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渭北地区早期民主思潮的涌动

一、维新和反清思想在渭北地区的早期传播

在晚清较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占据中国思想界主导地位的是维新变法思想。经过1899年短暂沉寂之后，1900年维新反清思潮再度兴起，到1903年后才逐渐衰落。

（一）渭北地区是近代陕西从维新思想到反清思想的渊源和传播地

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后，近代中国陷入沉重苦难和极度屈辱的深渊中，国家主权被剥夺，经济命脉控制在外国人手中。腐朽的清王朝屈服于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淫威，听任宰割，彻底沦为一个丧权辱国的腐败政府。

1862年，太平军和李蓝起义军余部蓝大顺、邓天王、蔡昌龄、郭刀刀、曹灿章等先后进入陕西，推动了陕西革命形势的高涨，起义军进逼省城西安，攻克和占领渭南等地，摧毁清王朝地方封建政权，惩办官吏和地主豪绅，消灭大批清军和地主团练武装，沉重打击了封建势力，动摇了清政府在陕西的统治。太平军入陕，极大鼓舞了回族人民的反清斗争，点燃了回民起义的烽火，策应了东南太平天国北伐。太平天国运动裹挟着西方基督教带有平等观念的原始教义与中国古代大同思想及资产阶级某种新色彩的狂风，刮遍了大半个中国，而陕西随之而来的是空前的回民反清大起义。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是国家民族灾难和人民痛苦的根源，它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如何反对外国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如何摆脱封建专制统治下造成的黑暗和愚昧；如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成为中国先进分子反复思考的重大问题。

1895年5月2日，北京发生了历史上震惊朝野的“公车上书”，要求朝廷实行拒和、迁都、练兵、变法，挽救民族危机。在上书题名的603人中，就有陕籍举人常鼎馨等55人。1898年1月，咸阳籍御史宋伯鲁及总署章京、李岳瑞成立关西学会（也称陕学会）。4月，康有为等又将陕学会、粤学会、闽学会合并扩大成立保国会，在会186人中，陕籍人士34人，占到18%。戊戌变法的失败，宣告了维新改良道路难以行通，但从另一方面激发了反清革命思潮在关中的兴起。如果说泾阳各书院及刘古愚师生开维新先河，那么以三原宏道书院及朱佛光师生则恰承其后，为反清革命思想在陕西的孕育及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1900年夏，在义和团运动的影响下，三原、渭南、延安、宁强等地群众开展反教会斗争。1901年后，陕西关中地区又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捐和“交农”斗争，斗争延续到1908年11月。这些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清政府在陕西的统治，为陕西辛亥革命做了前期准备。

1907年到1910年，陕西关中地区又连续发生了几次学潮。其中，发生在渭北三原宏道高等学堂的丙、丁两班学生成立联合自治会因受到校方干涉而取缔，43名学生被开除，造成了1908年7月高等学堂学生全体退学，教师罢课。这次学潮得到全省各地学界的响应，陕西当局恐事态扩大，撤销了庶务员和监学2人，由学务议长和教育总会会长出面调停，当局基本答应了学生的要求，罢课方结束。辛亥革命前的学生反封建斗争，使青年学生受到了锻炼，给革命队伍造就了一批新生力量，为渭北地区革命斗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刘古愚开维新先河

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的黑暗统治，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逐步深入的形势下，其腐朽衰亡的本质已暴露无遗，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民主、自由思想吸引了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并为一些先进人士所接受。在陕西渭北地区，首推爱国教育家咸阳人刘古愚。在近代中国社会急剧沉沦为半殖民地，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之时，刘古愚深感时艰，忧国忧民，呼吁教育救国。他认为救国必先从教育做起。并说：“今日中国之患，不在外人之富强，而在我国之贫弱。”而“国势之贫弱，唯学能救之”。他指出教育的目的是救亡图存，培养“实心以求保种，实心以求保教，实心以求保国”的人才。

刘古愚是推进陕西近代文化教育的先驱，提倡学以致用、学用结合，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大胆革新书院传统的教学内容，除学习经史之外，增设以天文、地理和算学为主要内容的课程，兼学电、化、医、矿诸学，改变脱离生产实践的学风，培养具备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能的人才。

