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极轨之后的双辙并进——从左思《三都赋》到南北朝都邑赋的创制与批评

极轨之后的双辙并进——从左思《三都赋》到南北朝都邑赋的创制与批评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都邑赋继东汉《两都》《二京》之后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关于这一时期都邑赋的基本特征，马积高先生曾有一个精当的概括。他说：“魏晋至隋，题目小，篇幅短的渐多，但大题目的大篇仍不少。”[29]这一时期，虽然也出现了像左思的《三都赋》那样的巨制，但是总体而言，京都大赋的创作呈现出一种衰退趋势。那么，这种趋势究竟是如何具体演进的？在其演进过程中呈现出怎样的时间和空间的差异？透过这些差异，又能够看出其背后所隐藏的哪些文化和学术影响因素？

一、《三都赋》产生前后

汉代京都大赋发展到张衡的《二京赋》，已臻极致。东汉桓、灵以来，帝威日弱、政治腐败、局势动荡，滋生京都大赋的社会土壤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作为一种题材取向，并未消亡。建安时期，刘桢、徐幹等人仍有以地方性城市为素材的都邑赋作品，可见其生命力之顽强。到了魏文帝曹丕代汉建魏之后，社会局势又趋稳定，统一的因素不断增强，体现国家煊赫国势的京都大赋遂又“隐然崛起”[30]。这一时期的都邑赋创作高潮，首先出现在魏明帝执政期间，主要有刘劭的《洛都赋》和《许都赋》；何桢的《许都赋》。据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所考，均大致作于魏明帝青龙元年（233年）。[31]曾为曹丕重要谋士的吴质，有《魏都赋》[32]，陈思王曹植的《洛阳赋》，很可能也作于此时。另外有刘劭《赵都赋》以及南方的吴蜀文人创作的零星的都邑赋[33]。

都邑赋何以复兴于此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历史原因，也与文学自身的演进息息相关。从社会历史方面来看，到了魏明帝执政之时，三国鼎立的局面基本确立，社会相对安定，各地，尤其是曹魏统治区域内生产获得了很大恢复，这些都为都邑赋的复兴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另外君主——如魏明帝的提倡，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里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魏明帝重视文士，爱好辞赋，《文心雕龙·时序》云：“及至明帝纂戎，制诗度曲，征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观，何（桢）、刘（劭）群才，迭相照耀。”第二，魏明帝在位期间，在洛阳和许昌一带进行大量宫室建设。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太和六年九月，明市行幸摩陂，治许昌宫，起景福、承光殿”[34]，后又“大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35]。这些举动虽有大兴土木之嫌，但若联系建安元年（196年）洛阳城里“宫室荒芜”的残破景象，则又无可厚非。这种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为京都、宫殿大赋的创制提供了直接的素材。第三，魏明帝本人对待臣下的诤谏多取“容而不纳”的态度，如前举大治洛阳宫事，当时的杨阜、高堂隆等人都曾“数切谏”，但明帝的反应是：“虽不能听，常优容之”[36]。明帝号称“虽犯颜直谏，无所摧戮”[37]，和汉武帝对待赋体和赋家的态度亦有相似之处，这也营造了某种有利于大赋体制生长的“情境”。至于文学自身的原因，虽然汉末建安以来，抒情小赋代表着赋体演进的方向，但是两汉大赋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美学风貌，仍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此时赋家所面对的最主要的赋体文学遗产，仍然是汉赋，模仿汉赋仍然是赋家努力的一个方向。因而，这一时期最显著的赋体题材无疑是早在两汉时代就已经成熟的京都、宫殿大赋。

由于文献残缺，上述几篇都邑赋的原貌，今天已不得而知，很难客观评价其艺术成就。但在南北朝时期，这些作品还是能够见及的。刘勰云：“刘劭《赵都》，能攀于前修，何晏《景福》，克光于后进。”（《文心雕龙·才略》）“前修”云云，显然是以汉代的京都大赋为参照，何晏《景福殿赋》被选入《文选》，刘勰将何、刘并称，足见《赵都赋》的地位。《三国志·刘劭传》载：“劭尝作《赵都赋》，明帝美之。诏劭作《许都赋》《洛都赋》。时外兴军旅，内营宫室，劭作二赋，皆讽谏焉。”[38]由此类记载可以看出，这些都邑赋确有相当水准。

