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第三次反共高潮

周恩来在延安告急时到达西安

1943年6月下旬，周恩来、邓颖超、林彪等一百余人乘汽车由渝返延，7月9日到达西安。这时，延安及整个陕甘宁边区正处于紧急状态。

胡宗南已升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副长官部设在西安南郊一座庙宇——俗称小雁塔的荐福寺。1943年2月，驻兰州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以绝密件向胡宗南及该战区所属驻宁夏的马鸿逵、驻青海的马步芳，下达经蒋介石亲自审定的《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指令有关部队“于现地掩蔽，作攻势防御”，俟机“转取攻势”时，“先迅速收复囊形地带”，进而“收复陕北地区”。胡宗南按此计划部署兵力。他指挥的三个集团军，除第三十四集团军（下辖三个军）担负自潼关至宜川的黄河防务抵御日军外，第三十七集团军总部驻三原，第三十八集团军总部驻平凉，各辖三个军，对“陕北地区”和囊形地带“作攻势防御”。

囊形地带主要指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早在1939年，蒋介石即令当时驻西安的蒋鼎文进攻关中分区，侵占了淳化、栒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座县城（借口是，这五县不属行政院划定的陕甘宁边区管辖范围），但上述五县大部地区仍由陕甘宁边区掌握。蒋介石、朱绍良、胡宗南都认为，以栒邑城北马栏镇为中心的关中分区，位于洛川侧后，形成插入蒋管区的囊形地带，向南可进逼西安，向东可切断咸（阳）榆（林）公路，是必争的战略要地。

1943年5月2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公开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声言这是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便于各国共产党独立处理问题。5月26日，中共中央发表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蒋介石密电胡宗南，电称：确悉，奸党连年整风，内争激烈，共产国际解散对奸党是沉重打击；命胡宗南乘此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限6月底完成部署，行动绝对保密。为此，对共产国际解散不公开置评。

胡宗南于1943年6月初到三原、耀县视察部队，6月18日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内定由第三十八集团军迅速攻占囊形地带后，协同第三十七集团军攻占陕北地区。6月下旬，胡宗南返回西安时，第三十八集团军已不能按原计划执行任务。原因是：1942年以来，甘肃南部出现了“西北各民族抗日救国联军”“西北农民义勇抗日救国集团军”等自发组织，互相联络配合，提出“甘人治甘、反对征兵征粮”口号，得到汉、回、藏群众的拥护、支持，影响逐步扩大，到1943年5月，武装力量达5万余，活动区域达20余县，震动兰州。朱绍良、胡宗南乃令第三十八集团军于6月5日起进行镇压。原期速战速决，在10日内弭平，但到6月底仍未奏功（延至7月中旬才暂告平息）。蒋介石遂令胡宗南抽调第三十四集团军下辖的第一军和第九十军攻占囊形地带。为免过早暴露，胡宗南密令各参战部队先派出少量先遣人员，大部队在发起进攻前两日再开到指定的前进位置。预定的进攻日期是7月9日，恰好是周恩来到达西安这一天。

我及时将上述情况告知王石坚，他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密台迅报延安。

朱老总一电退胡军 胡宗南查究泄密者

1943年7月4日，朱德明电胡宗南，内称：“自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致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

收到这份电报，我心里一惊，送给胡宗南。他看了两遍，又让我念了一遍。他皱起眉头，说：这一手，厉害。接着提出两个问题：是谁泄的密？这一仗打不打？

我已有思想准备，不改常态地说：应该查明是谁泄密。从朱德的电报看，“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可能由于“弹粮运输”有所暴露。但共产国际解散，委座不许公开评论。“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是委座亲自掌握的绝密行动，胡先生只让西安有关人员和参战部队师长以上将领知道，绝不会“道路纷传”。一定有人泄密，透露给共产党。也许有共产党间谍混进来。不查清楚，不好向委座交代。

胡宗南问：你看怎么查？我说：请胡先生指定专人，将西安和参战部队知道这一机密的人，包括我在内，列出名单，秘密审查。表面上若无其事，不要打草惊蛇，免得泄密的人畏罪逃跑。但从现在起，就不要让涉嫌的人参与机密，特别不要让他们知道这一仗打不打，防止再泄露给共产党。

