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修辞语义的内涵与属性

一、什么叫修辞语义

修辞语义包括书面的和口语的言语交际，都是对语言的实际应用。修辞话语是在语言应用的过程中，表达主体根据修辞需要按照一定的修辞规则把语言要素和（或）超语言要素组合在一起用来表达一定意义的修辞文本。修辞话语表现为修辞形式和修辞语义的有机统一。根据陆俭明先生的看法，修辞的基础是语义和谐律。陆先生说：“修辞，无论是积极修辞还是消极修辞，从本质上说，都是言语交际中带有创新性的一种言语活动。但是这种带有创新性的言语活动，都严格遵守语义和谐律。”修辞创新过程中，语义和谐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特定修辞形式与修辞语义之间的和谐。修辞形式的构拟是以修辞语义为基础的，而修辞语义表达和理解则是以修辞形式为依托的。要研究修辞语义问题，首先必须对“修辞语义”这一概念作出解释，要弄清楚修辞语义的基本内涵是什么。

陈光磊先生认为：“修辞，是一个用抽象的语言形成具体的表达的过程，或者说是语言表达上用抽象的音、形、义转化为具体的音、形、义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最复杂精微之所在则是语言的抽象意义变成为表达的具体意义。”“可以说，这种由情境补充而成的语言的具体意义，就是一种修辞语义。”据此，我们认为所谓的修辞语义是指在语言应用过程中，修辞主体出于某种修辞考虑或者修辞需要，借助于具有普遍约定性的语言意义，并充分利用具体语境条件和特定的语体规制进行修辞创造所形成的语义修辞化变异。这种语义的修辞化变异实际上就是具体语境和特定语体中的修辞话语所表现出的具体的言语意义，即修辞语义。修辞语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修辞化变异后的语义当被剥离了自身临时所具有的“修辞性”之后，字面意思与语言意义保持了一致性；另一种是修辞化变异后的语义被剥离了自身临时所具有的“修辞性”之后，所蕴含的基本意思与语言意义不一致。简单地说，实际上就是具体语境和特定语体中的修辞话语所表现出的具体的言语意义。所以，在我们看来，修辞语义应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修辞语义既包括了修辞化变异后字面意思与语言意义保持高度一致的语义，也包括了修辞化变异后基本意思与语言意义不一致的语义，也就是通常所谓的言语意义；狭义的修辞语义仅仅指修辞化变异后基本意思与语言意义不一致的语义，也就是具体语境中和特定语体规制下的言外之意。这一界定也符合陈望道先生关于修辞两大分野的基本精神。根据我们对陈望道先生修辞两大分野思想的理解，语言意义只要进入交际状态也就是进入修辞状态，只不过有消极与积极之分罢了。所以，当语言意义被应用于交际并受到具体语境条件和特定语体制约而发生修辞变通时，通常所谓的语言意义也就发生了转化而成为修辞语义。

其一，修辞化变异后的语义当被剥离了自身临时所具有的“修辞性”之后，字面意思与语言意义保持了一致性。无论是词、短语还是句子，无论是辞格还是语篇，都会在具体语境和特定语体规制中输出具体的修辞语义。就词语的意义来说，词语的意义涵盖了理性意义和附加意义，这可以说是词语的语言意义。词语的理性意义是概念意义，是人们对客观事物或者现象的主观认知被固化在词语意义之中所形成的稳定的抽象意义。比如“深”是一个多义词，其理性意义有①“从上到下或从外到里距离大”、②“深度”、③“深奥”、④“深刻”、⑤“深厚”、⑥“浓”、⑦“距离开始的时间久”、⑧“很”“十分”等。这些意义显然都是人们在使用“深”这个词语的漫长过程中，经过对客观现象认知的反复肯定—否定—肯定之后所形成的固定的语言意义。词语的附加意义是人们长时间运用理性意义而形成的较为稳定的并附着在理性意义之上的意义。这种意义不是词语意义的根本，却是人们在运用词语的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意义。从不同的角度看，附加意义包括感情色彩（感情意义），有褒义、中性和贬义之分；形象色彩（形象意义），有形态色彩、声音色彩、感觉色彩和动态色彩之分；语体色彩（语体意义），有谈话语体色彩、事务语体色彩、科技语体色彩、政论语体色彩、新闻报道语体色彩和文学语体色彩之分等等。附加意义也具有抽象性、稳定性。不管是理性意义还是附加意义，在具体修辞表达过程中就会在修辞主体的运作之下被修辞化，从而使抽象的语言意义转化为具体的修辞意义。这种情况下，修辞语义和语言意义之间除了临时被赋予的“修辞性”之外，还保持了内容上的高度一致性。如：

①这里的湖水很深。（意为：从上到下距离大）

②这间厂房面积比较小，宽只有50米上下，深只有60米左右。（意为：深度）

③我刚刚买的这本书非常深，很难读得懂。（意为：深奥）

④他对《红楼梦》中所塑造人物形象的认识很深。（意为：深刻）

⑤他俩的感情深，不会出现什么问题。（意为：深厚）

⑥这件衣服的颜色深了点，穿上有点招摇了。（意为：浓）

⑦夜已经很深了。（意为：距离开始的时间久）

⑧对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也深感自责。（意为：“很”“十分”）

这些语句是基于表达主体的修辞愿望而创造出来的。由于语境的作用力，每个例句中“深”的理性意义都化抽象为具体，由笼统的语言意义化为具体的修辞语义，由多义而单义化。而这些具体的修辞语义，如果把它们在具体语境与特定语体中所凸显出的修辞性分离出来，那么剩余的语意骨架都与语言意义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在具体语境中对语言意义作出了定位性选择。

其二，修辞化变异后的语义实际上是修辞话语在具体语境和特定语体规制中所输出的言外之意，基本意思与语言意义不一致。这就是狭义的修辞语义。在研究过程中，人们通常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狭义的修辞语义上。因为语境的制约与影响，使得修辞语义与语言意义并不一样，二者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内容上的高度不一致性。这个意义上的修辞语义就是通常人们所理解的字面意义之外的意义，也就是言外之意。这些修辞语义可以是语素、词语、短语、句子表现出来的，也可以是辞格表现出来的，还可以是语篇表现出来的。例如：

他对面坐着的一位，是个“活宝”，岁数小，声音细，不断和自己的朋友开玩笑。开始，孟蓓倒不注意他们聊些什么，只听他们讲什么“到北京钓鱼”啦，“鱼没钓着，惹一肚子气”啦。孟蓓心里奇怪：“大冬天的，到北京钓什么鱼！”听着听着，她捂着嘴笑了：什么“钓鱼”啊！敢情这是矿工的“行话”，说的是“交女朋友”！孟蓓倒是从小在矿区长大的，还没有听过这么个讲法儿哪！（陈建功《丹凤眼》）

