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标系

绿屋情缘

上海北京西路铜仁路交界处，门牌号为铜仁路333号，是一幢嵌着绿色砖面外墙的、环抱着长长一截北京西路和大半条铜仁路（现今已拆掉一截绿色围墙，造起不少摩天高楼）的弧形四层建筑。隔着马路远远望去，犹如都市中一抹翠绿的苏堤柳荫，却也尽可以与对马路的英式公寓和贴邻的摩天楼（早期甚至贴邻的还是石库门弄堂，也不觉互相间有什么视觉的冲突，反而很有海派百搭皆融的个性）融合浑然。

四周与她截然不同的建筑风格，非但没能掩盖她的清华之气，更在一簇面目模糊的城市建筑中，衬出其几分自恋的孤寂，犹如在一幅笔触平庸流俗的书法中，凌空飞来自成流丽的一笔。

老上海惯称其为绿房子或绿屋。

一

知道铜仁路333号门牌的老上海不多，但提起哈同路（今铜仁路）上绿房子，十有八九都知道是贝家女婿吴同文的公馆。

哈同路上多豪宅：哈同花园、永安家族郭氏公馆、报业巨头史量才公馆、南洋烟草公司简家公馆……然要如绿房子这般华贵又现代精致，怕连年轻她一个甲子的上海商城，都要自叹不如。

难怪1938年，这座绿房子竣工之日，总设计师对吴同文说：“我可以向你保证，即使再过五十年，这幢房子的现代感仍是超前的，哪怕再过一百年，我相信她仍不会out（过时），我想，她应该可属classic（经典）之列！”

为保证这有可能入经典之列的绿房子为世上独一无二的一幢，吴同文连设计图纸也买断，锁在保险箱里。

1939年的上海英文报《中国日报》，曾专门报道这幢绿房子：“……此幢建筑，是全远东区最豪华的住宅之一，为沪上颜料大王D．V．W．（吴同文英文名缩写）先生的私宅……”

为一睹这幢在1938年已被称为超现代的远东第一豪宅，当时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特地登门造访绿房子，并应屋主吴同文之邀，在二楼鸭蛋形的大理石餐桌上共进晚餐并合影留念。不料就此埋下一颗在1966年夏天爆炸的“定时炸弹”。

1948年圣诞前夕，有某国外交官，愿以一条万吨邮船再加五十万美元现金的代价，买下这幢绿房子做领事馆。此时，吴同文的大公子已赴香港，二公子圣约翰大学毕业，当时正血气方刚想大展宏图，极力怂恿父亲卖掉绿房子，拿下这条轮船和五十万美元现金，南下香港东山再起。

“……听讲，南京快不保，房子这物事，带又带不走，藏也藏不掉，万一有啥风吹草动，还真是只大包袱呢！”二公子极力说服吴同文。

岂料吴同文桌子一拍，怒斥儿子：“没出息的小子，我做父亲的还没死，你倒已来不及要分家产了！我吴同文为人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不吃惊，他们能拿我怎样？就是死，我也要死在绿房子里！”

不幸此话一言道中。

他六十一岁那年，1966年8月，自杀身亡在绿房子里。伴他一起自杀的，是他的姨太太。

说到吴同文，也是位海上奇人。

他生于端午，偏偏生肖又为蛇。命相中，这样的命格，属十分“凶”和“毒”。这里的凶毒，我想是充满大起大落、传奇惊险之意吧？

吴家是海上望族，老宅在黄陂路嵩山路路口，是那种清末的、张爱玲小说里常出现的中西结合的老式洋房：“堆花红砖大柱支着巍峨的拱门，楼上的阳台却是木板铺的地……”在沪上属早期的新式洋房，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自然属老式了，难怪吴同文要煞费心思，为自己重新营造一个现代家园。

中国人对土地、对房子，总有一股难舍的眷恋，即使在十里洋场的望族里成长的西化洋派的吴同文也不例外。房子是中国人的王国，不管华宅美厦，还是巴掌大一个亭子间，圈地为王，在这内里，一切由我说了算，也是一种心理平衡。

今已拆除的黄陂路嵩山路路口的吴家老宅，与不久前刚拆除的贝家百年老宅相邻，吴、贝两家都是上海滩上以颜料起家、分别被冠为颜料大王的望族，后来又结成儿女亲家。两亲家间，有时也要别别苗头（争风头）。