胡宗南要我把他下属的特务头子刘大军找来，我退出。在这种场合，他一向不让第三者参加。

旋即得悉，延安方面通过多种渠道，将朱德的电报广为宣传。

当晚，胡宗南召集参谋长等有关人员开会，照常让我出席。

会上，胡宗南未提“是谁泄密”的问题，只提“这一仗打不打”的问题。有人主张照打，理由是：委座对“共党”的研判完全正确，不应坐失良机，加之陕北兵力空虚，正规部队只有三五九旅一个旅，连年开荒，已失战力。出动五个军，可迅速歼敌，完成任务；有人则主张暂缓，理由是：陇东“暴民”是乌合之众，第三十八集团军进剿近月，尚未报捷，对陕北之敌更不可轻视。朱德的电报使事机败露，如日军闻讯，乘机渡河，难以收拾。现可按兵不动，听候委座指示。

胡宗南做结论。他说：不能坐待指示，应为委座分忧劳，我们要主动提建议。委座原定闪击、偷袭，不料“共党”采取非正规手段，利用朱德电报大肆张扬。如仍按原计划进行，不但日军可能乘隙渡河，而且定会受到盟邦责难。委座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盟邦对国军期望很高，可惜国军长期未打胜仗。共党早就宣传国军不抗日，只有他们抗日。此时进军陕北，将给共党口实，损害委座声誉，美国可能转而支持共党。我们只能停止行动，恢复原态势。他让参谋长据此起草给蒋介石的电报，送他核发。他核发时，还参照我的意见，做了些修改。

1943年7月7日，蒋介石电复胡宗南，同意罢兵，但要查明有无“泄密”“通匪”情事。不久，刘大军报胡宗南，“通匪”事正在查，“泄密”事有两件：（1）6月12日，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张涤非召集9人开会，通过文件，要中共随共产国际解散而“解散”;（2）7月6日，中央社自西安发出电讯说，西安文化团体开会，致电毛泽东，叫他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解散中共”“取消边区割据”。胡宗南大骂张涤非、中央社是混蛋。事后，刘大军经胡宗南批准，将两个“匪谍”送西安劳动营关押。

这几天我未单独外出，直到7月10日，才将上述情况告知王石坚。

毛泽东质问国民党 胡宗南筹应周恩来

至7月13日，我送给胡宗南的文电中包括：

一、7月9日，朱德致电胡宗南：6日和7日，第一六七师师长及一团长分别在关中分区南部附近侦察地形。据民众称：该部将分九路进攻该区，请予制止。

二、7月9日，延安三万群众举行紧急动员大会，通电全国，揭露“抗战阵营内一部分丧心病狂的日寇第五纵队”正积极策划进攻边区，呼吁全国人民制止内战，号召全边区人民动员起来，保卫边区。

三、7月10日，朱德致电胡宗南：关中方面战机甚紧，若被攻击，势必自卫。

四、7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指出胡宗南指挥的三个集团军中，“有两个集团军用于包围陕甘宁边区，只有一个用于防守从宜川至潼关一段黄河沿岸，对付日寇”。不料近日“担任河防的第一、第十六、第九十等三个军中，开动了两个军，第一军开到邠州、淳化一带，第九十军开到洛川一带，并积极准备进攻边区，而使对付日寇的河防，大部分空虚起来”，质问“这些国民党人同日本人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我才知道，这一社论是毛泽东所写，收入《毛泽东选集》。当时毛主席为拒阻胡宗南进攻边区，断然使用情报材料。）

胡宗南已于7月8日下令收兵，先遣人员返回原建制。他看到上述文电时哈哈大笑，认为共产党情报不灵，对他莫测高深。但他对《质问国民党》一文的犀利文笔很感兴趣。

胡宗南获悉周恩来等即将到达西安，事先采取两项措施：

一、通知陕西省主席熊斌等，如周恩来约谈，应矢口否认他有进攻边区意图。

二、指定政治部主任王超凡，在小雁塔安排酒会，招待周恩来、邓颖超。从西安黄埔六期以上将级军官中选30人左右，各偕夫人出席作陪，对周恩来以师礼相待，制造友好气氛，多敬酒，最好把周灌醉。他还规定，在酒会上，对周恩来称周先生，对邓颖超称周夫人，对蒋介石不称委座、总裁而称蒋委员长，对他本人称胡宗南同志。王超凡问：对林彪怎么称呼？胡宗南答：不请林彪（林彪是黄埔四期生，从苏联疗养回延安路过西安时见过胡宗南，态度甚卑，胡宗南瞧他不起）。

