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印度河流域的印度古国
第一节 印度河流域的文明
一、哈拉巴文化
印度河是南亚次大陆最长的一条河流，全长3千2百公里。它发源于喜马拉雅山，由北向西南，主要流经今天的巴勒斯坦境内，最后注入阿拉伯海。由于北方山上积雪每年夏季融化，西南季风又带来雨水，河水水量充足。冲积的土壤上覆盖着一层含有矿物质的淤泥，十分肥沃，适于农业。附近产有石料与金属矿石，野生动物种类也很多。加之，水道四通八达，运输便利。这一切都为哈拉巴文化的产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在哈拉巴文化兴起以前，印度河流域及其附近的俾路支、阿富汗等地已有向城市过渡的文化。学者们称之为前哈拉巴文化。这一文化的主要遗址有俾路支的基利·古尔·穆罕默德、阿富汗的蒙迪加克、信德的阿姆利与科特·迪吉、拉贾斯坦的卡里班甘和哈拉巴的下层前哈拉巴文化层等。它们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初属前陶器的新石器阶段，后有了陶器并出现铜器，已驯养羊、牛，过游牧生活；第二阶段为公元前3000—2700年，铜器的增多与青铜的出现，经营农业畜牧业，定居生活，出现陶工记号，表明书写的开始；第三阶段自公元前2700年开始，有了城市雏型、城堡与外城两部分的布局，整齐排列的街道与房屋、烧砖砌的阴沟的出现等。一些前哈拉巴文化的地区似乎有的被哈拉巴人和平地接替，有的则遭到他们的破坏；但不管怎样，哈拉巴文化就是在前哈拉巴文化的基础上兴起的。
前哈拉巴文化与邻近的同时代的伊朗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铜的冶炼术就是由伊朗传到阿富汗与俾路支的。哈拉巴文化与西亚苏美尔文化又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有的学者就认为哈拉巴文化源出于西亚特别是伊朗（费尔塞维斯、皮戈特等），有的甚至认为哈拉巴文化是由苏美尔移民传入的（沃德尔、普沦·纳特）。但以上发掘的文化遗址已经充分证明这一文化是在本地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尽管有一些外来的影响。这里又牵涉到谁是这一文化的创造者的问题。根据在摩亨约·达罗发掘到的十一具人尸遗骸的分析，休厄尔与古哈认为有原始澳语人、地中海人、蒙古人和阿尔卑斯人四种。后来发掘到的尸骨增多（在哈拉巴有260具、摩亨约·达罗41具、罗塔尔2具、卡里班甘3具）。据萨卡尔研究，就头部指数来说，摩亨约·达罗人和今天的信德人，哈拉巴人和今天旁遮普人，罗塔尔人和今天古吉拉特人都很相似，说明他们是土生土长的。但由于尸骨的残破，能提供人种资料的雕像又太少，不足以肯定居民的人种。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一文化的创造者是达罗毗荼人，可能还有原始澳语人、蒙古人等。
公元前3千纪中叶，哈拉巴文化已进入到青铜时代，全盛时期开始。他们知道熔解矿石、锻冶、铸造和焊接金属器具，冶金术有了一定的发展。他们可能按一定比例制造铜锡合金或铜砷合金，即青铜。用铜或青铜制造生产和生活用具、武器等。如斧、凿、鱼钩、刀、矛头、箭头、碗、盘、镜、指环、小铜车模型等。由于锡的缺乏，青铜比较贵重，石器仍在使用。
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居民主要从事农业，使用青铜的鹤嘴锄与镰刀，可能还用木犁、带齿的耙和石凿耕种田地。又用水牛和瘤牛作耕畜。由于印度河经常泛滥成灾，在和洪水进行斗争中，人们已经学会筑堤坝和引水灌溉，还制作扬水器向高处送水。主要农作物有大麦、小麦、稻、豌豆、甜瓜、椰枣、棉花和胡麻等。畜牧业在经济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已驯养的牲畜有水牛、瘤牛、黄牛、山羊、绵羊、猪、狗、猫、鸡、象、骆驼等等。手工业方面，除冶金、粮食加工外，还有棉、毛纺织、刺绣、染色等。制陶业是重要的手工业部门，此外，还有珠宝制造和象牙工艺等。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多，商业也发展起来。印度河流域本地出产的棉布、香料、木材、珠宝等输出到酉亚等地；他们制造的工艺品，原料很多来自邻近地区及印度次大陆以外的地方。陆路使用车辆和牛、骆驼运输，水路有船只。生产和交换的需要，形成度量衡制度。计量长度用介壳尺和青铜杆尺。单位长度，前者为0.67厘米，后者为0.9厘米。均为十进位制。重量是用砝码来衡量，单位重量为0.875克。珍宝珠玉的买卖用小砝码，二进位制；非贵重物品用大进码，十进位制。
社会交往，包括商业交换的增多，出现了记载语言的文字。哈拉巴文化的文字大多刻在石头或陶土制成的印章上（印章文字）。有些印章可能用在商业上，如在两河流域南部的温马城就发现有盖上印记的印度棉织物，可能作为制造者的标记。全部文字符号据统计有四417个（有的学者认为基本符号为26个），一般是用直线条组成，字体清晰。由于有些符号是描绘人、鸟、鱼等图形，有的学者就认为是象形字。但在罗塔尔发现的后期印章文字已经简化，基本符号只有22，图形消失了，有的符号加上可能标明重音的短划，有的两个符号连写，一般认为这已是向字母文字过渡的表音文字。印章上的文字、陶器和金属器上的铭文字数都很少，一般为五、六个符号，最多的为26个，书写是由右到左。这种文字至今尚未解读。争论的问题是这种文字究竟记录的是哪种语言。这和谁是这种文化的创造者有关。有的认为是达罗毗荼语族（马歇尔、赫拉斯等），有的则认为是印欧语族（赫罗兹尼、拉奥等）。近年来有人试图用电子计算机释读这种文字（帕波拉、克诺罗佐夫、马哈代文等）。一些研究者声称已解读成功，但还没有得到公认。
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交通中心地区人口的密集，形成了城市。城市的规模大小不等。哈拉巴和摩亨约·达罗是这一文化的两个重要中心，也是两座最大的城市。各占85万平方公尺的面积，人口各有三、四万人。较晚发展的罗塔尔面积为4万7千5百平方公尺，人口只有2千至2千5百人。
这些城市的建筑都有一定的规划。城市布局一般分为两部：西部是城堡；东部是下城。城堡呈平行四边形，周围有高厚的城墙，建立在泥砖砌的地基上。城墙每隔一段距离就有方形棱堡和塔楼，城外有护城河。下城面积较大，地势较低。城堡区是行政中心，拥有一些公共建筑物，如宫殿、行政大厦、谷仓、浴室，可能还有寺庙。下城则是商业区和居民区，有商店、手工业作坊、饭馆、旅舍及一般住房。居民区附近有墓地。城市交通有成直角相交的大街，有的宽达十或十一公尺，长0.8公里。这些街道把城市分为一些方形或长方形街区，其中又交叉有小巷，有的小巷只宽2.3公尺。街道两旁是房屋，建筑物不能侵占大街地面。为了便于交通，在十字路转弯处，房屋墙角砌成圆形。又为了避免车辆急转弯，损坏街角房屋，设置了木桩保护。在街道上，每隔一定距离设有路灯杆，可以照明。宽的大街可以并排行走九辆大车，可见当时城市来往车辆和行人是很多的。确是一派繁荣兴盛的景象！
城市规划还包括有完善的供水排水系统。供水有水井，几乎每一住屋都有自备水井。每条巷道有一公共水井。排水用阴沟，大街下为深30.48—60.96厘米、宽22.86—45.72厘米的主沟，每户有支沟与主沟相通，楼上的污水经垂直的水管通向地下沟道。雨水和污水通过沟道最后流进大河。为了防止渣滓淤塞沟道，支沟进入主沟处有污水坑，主沟每隔一定距离也有水坑，人们可以检修沟道、清除污物。
房屋结构与位置选择都以实用为目的。谷仓注意通风设备，有砖台、过道，保持仓内干燥，以免谷物潮湿腐烂。地址选在河边，便于从水路运输粮食，附近建有加工场地和供劳动者住宿的小屋，便于就近加工和对劳动力的使用与管理。大浴室有专门的供水井和排水沟道。有水闸可以启闭，以便随时排水。池底和四周在砖墙间铺有约二厘米厚的沥青，防止漏水。住屋最小的有两间房，一般的至少有三间。楼房有二层也有三层，它们都有开阔的庭院，配备有厨房、浴室、厕所、储藏室、起居室、卧室等。陶工作坊设在市区外，以免烧窑烟灰污染。