当初吴宅为什么要与贝宅为邻，百年前之事已无从考证。

但1938年吴同文的绿房子竣工之后，成为上海滩上首家装有电梯的私人宅第；贝家不甘落后，即时在今南阳路西康路路口，与绿房子隔一条横马路起造新公馆，四层楼的豪宅也安起一座电梯，成为沪上第二家私宅内装电梯的公馆人家。不过，南阳路上的贝公馆与铜仁路上的吴公馆，无论是设计创意还是内部布局相差甚远，关键全在设计师的素质，这里暂且按下不提。

大户人家也有不称心之事。吴太祖和太夫人，早先住在城里（南市），小刀会起义之时断粮封城，老两口活活给饿死！后来第二代经商颜料发家致富，偏偏一门四千金，独缺男丁，偌大家财没一个接班人，总是憾事。

此时四千金吴家四小姐尚未出阁，娘家父母已双亡，却无人继香火，始终是这位四小姐的心病。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晚四小姐做了个梦，梦见一位仙人，给她送上个白白胖胖的男婴：“这就是你弟弟！”醒来方知南柯一梦！

此时吴家第二代传人也已双双亡故，哪来的弟弟？

就有那么巧，次日四小姐闲来无事，独倚在阳台上看街景，猛见到一对船民装束的穷夫妇，抱着个白白胖胖的小男孩在阳台下走过，只见那小男孩，与自己梦里见到的一模一样，当即让差人叫住他们。

内中细节如何，今已不得而知。反正，这个命中富贵的穷船民的儿子，就是富甲沪上的颜料大王的唯一继承人吴同文。

吴同文短命，只六十一岁就去世，且属横死（自杀身亡）。自有那等嘴碎的，说是因为吴同文本该是穷命（穷船民的儿子），不料日后却转了富命，而这富，不是由自己经营而得，而是唾手得来，虽不属不义之财，也属横财。于是，折了几十年阳寿来顶……

吴同文抱来后，一直由四小姐抚养，直到她后来出阁，嫁入沪上另一公馆人家范家——以生产“永”字牌热水袋和皮球而闻名的海上实业家。吴同文一直十分尊敬自己的四姐。后来，还将自家的二女儿也许给范家做媳妇，来个亲上加亲。

充满现代感的绿房子内，仍设有一个家堂——那是吴同文坚持要建筑师做的，家堂内陈列着吴氏列代祖宗的画像。或者在吴同文心目中，拜谒的却是他的下落不明的亲生父母——一对穷苦的船民夫妻！

身为望族之后，吴同文身上却有着浓郁的暴发户之气，或者是因为遗传基因的关系。

他好像没有怎么样的叫得出名的大学学历，也不知他修读的是何专业，但他酷爱跳交谊舞，在上海滩尽人皆知。难怪在绿房子底层，他特地要求造成有弹簧地板的大厅，在这里夜夜笙歌。虽然他只活了短短的六十一年，但金钱、女人、美食玩乐可什么都没错过。

要说他是个单一的playboy（花花公子）似也不公平。他虽读书不长进，却也具有生意头脑。他继承家业之后，正值20世纪30年代中期，抗日烽火逼近，国民党大力扩张军队，急需军绿色颜料，这位生来有福气的大少爷及时抓住机会，很快在颜料市场坐上第一把交椅，一时发得火旺，为家族生意锦上添花。

从此，吴同文视绿色为自己的幸运色。起造这座远东第一豪宅选绿色，就因为这点绿色情缘，连带他的私家车，也是绿色的宝马。一时，上海滩上也有人称他为“绿色老板”。

吴同文十九岁之时听取媒妁之言，迎娶了贝家九小姐（贝聿铭的九姑姑）为妻——所谓媒妁之言，里面包含了太多与爱情不相干的附加条件。后来，他自己选择了一个女人，那就是他的姨太太，最后还伴他一起共赴黄泉，想来，九泉之下他也不会太寂寞。

1949年后，绿房子仍是上海滩的昔日大亨喜欢聚集的地方，犹如契诃夫笔下的樱桃园。

但伐木声，总是在渐渐逼近。

1966年夏天，一只红木凳子飞过来，将当年花了两百万特意从日本进口的、一排成块弧形玻璃窗砸得粉碎——据今日的一位建材建筑师讲，这样的玻璃今日无人会制了！吴同文对六十一年的人生已不再留恋。那给砸掉的，不只是一块玻璃，那是他的精神家园！

