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数据和社会学研究有关系吗？

接下来讨论大数据和社会学研究有没有关系？我的观点是：有关系，目前还没那么紧迫。

咱们都是社会学的老师和学生，却常常“只缘身在此山中”，忘记了社会学基本范式的差别。为理解大数据与社会学研究的关系，需要简要回顾社会学的基本范式，然后再说明，如果大数据与社会学研究有关系，那么，与什么范式、有怎样的关系。

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下，我把社会学的基本范式分成三大类，与传统区分的实证、诠释、批判，不大相同，纯粹是为了叙述的方便。第一类，我叫做思辨的社会学，比如说帕森斯（T.Parsons）的宏大社会系统，甚至福柯（M.Foucault）的多种理论，甚至吉登斯（A.Giddens）的社会结构理论等。这些社会学大家，都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思辨，基本上可以完全隔绝数据。再譬如布迪厄（P. Bourdieu），早年做教育社会学研究时用数据，后来也不怎么用数据了，抽象了，思辨了。

第二类，我称之为诠释的社会学，从胡塞尔（E.G.A.Husserl）以降，舒茨（A.Schutz），甚至到格拉霍夫（R.Grathoff），这些人都围绕意义在做研究。对他们来讲，一个现象本身的代表性是没有意义的，他们观察的是一个现象本身，要阐释这个现象的意义，他们认为的意义。他们也可以不用数据。不过，我认为对意义的挖掘也会面对意义社会性的挑战。

第三类，我叫做实证的社会学，源于法国年鉴学派和美国社会学对帕森斯的反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如果要在实证社会学与前两类之间进行区分，很简单，有没有假设检验是一个关键特征。实证社会学强调假设检验，强调用经验事实检验理论假设。由于在检验中要使用数据和统计方法，也因此被贴上了“定性”或“定量”的标签。

大数据与社会学关系最密切的是最后一类。实证社会学离不开数据，不管是什么类型的数据，什么形态的数据。刚才说，实证社会学在二战以后有一个大发展，大家可以看一个趋势。我用了两份文献，一份是普莱特的一部著作，她对美国社会学三份主流期刊（ASR, AJS, Social Force）的研究显示，1915—1924年期间，35%的研究用个案，53%的用统计；1955—1964年期间，用个案的下降至18%，用统计的上升到76%，其中ASR和AJS基本上排除了纯粹的社会理论文章，只要涉及社会事实的，都要有数据，不管是什么形态的数据。一份是中国的文献，北大社会学系的林彬教授和他硕士研究生王文韬的研究显示，2000年，实证化的趋势在迅速加强。现在的《社会学研究》没有证据的文章基本上发不出来。

对经验事实的刻画需要测量，对理论假设的检验需要测量数据，实证和数据密切地关联在一起，实证研究需要数据。可是，当我们对数据本身进行系统考察时却发现，数据并非因研究需要而产生。我的观察和探讨显示，数据最早源于管理活动的需要，后来慢慢地渗透到了社会科学的研究，直接影响了实证社会学的研究。

实证社会学过去的研究数据主要来自调查活动。二战以后，密歇根大学建立了社会研究院（ISR），调查数据开始逐步成为社会学研究的基础设施。在运用调查数据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发展中，还有过一场辩论。基什（L.Kish）认为，与其花很多的钱进行人口普查，不如花少量的经费进行抽样调查。基什把自己对抽样调查的思考和想象，在世界各地传播，他也到过北京大学，我记得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专门在北京大学讲了一周的抽样调查，我学了整整一周。

调查数据还是社会学家手里的一类资源、一种权力。在大数据之前的数据，主要有三个来源，分别代表了三种资源和三个群体中手中的权力。第一是行政数据，各个政府掌握了身份数据、流动数据、登记数据、家庭数据，等等。第二是商业数据，譬如过去几百年的金融数据，都在商业公司手里。社会科学家到20世纪30年代才认识到数据的重要性，开始找数据、调查数据、运用数据，在搜集和运用数据的经历中，也认识到数据是研究者手中的资源，是让社会学声音具有独立性的支持力量。进而，与行政数据和商业数据一起，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

大数据是痕迹数据的一种，与实证社会学研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哥德尔和梅西2014年的文章认为，数据脚印是社会学研究的挑战，同时也是机会。有兴趣的可以找来读一读。我则认为，总体来讲，大数据的确给社会学研究带来了挑战，不过，现在还没有直接构成威胁。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挑战呢？接下来，我们做一些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