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至南北朝时期的收藏面貌

西晋王朝是经过长期战乱年代后建立起来的国家，西晋惠帝时，朝廷腐败，发生“八王之乱”。但毕竟国家安定了一些日子，于是西晋的商业与手工业也是在经过短时间的发展后，又有了一线生机。西晋的文化发展速度较快。文学脱离了以往的史学与诸子百家的范畴，开始作为独立的形式存在。书画也作为文人雅士不可或缺的必备收藏品。这个时期的收藏不仅仅是典籍史料和书画方面，青铜器、玉器、漆器和历史名人遗物等都是收藏的目标。《晋书·张华传》记载：元康五年（295）十月，武库失火，“累代之宝及汉高斩蛇剑、王莽头、孔子屐等尽焚焉”。说明西晋时期的“武库”其实就是现在意义上的博物馆，收藏着很多重要的历史文物。这种收藏风气在两晋时期大为兴盛。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最早收藏碑帖和研究碑文的是晋代将作大匠陈勰，著有《杂碑》二十二卷，《碑文》十五卷。

西晋建兴四年（316），西晋的末代皇帝司马邺被俘，宣告了西晋的灭亡。东晋王朝（317～420）是由西晋王室后裔在南方建立起来的小朝廷，统治阶层大部分是由过江避难的中原名门望族与江南的土居氏族组成。这些士族从中原大量南迁，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迁徙，更重要的是一次文化的大迁徙，它客观上推动了中原文化的传播，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同时也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格局，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文学、艺术、宗教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由于东晋定都在江南，使得江南的名士与渡江的中原人士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促进了社会文化和艺术的大发展。最直接的影响是文学和书画的发展焕发出了新的活力，从而导致收藏成为宫廷乃至各个门阀的重要目标。可以说东晋时期，是中国艺术灿然可观的时代。其特点是：各种艺术多元共荣，创新上主观内容逐渐增强。东晋的文学、书法、绘画、雕塑和音乐等都全面发展，尤以书法特色著称。晋代书法和绘画的成就，之所以多被后世历代帝王将相和士大夫文人看重，首先是所达到的文化高度很高，其次代表的是一种人文精神和艺术的精炼。“魏晋之后无名士”也是人们对这个时代人文精神的一种缅怀和敬仰，收藏这一时期的文物艺术品自然显得尤为重要，甚至上升到一个国家或政权、一个文化人或拥有者是否蕴含文化艺术修养的程度。

晋代书法崇尚气韵，“二王”王羲之和其子王献之为其泰山北斗，书法从此由篆、隶、章草演变为正楷、行书、今草，为日后书法体系的成熟奠定了基石。东晋绘画对于人物神情的描绘尤为生动传神，也为浓重的文化氛围之下，诞生后起的山水画开辟了新篇章。与此同时，有关书画的理论阐述也蓬勃发展。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书圣”王羲之和画坛巨匠顾恺之。

顾恺之是继东汉张衡、蔡邕等人以来所有士大夫画家中成就最突出的画家，他的书画收藏也很丰富，而他的人生经历也很有意思。兴宁二年（364），高僧慧力在建康（今南京）城南修建瓦棺寺，顾恺之绘制《维摩洁像》壁画，光彩耀目，轰动一时。太和元年（366），顾恺之应聘前往姑孰（今安徽当涂）大司马桓温幕府任参军一职；太元十七年（392），应聘前往江陵人（荆州刺史）殷仲堪幕府任参军。期间与桓温之子南郡公桓玄时有交往。元兴元年（402），桓玄起兵攻入都城建康，次年替代晋朝而自立君王。面对昔日交好的南郡公桓玄如此胆大妄为，顾恺之对桓玄深为不满，但又畏惧他的权势，故如当年孙膑面对庞涓一般常假作痴呆。元兴三年（404）桓玄自立仅仅两年多就被朝廷所杀，在搜寻桓玄党羽中，顾恺之躲过一劫而未受牵连。义熙元年（405），顾恺之被授以散骑常侍之职。当时，人们称赞顾恺之有“三绝”，即才绝、画绝和痴绝。“才绝”自然不用说，“痴绝”当然是具有敏锐的时局判断能力，“画绝”则是被誉为形神和画论兼备的大师。

