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共享发展

共享发展理念注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其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这反映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内在要求，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共同富裕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民的梦想。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礼记·礼运》具体而生动地描绘了“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的状态。可见，邓小平同志借鉴古人的“小康社会”概念，以及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逻辑上已经包含了共享发展的要求。

共同富裕也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17—18世纪，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迅速发展，它“像用了魔法一样唤醒了沉睡在社会劳动中的生产力”，极大地推动了西方世界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带来了两个对立的阶级——拥有全部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与一无所有的劳动者的两极分化。社会主义者的主张集中反映了底层群众对资本主义社会各种不公正现象的抗争和对美好社会的向往。从一开始，社会主义理想的实质就是实现所有人的权利平等、共同富裕和社会公正。

把人民群众视为社会生产、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的主体，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使得人民群众不能公平地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而这正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造成的。于是，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要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然后通过自由人的联合体将公有财产组织起来进行生产的经济系统。在这样的社会中，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将被彻底消除，国家机器将被完全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政策。于是，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将被彻底消除，社会共享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将真正实现。

列宁则把社会主义经济比拟成一个“国家辛迪加”，即由国家垄断经营的大公司。在这种体制中，国家机器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组织者，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唯一经济基础。斯大林把“国家辛迪加”从一种理论转变为现实的经济模式。在斯大林授意下编写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把国家所有制和由国家机关组织实施的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制度的两个关键特征。

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定义一度在各主要社会主义国家占据权威地位。不过，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实践，由于没有有效的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并没有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反而导致了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经济结构扭曲、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等一系列问题。这表明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实践，最终偏离了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理想。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历程中一直致力于实现社会公正与共同富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

到了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尖锐地指出，改革开放以前出现的曲折和失误，归根结底是因为，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邓小平同志按照社会主义的本来含义，指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

此后，江泽民同志强调：“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绝不能动摇。”胡锦涛同志也要求“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在上述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执政要求明确写入党章。

如果以“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概念作为理论基石，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含义就是以发展生产力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市场经济。于是，共同富裕就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的最根本目标，共享发展的理念也自然深深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之中。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作出庄严承诺：“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此后，在2015年秋季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首次明确提出了共享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全面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共享发展理念，其内涵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共享是全民共享。这是就共享的覆盖面而言的。共享发展是人人享有、各得其所，不是少数人共享、一部分人共享。其二，共享是全面共享。这是就共享的内容而言的。共享发展就要共享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建设成果，全面保障人民在各方面的合法权益。其三，共享是共建共享。这是就共享的实现途径而言的。共建才能共享，共建的过程也是共享的过程。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汇聚民智，最大激发民力，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都有成就感的生动局面。其四，共享是渐进共享。这是就共享发展的推进进程而言的。“一口吃不成胖子”，共享发展必将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的过程，即使达到很高的水平也会有差别。我们要立足国情、立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思考设计共享政策，既不裹足不前、铢施两较、该花的钱也不花，也不好高骛远、寅吃卯粮、口惠而实不至。这四个方面是相互贯通的，要整体理解和把握。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

二 实现共享发展的成就与挑战

从实现共享发展角度看，中国的成就与挑战并存。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元提高到2015年的3119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提高到2015年的11422元。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长使得中国的7亿多人摆脱了赤贫状态，世界银行减贫统计数据显示，在1981—2011年间，世界脱贫人口的81%来自中国。

同时也要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的较长一个时期内，城乡、区域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及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不均等程度均有所提高。仅就收入差距而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从1978年的2.56倍扩大到2007年的3.33倍；加上行业和地区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导致中国总体基尼系数持续攀升，2008年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91的峰值，远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

一方面，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态势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所处的特定发展阶段决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对发达经济体的历史数据进行了系统的挖掘和分析，发现各发达经济体在收入结构上都存在一个以不平等为特征的倒“U”形曲线：在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早期阶段，不平等程度扩大，其后一段时间保持稳定，直至工业化后期，不平等程度才逐步缩小。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还远未结束，加上中国的农村人口众多，二元结构尤为突出，劳动力从农业、农村向工业、城镇的转移过程必然较长。因此，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是中国经济发展必经的一个历史阶段。要使这一趋势发生逆转，根本出路是要继续加快推进工业化，保持经济快速增长，不断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归根到底就是要通过不断发展生产力来实现共同富裕。

另一方面，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态势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和政府的越位、错位、缺位也有关系：资源能源价格的扭曲、资源产权的模糊以及行业垄断的存在推动了行业间收入差距扩大，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过多干预和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导致寻租和腐败现象难以根除，政府在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不足和改革滞后阻碍了机会均等的实现，诸如此类的各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收入差距的不均等。所有这些都需要通过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来加以解决。

