城市，其发展状况如何，具有什么样的特色，往往从其城市布局中就可以窥探。古代的城市布局不是随意而为，规划者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如五行观念、自然条件、发展程度等，而都邑赋对于这些都有堪称详备的记载。由左思的《蜀都赋》里所写的“少城”，可以看出至迟在三国时代，成都已经在主城之外开辟了独立的商贸区。北宋杨侃有《皇畿赋》，避开直接写汴梁城的老路，转而关注其畿辅地区。从赋中所写的内容可以看出，当时的畿辅地区承担了诸多本应由汴梁城直接承担的职能，这就已经十分类似于现代人文地理学中所谓的“卫星城”。而如果我们再将元代黄文仲的《大都赋》和明代的几篇《北京赋》相比较，则又明显可以看出明代北京城和元大都建筑格局的诸多不同，所有这些，都是研究古代建筑文明的重要材料。当愈来愈多的人日趋不满于那些冰冷的西方建筑艺术所带来的压抑，转而将目光投向了被誉为东方建筑文明瑰宝的明清皇城和苏州园林时，如果他们再乐意承受少许文字的艰深，静静地读上几篇都邑赋，对于东方建筑文明的领悟，无疑就会更深一层。

第三，都邑赋全面记录了中国古代城市生活的基本状态，能加深对古代城市文明进程的理解。

治文学史者多以为文学对于城市生活的真正大规模全面反映始于宋元时期时的戏曲与小说，而此前的传统诗歌则更契合于诠释某种乡村文明精神。（按，此种观点触及诗体与小说、戏曲在表现功能上的差异为：诗体长于抒情，小说戏曲长于叙事，下文还将涉及此问题，暂置不论。）不为无见，然而将文学对于城市生活的反映的时间上限定于宋元，则难免疏失。且不论此前的诗歌中已经有对于城市生活的零星描写，至少在赋体文学中，很早就开始了对于城市生活的全景式反映，这就是都邑赋。如果我们将两汉至明清的都邑赋串联起来，又似乎能从中感受到两千年城市生活的变迁。

早期的都邑赋如《两都赋》《二京赋》中所写的城市生活主要是以帝王的活动为中心，包括朝会、典礼、畋猎、郊祀和娱乐等方面。这中间就有很多值得重视的材料，如《东都赋》中对于天子“元会礼”里的描写、《东京赋》中所写的“大傩礼”，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代政治礼仪的具体流程。而《西京赋》里所重点刻画的“百戏”，则可视为古代杂技的珍贵史料。又如《西京赋》写到的“重舌之人九译”，则当被看作是汉代中外交往的明证。

城市生活永远是丰富多彩的，城市文明也在不断向前发展。《两都赋》和《二京赋》虽然因为明确的政治目的，均将笔力集中于帝王起居，然而他们也写到了商业贸易、闾阎风情。扬雄的《蜀都赋》就有当时四川与西南夷的经贸往来，而张衡笔下的“商贾百族，裨贩夫妇。鬻良杂苦，蚩眩边鄙……击钟鼎食，连骑相过”（《西京赋》），则更能见出长安、洛阳作为城市的另一面气象。宋元以后的市井万象，绝非只在戏曲、小说中才有描写，都邑赋中也保存大量资料，而且和前者相比，更加真实可信。如北宋周邦彦的《汴都赋》中从“城中则有东西之阡”到“无所不有，不可殚记”一段，就全写当时汴梁商业繁荣景象。其中如“欲商贾之阜通，乃有鄽而不税。消卓郑猗陶之殖货，禁陈坚测肥之拟贵”，涉及了当时的市场秩序管理，还可见宋时已有今天的所谓免税区。元代黄文仲《大都赋》不仅写到了元大都里的曲艺表演，竟然还写到了“青楼”：

若夫歌馆吹台，侯园相苑。长袖轻裾，危弦急管。结春柳以牵愁，伫秋月而流盼。临翠池而暑消，褰绣幌而云暖，一笑金千，一食钱万。此则他方巨贾，远土谒宦，乐以消忧，流而忘返，吾都人往往面谀而背讪之也。