该例是作者在文学语体中的修辞创造。“到北京钓鱼”是采用了比喻修辞格式构造而成的。其意义显然不是字面意思，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仅仅孤立地从字面上来理解，那就是“到北京用钓钩捕鱼”的意思。这种语义的解释显然是错误的，是不符合作为叙述主体的作者和作为表达主体的“他们”语义表达的真实性的。但是，如果参照上下文语境条件，并把这个比喻置放在情境中来理解便不难作出推断：“到北京钓鱼”其实是“到北京交女朋友”的意思。“到北京交女朋友”就是“到北京钓鱼”语义修辞化变异的结果；“到北京交女朋友”就是“到北京钓鱼”的修辞语义，是“到北京钓鱼”在具体语境和特定语体中的具体意义。这个意义的获得就是临时的，是借助于具体语境和特定语体条件而在语义上作出的修辞创新。再如：

晕——稀里糊涂、意想不到、理解和接受等意思，带有更多意义上的夸张性。

拍砖——对别人的帖子发表不同的或者批评性的意见、评论。

顶——对别人发表的观点表示支持、赞同。

狂顶——强烈支持。

流口水——十分羡慕、渴望的神情。

汗/寒/爆汗——形容很尴尬、很无语，无言以对。

灭绝师太——形容性格内向保守的女孩儿，也指只顾工作、身边没有男朋友的女强人或者单身女性，也是对女博士生的戏谑称呼。

这些例子中，破折号前的词语都是来自于网络的词语，破折号后都是网民所理解的修辞语义。这些例子采用或比喻，或转喻，或引典等不尽相同的修辞手法构成。它们所表达的修辞语义与本有的意义显然并不相同，如果仅仅从字面上来理解，必然会出现错误。这些都是网络语境下对词语的具体应用，词语的语言意义由于网络语境和网络语体的特定条件而发生了修辞变异，语言意义被修辞化了，转而成为一种修辞语义。

可见，语言意义一旦被修辞化，就会发生修辞化变通而转化成为修辞语义。所谓语言意义的修辞化，是把表达者的修辞动机作为着眼点，把表达者的修辞创新作为修辞活动，把表达效果的最大化作为追求目标的意义转移过程。语言意义的修辞化关注的是抽象的语言语义向具体修辞意义的转化。在我们的观念中，修辞化主要体现为语境化和语体化。就语境化而论，言语交际是在语境中进行的，修辞话语的创造都是以语境为参照的，因此语言意义便会在语境中受到具体语境因素的制约与影响而发生变异。这种变异就是语言意义在具体语境中的修辞化变异。在这里这种修辞化变异主要体现为语言意义的语境化。就语体化而论，我国古代文体论一贯主张“体制为先”。李熙宗先生指出，体制为先就是指“在运用语言表达思想感情时首先要求确定适应的体式或文体，并根据体式或文体的要求选择和组织语言材料和表达手段，以借助体式和文体的规范有效地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程祥徽先生也曾提出过“语体先行”的主张。在他看来，特定的表达者在特定的情境下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要说得体的话。得体之“体”就可以解释为语体之体。个人的一切言语活动首先要符合所选择语体的要求。因此，依据体制为先的观点，语体化就意味着在言语交际过程中先确定体制，即先定说话的调子，也就是要选择语体。语体一旦确定，表达主体就要按照已经选定的语体要求进行修辞话语的创造。虽然可以作适度的语体移植或语体变异，但语言应用的基调不能变。而语言意义在特定的语体规制中因为受到特定语体条件的制约和影响而发生变异，这种变异就是语言意义在具体语体中的修辞化变异。这种修辞化变异在这里就体现为语言意义的语体化。在研究中，我们特别强调了修辞化所体现的这两个方面，即语境化和语体化。

二、修辞语义的基本属性及其相互关系

（一）修辞语义的基本属性

修辞语义正因为是具体语境和特定语体规制下语言意义的修辞化变通，所以在不同的修辞话语中，就会表现出各不相同的属性特征。大致来说，主要体现为：

1.修辞性

修辞语义的基本属性从总体上看主要表现为修辞性。修辞性是修辞语义的关键性特征，反映了修辞语义的本质特征，是修辞语义的生命之所在。

修辞语义都是在语言应用中产生的，都是在具体语境和特定语体中生成的，都是修辞主体出于某种修辞需要而借助于修辞话语表现出来的。“修辞性”强化了语义生成的动态性、过程性和修辞化。意味着修辞主体是在实施修辞行为的过程中，为了凸显修辞话语的修辞效果，而在目的、策略、手段、方法、文本等方面都坚持以“修辞”为统领，由此而渗透着语义的修辞化变通。换句话说，修辞语义实际上就是在修辞主体为了达到某种修辞愿望，利用具体语境和特定语体条件，在通过在修辞目的、修辞策略、修辞手段、修辞方法等各个不同侧面的努力，从而建构修辞话语的修辞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因此，在内容表达上要注重体验性和具体性；在形式描写上要充分利用语言文字的潜在修辞功能，要注重创拟包括修辞格式和辞趣等在内的“超脱寻常文字、寻常文法以至寻常逻辑的新形式”。

它突出了语义表达形式的多样化，彰显了语义内容的丰富性，强调了语义表达效果的最大化。一样话百样说，用不同的、丰富的修辞形式来表现相同的修辞语义；相同的修辞形式在不同的语境和语体中，会表现出不大相同的修辞语义；由于修辞语义的得体表达，使修辞话语更具有可接受性，从而收到更理想的修辞效果。所以，修辞性最能够揭示修辞语义的本真。例如：

九十六种月亮（节选）

（台湾）秦松

（一）

月亮是诗的传说

月亮是传说的诗

月亮是诗的鬼魂

月亮是诗的躯壳

月亮是诗人的鸦片

月亮是诗人的酒精

月亮是诗人的囚笼

月亮是杀死诗人的凶手

（二）

月亮是故乡

月亮是水

月亮是水上的浮舟

月亮是水底的游魂

月亮是看不完的西洋景

月亮是望不断的天涯路

月亮是怀乡病者的恋人

月亮是异乡人的家书

（三）

月亮是告白

月亮是呻吟

月亮是无引子的药方

月亮是白色的病床

月亮是死亡的诅咒

月亮是焚烧的锡箱

月亮是死去的故人的脸

月亮是奠基的白色花圈

……

台湾诗人秦松在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中，选择了96种意象，在整个语篇中连续不断地进行相似性联想，建构了96个比喻，从96个角度描写了对月亮的不同感受，表达了96种各不相同的修辞语义。比如在例中，作者把月亮比作故乡，是因为月亮像故乡一样那么熟悉，那么亲切，那么让人恋恋不舍；作者还把月亮比作水，是因为月亮像水一样那么平静，那么柔和，那么温馨，那么柔情。作者采用反复建构比喻修辞格式的修辞策略，把96个相同的句式分节排列在一起，形成整齐的排比句式，由此造成一种文气，不断地刺激阅读者的神经，给读者造成视觉和听觉上的异样感觉，从而促使修辞语义表达效果最大化。在整个修辞文本中，所表达的修辞语义无不彰显着修辞性特征。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修辞语义之所以从总体上来看具有修辞性特征，是因为修辞语义是多种修辞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体来说：其一，修辞语义是在修辞主体的主观修辞意愿支配之下才能够表现出来的，要表达什么样的修辞语义取决于修辞主体的修辞目的和修辞期望。其二，要表达特定的修辞语义必须考虑具体语境条件和特定语体规制，语言意义只有在具体语境与特定语体规制中才能发生修辞化变通而转化为修辞语义，并得以具体化，落到实处。其三，修辞语义的创造或者输出，都离不开修辞策略、修辞手段以及修辞方法等赖以生成的途径，比如是采用辞格手段还是采用其他修辞策略来表现修辞语义。其四，修辞语义是在修辞运作过程中形成的，只有当语言意义应用于修辞活动并在修辞话语创造过程中才能实现修辞转化。而所有这一切无不蕴含着相当丰富的修辞内涵。