这一时期已出现财富分化和阶级对立的现象。从遗迹中可以看到：有的是庭院宽敞、设备完善的高楼大厦；有的却是矮小、简陋、拥挤不堪的茅舍。在妆饰品、殉葬品，甚至连儿童玩具中，有金玉珠宝的精巧制品；也有泥土和贝壳制的粗劣物品。贫富差别十分悬殊。社会阶层已有祭司、战士、商人、工匠和体力劳动者的划分。从人物雕像中，有穿着珍贵长袍、系着嵌有宝石的束发佩带的祭司像，显得庄严贵重；也有头戴满布刺痕的圆形便帽、颈下戴有前面凸出的项圈的赤陶男像（项圈可能是奴隶标志），表现卑贱屈辱。有头戴扇形妆饰、颈、耳和臂佩带珠宝璎珞、腰缠富丽腰带的雍容华贵的母神雕像；也有妆束单薄、简朴的裸体舞女青铜雕像，她与母神相比就十分寒酸。这也都反映出阶级的分化。印章中有描绘奴隶主拷打奴隶的情景，还有用人牺祭神的图形，墓葬中也有用人陪葬的事例，说明阶级矛盾已经存在。从城堡塔楼、高墙深院的森严防卫以及城市生活的管理控制，还有统一的规划等来看，显然已有了统治机构，产生了国家。但由于印章文字尚未译读成功，考古发掘中缺乏更有说服力的材料，这里只是根据已有的资料并与其他文明古国（如埃及、两河流域的奴隶制国家）文物进行比较而作出的比较切合实际的推断。至于说这些国家的统治制度是祭司执政还是共和政治，国家组织是城邦联盟还是帝国，那就更是一些推论了。
这时期人们的生活内容相当丰富，且具有特色。除生产活动外，在物质生活方面，当时人吃的是肉、鱼、面包、饼、蔬菜、水果、牛奶等，穿的是棉布和毛织品，上衣象围巾，下衣类似今天印度人穿着的腰布。饮食生活用具有碾谷石磨、擦肉具、制饼模子、烘面包的炉子、做菜的锅、过滤的穿孔陶器以及盛放食料和饮料的瓮、罐、碗、盘等，还有照明的灯、烧香的炉。他们非常讲究洁净，十分注意妆饰打扮。发现的珠宝饰物和化妆品很多。各种人物雕像和印章上雕画的人物，不论男女都佩戴着许多饰物，如头饰、佩带、项链、耳环、臂钏、手镯、指环、脚镯、腰带、胸饰等（其中腰带、鼻饰、耳环、脚镯只有妇女佩戴）。已发现的修饰面容的用具有梳妆台、青铜镜、化妆盒、象牙梳、剃刀，还有穿孔器、耳杓子和镊子。化妆盒内盛放红赭色胭脂、白色扑粉、绿色土块、眼膏等各种化妆品。当时人们已经知道涂口红、扑粉、擦眼膏、洗发，修面、梳髻等美容方法。祭司雕像的面部修饰和青铜舞女的优美发式，都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例证。当时人对游艺玩乐很喜爱。发现的娱乐用品有各种骰子、象牙杖。象牙鱼、象牙柱、棋盘等，印章雕画中画有手鼓、响板、竖琴、七弦琴，还有斗牛、斗鸡等图景。还发现有养虫、养鸟的陶笼。狩猎、钓鱼也有作为娱乐活动的。儿童玩具有石弹、泥偶、拨浪鼓、鸟形哨、羊拉小泥车、猴爬绳等。人们最流行的娱乐是掷骰子。
关于医疗卫生方面，当时人除了注意洁净、防止污染外，可能已知道用药物治疗疾病。发现的药品有用漆黑物质制成的暗棕色溶液，经鉴定为五灵脂，专治消化不良、肝病、风湿病等。还发现有储备的乌贼骨，内服可以开胃，外敷又可治耳、眼、喉和皮肤等疾病、鹿角、羚羊角，可能还有犀牛角也都用来作药物，珊瑚和尼姆树叶也是药。外科手术当时已知头盖骨穿孔术，他们认为这是治头痛、减轻乳突炎并治脑外伤的办法。
印章与雕像可以说是这时期人们的精神文化的产物。哈拉巴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印章总数据最近统计为2905个（其中包括在西亚发现的十多个）。印章一般是2.3厘米见方。印章的刻画有的有图有文，有的只有铭文。图中刻画最多的是独角兽。兽前立一标杆，杆顶有碗，上有笼状物。它大概是兽槽，也可能是供焚香膜拜的香炉。其次刻画的是当时印度常见的动物，如瘤牛、短角公牛、象、犀牛、蛇、水牛、鳄鱼、羚羊等，还有一些多头兽及复合动物（人面、象身、羊角、羊腿、虎尾等合为一体）等，形象都很生动。有些印章刻画着当时人物的生活情景，如狩猎、航行、娱乐等。另外还有一些含有宗教神话内容的印章，如三面神兽主印章、眼镜蛇神印章和菩提树女神印章等，均绘有朝拜的人和兽。这些印章除用于商业上作为标记外，也作为护符，庇护佩戴者免受邪魔的侵害。但究竟有何用意，还有待文字译读后再作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的雕像数目不多，有石像、陶像和青铜铸像等，最多的是赤陶烧制的雕像。石头雕像在摩亨约·达罗出土的有十一尊，其中两上是动物雕像，其余是人像。在哈拉巴出土的有两尊人像。雕像形体不大，最高的雪花石膏人像只高41.91厘米。当时雕像艺术的代表作冻石祭司雕像，高17.78厘米。摩亨约·达罗的雕像神态比较迟钝、呆板，尽管技艺相当熟练。他们已知道使作镶嵌手法，雕像的眼珠、耳、角和奶头，甚至衣服上的纹饰都是用其他材料制成，嵌在雕像上，可以给人以立体感。哈拉巴的雕像显得自然、有感情，塑造方法与摩亨约·达罗的不同，似乎先分别雕刻头部、躯干和四肢，然后再连接成一整体。由于风格和雕法都有不同，有的学者怀疑哈拉巴的两尊人像不是本时期的作品。摩亨约·达罗出土的青铜舞女铸像是哈拉巴文化的著名作品，它高11.43厘米，身段苗条，肢体修长，神态安详自若，造型优美。水牛与公羊的铸像也能刻画出这些动物桀骛不驯的野性。赤陶塑像中动物像约占四分之三。其中的瘤牛像最多，也最为生动逼真。还有小松鼠、小猴的塑像也很出色。人物陶像以妇女为题材料的较多，头饰很精致，有些还戴有角状物，有的两边还各有一壳状杯，好象是用来点燃灯油或焚香的。学者们认为这些妇女陶像可能是地母神的塑像，塑像的造型是胸部、臂部十分丰满，象征女性的生育能力。当时人们相信，崇拜地母神可以得到庇护，保证丰收安宁。因此，这类陶像较多。印章与雕像是这时期留下的仅有的艺术文物，因为在遗址中见到的当时房屋、列柱、器具等都以朴素实用为特色，没有什么装饰雕画。
关于当时人的宗教生活情况，印章雕画和雕像中已有了一些描绘。不过，因为印章文字没有译读，很难有明确的结论。当时的宗教信仰有对地母神的崇拜，对男神三面神兽主的供奉，还有保持下来的原始的对生殖器的崇拜，以石柱石环为象征。此外，还保留了对动物、植物、水、火等的崇拜。印章中如十、瘤、车轮、三叶草等符号也都有着宗教象征的意义。有人认为寺庙就是发现这些石雕神像所在的建筑物，大浴室就是河神的庙。火神的椭圆形或矩形祭坛也有发现。在宗教节庆时可能还举行歌舞的活动。又从有关的遗物遗迹来看，各地区的宗教信仰也不尽相同，如对地母神的信仰盛行于印度河流域，而在古吉拉特则对地母神几乎一无所知。对火神的崇拜流行于罗塔尔和卡里班甘，却不曾在印度河流域本地发现。从摩亨约·达罗、哈拉巴等地的墓地来看，我们知道当时流行的埋葬习俗，有三种葬法。一是全尸墓葬，体仰卧，头朝北。饰物和化妆用具等都是殉葬物。有的用棺和尸衣。二是天葬。先将尸体暴露野外，任鸟兽等啄食，然后将残骸和瓦罐、珠石等小件殉葬物，一并置于瓮内掩埋。三是火葬，先将尸体火化，然后将骨灰和殉葬物放在瓮中埋葬。罗塔尔墓地里发现在一个墓内往往有一男一女配对的尸骨。这是在丈夫或主人死后，其妻、仆或侍从的陪葬，近似后来的萨蒂（即寡妇殉夫）习俗。
当时人政治活动方面留下的痕迹很少。摩亨约·达罗卫城南部一座约二十五公尺见方的大厅，内有列柱矮凳，可能是会议厅，也许就是政治活动的场所。印章雕画中一些复合动物的图像，可能是不同图腾部落的联合，如长有野牛、老虎、羚羊三头的怪兽就是三个图腾部落的联盟。三面神兽主头戴牛角王冠，身边环绕着象、虎、犀牛、水牛与羊或鹿的印章表明他是牛图腾部落的酋长，由各个图腾部落拥戴为盟主。这一切反映了原始社会末期部落合并统一的过程。进入阶级社会后阶级统治与反抗的情景已在前面提到，这里不再重复。
哈拉巴文化的衰落不是各地区同时出现的。中心地区如哈拉巴、摩亨约·达罗等大约到公元前18世纪就开始衰落了。城市建筑出现了杂乱无章的状况，庭院被分隔成若干小的房间；巷道被一些简陋的小屋所拥塞，几乎不能通行；有些大建筑物已经颓废破落，地板上堆满了大量碎石；新屋是用破旧砖砌盖，质量低劣；排水设备和城市的洁净问题受到忽视和破坏；贸易也停顿了等等。但与此同时，一些边远地方如罗塔尔还在继续发展。这里是贸易港口，城市建设大致类似摩亨约·达罗，不同的只是有一个大船坞，它的面积约219×37平方公尺，并有一条长二公里半的人造运河，与流入坎贝湾的河流相通，可以随时把船只引进水坞修理（但也有人不同意这是船坞，认为只是储备饮水和作灌溉用的水池）。罗塔尔的古城文化到公元前一千年左右也衰落了。
