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冰

董树屏先生当年是清华工学院的助教。作为一个在“七七事变”后入关的东北流亡青年，董树屏有极强的救国使命感，和排除万难的意志：

我这条路就是工业救国。在工业方面，培养发展我们的民族工业。在昆明的时候，那时毫无基础。但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民族条件，一个是人文条件。所以我教的课程，又有理论，又有实践。这两个过程，我是非常注重的。但我最重要的是建设实验室，机电系、电子系。实验设备是轻便的，重的都没有过来。

我们要走工业救国的道路，要进行教育。理论联系实际，实践就很重要。困难很多了，不能有一点马虎。首先是轰炸，我们就要搬东西。设备炸坏了，没有钱。日本飞机，早晨六点钟朝这儿来了。我们带着学生、带着书在外面讲，不能停业。这就是西南联大的特别之处。所以学生也很感动，学得也比较艰苦。

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下，董树屏要负责保护学校的实验设备。战争使很多师生们选择“工业救国”之路，而工科没有实验是不行的。

我们的工厂里都做实验。我的实验里，有一个简陋的设备，就像咱们现在做冰棒。昆明没有雪，人们都没有见过。我们就在冰箱里做成，一块冰，二十磅。昆明人去参观的太多了。昆明医药部门，它们也买了。这样经费你就有了。

当年清华在昆明制造出了冰，昆明人都去看。那年头，昆明的冬天比现在暖和得多，不见冰雪。

那个时候，冰有很多需要。美军需要量大，像制冷的设备，他来不及从美国运来。我在机械部，1944年开始到1945年，两年多，提供这些外汇给学校，从外国买一点电化教学设备。

制造冰赚了外汇，给学校向国外购买设备。在“文革”时，说我是资本家：你是不是联合大学造冰厂的主任？我说：不错，我给学校赚了外汇了。黑白颠倒，功过混淆，让董先生吃了苦头。但他性格倔强，并不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