2.情境性

情境性特征意味着修辞语义是产生于具体情境之中的，修辞语义是与具体语境和特定语体规制相伴而存的。修辞语义的情境性主要体现为：

其一，修辞语义是在语境（含“语体”）中形成的，语境（含“语体”）是修辞语义赖以存在的条件。言语交际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言语交际要坚持“语体先行”，都是在具体语境中进行的。在确定了语体规制后，交际主体就要主动利用和创造语境条件，建构修辞话语，形成并表达修辞语义。也就是说，修辞语义只有很好地利用具体语境和特定语体才能被创造出来，修辞语义的存在和语境（含“语体”）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语境（含“语体”）是丰厚肥沃的土壤，滋润孕育着修辞语义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修辞语义则酝酿生成于语境（含“语体”）之中。正如陈望道先生所说，意义“必要到实地应用才成为具备一切因素的具体意义。其所加的临时意义，大抵都由情境来补充”。所以，修辞语义从开始萌芽那一刻起，一直到被赋予修辞话语，都带有强烈的情境性特征。可以说，修辞语义是语言意义的语境化、情境化表现。如果脱离了语境（含“语体”）制约，那么修辞语义便很难形成。例如：

孩儿他爹：你站住，你要是把北戴河给流了，我跟你没完！你站住——（从地上捡起棉花弓子）

孩儿他妈：你干啥呀，你还想打我怎么的？（抢过弓子）

孩儿他爹：唉呀，你还想打我咋的？

孩儿他妈：我不打你，我打北戴河。（打自己肚子）（小品《超生游击队》，选自《黄宏小品集》）

例中，如果不把前言后语联系在一起，仅就两个“北戴河”而论，就很难理解是什么意思，而且从字面上看，出现“北戴河”的两个句子在语义上也说不通。但是，一旦把该语篇置于小品这样的语文体式之中，并参照上下语境条件，就会发现“北戴河”所输出的语义信息与其本义完全是两码事。在这个语篇中，“北戴河”实际上指代的是交际双方未出生的孩子。这种修辞语义的获取就是依赖于具体的语境条件并借助于修辞上的转喻手段。这正是所谓的因境生义、义随境变。在这里，专名“北戴河”的指称性特征就被语境化、情境化了。由于语境的作用，交际者采用转喻手段，以孩子出生地“北戴河”来给孩子命名，这就改变了专名“北戴河”被约定而成的指称特征，而被临时赋予了新的内涵。试想，没有演员现场的表演，没有临场的场景布置与情景烘托，没有上下文语境的补足作用，“北戴河”就不会被临时赋予修辞语义。所以，语境制约了修辞语义的创造，修辞语义伴随着语境而存在，具有相当程度的情境性特征。

我们知道，语境是一个由上下文、时间、地点、场合、境况、心理等多种要素构成的综合体。陈望道先生早在《修辞学发凡》（1932）中就提出了“情境”的概念，并认为“情境”包括了何故、何事、何人、何地、何时、何如等“六何”。这“六何”其实大体上就相当于人们现在所说的语言环境，它们对修辞活动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情境补充对修辞语义的理解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并由此弥补了修辞格式在修辞语义表达方面存在的缺陷。情境补充表现为在一定语境条件的帮助下对修辞意义的增添和追加、生成与阐释等。就上文“什么是修辞语义”一节所引陈建功《丹凤眼》用例来说，作者所提供的交谈者“他们”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而未能直接表达所要表达的意思，而是故意留下意义上的“空白”，让读者通过“他们”交流时的境况，以及下文的“什么‘钓鱼’啊！敢情这是矿工的‘行话’，说的是‘交女朋友’”等情境条件去领会、去补充话语所蕴含的深层含义。显然，在这里，情境条件对“到北京钓鱼”这句话就起到了补充作用，从而使该句增添了新的语义内容。这时，该修辞话语在这个特定的语境中被临时赋予了新的语义，即“到北京交女朋友”。这一修辞语义的获取正是得益于语境的补充功能。如果完全依赖于修辞格式，利用比喻辞格来解读该例的修辞语义就不是特别有效。在这里，比喻辞格本身并不能提供真实有效的语义信息。修辞格式本身之所以不能很好地输出修辞语义，正是因为它也是一定语境中的产物，也是修辞主体出于某种修辞考虑而在修辞表达方式上所作出的努力，对语境具有相当程度的依赖性。包括下文将要涉及的谐音、转喻、拈连、排比、比拟等辞格，在表达修辞语义时都离不开语境的帮助。如果离开了具体语境，修辞格式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那么，仅仅从修辞格式本身寻求修辞话语的修辞语义就有点力不从心。所以，只有强化情境性特征，才能更好地理解修辞话语所蕴含的修辞语义。再如：

甲：喀！过去就是这样儿。在国民党反动派时期，那伤兵还惹得起吗？他来看戏得好烟卷儿、好茶叶招待着，看完戏站起来就走。

乙：钱呢？

甲：别提钱！你一提钱，他回答是这个：“老子抗战八年，到哪里也不花钱的！”（学小孩子声音）

乙：嘿！奶音还没退哪！

甲：一问他多大年纪啦，“我今年十四岁”。

乙：那就抗战八年啦？

甲：是呀，后来仔细一研究才明白，敢情他们家里没床，他在炕上站了八年。（侯宝林《改行》）

祝克懿教授在论述到新闻语体中新闻叙事再现时说，有一种新闻叙事类型那就是语义颠覆性再现，也就是“一种与原型语义相对相反的语义再现，或是表层结构形式与深层语义不同一的原型再现”。该例即是如此。例中，“抗战”和通常人们所说的“抗战”仅仅具有谐音关系，但语义认知被颠覆了。由于语境的作用，“抗战”的意思发生了根本性转化，再现意义与原型意义表面上看似乎没任何关系。这种根本性转化实际上就是语义的语境化、情境化，也就是语义的修辞化变通。

其二，修辞语义因情境的多变性而表现出临时性。修辞语义是在具体语境和特定语体规制下，修辞主体基于修辞表达时的心理冲动和需要而暂时赋予修辞话语的意义。临时性特征表明修辞语义不是永久性的、恒定不变的，不是社会约定俗成的、固化的意义，不具有稳定性。它体现了修辞主体的个人意志，是由修辞主体对具体语境和特定语体条件充分利用后而给予修辞话语以临时的语义内涵。因此，修辞语义和修辞行为、修辞过程、修辞环境、修辞文本、修辞手段、语文体式、语言风格等有着密切关系。