戊戌变法运动中，刘古愚在陕鼓桴响应，积极宣传和推行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主张，在陕成立“味学会”，创办“时务斋”等，主张迁都备战，实行君主主宪，建立和发展近代机器工业，竭力推动陕西社会的维新改革，时有“南康”（康有为）“北刘”（刘古愚）之称。戊戌变法失败后，刘古愚被以“康梁新党”的罪名，解除了味经、崇实书院山长之职，归耕礼泉县九嵕山下烟霞草堂。后被聘为甘肃大学堂总教习。

（三）朱佛光反清革命思想的孕育和传播

三原人朱佛光是主张彻底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体、实行民主政治的先驱人物。他继承陕西“关中三李”的学说，以传播民族精神为己任，主张其治经应从小学入手，其治西学应从自然科学入手。朱佛光自谓是明宗室秦王之后裔，不肯俯首事清，毕生从事教学，不求闻达。他对学生多讲述明朝遗老的反清精神，以励后进而深受青年学生们的欢迎与崇敬。

“甲午以后，外患日深，先生究心于经世之学，谓中国改革，非经学科学并重不为功。乃与孙芷沅于1895年发起天运会，又创设‘励学斋’，广购书籍报刊，以劝导有志之士，而西北之结社之风自此开，新学知识亦此日启。是时康派学说风靡天下，先生1898年乃著《康氏纠谬》，指斥康有为政治主张之错误，右康氏者疾之，复尽力与之争，先生提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采用革命手段’。戊戌后自信益坚，而倡导加励。及闻中国同盟会，见孙中山之演说，则劝学生加盟，以响应于西北，对于保皇主宪之演说，随时随地指斥其非，由此益定西北革命思潮”。

朱佛光的思想，在反清意识的基础上，吸收了资本主义思想新内容，虽然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来说，还不是很完备的，但却影响了一批富有革命热情的青年。辛亥革命中，关中地区一些激进人物多出自其门下。作为西北在全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最有名望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爱国诗人于右任先生，曾先后受教于刘古愚、朱佛光。他在《我的青年时期》里说，刘（古愚）先生“以经世之学教士，一时有南康北刘之目”。而戊戌变法之后，刘倡导君主立宪，朱倡导革命之说，“我之革命思想，固然以朱佛光先生的启沃为多”，朱（佛光）先生“识见甚高，讲学亦极为大胆，时时得闻革命的绪论”,“其治西学则从自然科学入手，在当时都是第一等手眼”。

1918年，于右任回陕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总司令部设于三原东里堡李靖花园。朱佛光在三原县城两所中学授课期间，于右任还邀请其每日到总部给一些靖国军将领授课讲解经史与政治。课毕，则在街头一饼一粥，而所事则风雨不避。其艰苦真挚之精神，当时军学文商各界多为之感动。朱佛光常说：“昔人遇父言慈，遇子言孝，我则遇人言革命而已。”

朱佛光先生容貌奇古，气宇轩昂，善演说，为人讲解经史疑义，科学新知，革命原理，常数小时不倦，议论风发，诙谐有趣。当时，长安毛俊臣先生亦以经术授学者，先生与之为昆弟交，故关内称“朱、毛二经师”。

二、三原宏道书院与中国同盟会

（一）同盟会与三原知识界的联系

中国革命同盟会，亦为中国同盟会，是清朝末年由孙中山领导和组织的全国性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在推翻清政府，结束中国2000多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地位，它标志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开端，为各种先进思潮的探索与传播起到了星火燎原的作用，也为彻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初，陕西知识界中的革命思潮即开始涌动。

三原宏道书院创办于明，鼎盛于清，为陕西著名书院之一。1905年9月，清政府因大势所趋，“在袁世凯、张之洞等人敦促下，决然下诏‘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从此废除，中国近代教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早在1902年，陕西推行新政，改三原宏道书院为宏道大学堂，并将泾阳味经、崇实两书院并入宏道大学堂。1906年，宏道大学堂改为陕西高等工业学堂。

三原宏道书院保留了刘古愚的维新传统和朱佛光的反清革命思想，其除习经学外，又新增西学，传播西方启蒙学者卢梭、孟德斯鸠等学说及孙中山反清兴中的民主革命思想，西北一批青年多受陶冶，宏道学堂成为陕西传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最高学府之一。在进步思想的启迪下，许多青年学子断然与改良主义分道扬镳，成为用革命手段推翻帝制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

