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与理论篇

思想史视野与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理论

一

这里所说的思想史，主要指“国际关系思想史”。但这是一个颇为含混的概念。如果说思想是人对社会存在的理性认识，既然存在国家间的交往关系，就会产生相应的理性思考，伴随着国际关系的历史进程，自然也可以说有一部国际关系的思想史。但思想家们过去大多并未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严格区分开来，20世纪以前国际思想与政治思想、政治哲学在相当程度上是交叉、重叠的。虽然国际法也是国际关系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但近代国际法与政治哲学也是相互交织的，法哲学在19世纪以前一直是法律与政治的交汇处。政治思想与国际思想、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的脱节，主要是一战以后的事情。马丁·怀特（Martin Wight）有个著名观点：政治理论与国际理论属于不同的研究领域，前者关乎美好生活，后者关乎生存。有趣的是，怀特虽然对是否存在国际理论持怀疑态度，却是当代最著名的国际关系思想史家，他不但认为国际关系具有思想传统，也承认它们与政治思想、政治哲学密切相关。

事实上，几乎所有重要的政治思想家都强调，人类作为“人与公民”的两重身份所涉及的国内与国际处境及相关的政治、伦理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在卢梭看来，国际环境不过是妨碍人类自由的枷锁之一，不解决国际关系中的政治与道德冲突，不可能有真正的美好生活。文明所导致的人性堕落、国内暴政下的压迫状态与国际体系的冲突性质这三大问题无法分开来解决；康德的思想也涉及三个层次：人的本性与道德潜能、国内政府的形式以及永久和平的条件。他不但强调共和政体与国际社会改良之间的关联，还认为人的解放与世界和平互为因果。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并不认为现代公民的道德、政治与智识生活已为国家所穷尽，其思想中的普遍主义因素还表明，政治理论与国际理论在他那里其实是一回事情。国际秩序的“进步论”者，无论是功能主义、自由国际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也无不认为国际秩序与国内秩序密切相关。总之，政治理论与国际理论的研究范围与目的本质上是一致的，国际关系作为社会、政治关系，可以借助政治理论得到更好的解释。有人甚至认为“研究政治思想就是研究国际关系”。换言之，如果承认国际思想与政治思想的互补性和国际与国内二分法的局限性，那么国际关系研究需要利用的思想遗产与其说是狭义的国际思想史，毋宁说是广义的政治思想史。政治理论与国际理论必须再度携手，这不仅是许多政治学者的看法，也得到了当代历史社会学等领域学者的有力支持。

国际思想史的范围很模糊，不仅因为其内容和来源相当广泛，还因为它过去所从属的政治思想领域本身的边界也很模糊，涉及哲学、伦理、政治、历史、经济、法律、社会诸领域。由于国际思想一直是政治思想的“副产品”，大多数讨论是间接、零散的。但形式并不决定内容的价值，正如人们从不否认《利维坦》的个别章节对当代国际理论的重大影响。国际思想史虽然看上去散漫而芜杂，却堪称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例如修昔底德对权力政治、安全困境、均势、帝国主义乃至政治伦理、政治文化与战略文化的深入思考，阿奎那的正义战争观念，马基雅维里的权力政治论，博丹的主权学说，伯泰罗的国家利益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说，格老秀斯和瓦特尔的国际法与国际社会思想，卢梭的国际冲突论，休谟和根茨的均势论，伯克对国际秩序之文化基础的思考，康德的政治伦理观与和平哲学，边沁和科布登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黑格尔的绝对国家理念与民族主义思想，兰克的大国政治论，孙子和克劳塞维茨的战略思想与战争哲学，马克思对现代世界与现代性的反思和对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深刻批判，霍布森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以及黎塞留、卡斯尔雷、坎宁、梅特涅、帕默斯顿、俾斯麦等人的政治理念与外交思想，等等。这些思想、观念在纷乱的外表下构成了若干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思想系统，在基本信条和精神实质上各有其历史传承，对国家的外交政策和人们的国际政治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为理解各个时代的国际关系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线索，也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留下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国际思想史研究对象的广袤性和复杂性决定了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多样性，但就最一般的目的而言，基本途径仍不外三个：一是解读文本（text）；二是探究语境（context）；三是梳理源流。由于思想史观的差异人们可能各有侧重，但一般说来这几个方面不可偏废。研读原典是无法省略的基本功，理解观念本身的内涵与价值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环境或历史语境，源流的清理则是从某种系谱学的角度追究思想的缘起、焦点与轨迹，进而推断其未来趋势。由于国际思想散见于各类文献，跨越多种学科，思想的链条还可能因时代变迁而发生断裂（修昔底德就是在文艺复兴的背景下被“重新发现”的），因此欲寻觅思想的系统，把握时隐时现的脉络洵非易事，必须借助磅礴的史识与敏锐的哲思。尤为重要的是，对某种思想传统的理解，不但要寻绎其前后相继的理论基石与基本假设，更要把握其内在、独特的思想风格、价值取向与精神“气质”，如此方不至于因各种“主义”内容的复杂性和形式的多样性而陷入困惑。例如，尽管阿瑟·林克称威尔逊主义是“更高层次的现实主义”（higher realism），但这无碍于大多数人根据其思想传承与精神气质而将其视为自由国际主义的当代典型。尽管康德的思想不乏现实主义成分，卢梭的思想也不乏理想主义成分，人们仍可根据其思想核心与基本倾向将他们区别开来。怀特对三大传统的区分，强调的也是它们各自的独特性与连续性，并不是说它们毫无相通之处。康德主义既不等于康德本人的全部思想，也不等于康德一个人的思想，马基雅维里主义又可称霍布斯主义，也是这个道理。再如，面对各种新旧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思想史的观照也有助于正本清源。何种自由？何处自由？保守什么？为何保守？都需仔细分辨，弄不清“主义”的由来、流变与言说对象，就难免张冠李戴。