周恩来在胡宗南举办的酒会上

招待酒会于7月10日下午举行。经事先联系，邓颖超因身体不适不参加。胡宗南要我乘坐他的专用汽车，代表他去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迎接周恩来。周恩来问我：贵姓？我通报了姓名，他紧握一下我的手，领我向门口走。走了两步，他忽然停住，让我稍等，他转身返回里院。不一会儿他出来，我轻声用英语说：请小心，提防被灌醉。

车到小雁塔。胡宗南在会场外等候，向周恩来敬礼，陪周恩来进会场。王超凡向环坐在四周的作陪者下令：“起立！”周恩来挥手致意。胡宗南陪周恩来在东侧中间的双人沙发上就座。王向作陪者下令：“坐下！”

周恩来同胡宗南交谈，提出他想了解的问题。

王超凡致欢迎辞。在临尾时说：在座的黄埔同志先敬周先生三杯酒，欢迎周先生光临西安。请周先生和我们一起，祝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身体健康，请干第一杯。

周恩来举杯起立。他微笑着说：王主任提到全国抗战，我很欣赏。全国抗战的基础是国共两党的合作。蒋委员长是国民党的总裁，为了表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诚意，我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愿意为蒋委员长的健康干杯。各位都是国民党党员，也请各位为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干杯！

胡宗南愣了。王超凡和其他作陪者不知所措。周恩来举目四顾，仍然微笑着说：看来各位有为难之处，我不强人所难，这杯敬酒免了罢。他放下酒杯，继续泰然自若地同胡宗南谈话。

隔一会儿，十几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夫人举杯走向周恩来。其中一位说：我们虽然没进过黄埔军校，都知道周先生在黄埔军校倡导黄埔精神。为了发扬黄埔精神，我们每人向周先生敬一杯。

周恩来风趣地说：各位夫人很漂亮，这位夫人的讲话更漂亮。我想问：我倡导的黄埔精神是什么？谁答得对，我就同谁干杯。她们顿时张口结舌。胡宗南忙说：今天只叙旧谊，不谈政治。周恩来转向这些夫人说：我们就谈点别的。他同她们分别寒暄几句，把她们送回原座。她们不感尴尬，反而笑逐颜开。

周恩来继续和胡宗南谈，既谈政治，又谈军事。

接着，十几位将军排成一行，举杯向周恩来走来。领头的说：刚才胡宗南同志指示我们，今天只叙旧谊。当年我们在黄埔军校学习，周先生是政治部主任，同我们有师生之谊。作为周先生的弟子，我们每人向老师敬一杯。

周恩来说：胡副长官讲，今天不谈政治。这位将军提到我当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不能不谈政治，请问胡副长官：这杯酒该喝不该喝？胡宗南说：他们都是军人，没有政治头脑，酒让他们喝，算是罚酒。他们遵命干杯。周恩来同他们一一握手，问了姓名、职务。他们转身回座时，个个面露喜色。

不久，又一批夫人走来。有一位看着稿子说：我们久仰周夫人，原以为今天能看到她的风采，想不到她因身体不适没有光临。我们各敬周夫人一杯酒，表示对她的敬意，祝她康复，回延安一路顺风。我们请求周先生代周夫人分别和我们干一杯。周先生一向尊重妇女，一定会尊重我们的请求。

周恩来严肃地说：这位夫人提到延安，我要顺便说几句。前几年，延安人民连小米都吃不上。经过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日子比过去好，仍然很艰难。如果让邓颖超同志喝这样好的酒，她会感到于心不安。我尊重妇女，也尊重邓颖超同志的心情。请各位喝酒，我代她喝茶。我们彼此都尊重。他举茶杯碰她们的酒杯，她们喝了酒，他喝了茶。