魏明帝后，尽管大权逐渐旁落到司马氏手中，三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也逐渐失衡，但南北对峙的基本格局仍未改变，整个社会仍朝着有利于统一的方向发展，所以即便是政治阴暗恐怖的正始年间，都邑赋的创作也是前后相继，作者蔚起。阮籍即有《东平赋》，这是他在任东平相时所做。虽然和《两都》《二京》相比，有较大不同，但是其中仍包含诸多都邑赋的基本要素，属于都邑赋范畴。西晋统一天下后，终于产生出京都大赋的“极轨”——《三都赋》。其作者左思，此前曾创作过《齐都赋》[39]，为创作《三都赋》，耗费了三十余年光阴，[40]传说赋成之后，“洛阳纸贵”（《晋书·左思传》）。

关于《三都赋》，前人及时贤的论析已多，涉及诸多方面。若以班、张的京都赋为参照，则有几点颇可注意。第一，作者处在西晋昌盛之时，并未赋当时之都，而是赋此前的三国都城。赋中所写，也多为三国之事，虽然左思沿用《两都》《二京》抑宾扬主之法，但其所扬为魏都而非晋都，殊为怪事。[41]对此，皇甫谧有过一个解释：“魏主述其都畿，弘敞丰丽，奄有诸华之意。言吴蜀以擒灭比亡国，而魏以交禅比唐虞。既以著逆顺，且以为鉴戒……作者又因客主之辞，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42]可见左思之所以如此，是将曹魏视为承袭了两汉衣冠文物和中原王朝正朔之气的正统王朝，而南方的割据政权，无论吴、蜀，都是偏霸一方的“逆国”，属于逆历史潮流而动。晋代承魏而起，歌颂了魏都也就等于歌颂了晋都，寄寓了褒贬。第二，从文本看，和《两都》《二京》相比，也有诸多新变。首先，作者所赋为三都而非二都，此三国都城之格局，不像长安和洛阳那样同为一姓之都，且相距颇近，故其空间范围伸展极广。[43]实际上，作者所写，绝不局限于成都、建业、邺都三座城市，而是整个魏、蜀、吴三国；其次，由于所赋同为都城，必然有重复之处，因而作者在内容详略的处理上，颇费斟酌。细读文本可知，《蜀都赋》中着重写的是蜀地人民的日常生活，《吴都赋》中泼墨最多的是东吴大族的畋猎活动，《魏都赋》则主要表现帝王的饮食起居。如果将此三者拼接，再加上必须交代的各地自然地理背景，则又可构成一篇完备的有全国性内容涵量的京都大赋。第三，左思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自觉的征实意识和收集材料的方法，对后代的都邑赋家很有影响。汉代的几篇都邑赋，或为京都，或为作者家乡。其地的风土人物、事迹传说，多为作者所习见或亲历，创作起来难度相对较小。然而左思为齐人，且出身寒素，若非其妹左芬之故，很难窥探宫廷情状，更遑论大江以南的蜀、吴二国。对此，《晋书·左思传》颇有记载：“会妹芬入宫，移家京师，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遂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著纸笔，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44]为作此赋，作者既采访掌故之人（除张载外，左思也采访了由吴入晋的陆机、陆云兄弟），又主动请求到秘书监任职，以便查核材料，[45]如果再联系其在《三都赋序》中所言“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的创作宗旨，则可显见其征实意识之明确、方法之科学有效。这对后来赋家在创作都邑赋时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二、六朝南方赋坛对都邑赋的思考

《三都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尽管长期以来对于《三都赋》的批评不绝如缕，然而以一万余字的篇幅向三世纪时视域仍然十分局限的士民全面展示九州方舆，其意义恐怕不亚于此后任何一部《一统志》，也正因为此，《三都赋》继《两都》《二京》以来所达到的高度，很难在短时间内被超越。而《三都赋》之后，西晋王朝也迅速衰落。西晋末年，异族入侵，中原板荡，王室南窜，随后又是数百年的南北分崩，持续不断的乱局使得滋生京殿大赋的土壤又一次缺失。所以东晋以降，首先是在南方赋坛，都邑赋逐渐呈现一种新变的趋势。