关于哈拉巴文化衰落的原因，有的学者认为是由于约公元前1500年进入印度的雅利安人的破坏（皮戈特），可是哈拉巴文化却是在此以前二百多年就衰落了。有的学者以为是由于洪水的危害（S·R·拉奥），但哈拉巴人和洪水的斗争却是经常的，摩亨约·达罗就曾被洪水毁坏后又重建达九次以上。有的学者认为由于气候变得更加干旱、沙漠扩大、土壤日益盐碱化，迫使人们遗弃城市，造成文化的衰落（惠勒早期的看法），但据专家研究，这一时期的气候变化是微不足道的。有的学者认为是由于过分耗竭地力，影响农业发展停滞，无力维持日益增长的人口，因而出现贫困枯竭（费尔塞维斯），但缺乏明确的论证。这种种不同的说法都是根据遗迹、遗物进行的推论。比较流行、比较全面的看法是，主要由于内部阶级关系的紧张。当时贫富悬殊极大，奴隶主阶级仅仅为了维持他们的生活水平，就必须对劳动人民进行沉重的剥削。统治阶级的加强防卫和拷打奴隶都说明阶级矛盾的尖锐。另一方面，由于当时人们还不能认识自然界生态平衡的规律，大量砍伐森林，造成水土流失。印度河淤塞，河床升高，河流改道。经常泛滥成灾，对生产和人民的生活造成很大的破坏。频繁的自然灾害，再加上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因而使阶级矛盾更加剧烈，这就为外族的入侵造成了可乘之机。入侵者可能是来自伊朗、俾路支和印度河流域邻近的部落。大约在公元前1750年，印度河流域的很多城市都遭到入侵者程度不同的破坏。摩亨约·达罗损失最大，房屋被烧，居民受到屠杀，连儿童也不能幸免。有的地区如强胡·达罗虽没有发现被害的尸体，却出现了与原来不同的文物和粗糙的陶器。从此，哈拉巴文化就衰落了。最近，对于衰落的原因又有一种新的解释，认为在离摩亨约·达罗不远的地方是一个地震中心，公元前1700年左右发生地震，并引起了水灾，由此导致了摩亨约·达罗的毁灭和哈拉巴文化的衰落（雷克斯）。总之，这一文化究竟是怎样衰落的，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从考古发掘中考察和对印章文字的译读研究，才能得出圆满的解答。
大约从公元前二千纪后期开始，属于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的部落陆续侵入南亚次大陆，在哈拉巴文化的废墟上开创了雅利安人的文化，从此开始了印度史上的吠陀时代，哈拉巴文化就淹没无闻了。
哈拉巴文化在南亚历史上是有着划时代的意义的。它是青铜时代的文化，是古代城市的文化，可以说是奴隶制社会开始时的文化。它是以后印度文化发展的前驱。从后来的印度文物中完全可以看到哈拉巴文化的影响。例如公元前数世纪旁遮普和西北印度发现的陶器在花纹、图案和外形上都类似哈拉巴文化的陶器，古代印度铸币上的印记和符号也和印章文字相似，重量标准基本符合摩亨约·达罗的度量制，今天印度人所用的货车和所穿的腰布也都有些和哈拉巴文化的车辆与衣着相像。古代印度的医书《寿命吠陀》记载了哈拉巴文化时期使用过的药物，如五灵脂、乌贼骨、鹿角等。在宗教方面，哈拉巴文化的影响也是相当明显的。如《梨俱吠陀》中提到的普利色毗和阿迪蒂，还有后来的安婆和迦梨都是大地女神，近似哈拉巴文化中的地母神。对萨克蒂（阴性力量）的山羊祭在哈拉巴印章刻画中也可找到痕迹。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的主神之一湿婆的前身就是哈拉巴文化中的三面神即百兽之王。哈拉巴的雕像中似乎也有实行瑜伽的迹象，后来的这种修炼可能从此开始。此外，哈拉巴文化中对树木、动物、水、火等的崇拜对后代也有一定的影响。
哈拉巴文化在当时世界上也是有一定影响的文化。它除了在北方从恒河上流、南方经古吉拉特向印度内地扩展外，还和西亚、两河流域等地区也有着经济文化的交流。例如在苏美尔和伊朗西部的埃兰地区就发现了哈拉巴文化的印章和陶片。阿卡德人在埃尔—阿斯马尔的房屋建筑中浴室与阴沟的安排就受到哈拉巴文化的影响。哈拉巴文化还通过苏美尔和埃兰与埃及和克里特岛进行文化交流。这些地区出土的念珠、项圈、发针和脚镯等都有相似之处。可见，哈拉巴文化在世界古代史上是有着相当重要的历史地位的。
哈拉巴文化在世界史上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是人类文明较早的发祥地之一。它对人类文明作出了独特的贡献。首先，棉花种植和棉的纺织是从这一文化开始的，它对南亚次大陆、西亚的经济发展起了一定的影响，大约过了三千年后又传到西方。其次。作为这一文化特色的统一城市建筑规划，特别是完善的地下排水设备、在古代世界是少有的。他们制造的圆锯、管状钻孔器与用贝壳制的角度测量圆筒仪等生产用具，以及陶器上釉。用融蜡法铸造金属器物等技术，还有标准的度量衡体制等在当时可能都有着创新的意义。第三，在印章文字、雕刻艺术和珠宝妆饰等方面的成就也显示了他们的创造才能。哈拉巴文化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人类文明宝贵的遗产。
二、印度河文明的发现
印度河流域文化的发掘，是从20世纪的20年代初开始的。考古学家陆续在这里发现了许多城市和村落的遗址，其中最大的城市遗址是摩亨佐·达罗（在信德）和哈拉巴（在旁遮普）。学者们有时称这种文化为哈拉巴文化。印度河流域文化的范围是很广的，从南至北相距约1100公里，从东至西约1550公里。新的发现使这个界限又有所突破。其年代，有的考古学家断定，大约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750年。这个断年同放射性碳测年代基本相符。
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巴这两座城市，周长都有4.8公里以上。城市是由卫城和下城（居民区）两部分组成。这两座城市的面积相似，大约各自都有85万平方米；其居民数，估计大约各自都有35000人。哈拉巴的卫城有高厚的砖墙，形成城堡。城北有谷仓、作坊和劳动者的宿舍（估计可容数百雇工和奴隶）。摩亨佐·达罗的城市建筑和规模，较哈拉巴壮观。这是印度河文明的典型城市。卫城的四周有防御的塔楼。卫城的中心建筑物是一个大浴池，长约12米，宽7米，深2.4米。据发掘者认为，这是为了履行某种宗教仪式用的。在浴池的东北有一组建筑群，其中有一座很大的长厅（70×23.8米），可能是这一地区的统治者居住的地方。在浴池的西面有一座规模宏大的谷仓。卫城南部另有一组建筑物，其中心是会议厅。下城居民区，街道整齐，主要的大街宽达10米。街里的房屋主要是用烧制的红砖砌成的。房屋的大小、高低和设备有很大差别，其中有很阔气的楼房，也有非常简陋的茅舍。在富人区那里还有用烧砖砌成的、完善的排水设备，这在贫困的茅舍区是享受不到的，这表明当时的阶级分化已十分明显。这两座城市，一个在印度河的下游，一个在印度河的上游，相距644公里，形成两个中心。这显然是两个彼此独立的国家的都城。除了这两座大城市外，在印度河流域还发现有几十处城镇和村落，这里可能也存在一些小的城邦。
摩亨佐·达罗的手工业比较发达，这里发掘出的金属有金、银、铜、铅和锡，还发现不少金属制的和石制的斧、矛、箭镞、短刀、投石器、玻璃制成的装饰品、陶制品，其中陶器上绘有动植物图案。
出土的还有大量造型艺术品——小雕像、骨刻、绘画。其中护身符印章便有两千多个。此外，有很多妇女小雕像、男子雕像，大概那时盛行对女神的崇拜，有人认为男雕像是湿婆的前身。
哈拉巴文化是已进入青铜时代的文化。当时的人们已经会制造铜与青铜的工具和武器，例如斧、镰、锯、小刀、钓鱼勾、匕首、箭头和矛头等。但这一时期的金属工具还不能排除石制工具。这一时期居民的主要生产活动是农业。在农业上还很少使用金属工具。当时耕地使用锄头，但木犁和带有燧石头的轻犁也开始使用了。作为耕畜的已有水牛和瘤牛。当时种植的作物有大麦、小麦、稻、胡麻、瓜、枣和棉花等。印度次大陆可能是棉花培植最早的一个地区。稻的遗迹仅发现于古吉拉特地区。除了农业外，居民也从事牧畜业。已驯养的牲畜有水牛、瘤牛、山羊、绵羊、猪、狗、象、骆驼和驴等。当时的手工业也很发达，匠人们对金属的热加工和冷加工都已有了较高的水平，并能用焊接法制造金属器。除了金属加工外，制陶业和纺织业也有了较高的水平。在摩亨佐达罗曾发现有棉织物的遗物。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贸易也发展起来。不仅在印度本土有经济的来往，而且与西亚也有了贸易联系。有许多印度河流域文化的印章发现于两河流域一些地区。当时已有二进法和十进法等度量衡制度。