由此看来，中国在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面临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是在发展和改革的特定阶段中出现的，从根本上说要靠进一步加快发展、推进改革来解决。生产力的发展可以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物质基础；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保证机会的均等和过程的公平，并为全体公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习近平总书记的概括极为精准：“落实共享发展理念，归结起来就是两个层面的事。一是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举全民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把‘蛋糕’做大。二是把不断做大的‘蛋糕’分好，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更充分体现，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遵循上述政策思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我国发展实践中进一步贯彻落实，我国经济增长更具有共享性和包容性。第一，“十二五”时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整体上跑赢了GDP；第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基尼系数双双下降，前者从2007年的3.33倍降至2015年的2.73倍，后者从2008年的0.491降至2015年的0.462；第三，就业保持稳定和扩大；第四，社会保障水平和覆盖率持续提高，城乡统筹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我们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

我们仍需清醒地看到，我国的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较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消除贫困任务艰巨等问题依然突出。毫无疑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全体人民共同进入为根本标志。在最后5年决胜阶段，既要用发展的办法做大蛋糕，又要用改革的办法构建更具共享性的蛋糕分配机制。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最终要落脚于共享发展理念和举措，具体体现为坚持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续方向，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提供更充分、更均等的公共服务。

三 坚持和落实共享发展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统一，落实共享发展理念，是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充分体现在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各项决策部署中。始终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统一，才能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下四个方面是按照这一方法论落实共享发展理念的重点领域。

第一，两个翻番目标与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这要求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以及城乡居民收入提高与经济增长同步。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40.9万亿元，按照不变价计算，2015年已增长到59.6万亿元。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到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需要达到81.8万亿元。按照目标导向倒推，“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必须达到6.53%。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条件下，依靠资源要素投入驱动的增长难以保证实现这一增长速度目标，必须挖掘新的增长源泉，即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实现创新驱动的增长。按照问题导向顺推，只有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获得新的增长源泉，创造更多改革红利，提高潜在增长率，切实保障蛋糕不断做大。

第二，人人都有更多获得感与收入差距明显缩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因而，仅仅达成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的数量目标并不意味着建成了全面小康社会，而必须明显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收入差距，要求扩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并提高其均等化水平，不仅要做大“蛋糕”，还要分好“蛋糕”。

随着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劳动力市场发育，我国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缩小收入差距方面的政策努力已经取得明显效果。但是，在今后短短4年左右时间实现有更多获得感的全面小康目标，仍需显著加大再分配力度。从那些收入差距较小的发达国家经验看，再分配政策可以把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数进一步降低36.2%。这表明，在不损害劳动力市场机制的前提下，在财政税收、扶贫济困工作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面，仍有发挥政府再分配作用的巨大空间。

第三，全面小康的要求与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如果到2020年我国仍有几千万农村贫困人口没有脱贫，就不能说已经建成了全面小康社会。因此，“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明确目标要求：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党中央作出了打好脱贫攻坚战，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决策部署。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强调因人因地施策，分类扶持贫困家庭，通过产业扶持、转移就业、易地搬迁等措施解决贫困人口脱贫问题；对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全部纳入低保覆盖范围，实行社保政策兜底脱贫。这些具有创新性的科学扶贫方略，充分体现了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统一、战略性与可操作性相结合的方法论。

第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社会政策托底。做好当前经济工作，要从供给侧认识和适应新常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新常态。习近平总书记概括了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些概括也规定了我们要实现的目标，指明了达到目标需要在哪些方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进而促进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

但是，涉及调整产业结构、化解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等方面的改革，也不可避免地会造成部分传统产业和企业职工转岗。因此，要特别关注那些受结构性改革和产业调整影响的劳动者，如产能过剩行业的劳动者、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职工和进城农民工，既以社会政策为他们的基本生活托底，又加强培训、职业介绍等公共就业服务，促进其尽快转岗就业或创业。

四 在发展中保障与改善民生

从落实共享发展理念角度看，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应把握两个关键词：一是“小康”，这是对发展水平的要求；二是“全面”，这是指惠及全体人民，体现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正是对这两个关键词之间逻辑关系的高度概括和生动阐释。