修辞语义之所以是临时的，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修辞语义表达的意愿是临时性的，是特定情境条件刺激下的修辞冲动。第二，修辞语义是在情境中产生的，情境是暂时的、应景性的，情境变了，修辞语义也就变了；情境没有了，修辞语义也就没有了。所以，与情境同步的修辞语义也就随着情境的改变而改变。正因为修辞语义是暂时的，所以一旦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条件，修辞语义便不复存在。例如：

好一个《烟雨蒙蒙》的雨季！

《窗外》那几棵《幸运草》贪婪地吮吸着春天的雨水，《一颗红豆》早已调皮地露出了翠绿的叶瓣，这一切如诗如画……而我就像那《雁儿在树梢》，只能默默地梳理那份《剪不断的乡愁》……

记得儿时的我，曾在《青青河边草》上追着《彩云飞》，向往过《海鸥飞处》，编织过《六个梦》，也曾在《庭院深深》里缠着外婆诉说《烟锁重楼》的神秘，分享过《冰儿》的快乐，还有一群被称为疯丫头的《女朋友》们，可如今这一切只能把它烙进《水云间》，把《我的故事》写进记忆……

……

一次次渴望《我是一片云》，披着《梦的衣裳》，踏着《彩霞满天》，飘回我的故乡；……一次次哼着《秋歌》，想着故乡，在《月朦胧鸟朦胧》中沉沉睡去……

啊，故乡！你让我为你魂牵梦绕！（魏巍《剪不断的乡愁》，《初中生》2000年第10期。因篇幅所限，引用时有省略。）

作者巧妙运用拈连、比喻、比拟、转喻、排比等不同的修辞手段，并发挥丰富的想象力，左缝右连，把《烟雨蒙蒙》《窗外》《幸运草》《一颗红豆》《几度夕阳红》《我是一片云》《梦的衣裳》《彩霞满天》《月朦胧鸟朦胧》等30来个影视片名串联在一起。在这样具体的语境和特定的语体中，这些影视片名都被临时借用过来作超常配置，从而形成了一篇美文。影视片名不再是影视片名，如第二段的第一句话“《窗外》那几棵《幸运草》贪婪地吮吸着春天的雨水”，作者利用上下文关系等条件把影视片名“《窗外》”“《幸运草》”和其他词语组合起来，结构上十分自然和谐而没有任何不妥；但在语义上则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具有特定指称特征的影视片名而转化为这些词语临时组合所产生的话语内容，即修辞语义。显然，在结构上，例中这些影视片名上下衔接得毫无瑕疵，与整个语篇实现了无缝对接，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篇章结构；在语义上，这些影视片名被临时赋予的修辞语义虽然是不稳定的，却随着作者的创作思绪而又紧密相连，不仅讲究内里语义上的连贯与顺畅，更看中对整个篇章所表达意思的布局与运筹。这就突破了惯常思维，打破了阅读者的正常思维习惯。读者只能根据上下文语境和整个语篇来联想，以把握文本所输出的修辞语义。

这些影视片名作为专名被临时赋予特定的具体意义，是具体语境和文学语体作用下语义修辞化的结果，是作者（即表达主体）修辞运作过程中综合心理支配下的产物。具体来说：

第一，上下文关系等语境条件为文本中影视片名指称性特征的修辞化变通提供了条件。上下文作为语境的重要元素，不仅有效地帮助作者把不同的影视片名巧妙而自然地连接起来，构成了上下贯通的修辞篇章，而且还为读者（即接受主体）解读文本提供了必要的参考。字面上说的是影视片名，如“《我是一片云》”“《梦的衣裳》”“《彩霞满天》”等，但由于“渴望”“披着”“踏着”“飘回”等词语在上下文中的适时出现，被拈连过来作了合理配置。这些影视片名在修辞化过程中被作者转化为一种隐喻，从而输出了各不相同的修辞语义。

该例中的影视片名是专名。根据专名理论，一般认为专名本身是没有意义的。英国哲学家、逻辑学家密尔（J.S.Mill）认为，专名就是要对一个对象加以命名，这是专名的主要功能。专名与对象之间的关系仅仅就是命名的关系，是为了通过命名来指示它们称呼的个体，但并没有指示或蕴含这些个体具有什么属性，所以专名仅有指称而并无含义。例中《窗外》《幸运草》《一颗红豆》等影视片名作为专名本无意义，仅仅分别是赋予一个特定的对象以具体的名称，依据约定俗成的原则而在名字与对象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并没有对对象本身进行描述。当用《窗外》《幸运草》《一颗红豆》等影视片名对相应的影视剧进行命名之后，人们也就不再考虑命名时的初衷或者理据，这些影视片名也就仅仅作为名称而存在并被用于称说。但是，在该文本中这些影视片名经由作者的修辞运作，在谐音、语境等条件的帮助下形成转喻，用来指代物理世界中相对应的现象或事物。与此同时，作者还利用上下文条件对它们进行了隐喻化处理，使专名与隐喻之间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这就使得作为专名的影视片名由无含义而被赋予了临时意义。作为影视片名的《窗外》本无意义，仅仅是名称而已。但是，在修辞创造过程中，作者通过语境的作用力，并充分利用心理联想机制，立足于空间意义上的相似性寻求到了影视片名《窗外》与物理世界“窗外”之间的契合点。作者便借助于语境条件，进行相似性联想，采用了隐喻手法把物理世界“窗外”的空间意义临时附加在影视片名《窗外》身上，使得影视片名《窗外》发生了修辞转化，由无意义而转化为有意义，临时具备了“窗户的外面”这一修辞语义。

第二，音同音近是影视片名实现语义修辞化变通的重要而必有的条件。如果把文本中“《烟雨蒙蒙》《窗外》《幸运草》《一颗红豆》《心有千千结》《紫贝壳》《月满西楼》《在水一方》”等影视片名外的书名号去掉，或者是在口头语言表达中，我们一点都感受不到书名号所带来的困扰。这就得益于影视片名与临时组合所形成的修辞话语在声音条件上的一致性。由于音同音近的关系，影视片名与临时组合所形成的修辞话语在形式上浑然一体，并在语义上关顾表里，言在此而意在彼。比如，口头上说的是把影视片“《我的故事》写进记忆”，但实际上说的是“把我的故事写进记忆”，音同而意异，无理而意妙。