在一些地方都邑赋里，赋家还会写很多极具地方特色的生活方式、乡风民俗。如钱塘的灯市（宋·葛澧《钱塘赋》）、新疆的“歌舞”（清·徐松《新疆赋》）、会稽的“烈女贞妇”（宋·王十朋《会稽风俗赋》）、金陵的“嫁娶之仪”（清·程先甲《金陵赋》）……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正如程先甲在《金陵赋·序言》中所云：“窃以为刘向言其域分，变之有涯者也，朱赣条其风俗，变之无涯者也。有涯者，志乘所详；无涯者，志乘所略。”通过都邑赋里这些对于古代城市生活的记载，我们能够更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城市文明的历史进程。

二、都邑赋是承载民族文化心理的历史文献

如果承认中国文化哲学具有“体用不二”的基本特征，那么就会意识到，在都邑赋所铺陈的有关一个城市历史沿革、山川河岳、宫室建筑、街衢布局以及生活情状背后，必然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如果再联系都邑赋创作本身绝非偶然的绵延久远的历史现象，就一定会继续追问它究竟契合了怎样的文化土壤和心理基础。这就牵涉都邑赋在认识价值之上的另外一层价值：它体现了一种怎样的民族文化心理？当然，都邑赋中体现的民族文化心理不是单一的，而应该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而崇尚统一的政治理念，爱乡重土的桑梓情怀与右礼崇文的文化观念，则是古老民族文化心理最集中的三点表现。

第一，都邑赋体现了崇尚统一的政治理念。

中国自从秦汉以来，在多数时候，是以一个统一帝国的面貌闻名于世的。统一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政治理念，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分裂意味着战乱、动荡，而统一则是“寰区大定，海县清一”（唐·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重要前提，都邑赋无疑是这种政治理念的集中体现。首先，纵观都邑赋创作的历史，几乎所有的都邑赋创作高潮，都往往出现在国家统一、财阜民丰之时。汉代的几篇大赋（包括都邑赋），要么作于武、宣盛世，要么作于东汉中兴时期，统治者无论文治，还是武功，都堪称赫赫，这样的国势，需要都邑赋来展现其恢廓襟怀。左思《三都赋》之所以能够赢得“洛阳纸贵”的声誉，其根源还是在于刚刚走出困境的三国士民对于天下重归一统的由衷欣慰。宋元以后，虽然仍有杀伐，但是总体而言，国家的版图是稳定的。元明清三代，不仅传统的京都大赋依然在继续发展，更重要的，出现了一大批卓然可观的地方都邑赋、边疆赋乃至于异域赋。中国有所谓的“盛世作赋”的观念，盛世使得自豪感充溢于胸臆，使得人们的眼界空前开阔，无论是京都大邑，或是边鄙小城，都得以被纳入“圣朝”舆图之中。其次，历代京都赋始终被奉于重要位置。京都赋是指一类以国都为创作对象的特殊都邑赋，它不仅代表了唐宋以前都邑赋创作的最高成就，而且在元明清三代，它也非常受人推崇。所谓“博我以皇道，崇我以汉京”（班固《东都赋》），在中华文化的观念中，国都永远是国家的象征。《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六《史部·地理类一·总志》在阐述“地理类”著作的编纂宗旨时即云：“首宫殿疏，尊宸居也；次总志，大一统也；次都会郡邑，辨方域也；次河防，次边防，崇实用也；次山川，次古迹，次杂记，次游记，备考核也；次外纪，广见闻也。”正如许结先生所言：“很显然，在传统学人的观念中，大一统政治文化占驻首位，因而根据中国地理环境特征划分的‘地域文化’‘南北文化’，均不及大一统文化为历代地志所看重。中国大一统帝国的核心是以皇帝为代表的政权机制，亦即‘宸居’所在的帝都，由此构成历史悠久的且为人钦羡的……帝京文化。”[4]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考察历代文学总集的编纂顺序，即可明显看出这种对于京都赋的推崇。梁昭明太子《文选》将“京都赋”置于卷首；宋代的大型文学总集《文苑英华》中涉及都邑赋的有两类：“京都”和“邑居”，将“京都”置于“邑居”之前；至清代陈元龙编《历代赋汇》，共有“都邑”十卷，在按照时代次第的大前提下，仍然坚持先京都，后陪都，后地方都邑，这都说明大一统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的重要位置。再次，考历代地方都邑赋，鲜有将区域文明与统一观念对立的。无论是早期的《蜀都赋》还是建安时期的几篇地方都邑赋，在其追祖怀宗时，总是将其历史追溯到上古帝王，这正是要将区域文明纳入统一文化的统摄之下。明人邱濬《南溟奇甸赋》虽以展示海南岛地域特色为旨，却依然强调“民物繁庶、风俗醇美，贤才汇与，无以异于神州赤县之间”，强调其地虽然荒鄙，“而我圣祖即视之以畿甸”，也是彰显帝国威势之意。

