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全面认识新常态

一 中国新常态不同于全球新平庸

早在2002年，新常态一词就已在西方媒体中出现。它主要是指互联网泡沫破灭后，发达经济体增长中出现的无就业复苏情景。2010年，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安在其著名的题为“驾驭工业化国家的新常态”的报告中，正式用新常态概念来诠释危机后世界经济的新特征。自那以后，这一概念迅速传播开来，大量国外媒体和知名学者开始在危机之后，全球需进行长期深度调整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

从全球经济的角度，无论是使用新常态、新平庸还是长期停滞，都是对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状况的一种较为悲观的描述，并且更多的是指向发达经济体。如果我们用新常态来描述中国经济发展新特征，作为经济迈向更高级发展阶段的明确宣示，可以看到其与全球经济新平庸是截然不同的。

自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高屋建瓴地概括了新常态所具有的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和动力转化特征以来，这一深刻判断已经成为认识经济形势、找准主要挑战和着力施策的定盘星。随着认识的深化和实践的进程，新常态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热门词汇，而是在理论上不断完善和丰富，逐渐成为经济理论的一个崭新认识论，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我国经济工作的总方向，将持续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就是新常态。在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些变化，是中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实现这样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并不容易，对我们是一个新的巨大挑战。

我们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绝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某种新的稳态，更不是说中国的现状便是常态——如果把现状认作新常态，新常态就变成对现状的消极默认，从而失去了其蕴含的进取精神。目前的状态只是新常态的一个起始点，它正引领我国经济进入一种动态优化过程：某些特征正在生成、发展、壮大，另一些特征则在弱化、改变或者消失。简言之，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应该是一个有着确定愿景、随实践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

在新常态下，尽管中国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但“十三五”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的基本特质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我们要把握这些大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推动我国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在理论上更加准确理解和认识新常态，在实践中更加自觉适应和引领新常态，需要把我们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放在世界经济大格局、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以及正在努力实现的宏伟愿景中予以把握，形成更具有一致性的分析框架，清晰界定相关的概念，厘清存在的模糊认识，才能明确工作思路，做好经济改革和发展这篇大文章。

二 新常态不是避风港

新常态，仅就其对于一定发展时段特征、趋势的概括而言，并不存在价值判断，不能简单地用好或坏来进行判别。比如，自20世纪80年代初至本轮危机之前全球经济的“大缓和”或“大稳定”，相较于此前阶段的滞胀时期，也可以说是一个新常态；而日本所谓“失去的20年”，相较于日本经济此前的较快增长，也算是新常态。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既包含“三期叠加”导致“结构性减速”的困难层面，更有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阶段演进的积极层面。新常态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语境，提出了塑造中国未来前途的大逻辑。但新常态不是安全岛，不是避风港，更不能以此为借口，把不好做或难做好的工作都以新常态作托词。

如何应对新常态，党中央提出三个关键词，即认识、适应和引领。“认识”，就是强调要从长周期视角来理解中国经济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所处的发展阶段，无论是经济减速、结构调整还是增长动力转换，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要持续较长时间。“适应”，就是面对这样的新常态，要有历史耐心和定力。不能一遇减速，就指望强刺激，需摆脱高增长依赖症。特别是要学会在新常态下如何生存和发展，要把自己的行为模式、目标函数调试到新常态的“频道”，跟着新常态的节奏起舞。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只能被动适应新常态，实际上，第三个关键词最重要，就是“引领”。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中国经济的“浴火重生”。为此，还需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指引，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逐步实现。

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也认识到，经济新平庸的出路在于创新和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对中国的改革发展作了全面部署，而美、欧、日等经济体也纷纷推出各自的改革计划与长期增长战略，全球性的创新和改革竞赛已经拉开序幕。这场竞赛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各大经济体摆脱体制僵化与社会惰性的重要动力，也是持续增长的重要前提。因此，无论从国内角度还是国际角度看，均要求在新常态下有新作为，不能将新常态当作避风港而观望等待。