告辞时，周恩来举杯说：感谢胡副长官盛情款待。我昨天到西安，看到朱德总司令7月4日给胡副长官的电报。里头说，胡副长官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今天我问胡副长官，这是怎么回事？胡副长官告诉我，那都是谣传。胡副长官说，他没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意图，他指挥的部队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听了很高兴，我相信，大家听了都会很高兴。我借这个机会，向胡副长官，向各位将军和夫人，敬一杯酒。希望我们一起努力，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南京、上海；收复北平、天津；收复东三省；收复所有被日寇侵占的中国的山河土地，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独立、自由、幸福的强大国家！同意的，请干杯；不同意的，不勉强。说完，他一饮而尽。胡宗南也一饮而尽，所有作陪的人都跟着干了杯。

胡宗南陪周恩来走向他的专车，对周恩来说：我让熊秘书代表我接周先生，也让他代表我送周先生。我上车，坐在周恩来的左侧。车启动，胡宗南注目敬礼，周恩来向他招招手。

途中，周恩来说：刚才我告诉胡副长官，送他延安出版的书报杂志，到七贤庄就让他们找一些，请熊秘书等一会儿，顺便带给胡副长官。他朝司机的背影看着，用左手握一下我的右手。我明白，他有话同我谈。

周恩来同我密谈一刻钟

周恩来领我到七贤庄里院东侧一屋，关上门，再次紧握我手，说：这几年，你辛苦了。我禁不住流泪。他柔声说：要忍住。我懂得这一语双关。周恩来看看手表，说：有些事要问你，不能超过一刻钟。

他问：蒋胡会不会进攻边区？

我说：要看全局。1939年蒋介石让胡宗南移驻西安，镇守大西北，给他十六字战略方针：“东御日寇，北制共匪，西防苏俄，内慑回马。”重轻次序是东、北、西、内。苏德战争爆发，去年盛世才投蒋，胡部第三集团军将从甘肃河西进新疆，暂无西顾之忧，其他三方未变。胡宗南想扩军，但国统区缩小，法币贬值，兵源、粮源、财源都缺，扩军办不到。胡现有三个集团军，对付三方面，左支右绌。宁夏马鸿逵、青海马步芳都是地头蛇，挟回民自重，蒋介石不得不给以兵权、政权，又怕他们坐大，反蒋、降日、联共，需胡宗南“慑”服。山西大部沦陷，潼关至宜川黄河防务关系重大，蒋介石要胡宗南用主力第三十四集团军固守。如日军过河，进入八百里秦川，大西北国统区保不住，蒋介石即使想和，也无本钱。前年，蒋介石派次子纬国到胡宗南的第一师当排长，现升连长，一直驻潼关附近，表明蒋介石对胡宗南的信任和对这段河防的重视。珍珠港事件后，美要借助中国牵制日军。蒋介石军常败，使美失望。蒋介石怕美支持八路军、新四军。去年，罗斯福派特使威尔基来华考察，蒋介石专门安排他巡视潼关守军和工事，检阅胡宗南的精锐部队第一军的一个师，借此显示蒋介石有力量、有决心抗日。蒋介石标榜抗日，可提高地位，取得美援，更需胡宗南固守河防，“东御日寇”。蒋介石、胡宗南早想侵占边区，但因既要“东御”，又要“内慑”，无力北进，又怕我“政治南下”或“军事南下”，对“北”方针在于“制”，力图在西北将我限制在蒋介石划定的边区范围之内。这次蒋介石利用共产国际解散，想改“制”为“剿”，但不敢明目张胆，命胡宗南偷袭闪击，计划已定，大部队尚未就位。朱总发电揭露，“日寇渔利”“妨碍盟邦”两句击中要害，蒋介石、胡宗南只好收兵、否认。这次搞不成，以后更困难。不是不想，是力所不及，势所不能，方针仍会回到“制”。但蒋介石、胡宗南扬言囊形地带是越界，是威胁，还会继续侵扰，认为不致引起风险。