（二）宏道书院为陕西辛亥革命培养了一大批革命人才

1905年，陕西派遣官费留日学生30名，其中宏道高等学堂占15人，而三原籍学生就有茹欲立（卓亭）、张宗福（景秋）、姚伯麟（鑫振）、张秉钧（治平），另有非三原籍学生宋元恺（向辰）、李寿熙（伯虞）、李元鼎（子逸）、杨铭源（西堂）、张炽章（季鸾）、景志傅（岩征）、李述膺（龙门）、李鼎馨（陋吾）、康耀宸（觐九）、马宗燧（勋丞）、安兆鼎（珍三）等。这批热血青年东渡日本后，适值孙中山先生在东京招集各方面革命力量组建同盟会。是年8月，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宏道学生茹欲进、张景秋、徐朗西、赵世钰等首批加入同盟会。三原在日本的其他留学生陈之硕、张立卿、邹炳炎、于伯行、田种玉等也先后加入同盟会。翌年，于右任为《神州日报》筹集资金，赴日本考察，结识孙中山，亦加入同盟会，被授予长江大都督，负责上海一带同盟会会务。在辛亥革命中，毕业于宏道书院的李异才、樊毓秀、吴聘儒、胡文骥、刘淦、杨鹤庆等，都曾为后来西北民主革命立下过赫赫功绩。

据《陕西近代名人录》《辛亥革命在陕西》《咸阳百年革命志士》记载，1905年到1911年武昌起义前后，三原宏道学堂和清麓山正谊书院的学生在日本或国内从事革命活动者达30余人。其后，这些人分布在政界、军界、知识界、文艺界或工商界，或投笔从戎拼杀疆场，或以笔文唤起民众。除陕西辛亥革命领导人物井勿幕、于右任及宋向辰、李元鼎外，再如曾任秦陇复汉军总部秘书长的茹欲立，在乾州与甘军大战被俘英勇不屈的队官胡文骥，辛亥革命中的学生队队长柏厚甫，辛亥革命中曾任乾州知州的范紫东等人，均为宏道学生或曾受业于刘古愚、朱佛光二先生。

宏道学堂为推动辛亥革命运动乃至以后推翻蒋家王朝都做出了巨大贡献，被时人称为“西北革命摇篮”。

（三）以三原为核心的渭北地区是陕西同盟会筹划革命的重要基地

1905年，由孙中山发起成立的中国同盟会，完整地提出了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并且努力用革命手段来实现这个纲领。因此，这场革命实质上具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孙中山倡导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在世人面前树立起一种新的目标。

从这时起，中国人民开始自觉地为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而进行斗争。毛泽东曾这样评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

同盟会在日本成立之后，同盟会会员井勿幕被孙中山指派回陕工作。回陕后，井勿幕首先介绍朋友高又明加入同盟会。当时陕西清廷统治者和农民之间矛盾激烈。到1906年春，仅发展各学堂学生七八人和社会上赞成同盟会宣言、支持革命者30余人。于是，决定召开同盟会第一次陕西支部会议，并以诗文约会的名义召开，会议地点在三原城内北极宫柏筱余的大宅院内。会议主要研究发展会员和推进会务的方法步骤。当时出现两种主张，一部分人主张急进，认为革命形势发展很快，陕西农民对地方官吏极为不满，反对盐斤加价和西潼路捐，斗争形势对发展会员、壮大革命力量有利，应采取急进步骤；另一部分人主张缓进，认为清朝官吏耳目众多，同盟会在陕西工作开展较晚，基础薄弱，决定稳步前进，重新制订发展会员的详细办法，要求老会员慎重介绍。会上，井勿幕提出联络会党、刀客等反清力量，迅速扩大同盟会组织等重要意见，但因同盟会员多系读书人，认为会党“行为不良”，坚决反对与其联络，使井勿幕的意见未被采纳。会后，井勿幕带领同盟会骨干邹志良等人赴宜君、黄陵、耀县等地筹建根据地。不久，井勿幕离开陕西再次去日本，决心把陕西留日学生和出国考察人员引向革命，但学生中因派系问题，陕西分会未能组织起来。此时，井勿幕说服了三原籍学生赵世钰，二人分头活动，一方面征询同盟会员对组织陕西分会的意见，一方面积极发展同盟会员，融洽同志关系。

1906年初秋，同盟会陕西分会在日本成立。成员有井勿幕、赵世钰、宋元恺、曹澍、白秋陔、席丰、席梧轩、冠鸿恩、张崇基、张炽章、杨铭源、陈之硕、徐应庚、张庆豫、李鲁吾、张丙昌、茹欲进、张宗福等20余人，其中宏道学生和三原籍学生有10人之多。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国内同盟会会员的日益增加，1908年冬，又在西安成立了同盟会陕西分会，李仲特为会长，将革命工作重点移向国内。从此，陕西的反清斗争有了统一的领导和比较一致的行动。

