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华尔街的首席代表

张朝阳 篇

现在的创业者一定要设身处地想想过去的理想

访谈：方兴东

口述：张朝阳

整理：刘乃清

时间：2014年1月12日（14:00—17:00）

地点：搜狐媒体大厦18层

文本修订：4次

从你早期回国后跟政府部门打交道的过程来看，你对他们怎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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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他们最重要的贡献就是让我发展。这件事现在看来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在当时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到北京电信去开账户的时候，机房门口是有武警士兵站岗的。

那时候我刚回国，1995年年底去申请账户，1996年年初去托管服务器。我们是第一家跟北京电信谈这样的业务的民营企业。

当时我还没有创建爱特信1，仍就职于美国 ISI 公司2。1993年到1994年，我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后，那时就接触了互联网。我对它特别感兴趣，就一边花很多精力去研究互联网，一边想在这个领域创业。刚好在1994年4月，哈佛大学有一个例行的亚洲年会，当时大家都对中国这个新兴经济体很感兴趣，所以每年亚洲年会中的中国年会都能吸引许多商界人士，包括熊晓鸽3在内的一些人都去做过演讲。在会上我认识了一对父子，父亲想在中国投资电厂，但是后来投得不是很成功；儿子叫安德鲁·梅森，在哈佛商学院读书，我又通过他认识了他的同学加里·穆勒。

加里·穆勒有着标准的美国式成长经历——读哈佛大学本科、读商学院，再去麦肯锡做咨询，然后去华尔街工作。但是加里·穆勒到华尔街之后没去咨询公司，因为他发现那里很需要新兴市场的信息，就想在“东欧剧变”之后，把东欧的新兴市场的信息通过互联网这个工具收集起来，然后形成一个数据库，提供给华尔街的投资人。其实加里·穆勒的公司只是单纯地应用了互联网的媒介传递功能，本质上还是一个传统公司。但是不管怎么说，加里·穆勒想成立一个互联网公司，于是在安德鲁·梅森的引荐下，我跟加里·穆勒到中国城去吃了一次早餐，大概谈了一下我对互联网的想法。吃完饭之后，他就去融资了。他认识许多美国投资界人士，所以后来还真融资成功了，其中一个投资人就是尼葛洛庞帝4。后来我与加里·穆勒又见过一两次，但是经过权衡，我没跟他合作，而是选择到麻省理工学院的校方工作，担任学院的中国联络官。在担任联络官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回过中国四五次。这几次回国经历，坚定了我回国发展的决心。因为，第一，我当时对互联网特别感兴趣，想在国内发展互联网业务；第二，我觉得中国人在美国的影响实在是太小了，但我每次回来感觉都非常好。有一次是跟着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一起回国的，还有一次是跟着教务长一起回国的。我发现只用两个星期就能把北京的各种资源整合起来，包括中央电视台的记者等媒体资源，由此我突然意识到在中国办事很有效率，所以，我就下定决心回国了。

下定决心之后，我就开始谋划各种出路。这时我又想起了加里·穆勒，他当时已经融资了100万美元，其公司也发展到了十几个人的规模，他和他弟弟把创业的地点放在匹兹堡。加里·穆勒毕业的时候回到哈佛，准备把他学生公寓的行李拉回家去，顺便跟我道别。我说我正在找回到中国后的发展思路，他说中国是很重要的新兴市场，让我帮他把中国市场打开。但是我说我以后是要在互联网领域创业的，他就说让我先帮他干一年。因此，我是作为美国ISI公司的首席代表回国的，正好是我生日那天到的北京。

生日前一天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开了一个告别晚会，来了几十个人，当时熊晓鸽、黄飞燕5等一些朋友也来了。熊晓鸽还唱了一首《送战友》，他在这次聚会上认识了黄飞燕。黄飞燕当时在波士顿往北4个小时车程的Mount Holyoke6读书。她太孤独了，所以一放假就到波士顿来玩儿，刚好来参加我这个告别晚会。