印度河文明的文字主要保存在石、陶、象牙等制成的印章上。此外铭文还发现在陶器和金属物品上。迄今所知道的符号约有500个。印章上文字与图画（神、野兽）并见，多为单行的，而且很短，至多不超过20个符号。这些符号是发音符号，有些是表意字。这种文字目前正在解读中，并有所进展。学者们对这种文字所代表的语言作了多方的探索，有些学者认为它属于达罗毗荼语族；另有些学者认为它属于印欧语族或甚至印度·伊朗语族。这个问题只有待文字解读后才能确定下来。这个问题确定后，谁是印度河文明的创造者以及其他有关问题也就进一步明确了，许多历史问题将重新改写。
第二节 列国时代
一、早期佛教时代
公元前六至4世纪是次大陆的列国时代。根据佛教文献记载，当公元前6世纪初，次大陆北部有十六大国。到公元前4世纪后期，列国为摩揭陀所统一。又因为佛教产生于此时，故在史学上亦称为“早期佛教时代”。
在这个时代之初（公元前517），次大陆西北部被波斯帝国所占领，当地居民为外族所统治。次大陆历史发展的重心转移到恒河流域。
在十六大国中，跋祗和末罗两国是贵族共和国，其余都是王国。在十六大国以外，还有许多共和国，例如佛陀的故乡——释迦等。当时的共和国大体有两类；一类是由单一的部落组成的，例如释迦国就是由单一部落组成的；末罗国分两部分，也是由两个单一的部落组成的；另一类是由比较复杂的部落联盟组成的，例如跋祗国就是由毗提诃、梨车、弗栗恃等八、九个部落联盟组成的。共和国没有一个世袭的王，有的有一个称为“罗阇”的首领（相当于希腊、罗马的执政官），长老会议和公民会议在政治生活中起很大作用。例如释述国有行政、司法方面大事，都要召集全体老幼在一个只有顶棚、四面无墙的会议厅里开会，作出决定。在较大的王国里，一方面王权在加强，一方面人民的反抗也很激烈，表现出专制王权正在形成中的情景。同时，列国之间不断发生兼并战争，在战争中出现了伽尸、居萨罗、摩揭陀等几个强国。后来摩揭陀越来越强大，逐渐发展为统一次大陆的大帝国。
二、曷利昂伽王朝的兴起
在婆罗多大战时期，摩揭陀由巴利赫德罗陀王朝所统治。摩揭陀的第一个帝王为杰拉桑陀，在大战前被其子萨赫代沃所继承。在婆罗多战争发生时期，萨赫代沃被杀，他的继承人索马迪在檨利乌罗阇为王，当政58年。后来摩揭陀的古都王舍城就是在檨利乌罗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按这个王朝系谱，王位传至索马迪的第二十一代后裔栗朋杰耶时，为其大臣普里伽所杀，巴利赫德罗陀王朝告终。《往世书》所列巴利赫德罗陀王朝以下的王朝系谱是混乱的。大概在此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栗朋杰耶被杀后，曷利昂伽家族的频毗沙罗登上了摩揭陀的王位。曷利昂伽王朝兴起。
三、频毗沙罗王的治世
关于频毗沙罗的身世和称王，传说不一。有的学者认为，频毗沙罗是邻国鸯伽王室的后裔。但更多的学者采用锡兰编年史的说法。据《大史》所记：“善良的频毗沙罗，当他十五岁的时候，即被他的父亲立为王。”但《大史》没有提到父名。在《岛史》中提到频毗沙罗的父亲保迪萨统治着“五丘的中心，著名的王舍城”，并指出“在他出生的第十五年，在他的父亲死后即位为王”。按B·C·劳的注释，频毗沙罗的父名应为巴提耶。
频毗沙罗的统治，据《大史》记载，历52年，大约从公元前544至493年。
频毗沙罗有时被称为Srenika或Seniya，这两个性形容词按注释家的解释，意为“拥有大量军队”。D·D·高善必认为：频毗沙罗王用Seniya这个字作为其名字的前缀表明，“他是拥有同任何部落都没有联系的正规常备军的最早的国王”。假如这种看法可以被接受的话，那么这种与部落的人民武装已经脱离而为国家所特有的军队的出现，说明在频毗沙罗或更早一些时期，摩揭陀才由部落过渡到国家。为了说明这一问题，在佛教文献中所反映的关于“治罪人法”的演进过程是值得注意的。据记载，在频毗沙罗王的先祖时，有作贼者，仅“以手拍头以为严教”；至祖王时，有作贼者，只是“以灰围之须臾放去”；至父王时，有作贼者，则“驱令出城”；可是到了频毗沙罗王时，对作贼的人，不仅“驱令出国”，而且“截其小指”。“治罪人法”的这一发展过程，反映了摩揭陀社会的变化和国家形成的过程。
摩揭陀的统治机构主要有三类：一类是主管行政事务的官吏，称萨巴特克；一类是主管司法的官吏，称沃哈里克；一类是主管军事的官吏，称塞纳纳耶克。除这些官吏外，在中央还有一个大议会，由八万个村长组成，这个数字显然是夸张的。地方的基层组织是村落，有自己的会议，由村长领导。在摩揭陀国内还包括有一些半独立的公社，其首领称为誋惹库马拉斯。
频毗沙罗王曾对东邻鸯伽进行过战争，并征服其地，派太子阿阇世为该地区总督。除对鸯伽进行过战争外，频毗沙罗王的主要对外政策是睦邻友好，多采用联姻的方式。传说他有五百名妻子。其第一夫人是居萨罗国王波斯匿的妹妹，名居萨罗迪维。波斯匿曾给她一迦尸村落，作为嫁妆。他的第二夫人是离车族首领切特克的女儿切勒娜。他的第三夫人是维迪黑·瓦萨成。他的第四夫人是西北印度摩德罗国王的女儿凯玛。频毗沙罗除了通过联姻同上述诸国修好外，还向其西邻强国阿般提派去名医耆婆，为普罗调陀王治病。据说，西北印度的檤叉始罗国王曾库萨提曾派使节来摩揭陀修好。频毗沙罗王的积极而活跃的修好外交政策，提高了摩揭陀在列国中的声望。
频毗沙罗王的首都王舍城（今名拉杰吉尔），位于群山环抱的谷地，进可攻、退可守，十分险要。王舍城分新、旧两城。这里所说的五山环绕的谷地，实为旧城。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称之为矩奢揭罗补罗，或日上茅宫城，因这里“多出胜上吉祥香茅”。旧城的卫城分内外两重。内卫城位于群山脚下谷地的四周，周围近4.5英里，现只保留有几段土石相杂的长脊，上覆以稠密的丛林。外卫城是修筑在环绕旧城诸山的山脊上，状似中国的万里长城，长约25—30英里。卫城是用巨大的石块垒成。位于南面班根伽隘口的外卫城，高达11—12英尺之间。大部分山脊的卫城已破坏，很少高于7—8英尺。沿这条长城，每隔一定距离还附有实心建筑的棱堡。这是王舍城的最古遗址之一，大约建于公元前6世纪。这条防御性长城的修建，说明有严重的战争威胁。王舍新城位于五山环绕的旧城以北不远的地方，相当于现在的拉杰吉尔村。新城的修建，据玄类的记载是为了防御来自吠舍厘（跋祗）的北方边患。“以王（指频毗沙罗王）先舍于此，故称王舍城也。”但玄奘又说：“或云：至未生怨王（阿阇世）乃筑此城。”在《法显传》中却肯定地说：“新城者是阿阇世王所造。”新城的修建，是摩揭陀国抵御北方跋抵国的积极防御措施。它实际上是旧城的一个前哨卫城。此城周围近三英里，围绕城市的石墙几乎完全消失。仅有一部分卫城的城墙还保存着。以王台城为中心结合其周围的村落，组成了最初的摩揭陀城邦。
频毗沙罗王是释迦牟尼的同时代人，崇信佛教。他的晚年是不幸的，据佛教传说，被其子阿阇世所弑。
四、阿阇世王的扩张
约公元前493年，阿阇世弑父嗣位。在他的统治时期，摩揭陀的首都开始由王舍旧城迁至新城，积极推行扩张政策。最初的战事是在摩揭陀与居萨罗两国之间发生的。阿阇世的弑亲暴行，引起了居萨罗国王波斯匿的仇视，遂收回作为其妹妹（频毗沙罗王的第一夫人）嫁妆的迦尸村落。这件事便成为两国兵戎相见的导火线。开始阿阇世王获胜，但不久中伏，不得不率军投降。最后结局两国缔结和约，波斯匿王恢复阿阇世的自由，交还其军队和迦尸村落，并把自己的女儿维吉拉嫁给阿阇世。
在阿阇世对外扩张过程中，最大的劲敌是北方的跋祗国。它是东印度政治联盟（包括末罗、迦尸和居萨罗）的盟主，首领是离车族的国王切特克。战争首先是在阿祗世王同离车之间爆发的。战争爆发的原因说法不一。据佛教文献记载，阿阇世王同离车（或日跋祗）之间曾达成一项协议，即双方对在恒河发现的矿藏的宝石，享有同等的份额。但离车族破坏了协议，从而引起战端。从另一方面考虑，恒河是东印度的重要商路，控制恒河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因此，竞相控制恒河很可能是两国战端的直接原因。