第二，都邑赋体现了爱乡重土的桑梓情怀。

如果说崇尚统一主要作为一种强势政治理念而存在，那么都邑赋的另一面则渗透着脉脉温情的桑梓情怀。这是另外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心理。中华文化素来讲求“和而不同”，这实际上是对于多样性的认可。因而，在大一统政治文化之外，还应该充分尊重各具特色的区域文明。若将这种对区域文明的尊重上升到情感层面，就是一种爱乡重土的桑梓情怀。纵观历代都邑赋，对于这一情怀的展现无处不在。现存的第一篇都邑赋——《蜀都赋》，即为扬雄夸赞其乡土之作，东汉张衡在《二京赋》之外还有一篇《南都赋》，据龚克昌先生考证，是作者早年应南阳太守鲍德之请而作。[5]赋中不仅对于南阳一带的山川物产罗列极细，更重要的，还突出南阳人民的好客之风。许结云：“由于赋家描述家乡风情，内容真切翔实，抒写也富有感情色彩。”[6]建安时期是有名的“世积乱离”的时代。群雄逐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据《三国志·董卓传》载：“（建安元年）天子入洛阳，宫室烧尽，街陌荒芜。”文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传统的京都大赋很难再有生存的土壤，然而，“建安七子”中的一些人却创作了一批以各自家乡为对象的地方都邑赋，尽管多已不全，然而从保存下来的残篇断简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出“志深笔长”的建安文人在动乱时代对于桑园故土的深深依恋。

南宋洪迈的《容斋五笔》卷六“鄱阳七谈”记载了元祐六年（1091年）江西余干进士都颉作《七谈》铺叙当地土风人物一事，[7]都颉在赋中谈其创作缘由：“张仁有篇，徐濯有说，顾雍有论，王德琏有记，而未有形于诗赋者，因作《七谈》。”这就明显带有“矜其乡贤，美其邦族”（唐·刘知己《史通·杂述篇》）之意。南宋王十朋曾有《会稽风俗赋》，仿柳宗元《晋问》，后来宁宗嘉定年间的孙因即认为此赋有三遗恨，未突出会稽特色，遂作《越问》。[8]这些都邑赋在艺术上的高下固然可以讨论，但作为一种现象，却是出于一种极为朴素的乡土情感。清代乾隆皇帝曾御制《盛京赋》，撇开有关政治因素不谈，根本上还是出自一种对于先祖和旧京的追怀。

