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和平科技——一部被忽略的科技史

一直以来，科技的历史似乎就是人类战争史的一面镜子。

考古学家告诉我们，人类发明的第一批工具既用来杀动物，也用来杀人。不管个人还是群体，都必须防卫自身免遭其他个人或群体的侵害。那些较早采用新技术的部落、城市或国家往往会打败那些技术尚未革新的人们。

在原始社会，相比那些还在使用石头的部落，第一个懂得如何铸铁的部落就有巨大的优势；到了近代，作为工业革命的诞生地，英国则建立起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帝国；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美国是拥有新发明数量最多的国家，如今它已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这些历史可以说是人人皆知的常识，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历史的这一面，那就会造成一个无法回避的矛盾。事实上，这也记录了人类发明杀伤性武器的历史进程：弓箭、刀剑、火炮、火枪、制作精良的各种现代手枪，一直到原子弹……各式武器的杀伤力越来越大。按照这个逻辑，人类不是早就应该灭绝于使用高精尖武器下的自相残杀吗？为什么现在人类仍然还活着，甚至生活质量更佳，生活状态也更为安康和平呢？很明显，这种将战争与科技进化连接的历史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元素：科技增加人们和平行为的能力。

这种有意无意的忽略跟人们对科技作用的宣传是分不开的。科技直接或间接造成人类伤亡的状况是不可忽视的。科技可以被用来制造具有杀伤力的武器；工业污染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及其进而对人和动物造成的伤害，大家也都有目共睹，多加谴责。然而，科技也有好的一面，它能够直接或间接拯救人们的生命，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但这一方面却并没有得到足够好的宣传。比如，人们很少谈及，为了战争发明的技术（如收音机、飞机、计算机和雷达）是如何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工业革命又如何为人们带来了更为富裕安康的生活。

很多年轻人已经无法想象，在没有今天的科技之前，我们所在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暴力和贫穷的地方。

科技帮助人类创造了一个更和平也更富有的世界。科技使人们的连接与行为方式发生了转变。比如，铁可以用来制作更致命的刀剑，但也可以用来建造铁路，连接不同国家的人们。互联网一开始是美国与苏联冷战期间实施的一个战争项目，用来对抗可能出现的核战争，但它现在已经连接了世界各地的数十亿人，人们用它分享信息，用它在线购买商品。这也是人类的众多矛盾之一，世界的历史往往是人们如何用新的技术来赢得战争（或进而建立新的帝国）的历史。但在研发完成之后，新技术却往往能够驱动人类实现更大范围的和平。

历史学家倾向于讨论故事的第一部分，却常常忘记讨论故事的第二部分：即新技术如何将人们聚集在一起，让人们在越来越广泛的关系网中紧密合作。这是一部科技与和平的历史，也是一部被学校教育所忽略了的历史。

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将广播应用于娱乐，将全球定位系统应用于汽车导航，用电脑来发送邮件，进行其他方式的沟通与商业活动，等等。但“和平科技”走过的历程并不简单。

和平科技通常是人们自发的活动。科技创新，新事物的发明往往源自于科学家、大学生、工程师或企业家的灵感、直觉，而并非由政府规划、批准产生的。很多人当时都还很年轻，他们冒着极大的风险来做这些当时看来匪夷所思的事情。这些人里有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艾伦·凯（Alan Kay，笔记本电脑的第一个构想者）、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万维网的发明者），也有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和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

因此，和平科技的诞生地往往是像硅谷这样具有创新力，并远离政府的地方，而不是像华盛顿特区这样的政治场所。

人们创造和平科技的动机很简单：可以由此创造数十亿美元的公司。如果开发计算机和互联网最初是有军事目的的，那么这些军事目的也会逐渐在这些公司赚取巨大财富的商业计划中丧失殆尽。再想想社交媒体和共享经济，它们促进了陌生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当这些科技刚兴起时，也是不起眼的草根运动。可是，在诞生之后的短短数年时间里，它们就证明了“和平科技”可以创造大量的财富：脸书和爱彼迎都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商业公司。

从根本上来说，科技在维护和提升和平上的显著贡献是：它改变了社会秩序的典范。它维持和提升和平的方式是：它使人们——尤其是完全陌生的人们——能够合作来完成某事。我们可以将社会视为由一群设计未来的设计师们组成的群体。没有什么比成为未来的创造者更让人激情澎湃，特别是一个能让所有创造者都受益的未来。这将是创造、维护长期和平的一个强大动力：所有的人共同创造一个故事，一个能让每个人都更开心，也更富有的故事。

在一个理想的美好世界里，人与人之间关系融洽，交往友好。但是，在现实世界里，人们确实需要一点动力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大脑仍然停留在原始部落时期：我们先天倾向于对已知、亲近的人友善，对完全陌生的人们抱有敌意和警惕。我们只有在跟陌生人建立起联系和沟通之后，才会转变态度，甚至只有在跟他们有合作项目之后，才会开始真正地关心他们。

和陌生人一起做一件事时，参与程度决定了我们对他人的善意。能让人们“变友好”的技术无一例外都增加了人们与他人的积极互动。这是一门新的科学，我们称之为“社会互动科学”。