可惜，现在人们能看到的只有《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和《列女仁智图》三幅卷轴画摹本。《女史箴图》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被八国联军掠走，现在收藏于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被列为镇馆之宝，它们是迄今所知的最早的中国卷轴画。

说起东晋名将桓温之子桓玄，之所以顾恺之与其有交往，主要是桓玄不仅博综艺术，而且善于作文。后由于他常以英雄豪杰自居，仕途遭遇怀疑而不顺。东晋末期桓玄挑起建立桓楚政权，这与顾恺之捍卫正统的政权是相违背的。元兴元年（402）之际，桓玄篡夺晋安帝司马德宗位，当时皇宫内府所藏书画极其丰盛，全部被桓玄掠为己有。在他篡夺之前，曾命作“轻舸，载服玩及书画等物”。有人劝告不必这样行事，他却说：“书画、服玩既宜恒在左右，且兵凶战危，脱有不意，当使轻而易运。”（《晋书·桓玄列传》）当桓玄为刘裕所打败，在退出石头城（南京）之时，桓玄不顾逃难之危，携带原先从晋内府劫来的书画随载而西，可见其痴迷程度之深。后来北宋苏轼在《王君宝绘堂记》中也嘲笑桓玄：“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复壁，皆以儿戏害其国凶此身。”意思是桓玄发展到打仗时还把书画装在船上带在身边，王涯发展到把书画藏在夹墙内，都是由于太在意玩物而害了他们的国家，害了他们的身体。

江陵城西的“枚回洲之变”，桓玄被灭，随带的大批书画，归刘宋内库收藏，也有一部分流散到权贵之家。之后，刘裕篡位东晋，建立新的政权，国号称宋。刘裕本人爱好绘画，也极其喜好收藏，继司马绍和桓玄之后，不断地充实库藏，蔚然可观。他将垂涎已久的东晋内府的珍藏，包括桓玄所攫走书画名作在内，大部分归藏其名下。宋明帝时期“旧臣才学之士，多蒙引进”，并留意书画，一面命巢尚之、徐希秀等人清理旧日内库藏品，一面诏令寻求前废帝刘子业乱政中所散佚的书画，并许诺当时知道内情的大臣免罪，交换条件是将当时内库失散的书画找回来，如果仍有人不肯献出私藏的书画者，查到拥有五卷者斩首。随后派遣秘使到三吴、荆、湘等地“穷幽测远”，搜集这些地区散佚的书画，加上群臣所献的书画，不到数月之间，“奇迹云萃”。据载，当时收藏王羲之父子的书法藏有七百零七卷，钟繇纸书六百九十七字。另外，有名家张芝、张昶、毛宏、索靖、钟会等书迹若干。还有王献之外甥羊欣的书法一百八十卷之多。

宋顺帝刘于明元年（477）为萧道成所弑杀，萧道成受禅为皇帝，国号曰齐。萧道成性好文学，也尤擅鉴赏，凡库中宋时宝藏，悉为所有。并根据所藏作品的优劣，评定为甲、乙等级，只论艺术，不以年代远近而论高低。这些收藏品中，画家陆探微与范惟贤等42人的作品被评为“四十二等，二十七帙，三百四十八卷”，供其闲暇时披览欣赏。

“五胡十六国”混乱时期，后拓跋氏结束了十六国的混战而建立了北魏，与南朝形成了南北对峙的稳定局面。在公元317年至公元420年一百余年里，也是南朝文化艺术大发展的时期。值得学术界好好研究的是，自晋以来，上至帝王，下至士庶都非常喜好收藏和学习前人书画。南北朝时期，严格来讲是书画继承与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宗教艺术发展的高峰。两晋时期很多重要书画作品被收藏和保留下来。同时，碑志石刻书法艺术（魏碑）、佛教雕塑艺术和佛教壁画及绘画艺术可谓空前绝后。以至于到近现代学界和收藏界非常看重这一时期的艺术作品。