二

思想史之于历史及历史理解的意义显而易见，因为思想史本身就是历史的组成部分，甚至是最本质、最核心的部分。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有思想的活动，没有人类的思想就没有人类的文明史而只有自然史。离开思想，人类历史就变得无法理解，因此“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所有伟大的政治思想都具有实践性，发端于特定的政治环境并积极介入具体的政治环境。牛顿、卢梭、斯密的思想是近代西方历史的反映，但也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潮或思想主流，反映了时代风尚、时代精神，更是理解历史的重要依据。思想是人类在应付环境挑战的过程中产生的，因此可以透过一个时代的思想去理解该时代的矛盾与问题，反过来，理解时代的矛盾与问题也有助于理解何以会产生某种思想。

因此，对历史的深刻理解，除了考察客观物质因素和现实世界，还需考察思想因素和精神世界，探究历史进程背后的思想动因。国际思想史所要揭示的，正是支配人类在国际政治实践中的各种心理、观念等深层因素，通过研究支配行为的思想去理解人们为何作出某种特定的政治与历史选择。例如，不理解近代主权观念，很难理解近代国际体系的由来与性质。不了解此后逐步复兴并进入全盛时期的均势思想，则几乎无法理解近代欧洲大部分时期的国际关系和主要国家的对外政策。著名历史学家R.塞顿一沃森甚至认为，均势是研究16世纪以后400年英国外交政策的一条线索。但历史同样展示为支配人们思想的过程，时代背景、时代精神也塑造了理论的风格与思想的“气质”。康德的思想显然体现了启蒙时代的乐观精神。霍布斯生活在饱受内战之苦的英国，于是将自然状态描述为战争状态，洛克生活在相对稳定的英国，于是从无政府状态中看到秩序的可能。现实主义的影响在战后初期随着美国对世界领导地位的追求而达于顶峰，其流行既是美国对世界政治缺乏理解的原因，也是其结果。再如，当今各国在国际干涉问题上的不同立场，不仅与各自秉承的伦理思想传统有关，反映了政治思想史上由来已久的威斯特伐利亚式主权观念与世界主义观念之间的分歧，也与各国自身的处境与需求有关，折射了当代国际体系权力分配的现实。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有关国际政治的各种思想、情绪也处于不同的地位。人们对国际秩序或满怀希望或心存恐惧，总是与国际关系的现实有关，反映了最近的历史记忆、当前的体验与迫切需要。对思想影响最为直接的事件莫过于战争，但战争既导致恐惧与绝望，也刺激想象与期望。以康德式乐观主义与卢梭式悲观主义在20世纪的消长为例，20世纪20年代自由国际主义盛行的心理根源显然是对一战心有余悸，渴望避免战争重演，而威尔逊主义、国际联盟及其所营造的新秩序幻景则满足了这种心理需求，助长了乐观主义与和平主义；30年代后期的悲观主义正是国联逐步走向失败、权力政治卷土重来的结果，现实主义在40年代上半期居于上风显然是历史的反弹。但理想主义的改革方案在战后初期再度抬头，其中的逻辑是核时代的到来使战争意味着文明的毁灭，因此建立世界政府是极其必要的并因而是可能的，这种由绝望导致希望的情形与一战后时期颇为相似。在20世纪50年代冷战高潮的背景下，核武器等军事技术的发展又使国际社会弥漫着悲凉的气氛，人类“集体自杀”的可能成为常见话题。这与1962年以后的情形大不相同，因为经过危险博弈，美苏似乎已开始理解共处规则。但人们一度松弛的神经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又开始绷紧，这显然与美苏关系恶化，核战略的“实战”态势被再度强化有关。到了20世纪末，自由国际主义又以新的面目第三次抬头，其背景是冷战格局的瓦解和“全球性问题”的凸现。显然，绝望是希望的种子，希望是绝望的根源，这两种理论思潮、两种精神状态既互有消长，又始终并存。