第三，都邑赋体现了右礼崇文的文化观念。

传统的儒家文化崇尚礼教、讲求文治。孔子曾有“周监于二代（按，指夏、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之论。清人皮锡瑞亦云：“《六经》之文，皆有礼在其中；《六经》之义，亦以礼为尤重。”（《经学通论·三礼》）中华民族素被誉为“礼仪之邦”，其根本原因即在此点。赋作为和儒家文化结合最为紧密的一种文体，所谓“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文心雕龙·诠赋》），更能鲜明反映此种观念。考历代都邑赋，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都邑赋往往作于礼修乐治之时，如班固《两都赋》即以“是时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两都赋序》）为背景；明代金幼孜《皇都大一统赋》也强调当时的“声教洋溢”（《皇都大一统赋序》）之盛；明清两代的都邑赋创作的兴盛是和当时的大规模文化工程建设相一致的。其二，也是更重要的，都邑赋文本当中有大量关于礼仪、风俗、文教方面的内容。

首先来看汉代的《两都赋》和《二京赋》。班固曾言其创作《两都赋》的宗旨是“极众人之所眩耀，而折以今之法度”，而《两都》和《二京》的体制也大抵如此。在《西都赋》和《西京赋》中，赋家所竭力铺陈的是一种违礼越制、穷兵黩武的政治模式，所谓“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又所谓“奢靡逾乎至尊”，这在古人的观念中，都是明显的僭越。又如两赋都大力写天子畋猎之过程，然而这种畋猎毫无节制，力求赶尽杀绝，而且其目的是为了“威戎夸狄”，有违儒家所尚之“王道”。而在《东都赋》和《东京赋》中，赋家所展示的却是一种处处合乎礼制、处处尊崇文教的帝王生活。《东都赋》末尾云：“是以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献酬交错，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咏仁。登降饫宴之礼既毕，因相与嗟叹玄德，谠言弘说，威含和而吐气……”《东京赋》则更进一层，将《东都赋》所略写的有关礼仪详细刻画，如“大傩礼”等，其末尾借“凭虚公子”之口赞曰：“而今而后，乃知大汉之德馨，咸在于此。昔常恨三坟、五典既泯，仰不睹炎帝、帝魁之美。得闻先生之余论，大庭氏何以尚兹！”对于两种不同文化观念，赋家的臧否，可谓昭昭而明。

和《两都赋》《二京赋》相类，此后都邑赋，尤其是宋元以后的都邑赋，几乎无一例外地体现着这种右礼崇文的文化观念，在赋中，那种“风毛雨血”般的恐怖场面很少再见，即使有，也都是程式化的语言，特色殊少。相反，赋家对于教育、礼仪、风俗等方面的铺陈倒是极为用心、细致。陈寅恪先生曾云：“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9]两宋时期，实行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毋庸置疑，中国知识分子真正受到礼遇，文化之真正为人所重，实始于宋季。从宋至清，虽然有两次时间较长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且都有赫赫武功，然而总体上来说，“右礼崇文”的根本观念都没有动摇。元、清两朝，同样注重文化建设。赋家在都邑赋中对于文化与礼教非常重视。元代黄文仲《大都赋》只有一段是写“畋猎”场面的，而且还强调其目的是为了消灭“伤我畜者”和“害我苗者”；明清两代的《北京赋》都会突出首都的文化机构、藏书机关和天子礼仪；明代邱濬在《南溟奇甸赋》中说自己是“北学于中国”，可见即使是落后边远地区，也有追求文教的自觉意识。

任何一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诸多具有相当稳定结构和历史传承能力的民族文化心理，这些文化心理，通常以两种方式表现出来，一种是理论表述，一种则是文学艺术。后者往往更加生动可感。古代都邑赋承载了太多的民族文化心理。无论是精华还是糟粕，都值得我们好好地审视与沉思。

三、都邑赋是考察古典文体互动的典型个案

除了具有认识功用和文化价值以外，都邑赋还有另一层价值，即其文学史价值。作为汉大赋的杰出代表，《两都》《二京》所展示的那种巨丽之美，正如刘勰所云“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文心雕龙·诠赋》），已为人所深知，无须赘言。此处所论，是将都邑赋看作一种赋体题材，对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意义，及它与其他文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一些分析，这对于看清楚中国古代各类文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不无裨益的。