从东晋建立到陈末，南方赋坛的都邑赋大概有东晋庾阐和曹毗的《扬都赋》，曹毗的《魏都赋》《冶城赋》，刘宋夏侯弼的《吴都赋》，南齐孔逭的《东都赋》，萧梁吴均的《吴城赋》等数篇。此外东晋王彪之的《闽中赋》、曹毗的《湘中赋》、顾恺之的《湘中赋》，虽非严格的都邑赋，但仍为广义的地理题材，写的也是一个风俗文化区域的中心城市，像这样的赋作，也属广义上的都邑赋，故应可计入。依照这一观点，那些反映地方都会的名篇，如鲍照的名篇《芜城赋》，自然也在我们的视线之内。此赋首次运用今昔对比的方式，将都城盛衰至于广阔的历史兴亡背景下，颇有忧伤色彩和反思意味。后来南宋时期姜夔的《扬州慢》（淮左名都），很能得此赋风神。

上举诸赋，除《芜城赋》等少数几篇外，多为残篇。从保留下来的断简中可以推测，这些作品的一些新变：如大多没有《二京》《三都》那种宏大体制，所写又多为地方性城市或区域，文字也较为简易，内容也相对单薄。这种情况正好也印证本章开始所引马积高先生的判断的正确性。

南朝都邑赋之所以形成如此格局，除了人所共知、无须赘言的社会历史背景外，[46]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赋体文学自身的演进。众所周知，晋室南渡之后，赋坛所倾力的，是在两汉大赋之外，为赋体文学寻求新的发展空间。举其要者，约有二端。第一，在汉大赋传统的“京殿苑猎、述行序志”题材之外，开拓新的题材；第二，在艺术形式上，由汉大赋的散体逐渐向骈俪的方向演进。[47]这两方面影响到都邑赋，一则表现为此类题材不再为赋坛所重，创作上处于低潮；二则在都邑赋的创作中，“竞一韵之奇，争一句之巧”（《隋书·李谔传》），追求字工句琢。从而使得这一时期南方赋坛的都邑赋呈现出诸多与《两都》《二京》不同的美学风貌。

在考察了南朝都邑赋创作的大致状况之后，还要注意的，就是文学批评界对于都邑赋题材的评价问题。应当说，晋室南渡之后，对于都邑赋题材，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态度。这两种态度，首先即在对庾阐的《扬都赋》的评价中表现出来，《世说新语·文学》云：

庾仲初（阐）作《扬都赋》成，以呈庾亮，亮以亲族之怀，大为其名价，云：“可三《二京》，四《三都》，于此人人竞写，都下纸为之贵。”谢太傅云：“不得尔。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拟学，而不免俭狭。”[48]

庾亮和谢安同为东晋名士，但对同一篇文学作品的看法却有如此轩轾。如果说谢安的否定态度很可能导源了创作领域对于都邑赋的轻视，那么庾亮的肯定态度则又启发了人们对于此类赋体题材存在价值的客观评价。实际上，对于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和左思《三都赋》这些典范的京都赋，南方的批评界多持肯定意见。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数次对这些赋作的艺术成就及赋家在创作中所表现出的牺牲精神予以高度赞扬，如谓：“班固《两都》，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诠赋》）；“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炼《都》以一纪”（《神思》）。范晔在《后汉书·张衡传》中也称其作《二京赋》是“精思傅会，十年乃成”。葛洪《抱朴子·钧世》中亦言：“《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49]

批评界对于都邑赋的肯定还表现在另一方面，即大量赋注、赋音、赋图的出现。据《隋书·经籍志》的著录，此时的都邑赋注、赋音主要有：李轨、綦毋邃《二京赋音》二卷；薛综注张衡《二京赋》二卷；晁矫注《二京赋》一卷；傅巽注《二京赋》二卷；张载及晋侍中刘逵、晋怀令卫权注左思《三都赋》三卷；綦毋邃注《三都赋》三卷；李轨撰《二京赋音》。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一种赋图，如戴逵的《南都赋图》（《世说新语·巧艺》）；史敬文《西京赋图》、史道硕的《蜀都赋图》等。[50]其中的赋注，构成了古典注释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北朝都邑赋的创作