第三，认知心理为修辞语义的产生提供了心理基础。修辞话语创造的过程，其实就是修辞建构或修辞选择的过程，更是修辞认知的过程。修辞认知以认知心理为内驱力，以综合性认知为主要心理表征。认知心理是修辞主体综合调控个体心理和群体心理而形成的制约修辞话语建构行为的整体心理特征。所谓整体心理特征，是说不仅仅有个体心理的问题，也不仅仅有社会心理的问题，而应该是融合了个体心理和社会心理特征。这些心理特征既有瞬时的属性，也有稳定的特征。这种认知心理主要表现为感知、记忆、想象、联想、思维等心理特征。因此认知心理调控，一方面是要通过感知、记忆、想象、联想、思维等心理活动把个体心理和社会心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还要把感知、记忆、想象、联想、思维等心理活动统一在修辞话语建构或选择之中，以此来协调各种心理活动，使个体心理、社会心理和认知心理都发挥各自的作用，共同影响和制约修辞行为。该文本以认知心理为基础，并充分发挥了心理联想机制的作用，由此来实现影视片名语义的修辞化变通。只不过，这种修辞化变通是由非常规向常规的转化。也就是由事先人们约定的具有指称性的影视片名向字面意义的转化。按照惯常思维，当读到文本中的“《烟雨蒙蒙》”“《窗外》”“《幸运草》”“《一颗红豆》”“《在水一方》”等词语时，读者首先认知到的是这些词语是被约定了的，是用来指称影视片名称的，因此靠着记忆、联想、思维等心理条件，首先想到的是与之对应的影视片。然而，读者的思考不会仅仅停留于此，正相反，急于求知的心理冲动往往又会激发起他们强烈的阅读欲望，从而促使他们连续发出疑问：“作者为什么会把这些影视片名联系在一起？”“作者是怎么样把这些影视片名上下连接在一起的？”“作者这样行文的修辞效果怎么样？”而作为表达主体的作者恰恰是为了引起读者的注意和追求修辞效果的最大化，才在文学语体的规约之下根据思维、联想等心理条件以及上下文等语境因素，巧妙利用了影视片名而作了超常规的配置，逼迫读者把记忆中约定俗成的指称性抹去，而进行反常的思维，从而使读者转移了影视片名较为稳定的指称对象而去思考动态中的临时意义。正因为这种修辞语义是临时的，所以一旦离开了具体语境和特定语体规制等条件，这种临时的修辞语义便不复存在，就会还原为本有的指称性。

3.具体性

陈望道先生说：“意义也有具体抽象的区别。”“一切语言文字的意义，平常都是抽象的。”“及至实际说话或写文，将抽象的来具体化，那抽象的意义才能成为具体的意义。”修辞语义是抽象的语言意义在具体语境和特定语体规制下的具体化应用，是以修辞策略、修辞手段、修辞方法为实现途径，以修辞文本为实现载体，并以实实在在的、可感知的、具体的意义样态呈现出来的。我们知道，“意义”是多种多样的，修辞语义是话语在具体言语交际环境和特定语体规制下中的产物，是语言意义的修辞化。这种境况下语言意义的修辞化就表现为个性化、具体化。因此，每个具体的修辞话语所具有的修辞语义都是独具个性特征的意义。不抽象、不笼统，是具体的语义变异。例如：

既然有人[1]想到在果园里安置供人[2]歇憩的长椅，为什么不在每棵树下都安置一条呢？

这椅子像一个歪肩膀的残废人[3]……

也许当初卖树苗的人[4]搞错了，把山楂树苗和苹果树苗混在一块儿给卖了，种树的人[5]又错把山楂树苗当成苹果树苗给栽上了。

长年没人[6]修剪的、一棵挨一棵的苹果树……从园子外头走过的人[7]，如果不留神的话，是不大容易发现这条椅子上坐着的人[8]的。

他知道他们每一个人[9]的故事……然而他却没有什么故事对人[10]讲。（张洁《山楂树下》）

这段不足200字的修辞片断，“人”字就出现了10次。但是，这十个“人”的修辞语义显然是不完全相同的，而且与语言层面的“人”的普遍规约意义——“有语言会说话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的高等动物”——也是不相同的。根据上下文语境，不难分析出：[1]的修辞语义是果园里的工作人员；[2]的修辞语义是游果园的人；[3]的修辞语义是歪肩膀的残疾人；[4]的修辞语义是卖树苗的人；[5]的修辞语义是种树的人；[6]的修辞语义是园林里的工人；[7]的修辞语义是从园子外头走过的人；[8]的修辞语义是椅子上坐着的人；[9]的修辞语义是园林附近医院二楼病房的病人；[10]的修辞语义也是园林附近医院二楼病房的病人。一个“人”字因为具体语境条件的观照，却有着这么多具体的、不同的修辞语义。修辞语义的具体性可见一斑。再如：

①今天饭做得少，你来得晚，所以没有你吃的了。

②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了新伤疤了。”（鲁迅《孔乙己》）

例①，基于上文“今天饭做得少”意义的参照，下文“吃的”并不指有能够充饥的食物，而相反是把所指外延给缩小了，把所表达的语义给具体化了。从上下文看，“吃的”在该例中就是用来指上文所说今天做的“饭”。在这里，上文语境的补足、阐释功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例②“你脸上又添上了新伤疤了”所输出的字面语义是：孔乙己脸上又有新的伤疤了。但从上下文语境来分析，说话者的意图显然不在于此。说话的人是在当时的特定语境中两次采用了转喻的修辞手法，用“新伤疤”指代孔乙己又挨打了，又用“又挨打了”指代“孔乙己又偷东西了”。显然，说话者是在迂回地暗示、委婉而含蓄地表达着特定的修辞语义，并宣泄着自己对孔乙己因为又偷东西而挨打并受伤这件事的冷嘲热讽之情绪。这两例中，“饭”“吃的”“新伤疤”等在上下文中所表达的修辞语义都是具体化的言语意义，而不是抽象的语言意义。这些具体的修辞语义都是建立在抽象的语言意义之上的，语言意义从意义方面为生成具体的修辞语义奠定了意义基础，离开了语言意义，具体意义的产生就失去了根基。词语的附加意义由抽象性向具体性的转化同理，不再赘言。所以说，修辞语义是以语言意义为基础的，是语言意义进入修辞状态后发生转化的结果。语言意义是抽象的，而修辞语义则是具体的。再看例子：

③朱镕基由上海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后不久，有位记者采访上海市新任市长黄菊。记者问：“朱镕基同志到国务院工作后，是说北京话还是说上海话？”黄菊答：“他当然说北京话，不过朱镕基同志也听得懂上海话。”（转引自康家珑《交际语用学》）

例③中，从记者和黄菊的对话来看，字面上是在讨论朱镕基是说北京话还是说上海话、朱镕基听得懂北京话还是上海话的问题，但根据对当时情境的判断，显然不是这么简单。无论是记者还是黄菊，在字里行间都渗透着非常清晰的意识，都蕴含着言外之意，交际意图非常明显。但记者和黄菊都没有也不便把话说明，都采用转喻手法玩障眼法以显示各自的智慧。基于语境的生成与阐释作用，记者和黄菊都先后用“北京话”“上海话”分别指代中央政府和上海市，从而赋予了“北京话”与“上海市”以特定的、具体的修辞语义。这时，具体语境使“北京话”“上海话”产生了特殊的言外之意。“北京话”和“上海话”就都不再是字面上的意思，进而发生修辞变通转化而成为一种具体的、临时的修辞语义。“北京话”的修辞语义就被具体化为“中央政府的声音”，“上海话”的修辞语义则被具体化为“（上海市）地方政府的声音”。