阿阇世王深知，征服离车族并非轻而易举之事，因而曾亲往佛所请教。佛陀倾向跋祗的共和制，欣赏其团结知礼的习尚，因而不赞成阿阇世的征伐。但阿阇世仍积极备战。阿阇世的一项重要战略措施就是在恒河南岸建一新的城堡，作为战时的前方基地，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华氏城。在佛教文献中也曾提到建造此城的目的，“此是禹舍大臣（阿阇世王的大臣）所造，以防跋祗国。”阿阇世王在政治上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破坏跋祗国内部的团结。为此他命令其大臣禹舍在离车族中间散布不和的种子。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后，阿阇世王开始对跋祗发动战争。这次战争长达十六年之久，大约从公元前484年一直延续到前468年。战争的情况没有留下详细的记录，仅可看到片断的反映。在佛教文献中记有两军水上大战的一点描述。在这里边说：“时阿阇世王闻大目连语，宽闲不怖，徐徐顺恒水而上渡河。时师子将军掩其末阵。逆战大破。时阿阇世王非济而渡危而得免，单马还国。”战争互有胜负。最后的结局阿阇世王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离车和被征服后，东印度的强大联盟随即崩溃。这时除鸯伽外，离车和迦尸也都屈服于摩揭陀的脚下。从此阿阇世成为东印度的霸主。摩揭陀的崛起，引起了中印度的强国阿般提的敌视，两国之间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
阿阇世王和频毗沙罗王一样，在佛教文献中是佛教的崇信者；但在耆那教的文献中也被视为该教的信徒。阿阇世的晚年遭到了同频毗沙罗一样的命运，大概也是被其子所弑。时约公元前462年。
五、希苏那伽王朝的称霸列国
阿阇世王的继承者是优陀那拔陀罗。他在弑父即位后的第四年，在恒河南岩的拘苏摩补罗建立新都。此城显然是以阿阇世王所建的城堡为基础而扩建的，它是华氏城的最古的名称。摩揭陀国首都的北迁，一是为了监视新征服的跋祗国；二是由于华氏城地处东印度水陆交通的要冲，有利于经济特别是通商贸易的发展。据佛教文献记载，在优陀那拔陀罗统治的第十六年为其子阿奴鲁陀所弑，时约公元前446年。阿奴鲁陀的继承人为门陀（或文荼），门陀的继承人为那迦达萨克。传说他们都是弑父为王的统治者。
那迦达萨克是个残暴的统治者，由于他长期实行恶政，引起了市民的起义。据佛教文献《大史》记载：“有些市民值得提一提：‘这是一个弑亲者的王朝’，当他们惩办了那迦达萨克王之后，他们集会在一起，因以希苏那伽之名而闻名的大臣被证明是杰出人物，他们便拥立他为国王。”希苏那伽可能是那迦达萨克的军事首领，他是在人民反恶政的斗争中登上王位的。时约公元前414年。从此，曷利昂迦王朝结束，希苏那伽王朝兴起。
希苏那伽即位后，任命其子为波罗奈（迦尸）的总督，又把首都由华氏城迁回王舍城。前一措施主要是为了保卫北方以对抗居萨罗，后一措施主要是为了抵御阿般提强国的威胁。早在优陀那拔陀罗统治时期，摩揭陀与阿般提之间关系就已紧张起来，时而发生小规模的边境冲突。希苏那伽把首都迁回王舍城后，两国关系更加紧张，终于通过战争阿般提被摩揭陀征服。大概跋沙和居萨罗两国也被吞并。这样，摩揭陀几乎征服了所有北印度的重要国家，称雄列国。从此希苏那伽的版图向西扩展到以邬阇衍那为首都的阿般提西境。这时摩羯陀境内有一条从华氏城出发，通过跋沙和阿般提领土，直到婆卢揭车（今布罗奇）的商路，藉以获得了同西方世界的贸易联系。
希苏那伽统治有十八年，约至公元前396年为其子迦腊索伽继承。在迦腊索伽统治时代，首都又从王舍城迁至华氏城。另一重要事件是，在吠舍厘城举行了佛教的第二次结集。迦腊索伽统治有二十八年。约至公元前368年为其十子所继承。十子的名字，各书记载不一，有些混乱。但学者们认为最后二子是曼帝沃尔德纳和摩诃南丁。约至公元前346年，希苏那伽王朝灭亡。
六、难陀王朝的统一事业
约公元前346年，摩诃波德摩·难陀杀害希苏那伽王朝的末帝摩诃南丁·建难陀王朝，关于摩诃波德摩的身世，各书记载不一。据希腊作家柯蒂阿斯记载：“他是一个理发师，成为王后的情夫。由于她的影响，他取得了当朝君主的信任，升至近臣，狡诈地谋害了国王。以后装作王室儿童的监护人，篡夺了最高权力，杀死年轻的诸王子，成为当今的国王。”按此传说，摩诃波德摩是首陀罗出身，被杀的诸王子可能就是迦腊索伽的十子。显然他是靠宫廷政变而取得王位的。另据《往世书》记载：“国王，摩诃波德摩（难陀）是由摩诃南丁和首陀罗妇女所生之子，他要毁灭一切刹帝力。以后诸王均为首陀罗出身。”按此传说，摩诃波德摩是首陀罗之母所生。他是一切刹帝力的毁灭者。《往世书》对摩诃波德摩身世的记载是更为可靠的。关于摩诃波德摩的身世，还有其他一些说法，几乎都认为他是下层出身。
关于“九难陀”及其统治年代问题，各书记载也不一致。《往世书》取其第一个难陀为父，在位八十八年；其余八人为子，共统治十二年。佛教文献认为，九难陀皆为兄弟，共统治二十二年，最后的国王名达纳。佛教文献的年代和末帝的名称多被采用。
摩诃波德摩是刹帝力的毁灭者，被他根除的刹帝力王朝有：埃克希瓦库，般阇罗，迦尸，海赫耶，羯陵伽，阿湿波，居楼，麦吉罗，苏罗婆和维提霍特罗。在这里所列举的一些刹帝力王朝，例如羯陵伽和阿湿波等地都可以得到其他材料的证明。希腊作家曾提到，难陀王朝的领土扩展到贝阿斯河。这样，北印度的主要地区，除西北一隅外，基本上在难陀王朝的统治下统一起来。此外，难陀王朝的势力还伸展到南部的哥达瓦里河流域以及东海之滨。难陀王朝的统一事业，为后来孔雀帝国的一统天下打下了基础。
难陀王朝在希腊作家的笔下是强大的。据柯蒂阿斯的报道，达纳·难陀有骑兵20000，步兵200000，四马战车2000，战象3000。据狄奥多拉斯记载，战象为4000。普鲁塔克报道的数字更高。据他描写，国王有骑兵80000，战车8000，步兵200000，战象6000。当时占据印度河流域的亚历山大军队之所以未能继续向东方的恒河流域入侵，这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但达纳·难陀的强大是表面的。由于他贪婪财富，苛橿诛求，引起人民的不满；因而当旃陀罗笈多称王后率军东下时，迅即灭亡。达纳·难陀被杀，难陀王朝告终。继难陀王朝而兴起的是旃陀罗笈多所创建的孔雀王朝，被称为摩揭陀第一帝国或孔雀帝国。从此，古代印度进入帝国时代，原摩揭陀城邦的首府华氏城，变成了帝国的心脏。
七、社会经济状况
列国时代，铁器已普遍应用。农业生产水平和产量都大大提高。手工业也有了进一步分工，佛经中提到的手工业匠人，就有十八种之多。内地和海外商业也发展起来。当时作为交易的商品有：纺织品、粮食、香料、香水、金银珠宝制品、手工业品以及各种副食品。商业的发展促使金属货币广泛流通起来，当时已有金、银和铜的各种货币。
工商业的发展又促使城市经济兴旺发达起来。公元前6世纪，在次大陆北部，尤其是在恒河中、下游，兴起一些大城市。据佛经记载，当时有所谓八大城市。它们是：摩揭陀的王舍城，跋祗的吠舍厘城，居萨罗的舍卫城和阿阇陀城，迦尸的波罗疙斯城，鸯伽的赡波城，拔沙的檕赏弥城和跋檦陀罗的跋檤叉始罗城。这些城市，在当时都是“人民炽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由于城市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列国时代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社会分化加剧了，旧的等级关系开始受到破坏。这突出表现在刹帝力军政贵族和吠舍奴隶主势力的成长上。这时，以国王为首的刹帝力贵族不仅大大加强了王权，而且通过战争掠夺和行政的搜刮，在经济上也拥有最多的财富。他们对于婆罗门作为第一等级居于自己之上的现象已经感到难以再容忍了。与此同时，从吠舍中间分化出来的奴隶主，也恃其财富挤进了统治阶级的行列。放债谋利已经成了富有的吠舍的合法职业。富有的吠舍在早期佛教经典里是不乏其人的。他们有大量的财产、奴隶。“纯洁而忠实”的吠舍担任村镇的地方官，这也成为合法的了。刹帝力和吠舍种姓中日益壮大起来的奴隶主，对婆罗门氏族贵族的特权地位及其所把持的婆罗门教是不满意的。
与此同时，社会上更多的人却日益沦落了。社会地位、生活状况下降的趋势，在下级种姓中尤为明显。作为一般公社成员的吠舍，除少数大商人外，大量的人处境越来越坏，有许多人不得不从事裁缝、陶工等被认为是首陀罗的职业。实际上他们的地位与首陀罗已相差无几。首陀罗的境遇更坏了。其中有的人竟沦为不可接触的“贱民”。他们不仅在社会上备受歧视、凌辱，生活上也饥寒交迫。至于那些奴隶们，不用说就越来越悲惨了。
公元前一千年代中叶，对劳动人民来说，是一个苦难的时代。但也是阶级斗争极其复杂而尖锐的时代，动荡的时代，战斗的时代。据留到今天的片断材料推断，这时印度各城邦内部，大概充满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与劳动人民争取生存的起义。