周恩来问：胡反共坚决不坚决？

我说：我一度认为胡宗南可能成为“夏伯阳”，这是幻想。胡宗南受蒋介石重用，有知遇之恩，基于本身利害，对蒋介石效忠、服从。蒋介石抗日，他拥护；蒋介石反共，他追随。对边区，他构筑了自宜川沿黄龙山北麓经洛川至甘肃环县长达1300里的封锁线，盘查甚紧，多方同我们争夺青年。他同戴笠关系极密，可指挥军统，并自建特务机构，侦察、破坏我党。他在西安设劳动营，关押共产党员、“嫌疑犯”及异己分子，还利用叛徒、托派办反共刊物。但他也有另一面，你1936年9月1日给他的信，他珍藏着，给我看过，对“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很感慨；他反对降日，痛恨汪精卫之流，仍常函候张学良。日美开战后，他请求过河反攻，蒋介石未准。黄埔杜聿明等率远征军出国作战，他很羡慕。他要我起草“精神讲话”，着重要求做“革命军人”，鼓舞抗日斗志，强调民族气节，反对贪污腐化，反共调子不突出。去年，中央通过王世英邀他访延安，他很想去协调一些关系，蒋介石不准。这次蒋介石命他闪击边区，虽事机败露，他也可蛮干；但他权衡利害，主动请蒋介石准予罢兵。他的两面性很明显，既想抗日，又要反共。根据形势和所负任务，他在军事上仍将把“东御日寇”放在第一位，“北制共匪”放在第二位。

周恩来问：服务团那个女团长还找不找麻烦？你在安全方面有没有漏洞？

我说：前几年，李芳兰找我重提旧事，我顶住了。胡宗南的特务头子曾给我看一匿名信，信里说我是“匪谍”，我当场拍了桌子，质问他是何用意，指责他对我玩特务手段，我要向胡宗南辞职。他劝阻，说他是好意，是想使我知道有人诬陷我，希我提防。对这类情况我都以攻为守。胡宗南多疑，取得他的信任不容易。我牢记你和董老的指示，特别注意谨慎，事无巨细都当心。胡宗南常出人不意，轻车简从，微服出巡（他认为，行踪保密、微服简从最安全；事先张扬、前呼后拥最暴露，反易招敌暗算）。一次，他去西峡口会汤恩伯，只带两人，中途夜宿村塾，无意中发现我独自通宵警戒，给他难忘印象。经多年观察考验，他对我深信不疑。我至今有惊无险。如遇险，我能自持。

周恩来看看手表，说：前年蒋南翔回延安，我让他向陈云详细汇报你的情况，我还要向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讲。你身在虎穴，岗位重要，怎么工作，不需我多讲，我只提几句：对党要忠诚，对敌要狡猾；有所为，有所不为：抓大不抓小，注意战略动向，主要着眼保卫党中央。

周恩来又紧握我的手，摇了摇，说：我不送你，胜利后再见。

周恩来虑事周细入微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几位同志将几捆包装好的延安出版的书报杂志送上我坐的汽车，另给我几本没有包装的杂志。我才意识到，我接周恩来时，他问我姓名后，叫我稍等，转身返回内院，就是让人先办好这件事，为我在七贤庄逗留提供借口。我还意识到，把几本没有包装的杂志交给我，也是周恩来的精心安排。如果有人问我：你在七贤庄等的那一会儿，“八路”同你谈些什么？我可以说，他们忙着找书包、捆，让我看杂志。

周恩来一行于7月13日离西安去延安。军统西安站为了表明恪尽职守，送来综合报告。其中提到有一人坐胡宗南的专用汽车到七贤庄，接送周恩来。去接时，几点几分进，几点几分出；去送时，几点几分进，几点几分出，带走几大捆东西，看不出是什么。但显而易见的是，此人拿走几本反动刊物。我送给胡宗南，他看后哈哈大笑，高兴地说：周恩来在西安，一举一动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

周恩来谈第三次反共高潮

从抗战爆发到1938年武汉和广州沦陷这段时期，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共同抗日关系比较正常。1939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原则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后，国民党公然反共，制造摩擦。到日本投降止，国民党掀起三次反共高潮。第一次，主要是1940年春，蒋介石命令第九十七军朱怀冰部袭击驻太行山的八路军总司令部；第二次，主要是1941年1月，蒋介石命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突袭新四军，造成皖南事变；第三次，就是本文所述的1943年6月至7月间，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闪击陕甘宁边区未逞。

关于第三次反共高潮，1945年4月周恩来在中共七大发言中说：“那个时候正遇上共产国际解散，蒋介石以为我们党内会有争论，于是就投这个机，来了一个取消中国共产党，而且还来了一个包围边区，打我们的心脏。第一次反共高潮打华北，第二次反共高潮打华中，第三次反共高潮打西北。我们揭露了他，全国人民都同情我们。在国际舆论上，不管苏联也好，英美也好，都反对中国的内战。所以就把蒋介石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压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