4.个体性

修辞语义是修辞主体个人在具体语境和特定语体中的主观修辞创造，不是属于社会群体的，而是属于修辞主体个人的，所以具有较为明显的个体性特征。谭学纯认为，“依赖于语用环境的临时修辞义”是“通过语用环境中的修辞化语义变异，体现认知主体的个人经验，作用于人的修辞认知”。这种个体性特征与修辞主体的主观修辞愿望、个人经验、修辞认知有直接关系，是由修辞主体的交际意图或者说修辞目的决定的。在创造修辞话语时，出于什么样的修辞考虑来创造修辞语义，要不要赋予其修辞语义；赋予修辞话语以什么样的修辞语义，要输出多少修辞语义；利用什么样的语言内外条件来帮助形成修辞语义，采用什么样的修辞策略、修辞手段、修辞方法来表达修辞语义；在什么样的语境中酝酿修辞语义，在何种语文体式中表达修辞语义等等。这些都是由修辞主体个人的意志决定的，他人只能提供建议，但不能起决定作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修辞语义不具有群体性、全民性。

个体性还决定于修辞主体的想象力。“人们在生活实践中，不仅能感知当时作用于自己感觉器官的事物，不仅能回忆起当时不在眼前而过去却经历过的事物，而且还能够在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基础上，在头脑中构成自己从未经历过的事物的新形象，或者根据别人口头语言或文字的描述形成相应事物的形象。”后者就彰显了想象、联想的作用力。想象、联想是在修辞语义表达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心理活动。修辞主体要有丰富的想象能力，并在现实修辞语用目的的直接刺激之下，才能借助于接近联想、相似联想、对比联想和关系联想，利用语言要素以及拈连、反复、对比、衬托、比喻、通感、夸张等辞格手段，按照修辞规则把有关语言材料组配在一起，从而创造新颖的修辞话语，表达个人主观期望的修辞语义。比如：

一月——八日……/七月——六日……/九月——九日……（贺敬之《“八一”之歌》）

例中“一月八日”“七月六日”“九月九日”，这些本是极为普通的表示日期的数字。诗人贺敬之却利用诗歌语体的优势和上下文的关系，把它们作艺术化排列，并在主观上赋予其特定的修辞语义和感情色彩。那就是让读者勾起对这些数字的“悲痛”记忆。作者把“一月八日”“七月六日”“九月九日”三个日期分别与周恩来、朱德、毛泽东这三位伟人的忌日联系在一起，要表达的也正是对三位伟人的无限思念和沉痛哀悼。这些表示日期的数字本有的语义被修辞化了，随之转化而生成了修辞语义。这种修辞语义的输出是由贺敬之个人出于修辞的需要而作出的修辞选择，完全是贺敬之的个人行为，与全民无关。这种时候修辞语义的获取主要依赖于接受主体对背景因素的了如指掌，以及所具有的较为健全的心理联想机制。

（二）基本属性之相互关系

上文论述了修辞语义的基本属性，那么这些基本属性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联呢？

1.修辞性与情境性、具体性、个体性之关联

由上文的论述不难看出，我们从总体上把“修辞性”确定为修辞语义的属性特征，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修辞性所表现出的情境性、具体性和个体性三种具体属性。所以，修辞性与情境性、具体性、个体性这三个具体属性具有层次性，它们分属于不同的层面。修辞性在修辞语义属性特征的最高层，是属；情境性、具体性、个体性等三个具体属性处于修辞语义属性特征的最底层，是种。修辞性是修辞语义基本属性的综合性表现，是对具体属性的概括；情境性、具体性和个体性这三种具体属性从属于修辞性，是修辞性在三个不同侧面的具体存在形式，是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修辞性的，是对修辞性的分项说明。修辞性是母体，情境性、具体性和个体性是子体。母体孕育并生发了子体，子体蕴含并生成于母体。情境性、具体性和个体性三个子体是立足于修辞性这一母体而被发掘出来的，所以说修辞性是基础，是三个具体属性的抽象性概括。

2.情境性、具体性、个体性之关联

情境性、具体性、个体性作为修辞性的三种具体表现样态，虽然处在同一个层面并各有其特定的内涵，在论述过程中我们也分别作了平行性分析，但它们之间并不是毫无关联的。

其一，情境是语境的重要构成因素。情境性突出的是修辞语义生成的语境限制与语体规约，也就是修辞语义形成的外围条件，包括了主观的和客观的、语言的和非语言的因素对修辞语义的影响。强化了修辞语义对情境的依赖性，凸显了修辞语义的不稳定性。修辞语义都是在一定的情境中产生的，情境不同，生成的修辞语义就可能是不同的；离开了情境，修辞语义也就无从说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情境决定了要表达什么样的修辞语义、能够生成何种修辞语义、怎么来表达修辞语义。所以，修辞语义的情境性属性更关注的是修辞语义的生成问题。

其二，具体性突出的是特定情境条件下，修辞语义明确而又细致的具体表现，是立足于修辞语义的特定外化形式来观察修辞语义的修辞属性的。具体性是抽象语言意义修辞化的结果，表明修辞语义不是抽象的笼统的意义，而是实实在在的、真实的、具体可感的语义。修辞语义的具体性也必须在具体语境与特定语体规制中得以体现。所以，具体性与情境性并不能够完全脱开干系。只有在特定的情境中，修辞语义才能够具体化，才能够与修辞意图、修辞策略、修辞手段、修辞方法、修辞话语等融为一体。具体性是特定情境中的具体性，所以修辞语义的具体性对修辞语义的情境性具有依赖关系。

其三，个体性突出的是修辞主体对修辞语义表达的主观意愿性。从表达者的主观意愿来看，修辞主体在交际中要实现什么样的交际意图，要表达什么样的修辞语义，这是修辞主体个人的事情，所以在其创造的修辞话语中所输出的修辞语义带有相当程度的个人主观性。虽如此，但无论是什么样的修辞语义，最终还是要在情境中得到落实，并在情境中得到具体化体现。因此，修辞语义的个体性是要通过修辞语义的具体性和情境性来呈现的。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修辞性、情境性、具体性、个体性虽各有特定的内涵，但它们之间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彼此之间是不能完全分隔开的。为了简明起见，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简要图示为：

综上所述，修辞语义是指在语言应用过程中，修辞主体出于某种修辞考虑或者修辞需要，借助于具有普遍约定性的语言意义，并充分利用具体语境条件和特定的语体规制进行修辞创造所形成的语义修辞化变通。从总体上看，修辞性是修辞语义的基本属性；这种修辞性，从不同角度观察又表现为情境性、具体性、个体性等属性特征。修辞语义的基本属性之间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关联性，而并不是毫无联系的。