总之，思想与行动相互依赖，思想有赖于思想者在行动中的经验，行动有赖于行动者对自身和世界的认识。国际关系的思想与国际关系的历史进程也是相互影响的。思想或理论与历史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三

思想史对于一般理论建构的价值，首先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思想本身经常被纳入广义的理论范围。人们有时并不区分“思想”与“理论”，政治思想史与政治理论史、政治哲学史甚至哲学史也经常混用。斯特劳斯的书叫《政治哲学史》，萨拜因则称《政治理论史》（中译却是《政治学说史》），希尔贝克的《西方思想史》被译成《西方哲学史》。T.克鲁成的《国际关系理论史》、H.威廉斯的《政治理论中的国际关系》、K.汤普森的《国际思想之父：政治理论的遗产》等，实际上都将思想与理论等同并强调国际思想与政治思想、政治哲学之间的联系。但思想与理论还是有区别的。20世纪以前的所谓国际“理论”，严格地说都不过是较为系统的思想。一些观念的吉光片羽，即使用更宽松的标准去衡量，也不属于理论形态的东西。所谓“国际”思想，其思考对象还包括主权国家诞生前的其他政治实体间的关系。无论从哪方面看，思想的历史都长于理论的历史。这就意味着，思想史研究并不能代替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理论研究，至少不等于理论研究的全部内容。但思想与理论的混同恰恰说明了它们的血肉联系。思想不一定就是理论，但理论一定有思想，理论的核心是思想，“没有思想的理论”是空洞的、多余的。思想也基于一定的经验事实，在某种意义上介于事实与理论之间，因此不但是历史和理论本身的核心，也是历史与理论的中介。

思想史是理论的概念和命题的一个重要来源。主权、权力、利益、安全、秩序、均势、外交乃至自由、平等、正义等等，都是相当古老的概念，并非今人的发明。这些概念背后的思想是后人可以借鉴的思考路径，完全另起炉灶既不明智，也不可能。一切现实思想都是历史的，理论本身也有历史，人们无法凭空出新，只能推陈出新，理论创新的能力与了解过去思想、利用历代“集体智慧”的能力成正比。按照伯克的观点，当代人必须同历史对话，因为我们不过是传统所塑造的国际社会的临时管理者。不了解思想历史渊源，要真正理解当代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理论恐怕相当困难，剔除修昔底德、康德、马克思等人的思想成果，国际政治的知识谱系肯定面目全非。因此，卡尔、摩根索、布尔、沃尔兹等国际关系理论大家都非常重视对国际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基本理解，而葛兰西、阿伦特、沃尔泽、哈贝马斯等当代政治哲学家同时也被视为国际关系的思想家。卡尔的思想以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为媒介而得益于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尼布尔和巴特菲尔德的思想带着基督教悲观主义的基因，斯派克曼的思想基于德国的地缘政治学，摩根索的思想得益于韦伯的社会学。沃尔兹固然以《国际政治理论》一书所建立的理论体系名世，但他本人却非常重视从前人的思想中吸取营养，《人、国家与战争》、《康德、自由主义与战争》等论著便是精研政治哲学和思想史的结晶，也是其理论链条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国际思想史对于理论研究的作用还在于，有助于防止理论家过分强调当代问题的独特性或自身理论的优越性。思想史通过将政治定位于更大的历史时空，可以使当代人意识到某些看似新颖独特的问题有时不过是一些由来已久的核心主题的变种，当代人对它们的思考也不见得就比前人高明。思想史通过展示各种不同的思想、思潮、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有助于培育谦虚、宽容和必要的自我怀疑与自我批判精神，避免理论上的片面化与独断论。

国际思想或者更一般地说政治思想的经典文本不仅论及与“实体理论”有关的大量现象领域从而有助于拓展理论的视域，还就理论本身的性质、目的以及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等根本问题提出许多真知灼见，因此有助于丰富国际关系的“元理论”研究，推动学科本身的自我反省。康德对本体论与认识论、理论与实践等问题的探讨就是突出的例子。各种思想传统之间的分歧不仅关乎世界政治的经验本质，也涉及国际理论的本质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一些据称反对传统主义的当代理论家也从中受到启发。例如批判理论家林克赖特就在怀特的基础上提出实证主义、解释学和批判理论的三分法，而这正好对应哈贝马斯在“知识与兴趣”问题上所区分的三种理论。