不等“文革”对他再有更进一步的行动，他去意已定。

那晚他与姨太太如往常一样晚饭后，呷下一杯香浓的咖啡——姨太太煮得一手好咖啡——送下一整瓶的安眠药，两人并肩分坐在两张安乐椅上。他身穿整齐的中山装（“文革”当头，死都不敢穿西装），双膝摊着本《红旗》杂志，翻在“十六条”上划满红杠杠。姨太太穿着白底黑牡丹花的印度绸中式收腰窄袖大襟短衫，黑真丝长裤，方口绣花北京鞋。

笔者从没见过吴同文，但一直听到太多有关他的会享乐的逸事。唯这一幕，他牵着姨太太的手向生命隆重谢幕的这一幕，做得十分漂亮，很吻合绿屋主人的贵族气。

这一晚，或许也是吴同文近几十年来少有的一晚，可以不用顾及大太太与姨太太之间的平衡，手携自己所爱的女人，双双向生命行最后的礼仪。

次日，独住的大太太听闻丈夫携着小老婆自杀，没有悲伤，只有恼怒——死，也要两个人一起死！

吴同文太太貌不美，而是雍容高贵，或许正因为太高贵了，如戴安娜不被查尔斯王子欣赏，他反而看中又老又丑的卡米拉一样，在吴同文太太二十六岁时，已遭丈夫冷落。

说到小老婆，多为妖冶的狐狸精，浪荡的欢场之花、红牌交际花，似乎明摆着就是“坏女人”，本应与良家妇女势不两立。偏偏这位姨太太，入得厨房出得厅堂，一点也不比任何一位公馆人家夫人逊色。

吴同文的姨太太笔者从未见过。从她留下的肖像看，不见得如何漂亮。当然，起码是清秀的，而且并不妖娆，绝不是旧月份牌上走下来的那种闪烁着欢场中灯红酒绿残光余烬的、带着股亦邪亦正风骚气的女人。

据说她原本是扬州人，却讲一口糯、软、嗲的苏州话，织得一手好毛衣，煮得一手好菜。她曾经特地参加当时女青年会办的一个由各名太阔妇参加的烹饪班，以便更尽心服侍自己男人。

她脸庞瘦削——都讲女人这样的脸相是薄命之相，想想也是，自小流落欢场之地，人至中年不及享受晚晴之乐，就早早地落下生命之幕。

姨太太十六岁那年跟上吴同文，十六岁之前她的故事始终是个谜，来无影，寻无根。反正一夜之间，她就在绿屋内出现，并且就此落户安家，与吴同文生了一子一女，并且做了外婆、奶奶。看来，自从踏入绿屋的第一晚起，她已决意一心一意跟着吴同文过日子。

常在揣摩，那一晚，她第一次傍着吴同文，踏上那道直通绿屋二楼正厅的大招手弧形石台阶时，是一步一惊心，还是已心怀大计，决意缔造自己绿屋中东宫娘娘的地位。这样一道充满西洋古典风情的弧形大石台阶，搬到外国，就会令人联想到0点钟声敲过后，从王宫的舞会中匆匆疾步而回，遗落下一只水晶鞋的灰姑娘，充满浪漫的童话色彩；但石阶搬到烟花十里的旧上海豪宅之内，却隐喻着一场持久的、深远的权力的较量和魅力的竞争。姨太太那纤细的套着高跟鞋的足踝，在一步一级登入绿屋之时，内心再忐忑不安，步子仍是坚定的，她将要面对出身望族的大太太雍容华贵的气势的威胁和大太太的已晓事的儿女们蔑视的目光，还有吴同文的花花公子风流秉性，有可能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女人，像她这样，踏上这道弧形大阶梯进入绿屋，这幢当时的远东第一大豪宅！她一定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

第一次拜会吴同文太太，她是向她行磕头礼的，并以“太太”称之，孩子们则称她为姨娘。

渐渐地“太太”不称了，以“姐姐”相称，再到后来，索性直呼其名……

名分这回事，男人误以为不要紧，反正不过一个是先，一个是后，都是自己的女人。但女人不同，女人会穷一生之力争取“坐正”，否则誓不罢休。任何女人都要做自家男人的唯一，特别当她的男人有能力可以拥有超过一个女人的时候。