三、修辞语义与语言意义的区别和联系

“修辞语义”是一个偏正结构，“修辞”是修饰成分，限定了“语义”的性质；“语义”是中心成分，也是关键之所在。“语言意义”也是偏正结构，“语言”是修饰成分，限定了“意义”的性质；“意义”是中心成分，也是关键成分。语言意义主要涵盖了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两者都是前定式偏正结构，不同的是限定成分即“修辞”与“语言”有别。由此而蕴含着相当大的不同，但也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一）修辞语义与语言意义的区别

1.修辞语义是具体的，语言意义是抽象的

修辞语义是语言意义在具体语境和特定语体中的个性化表现，是一个个的特定意义，反映的是个别的、具体的事物或者现象。由于修辞主体、语境、语体等外围条件的作用，某一种语言意义临场所表现出的修辞语义未必是一样的，有的时候语义是发生偏离的，甚至是完全不一致的。每一种修辞语义都具有自己不同于其他修辞语义的具体的、个别的特征，都是不可复制的。比如：

①我们为有你这样的朋友而骄傲自豪。

②我和我们那口子一块来给你们道喜。（丛维熙）

③小王的才干要比那个新来的强百倍。

例①中，“骄傲”的语言意义“自以为了不起”发生了修辞化变异，转化为“因为取得了成绩而感到光荣”，感情色彩也由贬而褒。例②中，词汇意义上“我们”的语言意义也因上文“我”的存在而被同化为“我”，语法意义上也由复数转化为单数。例③中，“百倍”的语言意义被修辞化了，而只相当于“很多”，由精确的语义转化成为模糊的意义。这些修辞语义都是具体语境和特定语体中的产物，它们各有实实在在的不同表现，各自反映着自我具体的、个别的特征。在修辞运作过程中，表达主体要利用特定的条件来表达各具特色的修辞语义，解读时接受主体也要根据特定条件在具体的语境和语体中来解读修辞语义。

语言意义不像修辞语义那样具体，不是具体语境和特定语体中的产物，不是修辞主体个人的临时创造，而是由全民共同抽象概括出来的，是对众多同类现象的共性特征的高度抽象化。它一般反映的是整类事物或者现象，是静态的。为了准确反映与语言意义相对应的对象或者现象的范围，准确表现类型化语法特征，往往要舍弃具体的、个别的特征，而概括出对象或者现象的一般的、共同的、本质的特征。比如：

“黑板”的语言意义：其一，词汇意义。用木头或者玻璃制成的可以用粉笔写字的平板，一般为黑色。其二，语法意义。名词，经常作主语、宾语、定语和定语中心语；可与表示物量的数量短语组合，不能受副词修饰。

“轻薄”的语言意义：其一，词汇意义。言语举止带有轻佻和玩弄意味。其二，语法意义。形容词，主要充当谓语、定语、状语，不能带宾语；可以和动词组合，大多能受程度副词修饰。

“黑板”和“轻薄”的语言意义，包括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都是高度概括后的结果。比如“黑板”就舍弃了时代、地域、使用者、功能、质料等各个方面的、具体的差异，而概括出了“黑板”的共同的、本质的特征。这种本质的、共同的特征是社会全体成员抽象概括出来的，个人不可随意作出改动。

2.修辞语义是属于个人的，语言意义是属于全民的

根据上文的分析和论证，修辞语义是属于个人的，是修辞主体在实施修辞行为过程中，为了实现交际的意图，达到特定修辞目的，而在具体语境和特定语体中利用各种修辞手法促使语义修辞化。修辞语义是语言应用的产物，一定是在修辞中产生的意义。实际上就是对语言意义的个人化应用，蕴含着表达者个人独特的思维。在形成和表达修辞语义的时候，无不充满了个人主观色彩。该表达什么样的修辞语义、怎么来表达修辞语义，都由修辞主体个人来设计和选择的，虽然也考虑语言的共性，但更多的是属于个人的临时性的修辞创造。正因为修辞语义是属于个人的，所以修辞语义应该是多样化的，是可以多解的，而且是修辞主体随时随地都可以随意改变的，较少受到社会规约的限制。比如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杨朔《雪浪花》、刘白羽《长江三峡》、方纪《挥手之间》、毛泽东《如梦令·元旦》、王之涣《登鹳雀楼》、贾谊《过秦论》等修辞文本所表达的修辞语义，都是作者个人出于某种修辞冲动作出的修辞选择，社会群体无以改变，也改变不了。由于修辞语义是属于个人的，再加上接受者个人的主观性，因此对修辞语义的解读也就会因人而异，正所谓“一千个读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基于此，修辞语义的获取，就不能仅仅靠对语法意义、词汇意义等语言共性的认知，而必须把修辞主体的主观意愿、具体语境、特定语体、修辞策略、修辞手段、修辞方法等因素作为重要的、必有的参考条件，从而对修辞话语作出分析、判断和选择。这样才能够比较准确地解读修辞话语的修辞语义内涵。所以，修辞语义的理解和接受基本上就是对修辞主体意愿的探究。

语言意义则不同，它是属于集体的，是属于全民的，是由使用汉语的所有成员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语言意义不是修辞主体出于临时的、个人的、具体的修辞需要而创造出来的情境意义，而是民族的、集体的、共性的、概念化的意义。无论是词汇意义还是语法意义，它们都不是由某个人的个人意志所决定的，而是全民共同创造的，并为全体成员所理解和传承。语言意义适用范围最广，使用频率最大，而且不受阶层、行业、地域、文化程度等的限制。比如：

孝子：语法意义是偏正结构，名词；词汇意义是孝顺父母的儿子。

盖子：语法意义是附加式，名词；词汇意义是器物上部有遮蔽作用的东西；动物背上的甲壳。

挥金如土：语法意义是中补关系；词汇意义是形容任意挥霍，毫不在乎。

这些意义都是语言意义，都不是个人能够随意改变得了的。如果强行改变，那语言意义就会面目全非，就失去了语言意义应该具有的基本特质，就难以为汉民族全体成员所理解，就不会被社会所承认和接受。全民对语言意义的理解是一致的，不存在分歧和多解性。试想，我们对“孝子”的语言意义作临时性改变：语法意义是动宾结构；词汇意义是孝顺儿子。如果不把这种语言意义置于一定的上下文中，不把这种语言意义转化为修辞语义，那么还有谁能够理解和接受呢？

3.修辞语义是临时的，语言意义是稳定的

正如上文所说，临时性是修辞语义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也是与语言意义的重要区别之处。根据上文的论述，修辞语义是修辞主体个人修辞冲动下的结果，是因人因时因事而有意识地利用和创造条件，积极地推动语言意义发生短暂性修辞化转换。修辞语义不是语言中的稳定性语义成分，是可变的、短暂的。在书卷语体中，需要靠文字记录以延长其寿命和存在的时间；在口头语体中，则完全停留在此时此刻，稍纵即逝，难以延宕其存在的时间。所以，在时间的链条上，修辞语义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需要做即时的把握和控制，以便作出准确的解读和理解。否则，尤其是在口头语体中就会因为时间问题而误读、曲解、模糊修辞主体所表现出的修辞语义。例如口头语体中的用例：