第一，都邑赋对于诗词、散文的影响。

前文已经提到，历来文学史家多认为都市文学始于宋元，其实最早的都市文学至迟应该从《两都》《二京》这样的京都大赋算起，而且对于后世同类题材的诗词和散文，也沾溉至深。它对都市的描写，从谋篇布局，到内容材料、音韵辞藻，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为诗词文等文体的都市题材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按照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自序》里所倡“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10]之论，唐宋两代，最重要的文体是诗词。而在以这两种文体创作的都市题材中，很明显可以看到京都大赋的影子。如初唐四杰中骆宾王有《帝京篇》，“黄尔调云：读宾王长篇，如入王都之市，璀璨夺目，其妙处在布置得宜。”（明·李攀龙《卶庵重订李于麟唐诗选》）清代徐增《而庵说唐诗》亦谓：“宾王此篇，最有体裁，节节相生，又井然不乱。首望出帝居得局，次及星躔山川，城阙离宫，次及诸侯王贵人之邸第，衣冠文物之盛，车马饮馔之乐，乃至游侠倡妇，描写殆尽；后半言祸福倚伏，交情变迁，总见帝京之大，无所不有”，将帝京的各种事物次第铺陈，用的正是京都大赋的写法。又如卢照邻《长安古意》，明代顾麟《批点唐音》谓：“此篇铺叙长安帝都繁华，宫室之美，人物之盛，极于将相而止。”宋代，都市题材的词如柳永《望海潮》（东南形胜）、《迎新春》（嶰管变青律）、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等，也都是都邑赋的写法。除了诗词之外，古代散文也受到了都邑赋的明显影响。明清时期的京都赋常以帝王一日活动为主线，来写帝都气象。而晚明张岱《西湖香市》《西湖七月半》等小品文，就与之很类似，直至现代，像老舍等人的北京题材的散文，无论从立意还是写法，都可以看到都邑赋的影子。

需要注意的是，古代诗词对于都邑赋创作经验的吸收，不是无选择的。二者必须存在共通点，然后才能相互借鉴。赋的最显著特点即是体制宏大、内容丰富。而诗词相对于赋而言，由于体制短小，往往更适于抒情。陆机云：“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文赋》）因而，传统的五七言近体诗和词中的小令，都很难吸取赋法。唯独长篇歌行和词中的中长调才能有效地借鉴赋的经验。闻一多云：“卢骆的歌行，是用铺张扬厉的赋法膨胀过了的乐府新曲。”（《唐诗杂论·四杰》）宋代的柳永突破传统的比兴手法，用铺叙和白描手法填词，并且自制大量词调，其中多为中长调，所以他的词，才能反映大量的都市生活。周邦彦曾献《汴都赋》，而他的词重法度、规范，“下字运意，皆有法度”（沈义父《乐府指迷》）。宋人刘肃《片玉集序》云：“周美成以旁搜远绍之才，寄情长短句，缜密典丽，流风可仰。”这和所谓“控引天地，错综古今”“一经一纬，一宫一商”（《西京杂记》卷二）的赋的布局和写法，显然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二，都邑赋中的小说、戏剧因素。

赋到底起源于何？这应该是古今学者们争论最多却又至今悬而未决的问题之一，有诗源说、辞源说、起源于战国散文说，还有一种试图折中调和的综合说……其实，诸家之论，均很难自圆其说，特别是那种看起来很包容的综合说，不仅无法解决分歧，反而枉增混淆。此处不拟在此问题上过多纠缠，只是根据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给赋体所下的定义“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成文”，可以看出赋体与一种讲唱艺术有诸多关联。[11]而在中国古代各类文体中，与讲唱艺术关系最为紧密，也最为明显的，莫过于宋元戏曲和明清的章回小说，那么，赋体与小说、戏曲又有着什么关系呢？稍加思考，便可看出，无论是宏观叙述体制，还是具体的描写方法，古代的戏曲、小说都从赋体那里吸取了丰富的艺术营养，