其实，男人永远也摆不平一个以上的女人，广东话中，一个“嫐”字，就是“恼怒”的意思。

当一个以上的女人答应和平共存、共侍一夫，男人满以为可以安享齐人之福，沾沾自喜、刀切豆腐两面光之时，女人们的斗争，只不过转向地下而已！

爱情上的输赢，其意义早已超出情感的范畴，而是个人魅力、能力和手腕的大比拼，难怪女人们，个个都在这场持久战中斗志昂扬。

姨太太日常打扮大方正派，略烫卷的头发左面挑开头路夹在耳后，深色旗袍配一对白珍珠耳环，俨然一派公馆太太的风范。

吴同文每周日隔日在夫人和姨太太房里轮流过夜，直至后来吴同文太太赌气常住香港，他和姨太太才有影皆双，出席一应社交。

20世纪60年代初，他和姨太太有了第三代。

每日清晨，他和姨太太在绿屋四楼阳台上做体操，吴同文喜欢玩扯铃，姨太太则日日勤于健身，都做外婆、奶奶了，仍保有一副风姿绰约的好身材。据言直到1966年“文革”她自杀前，仍可做倒立运动，吴同文在边上还帮她做。

自从她登上这座改变她命运的石台阶后，确实，吴同文再也没有带进来第二、第三个女人。后来工商界、政协的各项活动，都是姨太太伴他出席的。有与她同学习小组的工商界老人回忆，她发言有趣精辟，一口苏白娓娓道来，犹如说书，丝丝入耳，一如她的待人接物。人们都不大在意她的身份。

但凡姨太太，都有一套优秀的公关手法。连带吴同文太太的儿女，忆起这位姨娘，也异口同声“她会做人”，或者是“处心积虑”。

不论如何，当最后她与吴同文一起用咖啡吞下大把安眠药，双双并肩坐在安乐椅上之时，相信他们是相爱的。她处心积虑地要爱这个男人，爱这个家。

在一场爱的持久战中，她赢了。

后来工商联为吴同文开平反追悼会，关于姨太太的遗照该不该挂出来，在绿屋后人中引起一番剧烈争执，争到后来，因无结果，连追悼会都索性不开了！

姨太太九泉之下定会暗暗好笑：她已经赢了，再也不在乎这个排名先后和名分。

或者，在感情上是只有选择，而没有对和错的吧。

“绿屋皇后”吴同文太太雍容高贵，言语风趣幽默，贝、吴两家又是近邻，想来两人不算青梅竹马，也可讲是两小无猜，又兼门当户对，然这幢远东第一豪宅却没给她带来幸福。

始终不明白懂英文、洋派又富有的吴同文太太为什么不离家出走？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已可孕育出绿屋这样超现代的建筑创意，应该也完全可以容纳一个娜拉式的出走反叛的女人——张爱玲的母亲，应是与吴太太属同一时代的女性。

或者就是因为这远东第一豪宅吧？

原来扼杀女人独立的，不单是一块“诗礼传家”的大匾，一幢超现代的建筑，同样也会囚禁一个女人的斗志。

这里还有一则黑色幽默。

绿屋里，红卫兵们开现场批斗会，列举吴同文太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吴同文太太大声呼冤：“……我根本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共产党不让讨小老婆，我是巴不得共产党早点来才好，如是这个小老婆也不会进到这绿房子来了！”

吴同文与姨太太在“文化大革命”刚拉开帷幕时就匆匆谢幕。吴同文太太，却悠悠然地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迎来改革开放，以九十三岁高龄，走完她生命之路，虽然孤身上路，但她并不寂寞。

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扫地出门离开绿屋后，被分配在与绿屋豪宅一箭之遥的上海一个小家小户聚居的新式弄堂房子——常德新村一间亭子间里安居下来（后落实政策，搬入同弄堂朝南正房间），七十好几的她，仍显白皙丰腴，一头细如丝的乌发，无须电烫，就在后面翻起一个自然的大波纹。人们无不赞她这一头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美发。她则自诩：“我乃蒙不白之冤。”言语中仍充满年轻轻就遭丈夫冷落的怨怼。