思想史的参照，还有助于理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论上的传统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分歧。我们知道，17世纪以来就有笛卡尔式与帕斯卡式的思想方法之间的分歧，19世纪中叶以后更有事实与价值之关系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双峰对峙。人们已逐渐认识到它们其实并无优劣之分（例如韦伯早就指出两者各有其作用范围与合理性），科学的认识方式和方法论原则并不具有永恒的中立性，而总是蕴含着人类既有的概念框架、解释原则和价值观念。因此我们需要从人文主义的视野去理解科学，进而消弭双方的对峙。最后，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而言，最终的问题在于国际关系学的“目的”是什么。国际思想史本身属于人文学，“思想传统”具有政治哲学的意蕴。我们既需要国际关系的科学理论来解释现象，也需要国际关系的政治哲学来为实证科学提供思想和价值基础。国际思想史的根本意义也许正在于此。

四

不过，国际思想史对于理论研究的实际价值还取决于人们的利用方式，对于思想史的不同理解、分类、选择和利用，直接影响到有关理论的内容和风格。思想史上有无数“对子”，如主体/客体、秩序/无政府、国际/国内、中心/边缘、自由/必然，人们经常赋予它们不同的价值等级，两端之间往往还有个中间派。与此种思维方式有关，对国际思想传统的分类也以二分法与三分法最常见。二分法的内涵大多相似，如理想主义对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对保守主义、辉格传统对托利传统，其中卡尔的论述堪称经典。三分法更是五花八门，怀特的模式最为著名。此外还有五分法。T.纳丁等人甚至概括出12种不同的国际关系伦理传统。显然，这与分类标准和着眼点有关，眼界越窄，“传统”自然也就越多。

然而，政治实践与政治思想的复杂性决定了理论标签的局限性。任何分类都难免有简单化之嫌。在实践中各种“传统”既非泾渭分明，也非完全相互排斥。具体思想家的思想成分也比一般的理解更为复杂。维多利亚的思想兼具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因素，但他对人类理性与平等的推崇又使他成为“第一个革命主义者”；马基雅维里本人未必就是一般意义上的“马基雅维里主义者”；卢梭通常被划入现实主义阵营，这在一些人看来也近乎武断，因为他对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绝不亚于对现实主义的影响，康德的和平哲学就直接受惠于他，而康德本人也被一些人认为需要从“康德派”中“营救”出来；黑格尔恢宏的思想体系更可以说兼容了怀特三大传统的成分；格老秀斯的主权概念和国际法主体观念本来含糊不清，他将自然法和国际法笼统适用于主权和非主权实体。怀特和布尔等有意忽略这一特点，目的是为其最初具有浓厚国家主义色彩的国际社会理论服务；西方思想的三大根源（希腊理性主义、犹太教—神论和基督教的仁爱观）也经常被后人用来解释相互对立的东西，人们同时援引《新约》与《旧约》来说明奴役与自由、屈从与革命、民主制与君主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各自的合理性，希腊理性主义也被同时用来支持权威主义与自由主义、计划经济与自由市场经济、舆论审查与思想自由等相互矛盾的体制。这说明了思想史的当代性和认识的主观性，“六经注我”是思想史研究的常见现象。世界日新，思想史也常“读”常新。思想史的人文属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具有统一的规定性。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因此不可能全靠过去的知识与经验，人们总是从当下的主客观条件与需要出发去理解甚至“建构”思想史。

因此，理论对思想史的利用必须注意的首要问题是：绝不能把各种思想传统看成是僵硬不变、彼此孤立的东西，把各种分类视为可以对号入座的标签，从而造成思维定势，使理论脱离复杂多变的政治现实。国际政治的真谛不是来自任何一种思想模式，而是来自它们之间的辩论。其次，必须避免过分强调某些议题而忽视其他议题，或者仅仅关注某种“传统”的立场或结论而忽视问题本身的价值，或者将它们所关注的对象与层次视为恒久不变的概念或唯一合理的分析层次，将思维局限于它们所预设的研究路径。这不但会使研究议题趋于固化，理论视域逐渐封闭，选择的自由变成几种思想模式所强调的主题之内的自由，还可能造成理论思维的僵化和对理论现状的满足。第三，必须避免作简单的历史类比，忽略某种思想在特定时期成为主流或发生效用的具体条件，或者为了迎合眼前的潮流与需要任意裁剪、扭曲思想传统的历史图景，从而使其他可能的思想选择被人为遮蔽。最后，还应该注意到，与近代民族国家体系生成与扩展的历史进程有关，西方、尤其是近现代欧洲思想家在国际思想史上通常占据突出位置。但在成员结构与文化价值基础已发生重大变化的当代全球体系中，继续忽视非西方世界的思想资源，忽视发展中国家的理论与实践对世界政治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显然已不合时宜。

（原载《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