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然与人文的土壤中

当我们对雕塑与建筑的交织，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发展和各民族、各地区的不同表现，作一个纵向和横向的考察时，就会看到一个错综复杂、丰富多彩的场景。那里既有古埃及的一切纳入建筑的轨道，又有古印度的竭力追求雕塑感；既有古希腊的清醒理智，又有巴洛克的激情浪漫；既有中国古代的节制有度，又有吴哥艺术的繁花似锦；既有伊斯兰雕塑对建筑的紧紧依附，又有米开朗基罗的处处突出雕塑。面对如此千变万化的实例，不禁要感叹：这一切是怎么形成的呢？

如同一切文化现象那样，各时代、各民族、各地区的雕塑与建筑的交织，都是在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

首先，大自然为各民族、各地区提供了不同的资源。在古代社会，交通不便的封闭性，使人们只能靠天吃饭，就地取材。古希腊的山区盛产大理石，尤其是优质的潘泰列克白大理石，使最高级的雕塑和建筑获得了高雅纯净的极佳质感。而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地区因缺乏石材和木材，只能使用土坯或焙烧砖，却发展出了绚丽鲜艳的釉面砖浮雕。

然而，更重要的是社会的人文因素。

宗教，对于古代艺术有着指向性的意义。伊斯兰教禁绝了偶像崇拜，使雕塑装饰趋于抽象化。基督教和佛教早期也都反对偶像崇拜，后来却大为风行，引发了欧洲中世纪教堂雕塑和亚洲石窟艺术的大发展。

政治，其影响常常是决定性的。在两侧为沙漠的尼罗河谷中，古埃及自公元前3100年左右统一后，虽然曾有过两次动乱的中间期，但其政教合一的国家体制始终是超级稳定，三千年中近乎僵化。所以其神庙的格局是封闭性的，有着非常严谨的秩序和规范。而地处丘陵山区的古希腊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王国，只是分散的城邦国家，信奉的又是少有神秘性的多神教，所以出现了如同圣地德尔菲那样的，在山坡上自由布置雕塑和建筑的灵活、开放、明快的布局。在王权集中时代，罗马帝国众多的广场、凯旋门、纪功柱的布置设计，中国云冈昙曜五窟中顶天立地的大佛直接为北魏太祖以下五帝造像，都是皇权高于神权的集中表现。

社会文化，也深深烙印在雕塑与建筑的交织中。前哥伦布时代的中美洲流行人殉祭祀习俗，使神殿建筑和“恰克摩尔”雕塑散发出浓重的血腥气味。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传播，推动了雕塑和建筑脱去神性，日趋世俗化。

即使同一民族、同一地区、同一种宗教观念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会有很不相同的雕塑与建筑关系的追求。欧洲17、18世纪从巴洛克到古典主义的转化，就是由于社会主流审美趣味的演变。

民族性格的差异，也造成了同一历史时期相邻地区，雕塑在建筑中的安排布置，有很大的区别。德国的科隆大教堂和意大利的米兰大教堂的区别太鲜明了。前者雕塑不多，冷峻严肃；后者有数不清的雕塑，热烈活泼。从中似乎可看到日耳曼民族和意大利民族的性格反差。

雕塑与建筑的交织组合，是一项工程，绝非一件小型作品，可由艺术家随心所欲自由安排。它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掌控工程者的认识和意志。在实施过程中常常经历摩擦和坎坷。米开朗基罗当年为创作教皇朱利乌斯二世的陵墓，历经40年，先后六次签订合同，使原来宏伟新颖的构思，最后蜕化成平淡无奇的作品。罗丹由于执意要把工艺美术馆的大门作成雕塑的史诗《地狱之门》，耗费22年光阴，最终还是没能按计划实现，退回了两万五千法郎的预支金。

艺术家的天分和才华当然是很重要的。在古代社会中，一位大师的风格和技法，往往引起众多艺术家的学习和模仿，使之风靡一时，引领一个历史时代、一个广大地域的艺术潮流。这也是艺术史上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究其原因，也是由于他很好地适应和体现了时代对艺术提出的要求。

在雕塑与建筑交织的万千世界中，我们欣赏并审视着人类文明史所积累下来的无尽宝藏时，就会发现从来就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共同的标准或普适的模式。在古埃及适用的，到印度却恰好颠倒过来。古希腊的规矩，在罗曼建筑中全不能用。玛雅金字塔庙的雕塑装饰拿到古罗马去，就是不伦不类。各种文明因不同的自然和人文条件而形成的独特性，才是它们艺术魅力之所在、存在价值之所在。而各种文明之间的交流和继承，出现的异端和另类，有利于新的突破和创造。伊斯兰文明就是一例。但这绝不意味着盲目的模仿和移植。现代社会虽然克服了古代艺术发展的迟缓和封闭，但过快的交流和渗透，如果抹杀了民族和地域的本土性，形成普遍的趋同性，不正是使人担忧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