1906年6月，《关中学报》在三原北城崇贤街创刊。《白话报》《训俗报》相继在三原胡家花园创刊。1908年，柏筱余、张立卿等在三原设立“勤工社”（同盟会秘密机关），运销各种新书报和教育用品，宣传革命。同年9月，蒲城知县李体仁迫害致死学生事件（蒲案）发生后，三原宏道高等学堂全体师生率先罢课，声援“蒲案”受害师生，向陕西当局提出抗议。李体仁于11月8日被革职。1909年三原胡文豹、胡文骥与吴宓等在三原创办综合性刊物《陕西》杂志。1911年2月，柏筱余、高又明等经洛阳、武汉去上海，在洛阳购回大刀1000把，长矛1000支，枪100支运回三原、耀县等地，武装组织起来的民军。

陕西是最早响应武昌起义并实现独立的省份之一。西安在全省能较早光复，其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以三原、泾阳为中心的渭北地区，是近代陕西从维新思想到反清思想的渊源和传播地，是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人才重要的培养基地，是陕西同盟会筹划辛亥起义的重要基地，也是保卫革命成果、屏卫光复后的西安的战略要地和主战场之一。

三、陕西辛亥革命与渭北各县的光复

中国同盟会在成立后几年间，同在它影响下的其他革命团体一起，积极开展革命宣传鼓动工作，联络会党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每次起义虽遭到失败，但在全国民众中扩大了革命影响，加深了人们对清政府的憎恨。革命形势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成熟。

1911年，陕西同盟会会员已发展至近千人，在思想上、组织上基本做好了起义准备。当时全国革命形势急剧发展，特别是四川保路风波直接影响到西安，陕西革命一触即发。西安城中，到处流传着“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等歌谣，并有于农历8月15日举义的传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0月22日，同盟会陕西分会发动新军、联合哥老会首领，在西安西郊林家坟秘密集会，共商起义事宜。会议推举张凤翙为首领，钱鼎为副首领，决定即日起义。会后，陕西新军在张凤翙、钱鼎、张钫（伯英）的带领下，分三路进城，首先夺取了军装局，缴获大批武器弹药。随后，起义军迅速控制鼓楼制高点，占领巡抚、藩台衙门。驻防西安的清旗兵将领文瑞率旗兵千余人在满城内与起义军对峙，其他清朝官吏纷纷藏匿，巡防营在革命党人的策动下迅速瓦解。在几乎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起义军顺利占领了满城以外的西安地区。当晚，起义军首领商定，对外使用“秦陇复汉军”的名号，并在军装局设立临时司令部。23日黎明，秦陇复汉军进攻满城。三原党仲超时任炮营中队队长，亲率张钫、朱叙五、余永宽等各数10人，发起攻击；三原邹志良组织敢死队与军民共同进攻满城，清旗军将领文瑞率清兵负隅顽抗，但在起义军的强大攻势下，清旗军纷纷弃城，或逃或降。文瑞见大势已去，投井自尽。25日，秦陇复汉军占领满城，西安光复。

10月27日，陕西秦陇复汉军政府正式成立，张凤翙为大统领，钱鼎、万炳南为副统领。11月22日，武昌中华民国军政府颁发中华民国军政府秦省都督印。12月9日，秦陇复汉军政府大统领改称中华民国秦军政府大都督。

西安光复的消息传出后，旬日之间，关中、陕北、陕南的60余州县接踵响应，全省很快光复。10月25日，哥老会首领陈坤山响应省城起义，率部队光复三原，为全省继临潼、富平光复之后的第三个县。不久，陕北招讨使井勿幕率邹志良、胡景翼部千余人，从耀县进驻三原，三原县城成为革命党人会集的重镇。正如前所述，三原在思想上、组织上为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做了充分准备，且一举成功，在辛亥革命中处在了时代前列。

辛亥革命结束了千年帝制，证明帝国主义列强不能任意支配中国的命运，但并未结束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统治与掠夺，并没有改变国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点，它促进了全国人民民族民主意识的普遍觉醒，把革命推向了更深更广的层面。另一方面，它使民主共和思想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广大人民群众在斗争中得到锻炼，民族工商业较前有所发展，对陕西以后的革命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辛亥革命取得的胜利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