齐朝是四个朝代中存在时间最短的王朝，仅存24年。齐高帝虽属于兰陵萧氏的世族，但地位不高，所以遭世族权贵鄙视而没有什么作为。齐和帝萧宝融中兴二年（502）把皇权禅位给萧衍，改国号梁。梁代（502～557）历三代四帝，其中萧衍享国时间最久，统治近半个世纪。武帝萧衍由于自幼所受良好的文化教育，继位后固然对内府所藏的书画极为珍惜，不仅如此，还设法搜求前人的典籍和书画作品。也许是言传身教，萧衍之子梁元帝萧绎也是才艺过人，在当时堪称集大成的收藏家。梁元帝（508～554）萧绎，字世诚，后世对此人多有记载和评论。据《梁书》记载，他“博总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辩敏速，冠绝一时”。梁元帝萧绎不仅才气过人，而且“性不好声色，颇有高名”。许多记载他很早就“爱书成癖、聚书宏富”。作为皇子的时候，先后在会稽、建康、江州和荆州任职，共收罗7万卷图书。“侯景之乱”被平息后，梁元帝萧绎下令将文德殿的藏书和在首都建康（今南京）收集到的公私藏书共7万余卷运回江陵。再加上在江陵的7万卷旧藏，他的藏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4万卷之多，成为中国历史上那一时期藏书最多的皇帝。

南朝梁承圣三年（554）十一月，梁都城江陵被西魏军队攻破。梁元帝萧绎看到大势已去，急忙命舍人高善宝把内府收藏的14万册图书及大量书画聚集在一起烧毁，熊熊火焰四起，当时在场的人无不惋惜。随后，梁元帝萧绎带领家眷和随从前往西魏军营投降。曾经酷爱收藏的才子皇帝，竟如此暴虐地结束自己的文化生涯。被俘后的梁元帝萧绎曾被问到焚书毁画的原因，他的回答竟然是：“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这样一位曾经爱书成癖的皇帝，最后竟然将全部藏书焚烧净尽，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永远不可饶恕的罪人。

据历史研究专家估计，梁元帝焚书从数量上说，毁灭了当时传世书籍的一半，其中珍贵的古籍善本不计其数，焚毁的珍贵书画更是难以统计。事后，西魏于谨等人从灰烬中拾得未毁和残破的书画4000余轴，连同大量剩余书籍和古器等运往长安。此次是中国书画名作见于文献记载所受到的最大的一次浩劫。也因当时记载这批收藏的《梁太清目》一书失传，无从查对具体件数以及艺术价值。颜之推《观我生赋》对此次历史毁书事件有所评论：“人民百万而囚虏，书史千两（辆）而烟扬，史籍以来，未之有也。溥天之下，斯文尽丧！”

梁元帝被杀后，陈霸先与王僧辩立晋安王方智为帝，即梁敬帝。而后北齐迎萧渊明南下，梁军被击败，王僧辩屈事而迎立为梁帝。陈霸先于是率军杀王僧辩，复立梁敬帝，之后陆续击溃北齐南侵及王僧辩余党，专政梁廷，最后于557年篡位，建立南朝最后一个王朝——陈。文帝陈于天嘉年间责成臣工肆意搜集民间流传的法书名画，内库收藏，逐渐恢复。

南北朝时期，因记载匮乏，个人收藏家很难得知。书画方面，南朝梁代时期绘画成就最大者为张僧繇，前梁吴地人。南北朝时天监年间，官为武陵王国将军吴兴太守。他与顾恺之、陆探微以及唐代的吴道子并称为“画家四祖”。张僧繇擅长写貌，据说梁武帝因思念出掌外州的诸皇子，命其为诸子画像，他画得惟妙惟肖，见图如见其子。他画鹰、鹞，鸠、鸽见之而惊飞。张僧繇吸收了天竺等外来艺术之长，在中国画中首先采用凹凸晕染法，画出的人物像和佛像传神逼真、栩栩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