有人可能会说，我们可以依靠道德来让人们友好相处。问题是，道德是什么？有没有普遍的道德价值观？有没有一种渗透在所有人基因中的道德？哲学家们争论这些问题已经有上千年了。博弈理论、行为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表明，“道德”似乎是能够促进人们合作的规范的集合。

道德是会影响合作的，自然选择使我们的大脑适应了合作，因为合作会给人类这样的种族带来巨大的利益。合作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式，比如共同照顾家庭，朋友之间彼此帮忙渡过艰难时期，或是共同组建一个群体来抵御另一个群体的攻击，还有不同国家之间为了彼此的繁荣昌盛而合作，等等。

证据表明，不同的群体具有不同的道德价值观。西方将基督教价值观在世界大部分地区进行了推广，但即便如此，如今在西方，人们对好坏的评判标准还是有着非常不同的看法。我们越来越需要面对的现实是，人类社会正不断分裂成不同的“部落”：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宗教和不同的社会阶层都有不同的道德价值观。新的挑战是，如何确保这些具有不同道德观的人们能够和平共处，一起创造一个美好未来。显然，我们不能依赖一个共同的道德价值观来实现这一目标，因为道德的多样和易变正是我们成为敌人的原因。

事实证明，科技一直扮演着让不同群体和平相处的角色。只不过，人们往往会对其有一个固定思维——即使科技没有被用于军事武力，人们还是倾向于认为科技会给人类的思想与社会造成负面影响，对科技是如何异化人类的批判也一直不绝于耳。

这种对技术的恐惧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在中国，庄周（公元前4世纪）写道：“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意思是，人若追求巧妙的机械，就会有机巧之心，也就不那么纯清了，更容易进入急功近利的境地。

而今天，人们也更清醒地意识到社交媒体的危险性。从理论上讲，脸书和微信允许我们与世界上每一个人建立联系，让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缩小为一个点击的距离。但有很多人认为，我们与其他人之间的实际距离正在不断增大。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1949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及“疯狂地用技术消除所有的距离，并没有带来人与人之间的亲近”。他所指的技术在当时是火车、汽车、飞机、收音机和电话。在那个时代，这些发明在消灭空间距离上的效果已经令人震撼。如今，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关于互联网对人类思想和社会造成影响的警告无处不在。苏珊·格林菲尔德（Susan Greenfield）写了一本名为《改变思想》（Mind Change,2014）的书，她在其中解释了互联网是如何以灾难性的方式改变人们的思想的，她将这种改变形容为“气候变化”。

这些都无可否认——人们对技术的恐惧确实是合理的。但正是这些让人们恐惧的技术建立起了成千上万人之间的沟通桥梁。

我们目前拥有的通信技术的力量简直堪称魔法。真正的挑战是，如何确保我们能够使用这些技术来建立上百万人之间可持续的、能够促进合作和利他的连接，可以为整个社会创造价值，让每个人受益的连接，即如何在人与人之间创造积极的互动。这才是和平科技的真正意义与使命。比如，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社交媒体，它不像现有的社交软件那样，只是一种关注如何将我们的私人生活“货币化”的连接技术。

和平科技的目标是实现物理学家所谓的“形态转换”——从混乱到秩序井然。很多物理系统都能展示这样的转变。例如，水分子在常温下的形态是水，但当温度降到零度以下时会变成冰，当温度升至100度以上时变为蒸汽。虽然它们是相同的物质，但是它们的外在形式却完全不一样了。一个神奇的形态转换让同样一种物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形态，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特性。类似这样的事情也会在社会中发生：一个社会会在短时间内重组，成为一个新的社会形态或一个更有秩序的社会。

用于合作的科技扮演的角色正如温度在物理学中扮演的角色：通过增加人与人之间合作的数量，一个社会可以发生一个从冰到水一样的形态转换，产生一个几乎全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积极的互动成为驱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力量。

和平科技在促进社会发生形态转换的过程中起着强大的作用：它让使用暴力这件事变得“过时”。虽然科技可能对世界造成极大的破坏，但想要规避这种危险也不是没有方法。方法有二：第一，禁止这种技术；第二，使技术过时，不再为人们所需要。例如，你可以从人们手中夺走所有枪支以确保他们不会互相射击，或者你也可以创造一个富裕而和谐的社会，让生活其中的人们觉得完全没必要使用枪支。一个富裕的社会中，犯罪率也相对很低，就是因为富人们偷盗和杀戮的动机非常之小。当一个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大家一起合作、和平解决的时候，谁愿意使用暴力呢？和平科技恰恰是那个让大家合作起来解决问题、共同富裕的中介。

一个仍然存在的问题是：在哪种情况或条件下和平科技能促成形态转换？比如，在哪种情况下，和平科技能让一群陌生人之间从简单的沟通关系转变为合作关系？又是在哪种情况下，和平科技会让这群陌生人从偶尔的合作关系，转换到全面、长期、持久的合作？并且，当我们已经可以将科技用于让敌对的双方握手言和，用于陌生人之间的连接、沟通、了解、协调、合作之后，那接下来怎么办？下一步是什么？

皮埃罗·斯加鲁菲

201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