我回国的时候是寒冷的冬天，那段故事太曲折了，细节就不说了。总之我最后落脚到一个叫万泉庄园的地方，在那里的205房间待了半年。我效率很高，每天疯狂地打电话，疯狂地招人，到1996年4月就上线了第一个中国数据库。当时田溯宁7等人刚刚把一帮Sprint8的人拉出来成立亚信9，他们已经用 Linux10建好了北京电信的第一个中国主干网底层系统，当时那个系统还不叫163网11。

当时我去找了北京电信的人，想让他们托管我们的服务器。我对他们说我现在代表美国的一家公司。我也没说是创业公司，只说是一家给美国华尔街提供数据服务的公司。我还提了个手提电脑，挺像那么回事儿的，因为当时手提电脑是很少见的。但是这次无功而返了。

虽然我回来就是要创立互联网公司的，但我同时又是美国ISI公司的首席代表，必须首先能访问ISI总部的网址，所以，需要先申请一个账号。

当时申请账号，就是一个人带着护照，到电报大楼去申请一个账号，然后拨号上网，那是在1995年11月。我大概于1995年11月第一次在中国上网。后来我记得我的一帮清华同学过来看我，在万泉庄园的那个特别小的屋子里面，我想让他们震惊一下。我说：“看，这就是互联网。”然后我拨号、联网，把 Playboy的官网打开，“哗哗”出来一屏幕的照片。当时我同学都惊呆了，问这是什么东西……

再后来，我又去找北京电信。在1995年12月下旬，北京电信终于被我说服了，同意把我的服务器搬到他们的机房中。何劲梅12是我招的第一个员工。我招的第二个员工是古风瑞，他是我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哥们儿，是兼职来帮我做事的。他帮我用不到两万元就买了一个主机，我们把主机运到北京电信的机房里。我认为那是特别重要的一天，为了庆祝这个时刻，我拍了照，还带了酒，准备事后和他们庆祝一下，但是北京电信的两个哥们儿根本没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他们让我别拍了，别搞那么正式……

然后这个服务器就等于被托管了，应该是中国托管的第一台服务器。它用的域名是 ITC.co，当时通用的域名还不是.cn13，更没有.com14一说，国际互联网都是用.co15这一域名的。

当时，美国ISI公司在中国是没有域名的，所以，当时我以中国的域名申请了一个ITC，事实上当时我已经想好了，将来这个ITC就用作我自己公司的名字（爱特信）了。1996年4月，我们从万泉庄园搬到长安街的光大大厦20层，就是全国总工会附近。

有了这台服务器之后，我迅速与各种数据库谈合作。首先是化工部信息中心，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是欧美同学会的成员，所以通过欧美同学会认识了化工部信息中心的主任；其次就是，我的清华大学校友给我介绍了一批人，其中几位重要的人包括国家信息中心负责网络的人，还有另外两家——新华社和《中国日报》的负责人。总之这四家——化工部信息中心、国家信息中心、新华社、《中国日报》——的数据库一上线，ISI公司的数据系统就运转起来了。

当时我与加里·穆勒谈的时候就说好了，允许我用这个服务器做一些创业的准备，同时，这些数据一传到美国的服务器上，就等于 ISI公司开通了中国数据库。这件事让加里·穆勒印象特别深刻，他说：“你回去才大概5个月，数据库就建起来了，华尔街就可以用了，很了不起。”后来他还邀请我去参加他们在布拉格的年会。

当时欧洲的波兰等国家被认作新兴经济体，因此把年会放在布拉格，我是作为中国区的代表参加的。在布拉格，加里·穆勒跟我说：“既然你做得这么好，你就当我们在亚洲的负责人吧，先别创业了。”我想了想说，我还是要创业。从布拉格开完会，我就直接乘坐飞机到美国去了。

1996年8月，ITC爱特信（北京）有限公司正式注册。

（供图：张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