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第一部电台的诞生

1931年1月6日，在红军总部参谋处所在的一座院子里，熙熙攘攘，甚是热闹，聚拢了一大群人，有红军指战员，也有驻地附近的民众和伢子们。原来是一场新的活动吸引了他们：院内东边的屋里正在布置“报房”，一部三灯收信机摆在一张八仙桌上，而窗外则架设起了一根高高的接收天线。秘书处的同志找来了铅笔和电码本，副官处的同志送来了毛边纸和菜油灯。不知是哪位领导同志把一块怀表也送了过来。只见王诤、刘寅二人站在八仙桌前。王诤又把机器检查了一遍，接上电源，将开关一扳，耳机里立刻发出“唧唧”的响声。站在旁边看热闹的同志顿时露出既兴奋又惊异的神色，好奇地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真能听到敌人的通信吗？”

“这能听多远呀？能听到南昌吗？”

“没电线咋个和远处通消息？”

“没有电线，这就叫无电线呗！”

在后来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战士们都把“无线电”叫做“无电线”，以便同有电线的电话区别开来。就连以好学著称的胡耀邦也走过来问刘寅：什么是无线电？刘寅说：无线电是一种利用无线电电波传播消息的新技术。

在红军战士和当地群众的欢呼声中，红军自己的无线电电台诞生了！这标志着红军第一部无线电侦察台的诞生和红军无线电侦察工作的开始。后来这一天被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技术侦察情报工作创建日。王诤和刘寅也因此成为人民军队技侦事业的创建人。

红军通信事业和技侦事业迈出的第一步使刘寅他们信心满满，急切地希望能早一天正式开始工作。当他们把这种想法告诉参谋处长郭化若时，他想了一想说： “用收报机抄收新闻怎么样？”从此以后，刘寅他们便开始了两件工作：一是抄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新闻电讯稿，供总部首长参阅；二是抄收和破译国民党军电台的无线电信号，从QRC（贵军驻何处）、QRG（贵军属何部）及QRA（贵台何名）的谈话中截获敌军驻地、番号、行至时间等情况，帮助总部首长了解国民党军的动向。那时参加“围剿”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除公秉藩的电台是他自己配制的以外，其他都是交通兵团配属的电台，王诤、刘寅、吴汝生与这些电台的人很熟，一听就知道是张三、李四。他们一到宿营地都要出来联络，都要问QRC，对方也必然回答QRC，用通密答两个字，加上地点三个字。QRC，一般不用明码，而是用通密。这是电台与电台之间进行业务联系的密码。也就是说，国民党军电台之间常用明码互通情况，使用的密码也比较简单，刘寅等对此是熟悉的，他们知道国民党军的通信规律，因此破译国民党军的密码也就得心应手，通过电台获取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从而开创了红军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的先河，刘寅由此开辟了人民军队的无线电侦察工作。

初期，上级没有指定任务，刘寅他们抄到什么就报送什么。后来，参谋处就下达任务，要他们今天专门守听哪一师、哪一军的电台。于是，他们就戴着耳机守候在电台旁，等它出现。

在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被国民党军分割包围、地处穷山恶水之间、同外界不通音信、书报杂志奇缺、国内国际消息闭塞的条件下，利用缴获的无线电收报机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电讯稿，就成了红军与外界沟通、获取信息的唯一便捷的途径。这些新闻稿的内容，有蒋介石大吹大擂的国民党军在湘鄂西“围剿”贺龙部的“捷报”；有在湘鄂赣“围剿”红十六、红十七军的“战果”；有在湘赣边界“围剿”王震部的“战报”；有在闽浙赣边区“围剿”方志敏部的“成就”；有在鄂豫皖边区“围剿”徐向前部的“成果”；有“围剿”刘志丹、谢子长陕北红军的“战况”；有顾顺章（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叛变的“头号新闻”；有蒋介石在各大城市特别是在上海对中共中央机关进行大捕杀的专栏报道；还有蒋介石亲自督战，对中央苏区调兵遣将、重点“围剿”的事例，等等。

从此以后，毛泽东、朱德等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领导人每天都能看到抄收的新闻电讯稿，他们顿觉消息快捷，可以及时了解中共各地组织、各根据地的活动情况，及时掌握国民党军调动部署的动态，犹如蛟龙入阔海，鲲鹏扶九霄，有了极大的自由。毛泽东、朱德将王诤、刘寅他们送来的当天的新闻稿视为至宝，喜出望外。

有一天，王诤送电讯稿回来，兴高采烈地对刘寅说：“老刘，我去送电讯稿，正好遇到了毛委员，你猜毛委员说什么？”还没等刘寅回答，王诤就迫不及待地告诉刘寅：“毛委员说，‘你们送来的材料太好了，让我们大开眼界，这是没有报纸的报纸呀！’”试想这是多么崇高的奖赏啊！由此朱毛对无线电通信和无线电侦察愈加重视，对王刘二人也产生了良好的印象，认为他们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一个重大贡献，给予极高的评价。他们以抄收的新闻稿为素材，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个文字新闻广播电台。此种克服消息闭塞的困难、向全党全军通报国内国际新闻的做法，源于中央苏区，并逐步形成惯例，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