佛教典籍里有许多关于人民起义的故事。例如，《佛本生经》（第73篇）记载说，波罗疙斯地方的王曾想杀死一个曾经救过他的好人，结果人民大怒，“贵族、婆罗门以及各阶级的人一致喊道：‘这个忘恩负义的国王，连这个曾经救过他命的好人的恩情都不认了。我们还能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好处。捉住这个暴君！’人们在盛怒之下从四面八方攻击国主，因为国王坐在他的象上，人们就用弓箭、标枪、石块、大棍以及一切能拿到手的武器当场把国王杀了。人们抓住他的脚后跟把他的尸体拖来扔到一条沟里。”那个“好人”被立为王。又如《佛本生经》（第432篇）说，有一个会魔术的青年为波罗疙斯的一个王幻变出宝物，可是这个王听了他的顾问婆罗门的话，故意把自己的珍宝藏起来，反逼那个青年说出贼来。这个青年知道真情，先不肯说，只是说了一些故事，说明水、火、土、粮等皆人生活所需，但也能淹死、烧死、砸死、胀死人（暗示国王能保护人，也能害人），国王还逼他说，他就在城乡居民都在的大会上揭露了国王和那个婆罗门。人们对国王这种贼喊捉贼的行为十分愤怒，心想“为了不让他以后继续干这种贼把戏，我们要杀掉这个王”。于是“他们揭竿而起，当场痛打国王和那个祭司，直到把他们打死才住手。”随后立那个青年为王。又如《佛本生经》（第542篇）说，波罗疙斯的一个国王重用一个婆罗门，让他管司法。而这个婆罗门贪污枉法，把财产判给不当占有的人而剥夺了原主的产权。有人告到王子处，王子纠正了判决，国王和人民都知道了。这个婆罗门对王子怀恨在心，竟以升天为诱饵，劝国王以王后及众王子、公主为牺牲祭神，国王心想“升天”，捉了王后及众王子、公主，又捉四个大商人，群情激怒。最后群众起来杀了那个婆罗门，国王得“神”佑，群众免了他一死，但废黜了他，把他赶出了城，使他成了一个被逐出种姓的贱民，而立了那个王子为王。这些故事神话色彩很浓，地点也非确实，但总反映出人们和专横残暴的国王之间的矛盾，反映出包括大商人在内的平民同国王和婆罗门等贵族的矛盾，反映出群众暴动推翻国王在当时是常有的事。佛经里还说到释伽国“尔时诸释五百奴叛，住阿练若处（意即寂静处）”。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也记载了一段居萨罗国人民武装起义的传说，“昔此国，群盗五百，横行邑里，跋扈城国。胜军王（即波斯匿王，与佛陀同时人）捕获已，抉去其眼，弃于深林……”。类似记载在佛教典籍中还有不少，反映当时阶级斗争是很激烈的。
关于难陀王朝的建立，古来有不同传说。据佛教典籍的说法，此王朝的建立者早年落入群盗之手，入了伙，后来成了群盗首领。他攻略邻近城国，并致最后通牒云：“献出你们的王国，或者一战”。大概强大的难陀王朝也是在人民起义后建立起来的。
八、沙门思潮及顺世论派、耆那教
列国时代的社会动荡，不能不在各阶级、阶层人们的心目中有所反映。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种新思潮和新宗教象雨后春笋般地产生了，出现了如同中国春秋战国时代那样“百家争鸣”的景象。
在这以前，社会上最有影响的是以婆罗门为代表的旧氏族贵族。他们是旧的等级制度和传统观念最积极的维护者，最保守的反动派。婆罗门教是他们的精神武器。到这时期，婆罗门教与现实社会的变迁不相适应，表现出最顽固、最反动、最腐朽的性质。所以，它就成了各种新思潮、新宗教的首要攻击目标。
新思潮、新教派，在佛教文献中被称为“外道”。据说当时有“六师”，“六十二见”或九十六种外道。它们各有各的学说，各有各的徒众，代表着不同的阶级或阶层，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其中，思想最激进的是顺世论派，而影响最为久远的则是耆那教和佛教。
顺世论派梵语为“路伽耶陀”（Lokayata意为“流行于人民中间的观点”）汉译佛经译为“顺世外道”或“世间行”等名称。它又被称为“斫婆迦”（Carvaka）派。这派学说，大约早在后期吠陀·焚书时代即已出现。传说其创始人是毗诃跋提。列国时代是它最活跃的时代，当时的代表人物是阿夷多翅舍钦婆罗。顺世论派是古代次大陆唯物主义的哲学家派别。总的来说，它反映了人民群众的世界观，是与婆罗门教、佛教等一切宗教哲学根本对立的。
顺世论派认为，世界由地、水、火、风四大原素构成，生命产生于物质，感性知觉是认识的惟一源泉。他们否认“吠陀”的权威，否认有与肉体脱离的灵魂。他们激烈反对婆罗门教的灵魂不死、轮回转世的说教和祭祀杀生的行为。他们嘲笑说，“祭祀杀的牺牲能够升天，为什么不把自己的父亲杀死去祭祀？”顺世论派称所有“吠陀”的创造者都是伪善、狡猾和贪婪的骗子，婆罗门的祭祀是他们谋生和发财的手段。他们也反对其他宗教所宣传的禁欲主义和苦行，认为这是叫受苦的人无穷地忍受痛苦而舍弃快乐。顺世论派还反对种姓制度。他们认为，婆罗门和旃荼罗（贱民）血管里的血液都是红的，人是生而平等的。
顺世论派这些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是下层人民反对奴隶主统治阶级的思想反映。它在奴隶制社会里，受到统治者和一切唯心主义派别的反对，是不能得到发展的。顺世论派的著作也多被毁灭，所残留下的片断也多被作为批判对象见于它的论敌（如佛教）的作品中，当然不免受到歪曲和窜改。
耆那教是列国时代在次大陆东北部兴起的一种新宗教。学术界一般认为筏驮摩那（意译为增益）是耆那教的创始人，虽然根据耆那教徒的传说，他不过是该教二十四祖的最后一位。筏驮摩那的生卒年月已不可考，但无疑是生活于公元前6世纪期间，大约与佛祖释迦牟尼同时或稍早。他出生于吠舍厘城一个刹帝力的名门家族。三十岁以前，他过着平凡的世俗生活，以后出家苦修并云游各地。四十二岁时，筏驮摩那自以为悟道，成为“耆那”（意为情欲的战胜者）或“尼干陀”（意为超脱尘世束缚）。因此，他的门徒就得到了耆那教徒或“尼干陀”（又译为“尼干子”等）的名称，他本人也取得了“大雄”（意为伟大的英雄）的称号。大雄一生的后三十年是在恒河中下游各地传教中度过的，直至七十二岁时逝世。
耆那教徒反对婆罗门教的“吠陀”的权威性和实行杀生祭祀。他们信奉的经典是二支。基本教义是业报轮回、灵魂解脱、非暴力和苦行主义等。耆那教提出三条使人摆脱轮回、解脱灵魂的道路，称为三宝。即：正智，正确学习并理解耆那教的经典和教义；正信，确信该教的经典和教义；正行，正确实行该教的教义和戒律。为了达到耆那教的所谓解脱道路，对教徒规定了严格的五条戒律，即：不杀生（非暴力）、不欺班、不偷盗、不奸淫、戒私财（汉译佛经称为“无所得”）。按耆那教的主张，只要人们厉行五戒，特别是戒杀生和极其严酷的苦行，就可以达到济度（解脱），甚至主张舍身，以肉体的痛苦来换取灵魂的快乐。
如上所述，耆那教虽然对婆罗门教进行了一些批判，但它仍然继承了婆罗门教业报轮回等等谬说。因而，耆那教也起了麻痹劳动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的作用，有利于统治阶级。
耆那教最初是在南亚次大陆东部传播起来的，其门徒主要来自刹帝力种姓和吠舍大商人。传说大雄和摩揭陀国王频沙罗和阿阇世有姻戚关系，这两个国王都是耆那教徒。据说后来孔雀王朝的旃陀罗崛多也信奉耆那教。有些材料证明，公元前4世纪末以前，耆那教已传到次大陆南部。公元前3世纪，耆那教徒分为两派：一派穿着白袍，称为白袍派；另一派效仿大雄的习惯完全裸体，称为赤裸派（或称天衣派）。耆那教从未传布到南亚以外，不过它在数世纪中曾是次大陆最盛行的宗教之一，至今仍为印度一种重要的宗教。
九、早期佛教
佛教是适应时代需要而创立的，是时代的产物。列国时代是奴隶制迅速发展，社会政治、经济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和集团利益的学派和教派纷纷出现，共同反对独揽神权、高高在上的婆罗门教。在这种形势下，释迦牟尼是作为刹帝力和吠舍中的大商人奴隶主阶级的代表而出现的，是代表这个阶级的利益进行宗教改革的。恩格斯说：“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有宗教变迁相伴随，只是就迄今存在的三种世界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言。”佛教的产生正是和列国时代政治、经济的变革相伴随的。
释迦牟尼（公元前563—前483）是佛教的创始人。他姓乔达摩，名悉达多，但真姓名常不用，通常称为释迦牟尼或佛陀。释迦是族名，牟尼是隐居林间的圣人，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佛陀意为觉悟者。此外，他还有如来、世尊、佛、佛祖等十余种称号。