从更深层次上说，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要求，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深入开展脱贫攻坚，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九大报告没有提出GDP增长或者翻番类的目标要求。这固然反映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高速增长已不再是中国经济特征的现实，以及强调改变片面追求增长速度政绩观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这样可以把宏伟目标更直接更鲜明地指向发展目的本身，把提高人民收入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更加突出出来，立足于围绕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个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这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才能得到人民的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第一，把就业当作最大民生举措来促进。这就是说只有通过更加充分的就业，才能使人人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提高收入水平。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就业问题的新特征也日趋明显，即在总量性就业矛盾趋于缓解的同时，摩擦性和结构性的就业矛盾愈显突出，提高就业质量的任务更具挑战。解决摩擦性就业矛盾的关键在于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增强劳动力供需双方的匹配性。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关键在于改善劳动者的技能，增强人力资本禀赋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适应性。提高就业质量的关键则在于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形成和谐劳动关系。政府应该从促进增长、创造就业岗位为主的政策手段，转向更加着眼于提高劳动力市场匹配水平和就业质量，提供全方位的公共就业服务。

第二，把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增加收入的根本手段。经济理论和发展经验都表明，劳动者工资增长从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基础和源泉在于劳动生产率的长期持续提高。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在经历了一段反超劳动生产率增速的“补课”阶段之后，由于工资上涨超越了劳动生产率的支撑，过去一两年已开始略有减速。为了确保实现2020年翻番目标乃至更长期更可持续的收入提高要求，必须进一步加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通常有三条途径。一是资本替代劳动，即以机器或机器人替代人工，这个过程的节奏需要与劳动者素质提高相匹配，否则会导致资本报酬下降和排斥就业的不利结果。二是提高作为劳动生产率组成部分的全要素生产率。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要求，这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尚属首次，足见其重要性。三是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这是资本替代劳动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前提条件和重要保障。

第三，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作为提高人民收入的抓手。我们知道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分配均等程度的一个指标。根据定义，其所度量的是有多大比重的人口处在远离均等分配的状态，因此，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和比重，既是收入分配改善的标志，也是改善不平等状况、提高整体收入水平的途径。随着2020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保持人民收入持续提高的关键，在于脱贫之后，这些群体的收入能够保持继续上升的状态。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指出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这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保持劳动者横向流动的势头，按照生产率从低到高的顺序，在区域、城乡、产业和企业之间流动，微观上增加个人和家庭收入，宏观上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政府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公共服务平台，促进劳动者实现纵向流动，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打破社会身份的固化，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三是深化相关领域的改革，消除阻碍劳动者横向和纵向流动的体制性障碍。

第四，决不能让一个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掉队。全面小康是全体人民的全面小康，必须注重补齐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脱贫这块短板，着力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还存在各种因素造成的贫困现象。从群体角度看，特别要关注农村贫困人口以及老年人、残疾人、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等特殊困难人群；从区域角度看，农村、边疆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和重点。只有加强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从培育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发展能力、促进发展机会均等化、完善发展的基础设施等环节入手，才能使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第五，实现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途径，既包括政府努力提供越来越充分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也需要建立必要的激励机制，以最广泛地汇聚民智、最大限度地激发民力，实现全民共建共享。人民福祉的不断增加乃至达到全面小康社会标准，取决于市场产品和公共产品（服务）的不断增加和公平享有。

在市场产品供给领域，要坚持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并提供激励信号的原则，让广大人民群众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劳动致富。在这方面，发展共享经济大有可为。所谓共享经济，是指以信息化技术手段为桥梁，以市场为资源配置机制，通过个体消费者之间的分享、交换、借贷、租赁等协作行为，使得所有者暂时让渡使用权以获取收入的经济形态。从理论上看，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大大降低了交易主体之间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各类交易成本，从而增加了有效供给，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缓解了信用缺失问题。同时，共享经济还增加了从业者的自由度，增加了普通人的发言权，也使得社会化大生产带来的异化问题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鼓励市场竞争、构建从业者的社会安全网络、建立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是政府在发展共享经济方面应提供的公共品。

在公共服务供给领域，政府既要承担责任，也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即坚持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续方向，确保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同时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增强一般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共建能力，增加供给数量、丰富供给类型、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

第六，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福利的提高不能超越阶段。共享发展与共同富裕是渐进的过程，以发展和社会财富扩大为前提。因此，要处理好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关系。“蛋糕”做大了需要公平分享，而公平分享的前提则是“蛋糕”不断做大。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既讲“同步”也讲“同时”，使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表述丰富了以前“两个同步”的含义，也就是明确强调既要防止收入增长跟不上经济增长、劳动报酬提高滞后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形，也要避免相反的情形，即收入增长过度超前于经济增长、劳动报酬提高脱离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形，不至于使收入增长和劳动报酬提高成为无源之水、无米之炊，缺乏可持续性。

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8000美元，进入世界银行定义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依然存在矛盾。无论加强社会建设还是改善民生，都要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能提出超越阶段的目标和要求。当前，我国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等严峻挑战。应始终牢记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通过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筑牢全国各族人民幸福安康的雄厚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