首先从体制上来看。刘勰说赋的体制是“述客主以首引”，这是以《子虚》《上林》为代表的汉代大赋的典型体制。赵逵夫先生概括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以问答对话的形式将整篇文章装进去的方式……从全篇来说，以问对为框，以赋的描述部分为画面，但这画面不是一个整幅，而是多片拼接成的……”[12]《两都赋》《二京赋》完全因循了这种体制（饶有趣味的是：在《子虚》《上林》中，司马相如安排的对话者是子虚、乌有和亡是公，强调其虚构。到班固《两都赋》，则变成了西都宾和东都主人，仿佛又要让读者相信确有这场论对，而在张衡的《二京赋》中，又变为凭虚公子和安处先生，和司马相如的做法相仿。这种虚与实的摇摆，和后世小说戏曲中叙事主体的设置，极为相似）。以后历代都邑赋也多采用这样的主客问答结构[13]，这就很明显地类似于后来元明清三代的戏曲，前后是散文形式的对话，而中间则是大段韵语唱词。而且愈到后来的都邑赋，戏剧色彩往往也愈浓厚，特别是对于问答双方对话时神态的刻画，力求传神，如元代黄文仲的《大都赋》，这就很有小说中人物刻画的味道。可见，尽管戏曲与小说的兴盛期是在元明清三代，但若要追寻其体制渊源，无疑应该上溯到赋体，同时，赋体在发展过程中，也主动借鉴小说、戏曲等文体的成功经验。

其次从词采上来看。赋尚铺陈，追求“写物图貌，蔚若雕画”（《文心雕龙·诠赋》）式的穷形尽相。这和相对以追求“内敛”“节制”“体味”为旨的诗歌美学殊成异趣，然而在宋元戏曲和章回小说中，这种赋法，被再次借鉴。人们所熟知的关汉卿的著名散套——《南吕一枝花·不服老》，还有像《汉宫秋》《窦娥冤》《琵琶记》等元杂剧里动辄即有大段唱词，将人的心理活动宣泄无遗，都是明显地吸取了赋法的长处。清代刘熙载《艺概·赋概》中说：“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叠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14]就是这个道理。除了戏曲之外，明清章回小说中对于赋法的借鉴，也很突出，而且与都邑赋关系较深。明清章回小说中通常会出现大段的韵语，这些韵语对于推动情节发展并无大用，但是从渲染环境气氛角度来看，却又不可或缺。像《水浒传》中对于战斗、建筑、山岳等的描写，与赋体并无大异。第十一回《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中有一段韵语，是写梁山形势的：

山排巨浪，水接遥天。乱芦攒万万对刀枪，怪树列千千层刀戟。濠边鹿角，俱将骸骨攒成；寨内碗瓢，尽使骷髅做就。剥下人皮蒙战鼓，截来头发做缰绳。阻挡官军，有无限断头港陌；遮拦盗贼，是许多绝径林峦。鹅卵石叠叠如山，苦竹枪森森如雨。战船来往，一周回埋伏有芦花，深港停藏，四壁下窝盘多草木，断金亭上愁云起，聚义厅前杀气生。

简直就是一篇《梁山泊赋》。而在《水浒传》及其他章回小说中，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为省篇幅，此处就一并从略了。

都邑赋在中国文苑盛行了两千余年，一大批各个时代的优秀文人都投身其中，即使耗费大段光阴也在所不惜。[15]尽管久遇冷眼，然时至今日，仍拥有广泛的受众和追慕者。2007年春天，《光明日报》开辟了《百城赋》专栏，所刊诸赋全用文言，规摹古代都邑赋，引来广泛关注。从社会各界对于《百城赋》栏目的评论来看，这种古老的赋体题材所独具的艺术魅力依然为人所重。由此可见，一种文体有它独特的长处，没有理由默默消亡。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众多文体，今天仍有其值得借鉴之处。其中有些文体，虽已一度沉寂，但不排斥在一定的时代条件下，还会出现复苏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