如果说南方赋坛的都邑赋着力追求的是走出汉代京都大赋的藩篱，那么北方士人创作的都邑赋则表现出另外一种美学风貌，即努力规摹汉代京都大赋。据查，现存的北朝都邑赋大都只有存目，主要有北魏梁祚的《邺都赋》，裴景融的《邺都赋》《晋都赋》，高允的《代都赋》，裴伯茂的《迁都赋》，阳固的《南都赋》《北都赋》。这些都邑赋大多有目无文，其内容特色与艺术风貌难以究考，仅能从相关史书的零星记载中得见其概况之一二。如《魏书·高允传》云：“允上《代都赋》，因以规讽，亦《二京》之流也。”[51]此事曹道衡、刘跃进系于北魏文成帝太安四年（458年），由于本年三月，北魏起太华宫，成。故曹、刘二人认为“所言‘规讽’，疑即讽文成帝多建宫室也”[52]。又如阳固的《南都赋》和《北都赋》，仅从篇目即可见受《两都赋》《二京赋》影响，现仅存断句一，见于《太平御览》卷三九，程章灿先生认为是赋序，[53]《魏书·阳固传》述其创作缘由云：“世宗委任群下，不甚亲览，好桑门之法。……而王畿民庶，劳弊益甚。固乃作南、北二《都赋》，称恒代田渔声乐侈靡之时，节以中京礼仪之式，因以讽谏。”[54]这和张衡创作《二京赋》的目的并无二致。其他几篇都邑赋，虽不见原作，然据理推测，大致也与高、阳之作相近，以汉代京都大赋为师范。

东晋南北朝时期南北赋坛的都邑赋之所以如此异趣，从总体上看，还是应当归因于南北文风的不同。唐初所修八史，如《隋书·文学传序》《北史·文苑传》等，对此已有描述。近人唐长孺、刘师培等人也有深入辨析。[55]此外，还应当充分注意到南北学术渊源的差异。盖此一时期南方学术乃承汉魏而求变，到了齐梁以后，由于玄学、佛教的势力昌盛，传统的儒学日益衰微。而此时的北方，都是些少数民族政权，其所面临的任务，首要的是制度层面的汉化、学术传统的因袭，对此，陈寅恪先生在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曾有详细的论述。因而，可以说，学术渊源的不同导致了文风的差异，这也是最终形成南北都邑赋迥然不同命运的重要原因。

然而，事物永远是运动而非静止的，文学发展也是如此，南北赋坛的对立终究只是暂时的。梁陈时期，随着南北交流的扩大和深入，赋风也逐渐走向融合。关于南北交流，人们通常只注意到暮年时期的庾信所作诗赋与早年“徐庾体”的不同，认为是北方的贞刚之气改造了南方的浮艳文风。这诚然不为无见，但另一方面，南人的入北，也意味着向北方传递南方的风气。稍加留意便可发现，上文所列的北朝都邑赋几乎全作于北魏，此后则鲜见，这种现象绝非偶然。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或许是由于在北魏孝文帝殁后鲜卑贵族对于其汉化政策的反对，但实际上这种逆流并未持续多久，也并未对辞赋发展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因此以都邑赋为代表的京都、宫殿大赋之所以在北魏以后走向衰落，显然是因为对于南方赋风的追捧，导致了原本宪章汉魏的北地贞刚文学风貌的弱化。南朝文人的入北，使得北方贵族感受到了南朝文学在艺术上的雕琢，并认为这代表着文学前进的方向，闻一多先生曾讽刺初唐君臣抵抗不住南方的毒素。其实早在北朝后期，南北合一的过程就已开始，南方文坛尚雕琢、重典实的风气就逐渐横贯北朝文坛，呈现出覆盖性的态势，而且难以遏制。不仅体现在艺术形式与创作技巧上，也包括了题材的选择、主题的提炼等上上上下的诸多方面。到了隋代，在创作和欣赏领域，北方彻底为南方征服。都邑赋所以在北朝后期呈现出创作上的转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被置以这样的政治形势与文气倾向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下加以审视。

总结上文，虽然除了左思《三都赋》外，一方面由于文献多已残佚，一方面也由于实际的创作实绩，在汉代京都大赋的映照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都邑赋显得相对衰微，但是这并不代表这一时期的都邑赋就没有研究的价值。事实上，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可以看出都邑赋在这一时期的衰微呈现出由前而后、由南往北渐进的总体趋势，而这种演进又是与不同时空条件下的文风、学风密切相关的。同时也可以对那种认为《三都赋》是京都大赋最后的辉煌，以及在《三都赋》之后京都大赋化整为零的结论略作修正。这对于我们深化和补充对这一时期赋体文学发展，乃至整个文学的发展状况的认识无疑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