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以新常态为避风港“休养生息”，改革发展的积极性不足，甚至打算“熬到”届满的迹象。究其原因，一是破除“唯GDP论”往往被地方上片面理解成可以不要增长了；二是面对反腐高压，一些干部在工作上谨小慎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观望成为相对“保险”的做法；三是改革的推进使得各种利益格局处在调整之中，而相关改革实施方案缺乏细则难于落地，在此情况下，观望或不作为成了一些地方官员的“常态”；四是中央、地方改革权责尚未完全厘清，存在着激励不相容、改革缺乏动力的现象。那么，如何让广大干部走出避风港，积极引领新常态呢？

首先，要把违纪腐败问题与敢为天下先的探索区分开。中央提出，要有容错机制，鼓励担当，保护积极性。对勇于改革创新与担当，不谋一己之私的同志，要给他们撑腰。在敢啃“硬骨头”、敢蹚“地雷阵”、敢为天下先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失误或差错，对于这样的错误要有容忍度，而不是一棍子打死。面对新常态，如果以什么事也不干来避免犯错，就会形成坏的示范效应。打破这个僵局，就要给改革探索者和创新者一定的“试错权”和“试错空间”。只有这样，才能让各地放开手脚，最大限度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全社会形成想改革、敢改革、善改革的良好风尚。要形成这样的氛围，既要有制度的约束和惩戒，又要有制度的支持、保障和激励。

其次，要形成良好的政商关系和政治生态。现在各地不敢干事，或出现懒政、怠政，还可能由于在处理政商关系上畏首畏尾，生怕出事。确实，很多腐败问题与政商关系处理不当有关。因此，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亲”是勤政而为的标尺，“清”是坚守纪律的规则；亲商有助公平，清政需要公开。“亲”“清”的实现要建章立制在先，要有边界、有担当、有作为，而不只是划清界限，推卸责任。要明确制度红线，不能认为官员与商人交往就一定是腐败。这需要我们推进法治建设，完善市场体系，在阳光下运行权力，在包容中发展经济。这是善治政府的体现，也是有为政府的重要保障。

最后，要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实现权威性与有效性的平衡。各项改革事业，都需要狠抓落实。没有这一条，改革就只停留在口号上、文件上、会议上。特别是，改革方案更多是原则性、方向性的，再细化的方案，也不可能穷尽现实的复杂性。因此，推进改革离不开因地制宜、基层创新。这就要赋予地方更多的自主权。

改革的顶层设计，是要树立中央的权威性，突出改革的协调性，也防止从部门和地方的视角偏离改革方向。但改革要能落地生根，就要突出“有效性”，鼓励首创精神，允许因地制宜。权威性与有效性缺一不可，要实现有机统一和新的平衡。如果仅仅权威性得到了较好的体现，有效性方面却有所削弱，即使表面上和原则上大家都听中央的指挥，但在真正贯彻落实上却有折扣，仍然难以实质性推进改革，百姓就会缺乏对改革红利的获得感。

改革要取得成效离不开地方自发和自主创新的积极性，这是过去四十年的成功经验。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例如在国有企业改革、为企业减负、房地产调控，以及去产能、去杠杆、清理僵尸企业等方面，都可以让地方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在不违背中央大政方针的前提下，具体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应由地方来定。

此外，也要从改革目标出发，以改革的思路，合理调整中央和地方事权及其相应的支出责任。推进改革固然是一种公共产品供给行为，但是，也需要有足够的激励来落实各项改革任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通过改善生产要素供给能力和配置效率，提高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即改革红利。但是，改革成本的支付和改革红利的获得，可能不是同一个主体，成本支出和红利获得的份额也可能不对称，因此，按照改革领域的性质，合理安排改革成本支出责任和改革红利获得预期，是实现改革激励相容的关键，也应该成为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改革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