常德新村属那种20世纪40年代初抗日战争时期的偷工减料的建筑，号称新式弄堂房子，即所谓钢窗蜡地，有下水道、盥洗设备，前门口有巴掌大一块所谓花园，单开间三层楼。但与其相邻的春平坊相比，后者虽为老式石库门房子且无下水道、卫生设备，然那精工细雕的窗台和扎实的高敞的木质百叶窗，还有临街的罗密欧朱丽叶式的阳台，还是显示出城堡般厚实的气派。

旧时春平坊多殷实人家，20世纪20年代富家女黄慧如与私家包车夫陆根荣主仆相恋的社会大新闻，就发生在春平坊黄宅。相比之下，常德新村只是一般写字间小白领聚居之地。

成条弄堂的人，都知道她来自绿房子，她的豁达、大方和亲善，赢得邻里对她的尊敬，老老少少都称她为“吴家好婆”。

她在被扫出绿房子的年月，靠抄家单位发放的十几元生活费及海外子女的外汇，与小儿子、小媳妇一起过，仍过得精致悠然自在。唯每日黄昏，她必会披着一袭自织的大披巾，坐在阳台上宁静地呷咖啡，一笼氤氲从抄家残留的英国茶具中升起。这里与老宅绿屋，只隔一条横马路。斜阳下的旧宅，这座没有带给她爱情的远东第一豪宅，虽然内里她单独拥有一间化妆间，四周嵌满镜子，外界传说豪华到香水装在镜子上端，只须轻轻一按，香雾就会徐徐散下……但也并不幸福，那里载满她充满委屈、强忍孤独的记忆，难怪，她对绿屋一点也不留恋。即使已到了八九十岁，男女世情早已琢磨透彻，但对这幢旧日家园，她仍心灰意冷。

好婆舞艺了得。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掀起跳舞热潮之时，在常德新村拮据的亭子间内，七十好几的好婆，欣然为我们示范了标准的舞步，并抱怨着腰骨已硬，舞姿大不如以前。唯独此时，她才淡淡一提老宅底楼跳舞厅的弹簧地板。

问她何不坚持要求落实政策，归还绿房子，起码可以要回合营后留给他们的三楼、四楼，她却宁愿接受在外分配住房，而且要求不高，只要朝南，煤卫独用。

“我这一世什么没见过？什么没享受过？只求安安乐乐、健健康康度过余生，就算拿回绿房子，那几层楼的家具，如何配得齐？配齐了，又要像从前那样夜夜请客跳舞。这样的日子，我也过不惯了！”

一切豪华在她只当是过眼烟云，并不见有一丝多余的感叹。

人说三代出一个贵族，算起来好婆应是四代贵族了。苏州贝家，是个有历史渊源的望族。苏州狮子林是好婆度过童年的乐园，曲廊回院，水榭亭台，锦衣绣袍。然后她踏上婚姻的红地毯，进入绿房子。在他人眼中，她的生活一贯悠闲而精致，即使后来堕入新式里弄民宅，仍有钢窗蜡地，煤卫独用——20世纪70年代上海人对高档住宅的概念，也就只停留在这里。

除了提起丈夫吴同文时，言语是辛辣决绝之外，好婆为人豁达大度。

绿屋里的最小的一位公子，成婚在“文化大革命”白热化的1966年年底，娶的是一位贤淑的平民女孩。好婆对这个小媳妇疼惜如己出，以后一直与她生活在一起，直到她以九十三岁高龄老去。这位望族出身的婆婆对来自南市的媳妇，非但不歧视，反而疼惜过自己女儿。兴致高时，还会随儿子、媳妇，回媳妇那既无抽水马桶也无煤气的娘家过春节，与媳妇一家子热热闹闹、和和美美过几日再回来。

我常常想，好婆当初如果下个决心，跨出绿房子，一定也能适应绿房子外的生活，只是当时，她缺乏一股促成她出走的动力罢了。

真正贵族的贵气，往往是在落难中才显露：英国皇家空军的第一代，几乎全是贵族子弟，在多佛港外与德军空战，牺牲无数；法国革命时代的贵族，连在登上断头台时也不忘高雅，历史上有记载说，他们中居然有以舞步的姿态登上断头台阶梯的人。

