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怕教授

芮沐教授夫妇住在北大燕南园一幢幽静的小楼里，感觉他们的生活也和这儿的环境一样幽静。我到那里时，夕阳西下，秋色斑驳。

芮沐教授身材高大，面色沉静，他讲话非常低调。芮沐是中途才到西南联大去的，所以他一定有点孤独感。但我有一种感觉：他的一生都在因为中国的法律状况郁闷着。在中国，学法律的人，都会比别人看到更多的阴暗面。就像医生成天都要面对疾病一样。学法律的人，也有着一种冷静清醒的个性。他说：

我是1940年到北京大学的，我原来是在重庆中央大学当教授，后来因为重庆待不下去了，又得了病，生活太苦了，重庆的病人很多。而且中央大学因为党派问题，把我解聘，我1940年暑假，就跑昆明去了。

重庆成为当时中央政府的陪都，达官贵人都到了那里，所以物价高涨，加之政治管制，一个学人在那里生活感觉特别的困难和不舒服。芮沐和他的许多朋友都想来昆明，于是他们离开了重庆。

我原来一些同学呀都想去，昆明后面通越南的，所以经济来往比较多，生活比较活跃，民族空气也浓一些，所以我就跑到昆明去了。主要是解决生活问题，我们在重庆没法待下去了，我结了婚，房子又没法解决，国民党又通货膨胀，你拿的钱，一个钱都不值了，所以我到昆明去。就我个人讲，生活比较稍好一些了。西南联大的生活也是一样，昆明也是这样过活的，很困难的生活。闻一多，刻图章，生活也很困难。

我看过闻一多的制印记录，其中有给芮沐先生刻的章。他们曾经住在同一条街上，有过交往。

芮沐夫人周佩仪女士，一看就是很能干的伶俐女性，她曾经在西南联大借读过。她记得昆明的许多老街道：

1940年我们在重庆结婚的，结婚以后就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大。开始的时候住在翠湖南路，那个时候老搬家，后来又在别的地方住过。我们搬到武成路，那里边的人吵架，我们又搬到了华山西路了，1941年我就住那儿了。1945年我们出去了，美国请他去做访问学者，他是法学院的教授。我们是同国内保持联系的，学校在解放之前就要他回来，为了迎接解放，所以在解放前夕我们就回到北京来了。

芮沐到了昆明，他的生活圈子依然是在法律界：

我到昆明是1940年，抗战以后的昆明是比较繁荣的城市，昆明的地理位置很好，又通南亚。我有亲戚是国民党政府职工委员会的，而且我们学法律的人，在昆明只能当律师。当律师，就只在法院里面打交道。我为了解决生活，去当律师。法律系的教员，那时都是当律师。

我是个人看法啊，因为中国的经济，实际是一个农村经济。打官司的，都是地方上地产什么的纠纷，城市里没有，不像上海、北平啊，有大城市的商业关系。那个地方就是富人的关系，所以解决的主要是一些环境以及地产的问题。

我到昆明，等我拿到律师证以后，已经是1945年，已经算后期了。我在昆明没有遇到龙云的官员。那些官，没有一个不拿钱的。所以我就生气了，我到法院里当面骂他们，所以昆明的法官们，法院的院长看了我们这些教授当律师，都很害怕的。

害怕就相安无事吗？可是我要闹的！我跑到他们房间里，我说你怎么搞的？你拿了钱，把人家搞成这样能够行吗？后来他们法院整我，当地要拘捕我，要把我押起来，后来朋友们打圆场，才结束了。

所以我在昆明这段时间的声誉，一个叫做：没有积案子；第二呢，老是到法院发生麻烦。那个院长是龙云底下的人。龙云这个人呢，他的做法，没有像一般国民党地方官，但势力范围是很大的。

他的采访内容别具一格，令我忘不了，我深信他讲出了当时昆明的另一面。

对于终身从事法律教学和实践的芮沐教授，讲述昆明生活中令人忧虑的状况，也许正是对那个美丽地方的最好牵念吧。

法律的缺失，官吏的贪赃，诉讼过程的黑暗，这是整个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问题，即使在当年为人们所向往的昆明。忧虑的情绪所以延续着，是因为这种无法无天的状况也在延续着。芮沐教授和他的学生们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