释迦牟尼是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之太子，属刹帝力种姓。非雅利安人，有人说是蒙古利亚人。自幼受过婆罗门良好教育，兼习武艺。16岁时与拘利城公主耶输陀罗结婚，生子罗檅罗。青年时期在宫廷内过着王子生活。据传说他曾4次驱车出游，路遇老人、病人、死人和苦行者，深感人生之苦。他29岁时舍弃王位，抛妻别子，出家求道，试图寻找一条能使人解脱痛苦的道路。出家后，他先到摩揭陀首都王舍城，跟阿罗逻·迦罗摩和优陀迦·罗摩子两位高僧学习，后来又到乌卢吠罗过极严厉的苦行生活。苦修6年，弄得身心衰弱，险些丧命而无所得，第7年来到加雅，静坐于菩提树下冥思苦想。经过49天苦苦探索，终于“大彻大悟”，悟出了生死之真理——
“解脱”，得道而成佛。早期佛教的佛不是神，而是觉悟了的人。
释迦牟尼得道后，在贝拿勒斯的鹿野苑初转法轮，获得成功，收了一大批门徒。随后，在他为求道而曾长期过苦行生活的乌卢吠罗又度化了1000多名苦行者。他建立僧团，制定戒律，规定僧侣不得拥有私产，要依靠布施生活，并有游方传教之义务。在以后的40多年中，他一直在摩揭陀、鸯伽、居萨罗和跋祗等国布法，经常来往于王舍城和舍卫城之间，先后培养了摩诃伽叶、阿难陀、摩诃目檦连、优波离、舍利弗、罗檅罗等十大弟子。在释迦牟尼的积极宣传和组织下，佛教迅速发展起来。迅速发展的原因有二：其一，得到王家贵族和城市富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积极支持。例如，摩揭陀国王频毗沙罗和阿阇世在首都王舍城为佛院及其门徒建立了竹林精舍，供其居住，并给他们提供生活上的一切必需品。舍卫城巨商须达多以布金满园之资，从波斯匿王子那里购得祗园，并在此给释迦牟尼建筑了优美的祗园精舍等等。其二，受到各阶层人士的普遍欢迎。佛教提出“众生平等”的口号，不分种姓吸收一切自由人入教，同时反对奢侈的祭祀仪式，用方言俗语传教。因此颇受下层群众欢迎。另外，它反对极端的苦行主义，只要求信徒过不苦不乐的“中道”生活，不必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因此也为王家贵族和富商所接受。这样，佛教很快就发展成了拥有广大信徒和社会影响的新兴宗教势力。
公元前483年，释迦牟尼从王舍城出发前往舍卫城，途中在拘尸那涅盘，享年80岁。按照印度习浴，尸体被火化。附近8个国家的国王将佛舍利（骨灰）分成8份，各自带回建造檌堵波（佛塔）供奉。
相传在释迦牟尼涅盘后的第四个月，佛教僧团在阿阇世的赞助下，在王舍城毗婆山的七叶岩举行了佛教第一次大结集。参加这次大结集的有500名和尚，故在印度佛教史上称为“五百罗汉大结集”。大结集由释迦牟尼的著名大弟子摩诃迦叶和阿难陀主持，用集体会诵佛陀生前谈法言论的方式，审订和编纂了佛教经典“律藏”和“经藏”，加上后来编纂的“论藏”，合称“三藏”。
佛教从公元前6世纪创立到公元前273年阿育王继承王位定为国教止为早期佛教，或称为原始佛教。早期佛教的基本教义是“四谛”，即深悟无常之苦以求解脱之道的四个真理。四谛即苦谛、集谛、灭谛、道谛，其中苦谛是中心，是释迦牟尼说教的出发点。苦谛说明人生有八苦：生、老、病、死、爱离别、怨憎会、求不得、五取蕴（五受阴）。所谓生、老、病、死之苦，即人生必须经过的出生、衰老、疾病和死亡四种痛苦。所谓爱离别苦即与所爱的人生离死别之苦。怨憎会苦即与所憎恨的人相遇时产生的痛苦。求不得苦是欲得而得不到所产生的痛苦。五取蕴苦即身心的总苦。集缔是说明人生多苦的原因。佛教认为产生以上八苦的原因在于“欲爱”，人有欲爱必然要在身（行动）、口（言论）、意（思想）三方面有所表现。这些表现在佛教中也称之谓“造业”。佛教认为，欲爱、造业、果报、轮回、重新受苦，是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认为“欲为大患”，不解除此欲，人们始终要在变化无常的人世中经受痛苦。在阶级社会里，广大劳动人民之所以受苦，是由于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结果，可是佛教却掩盖了这一实质问题，把真正的苦因歪曲为欲爱，让人们去同自己的欲爱作斗争，而不是去同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作斗争，这实质上是要劳动人民安分守己，服服帖帖地当牛做马。灭谛是讲灭苦因。既然苦因根源于欲爱，因此灭苦因必须灭欲爱。佛教认为，欲爱灭则不造业，不造业则无果报，果报灭则轮回亦灭，轮回灭就可得到解脱，进入最高界涅盘。涅盘是佛教幻想出来的不生不灭，永远超脱轮回，克服了一切痛苦的寂静境界。这种境界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它只不过是死的代名词而已。那么，欲爱能否灭，涅盘能否达到？佛教主张“自业自得”，即认为每一个人都能够自己克服一切杂念，能够依靠自己得到解脱，而不需靠僧侣向神祈祷。大批佛教徒克己守法、孜孜以求，就是为了达到这种“不生则不死，此灭为最乐”的境地。道谛是讲修道的途径和方法。按佛教的说法，要想达到涅盘境地必须修八正道。八正道是：“正见”（信仰正）、“正思维”（决心正）、“正语”（言论正）、“正业”（行为正）、“正命”（生活正）、“正精进”（努力正）、“正念”（思念正）、“正定”（精神集中，禅定正）。这八条正道就是要人们脱离现实斗争，不要犯上作乱，循规蹈矩地生活，专心致志地修行，最后得到幻想的幸福。这是束缚人民大众的八具精神枷锁。是麻痹人民的鸦片。不过，早期佛教也具有一定的进步倾向。
早期佛教的阶级基础是刹帝力官职贵族和吠舍中的大商人两个新兴奴隶主阶层。它代表它们的利益，为它们呐喊，因此得到它们的积极支持，发展很快。虽然在轮回转世说上它与婆罗门教相似，但总的说来它是反婆罗门教的，是有进步意义的。早期佛教的进步倾向主要表现为：第一，反对婆罗门教固定不变的种姓论。列国时代，随着争霸战争的进行，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王权得到了加强和提高，但由于受所谓神创四个瓦尔那谬论之束缚，王家贵族仍处于婆罗门之下，受到压制。另外，以刹帝力官职贵族和吠舍中的大商人为代表的新兴奴隶主阶级，要求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也受到婆罗门教固定不变的种姓论的限制。早期佛教从王家贵族和新兴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出发，对婆罗门教进行了猛烈抨击。据佛教文献记载，佛陀曾告婆悉咤说：“你看那些婆罗门，愚冥无识，犹如禽兽。虚假自称，婆罗门种，最为第一，余者卑劣；我种清白，余者黑冥；我婆罗门种，出自梵天，从梵口生。”接着又告诉他说：“所谓梵种乃是欺诈，他们也是婚娶产生，与世无异。”这样就否定了种姓神创、固定不变和婆罗门第一的说法。
佛教在反对婆罗门教神创四个瓦尔那学说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创世说。佛教认为，世间最初本无种姓差别，后来由于为财产发生争讼，人们便“宁可立一人为主，以治理之。”于是世间便有王名，以正法治民，故名“刹利（即刹帝力）”。按照佛教这种说法，最早产生的是刹帝力种姓，它当之无愧，应列第一。《长阿含经》中说：“刹利生为最，能集诸种姓，……天人中为最。”“世间为第一。”佛教在肯定刹帝力的最高地位的前提下，按人类形成之初的职业分工，确立了其他三种姓的地位，即婆罗门居第二位，吠舍和首陀罗仍居第三和第四位。佛教对婆罗门和刹帝力的地位的颠倒，其目的在于排除婆罗门对刹帝力的压制，以使他们能够扩张其社会的和政治经济的势力。这对奴隶制社会的发展是有利的。另外，佛教把种姓制的产生看作是历史现象，是社会分工的结果，因而不再是人力不能改变的，从而也否定了种姓固定不变论。
第二，主张以阶级划分代替种姓划分。在早期佛教经典中，经常提到奴隶主与奴隶，称二者为“大家与奴”、“大家与奴婢”、“良人与奴婢”、“人与奴”、“王与僮”等。例如，《中阿含经》中说：“余尼及剑浮国（犍陀罗和剑浮沙）有二种姓，大家及奴”。《增一阿含经》在谈到檦陀罗和剑浮沙的情况时说；“彼土人民有二种之姓，云何为二？一者人，二者奴。此二姓亦复不定，……或先作人后作奴，或先作奴后作人。”佛教如此把作为奴隶主的“大家”、“良人”、“人”、“王”与作为奴隶的“奴”、“奴婢”、“僮”直接对立，用奴隶制阶级划分代替种姓划分，从而消除了种姓制结构中旧的排列次序。这是符合要求改变现实地位的新兴奴隶主阶级利益的，是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的。