1996年，好婆端坐在常德新村那间朝南房间的藤椅上，说要晒晒太阳，就这样，在一片灿烂的阳光中，她含笑骑鹤而去。

生前她立下的唯一遗愿是：“不要把我与他们葬在一起，让他俩去要好去。只要将我骨灰倒在黄浦江里就可以了！”

后人当然不会将她倒入黄浦江，让她长眠在近郊的一个公墓里。

她也没有输。

她赢得街坊邻里、众多子孙后辈的尊敬和爱，她还健健康康地活到做太婆、抱曾孙的开心日子。

绿屋第二代，共有四位公子、五位小姐，在充满大家庭各种怨艾的夹缝中成长，功课挺好，个个大学毕业。回顾在绿屋里的时光，他们好像并不太眷恋，那个时光，他们似很寂寞。大太太出身豪门，习惯他人服侍呵护，虽然生了三个儿子、四个女儿，但自己只顾得上跳舞听戏，孩子全部交给用人打理；吴同文更是花花公子一个，自己吃喝玩乐都来不及。听说反而是姨太太，或许自己没有一个快乐富有的童年，因而对自己的一对子女，十分着紧，管教有加。

而在被扫地出绿屋的日子里，吴同文太太变成吴家好婆，她与儿子、儿媳在拥挤的常德新村那段时日，似乎才重拾母子相聚的天伦之乐。

“在绿房子里，房子太大，人太少，吃饭要打铃，才在餐桌上聚一下，饭碗放下，又各自回房。那时与姆妈，反而有点疏离隔膜。”绿屋的今年已六十几岁的小公子如此回忆道。

毕竟时代变了，旧日的绿屋第二代公子、千金，不堪绿屋内与外隔绝的生活。大公子、二公子去了香港，小公子交大毕业分配至大连（后调回），最漂亮的小千金，北京医科大学毕业，为追随被调往乌鲁木齐任总工程师的男朋友，果断地在毕业志愿上写上乌鲁木齐。想当年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男子不知有多少，其中似还有一位著名配音演员，这位绿屋千金却毫不犹豫地做出自己爱的选择，对生她养她的当年远东第一豪宅，并不眷恋。今日，他们已双双退休，仍安居在乌鲁木齐，财富并不代表幸福，他们最有发言权。

二

绿房子的设计师，比屋主吴同文多活了三十四年，直到2000年谢世。

2001年8月，上海有关方面接到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一位高层管理人员传来的信息：一位与上海城市建筑渊源很深的世界级建筑大师去世了。他就是当今著名的匈牙利设计大师邬达克。1921至1945年，他定居上海二十余年间，创立了自己的建筑设计院，并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当时最先进的建材，完成了近三十幢凸显大师级卓越才华的作品。其中最经典的是远东第一高楼——国际饭店，还有上海人熟知的大光明电影院、华东医院等。另外，就是这幢被誉为远东第一豪宅的绿房子，这是他设计的最具超现代感的建筑。

美国华盛顿大学专门研究邬达克作品的何露博士认为，邬达克一生设计作品无数，但他最杰出的作品却集中在上海，集中在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开放、最活跃的都会之一。

绿房子，建造她的资金来自旧上海华族，缔造她的思维来自欧美现代文明，酝酿她的是上海20世纪30年代的流金岁月，她却拥有一个犹如上海弄堂里“大弟”“小弟”般很市井的称呼——绿房子。

她是中西文化荟萃的风火炉中千锤百炼出的一颗金丹，闪耀着海派的华彩。

风风雨雨一个多甲子，当初设计她和享受她的两个传奇人物都已老去，这幢建筑依旧守在铜仁路333号。

我的成长地，就在离铜仁路333号一条马路外的南京西路陕西北路路口，当年我上中学路上，几乎天天都会走过这幢绿房子。常见在她三楼、四楼的露台上，有衣着洋派时髦的男女在凭栏眺望，露台上花卉层层，放着精致的帆布沙滩椅，虽然已是20世纪60年代，仍有过去的感觉。