你好坏！

字面上看，这句话是说“你这个人非常不好”。但是在具体语境中，修辞主体被限制为热恋中的青年男女，当女友运用嗲声嗲气、娇声娇气的腔调和男友撒娇说出这样的话语时，由于语境的作用，“非常不好”的意思就发生了临时性转换，从而生成的修辞语义则是对男友的爱恋之意。“你这个人非常不好”之意则完全丧失殆尽。这种语境下，这句修辞话语所蕴含的修辞语义是暂时的，是修辞主体真实意图的暂时性修辞化表现。

语言意义则是汉民族全体成员经过较长时期的应用和检测而被社会约定俗成的，能够为全民族所理解和接受的，固化在汉语语义系统的稳定性语义成分。它从被创造出那天起，就随着汉语言的发展为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行业、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程度等的交际主体服务。比如，天、地、人、水、太阳、月亮、汉语、语言、桌子、阳光、灿烂、恭喜、祝贺、看、听、认真、说、学习、营养、万水千山、龙腾虎跃、万马奔腾、吉祥如意、开门见山、后患无穷等词语的语言意义都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并为汉民族全体成员所利用，起到了很好的交际作用。语言意义之所以具有稳固性，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语言意义所反映的事物或者现象是相对稳定的、不变的；第二，语言意义的相对稳定性正符合人类认知和接受事物或者现象（包括语言意义）的基本规律；第三，从学习语言的角度看，语言意义的稳定性为人们争取到了更多时间来掌握语言的意义，减少了学习语言的负担和压力。

（二）修辞语义与语言意义的联系

张炼强说：“我认为，就语言的实体而言也好，就言语的实体而言也好，它们都是由语音和意义内容亦即形式和内容也就是能指和所指联系起来构成的一个整体，但它们分属两个层面。语音和语言的意义内容联系起来构成的一个整体是属于语言层面的，而语音和言语的意义内容联系起来构成的一个整体则是属于言语层面的。所谓语言的意义内容就是属于语言层面的意义内容，亦即辞面意义；所谓的言语意义内容，就是辞里意义。辞面意义在言语行为或者说修辞行为中如果借着它去表达辞里意义，就造成辞面和辞里有相当的离异。这样，语言层面和言语层面就发生了联系。”在我们看来，这种联系存在着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语言意义是修辞语义形成的基础；另一种情况是语言意义和修辞语义既有一致性又有区别性。

1.语言意义是修辞语义形成的基础

语言意义是固化在语义系统中的、稳定的意义，是修辞语义赖以生成的前提和基础。当修辞主体要表达某种修辞意愿时，不能空穴来风，毫无根据，而必须寻找根基和母体，要借助于能够表达特定修辞语义的能指和所指，并主动利用语境和语体条件，由此来创造新颖的修辞话语，表达具体而又独具个人主观性的修辞语义。正像刚刚学开车的人，首先要做到的是掌握汽车的基本性能和基本驾驶技术，能够让汽车启动并在马路上正常运行，然后才能更进一步做到驾轻就熟、轻松自如地高速行驶。正常行走是基础和前提，轻松自如地高速行驶是建立在正常行走的基础之上的。同样，语言的意义正是形成修辞语义的基础和前提。也就是说，修辞主体只有对语言的意义有充分的了解与认知，从不同的角度掌握语言的意义，真正吃透语言意义的实质，才能够在修辞运作过程中真正做到对语言意义的、动态性的、情境化的、具体化的修辞转化。当然，语言意义的修辞化还需要语境、语体、接受主体等外在条件的支持，否则也很难实施转化。但不管需要什么外在条件的帮助，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语言意义本身才是最根本的、最关键的、最核心的；而语境也好，语体也好，接受主体也好，或者其他什么外在条件也好，都只是起到了辅助性或者说重要的辅助性作用，外在条件本身不具备语义内涵。所以说，修辞语义是在借助于语境、语体等外在条件的帮助，而经表达主体的修辞运作并在接受主体恰切解读的情况下，由语言意义生发出来的临时意义、具体意义、情境意义、个人联想意义。语言意义是母体，修辞语义是子体。由语言意义可以生发出相对无限的修辞语义，所有的修辞语义都衍生自语言意义。有什么样的语言意义就会衍生出什么样的修辞语义，语言意义决定修辞语义。例如：

今天不少老子都是孝子。

例中“孝子”一改“对父母孝顺的儿子”语言意义，而转化为“父亲孝顺儿子”的意思。“父亲孝顺儿子”这一修辞语义的产生源自于语言意义。语言意义上的“孝子”是偏正结构，“孝”修饰、限制了“子”；而修辞语义上的“孝子”则变成了动宾结构，“孝”即为孝顺，成了动词，“子”则是“孝”所指之支配的对象。修辞主体对“孝子”一词的创新运用，是以“孝子”的常规用法为基本出发点的。在意义上，正是“孝子”语言意义的普遍约定性，让人们对“孝子”有了惯性的认知。但当修辞主体在具体语境中对“孝子”的语言意义作出修辞变异时，就与“孝子”的语言意义造成了极大的反差和鲜明的对照，从而促使了修辞效果的最大化。

2.修辞语义是语言意义的修辞化变通

王希杰认为，“语言的意义，是属于社会集体的”，“主要指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言语的意义同语言的意义，可以一致，也可以不一致”。一致性与不一致性主要决定于修辞主体的主观意愿，并得力于语境、语体等外在条件的支持程度。根据上文分析，修辞语义与语言意义是子与母的关系，虽然儿子的身体里流淌着母亲的血液，但是子与母毕竟是两个不同的个体。所以，他们之间既有着血缘上不能割舍的关系，有重合的部分，但又有着很大的不同。子是另一个有生命的、鲜活的、充满个性的个体，不是母的化身或分身。因此，在修辞过程中，修辞主体创造出的修辞话语，其蕴含的修辞语义有时会与语言意义保持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有时又会偏离于语言意义，游弋于语言意义之外，而成为一种新的、有个性特色的意义。如上文所举例子“你好坏”。当语言意义“你非常不好”经修辞化而转化成修辞语义“你这人真好”的时候，显然修辞语义和语言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是刚好相反的。这种情况下，修辞语义和语言意义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修辞色彩上都存在着很大程度的不同。但是，如果我们再做假设，这对热恋中的青年男女之间的人际关系出现了故障，双方的矛盾不可调和，达到了敌对状态。在这种境况下，“你好坏”的意思也就是字面意义，即“你这个人非常不好”。这个字面意义是因为修辞主体在具体语境中实施修辞行为，利用语境条件创造修辞话语，并赋予了修辞话语以特定的语义内涵，所以是一种具体化的修辞语义。这种修辞语义也是具体语境中由抽象的语言意义转化而成的言语意义，虽然在修辞色彩上有很大不同，但是在具体内容上却与语言意义保持了最大程度上的一致性。不过，这种所谓的“一致性”主要是指语言意义和修辞语义的基本意思相同。其实它们之间并不能完全画等号，因为修辞语义是语言意义被语境化、语体化后生成的，所以在意义上已经增值了，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