第三，提出了“众生平等”口号。《长阿含经》中说；“四种姓者，皆悉平等，无有胜如差别之异。”《长阿含经》中又说。“今我弟子，种姓不同，所出各异，于我法中，出家修道，若有人问，汝谁种姓，当答彼言，我是沙门释种子也”。早期佛教提出这一口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压迫的低级种姓要求平等的愿望，在宗教生活上也为他们打开了方便之门，比之婆罗门教严禁首陀罗参加宗教生活是一种进步，对婆罗门教极力维护的种姓血统论是一个打击，因此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需要指出，早期佛教所讲的“众生平等”绝非指在世俗生活上平等，它所指的是在宗教领域内的平等，即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修道得到虚幻的解脱。因此，早期佛教尽管在与婆罗门教斗争中表现出一些顺应奴隶制发展的因素，但本质上它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而绝非人民大众的宗教。
第三节 帝国衰亡后的印度
一、次大陆的分裂
孔雀帝国在阿育王时期达到极盛。阿育王死后不久，帝国开始由盛变衰。北印度分成东西两部分，分别由他的两个儿子统治；南印度的安度罗国和羯陵伽国宣布独立，孔雀帝国开始瓦解。公元前187年，孔雀王朝最后一位君主布里哈陀罗被他的将军普沙密多罗·巽加所杀，帝国从此灭亡。
孔雀帝国的灭亡主要是由于国内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缺乏统一的基础所致。庞大的孔雀帝国是由旃陀罗笈多、宾头沙罗和阿育王经过一系列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有很大的差距。例如，印度河、恒河流域的奴隶制经济、文化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而西部、南部或其他边远地区或刚进入奴隶制阶段，或仍为氏族部落制，差距很大。帝国政府没能采取有效措施缩小差距，打破不平衡，也没能消除一些地区长期存在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性。帝国缺乏统一的基础，一旦中央统治力量削弱，各地就会自谋独立，因此是难以长期维持统一的。另外，帝国内部矛盾重重，削弱了中央集权统治。印度是个多民族、多教派的国家，不仅有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也有各种民族矛盾、教派矛盾、种姓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等。所有这些矛盾把中央政府搞得焦头烂额，从而削弱了中央政府的统治，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则直接引起了帝国的分裂和衰落。例如，阿育王死后，发生了王子们争夺王位的斗争和宫廷内乱，结果形成一个王子控制恒河流域、一个王子控制印度河流域的分裂局面。此局面为原来就有很大独立性的安度罗国和羯陵伽国提供了摆脱中央政府控制而独立的机会。安度罗和羯陵伽先后独立，孔雀帝国再次分裂，进一步衰落，终于在公元前187年被普沙密多罗·巽加灭亡。
孔雀帝国灭亡之后，次大陆长期陷于四分五裂之中。普沙多罗巽加杀死孔雀帝国末帝布里哈陀罗陀后，建立起一个新王朝，即巽加王朝（公元前187—前75），首都华氏城。巽加王朝已不像孔雀王朝那样强盛，其统治范围只限于恒河中、下游地区。公元前75年，巽加王朝末王在一次宫廷政变中被一个女奴杀死，该王朝覆灭。婆罗门大臣伐苏迪跋乘机尽篡了王位，建立甘婆王朝（公元前175—前30）。甘婆王朝更是个苟安于一隅的小朝廷，它统治的地区只限于摩揭陀附近地区，而且很不稳定。公元前30年，甘婆王朝又为南印度的安度罗国所灭。
西北印度被入侵者所占领。公元前2世纪前期，大夏的德米特里二世侵入印度河流域，以奢揭罗为首都。到米南德王（公元前153—前130）统治时期，势力扩展到恒河流域的马土腊，并进攻过阿瑜陀城，但被巽加王朝击退。米南德王信奉佛教，支持佛教在西北印度和中亚传播，于是这里便成为佛教的中心。
继大夏·希腊人入侵之后，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来自中亚的塞种人又侵入西北印度。公元1世纪中叶，他们在印度河和恒河上游地区建立了霸权。此后，塞种人的势力扩展到印度河下游和印度西部地区，在那里建立了20多个洲长国家。塞种人在印度西北部和西部建立的国家，后来大部分被贵霜帝国所灭，个别的一直存在到公元4世纪，为笈多王朝所灭。
次大陆南部的主要国家有安度罗和羯陵伽。安度罗自孔雀王朝末期独立到公元318年灭亡，作为独立国家存在五百余年。该国在萨塔瓦哈纳王朝（公元前78—公元318）时期国势强盛。公元2世纪时，它的版图北起温德亚山脉，南至克里希纳河，东临孟加拉国湾，西濒阿拉伯海，包括德干高原中部和北部广大地区。在塞种人和贵霜人入侵印度的威胁下，安度罗国凭借自己强大的武力，维护了中印度和南印度的独立和繁荣。公元前30年，它曾北上恒河流域，灭掉摩揭陀的甘婆王朝。
羯陵伽独立后，在公元1世纪卡罗维拉国王统治下强盛一时，其军队曾打到次大陆北方，还远征过南方。但后来的情况就不清楚了。
次大陆的四分五裂，给外来入侵者造成了可乘之机。从公元1世纪中叶起到3世纪，次大陆北部大部分地区又被来自中亚的大月氏人国家——贵霜帝国所征服。
二、贵霜帝国
公元1世纪中叶，当罗马和帕提亚两个强国在西亚方面角逐时，中亚细亚兴起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即贵霜帝国。关于贵霜起源，《史记》、《汉书》、《后汉书》里有比较翔实的记载，是关于贵霜国家早期历史最重要的史料。贵霜国家是大月氏人所建。大月氏人最初居住在中国西部敦煌、祁连山一带，势力强大。到公元前2世纪初，被匈奴击败，西迁至阿姆河流域，以后又灭巴克特利亚，统治整个阿姆河、锡尔河流域。公元前128年（汉武帝元朔元年），张骞曾访问过据有巴克特利亚的大月氏。据《后汉书·西域传》载，大月氏分为五个部分，首领称为“翕候”。其后五翁候中的贵霜翕候丘就却攻灭其他翕候，自立为王，约在公元1世纪中叶建立了贵霜帝国。《后汉书》中所记贵霜诸王的名号，多数可以从发现的贵霜钱币上得到证实。
贵霜帝国建立后，国势非常强盛。丘就却南下攻占喀布尔，并把西北的花剌子模置于统治之下。丘就却的儿子阎膏珍又南侵印度，直到贝拿勒斯，建立了对恒河流域的统治权。到了迦腻色迦时（约120—162年），贵霜战败帕提亚，扩大了在北印度的统治，包括恒河和印度河流域。这时贵霜帝国的疆域西起咸海，东至葱岭，形成中亚细亚一个庞大的帝国，国都富楼沙（今白沙瓦）。
大月氏人自中国西部迁到巴克特利亚定居以后，经济生活和社会制度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巴克特利亚灌溉农业很发达，又因地居东西交通的孔道，商业也很繁盛。大月氏人在巴克特利亚取得统治地位以后，逐渐吸收较高的文化。当贵霜国家的疆域不断扩大、形成为一个庞大帝国时，又囊括了许多社会结构不同的地区。这些地区的经济和奴隶制度都有了显着的发展。在巴克特利亚、大宛、花剌子模和粟特等地，灌溉系统扩大了。在印度境内，涌现出一些新兴的城市。贵霜帝国的中心是横贯中亚细亚的“丝路”的枢纽，商业向来兴盛。到迦腻色迦时期，中亚细亚的商业又发展到新的阶段。中国的丝绸、漆器、铁器，印度的珠宝、香料，埃及和西亚的玻璃，在欧、亚东西贸易中都经过贵霜，贵霜商人从中获得了巨大利润。从各地所发现的贵霜货币可以看出，当时货币经济已很发达。各方面的经济活动促进了奴隶制的发展，经常战争也扩大了战俘奴隶的来源。但在贵霜国家中，仍存在着农村公社和依附村社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