我喜欢特意贴着那绿色的围墙走，边走边用指尖扫着墙面，凉飕飕的，滑滑的。只觉得这幢绿屋很神秘，扑朔迷离，惹人猜想。

“文化大革命”开始，夜晚走过绿屋，窗内一片死黑，玻璃破碎，零碎破烂的大字报残片在风中一掀一掀，像煞丧家挂满挽联的孝堂。那时就听说有人在里面自杀，半夜常闹鬼，这当然是耸人听闻之说。

1967年我在一次聚会中，见到几位男青年，穿着烫得笔挺的蓝布人民装，在玩一种叫“塔牌”的英国扑克。“塔牌”是旧上海时髦年轻先生们爱玩的一种扑克，后来的青年人一般很少会玩。一问之下，四位都是旧上海望族之后，其中一位，是绿屋的后人——后来，他成为我丈夫。

相信生命密码中已有了这样一个数字组合，难怪每每走过铜仁路333号，我总会怦然心动。

之后我进过一次绿屋，那时已成某单位办公楼，但我始终没能进入吴同文那座樱桃园。他的那座樱桃园，早在他吞入安眠药停止呼吸之一刹那就坍落了。一如已胶在琥珀中的史前生命遗体，他将自己和姨太太，永远胶在自己的樱桃园中。

多年来，任门口的单位牌子换了又换，墙内草皮被无情的水泥蚕食了再蚕食，铜仁路333号那抹翠绿虽日渐颓败，仍淡如菊地守在那里，如一座中了咒语的古堡，内中躺着个睡美人，等着一位远道而来的王子深情的一吻。

三

后来我仍常走过绿房子，那弧形的窗框上的一排残缺破碎、只马马虎虎贴着马粪纸的玻璃窗，犹如岁月的眼睛，充满沧桑，默默向我暗示，曾经在内里发生过许多难以言说的故事。

往事如一本已经风吹雨淋的老式毛边账本，陈年老账条条款款，都有记载，只是到底谁欠谁的，已模糊不清。

记不清在哪一日，我在稿首写上“蓝屋”两字，不写绿屋是怕隐喻太明显。小说中的主人公姓名，不知为什么信笔写上“顾传辉”三字，写得那样自然顺当，就好像我早已认识了他。而且越写越相信，不论在蓝屋（绿屋）锦绣辉煌的日子里，还是她残山剩水、花果凋零的日子里，顾传辉确确实实穿梭其中，与我一样，在充满矛盾的灵与欲的滚滚红尘中，真实又辛苦地生活着。

为了寻找进一步的感觉，我再一次回到绿屋，并说服工作人员让我进入绿屋内里。

站在一楼原先经常举行舞会的大客厅，弹簧地板早已撬掉，分明感觉到那一方空间的异乎寻常的陈旧。

当一切华丽都已落幕，在大厅里，似犹依稀闻得到姨太太常用的夜巴黎香水，还有掉在回荡着舞曲的弹簧地板上的大太太的一束白兰胸花，正在时间长廊的那端，痴心地等着一只手，小心捡拾起来……

2001年的一天，突然发现绿房子前架起脚手架。到脚手架拆去之后，绿房子犹如破了咒语苏醒过来的美人，散发出青春和艳丽的气息，门口挂着两块牌子：一是充满现代气息的网吧会所；一是一块亮晶晶的铜牌——“上海十大名宅”。

吻醒这位睡公主的王子叫顾传晖——与我《蓝屋》中的主人公顾传辉酷似，今年四十四岁——与书中主人公同年同庚。他姐姐叫顾传菁，是《蓝屋》单行本的责任编辑，天津百花出版社的资深编辑。

当他拿出名片笑眯眯地递向我：“我是你《蓝屋》里的顾传辉（晖），我回到蓝屋了。”惊愕之余，我不由得双手合十道一声：“老天！”

生活，原来竟有如此巧合和戏剧性，给我带来震撼性的惊讶！从此，我做人行事，更不敢有半点对上天的不恭。

《蓝屋》中的顾传辉该不该回蓝屋，记得当年掀起几轮激烈的讨论。正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答案，因此，《蓝屋》的结尾没有作交代。

我太钟爱笔下的顾传辉，不知用什么样的结尾，才会不损害他的形象。问题不在他该不该回蓝屋，而是，他应以哪一种姿态跨入《蓝屋》。

现实生活中的顾传晖以他的行动，给绿房子做了个漂亮的句号，而且另起一行，开始了崭新的一章。

现实中的顾传晖，父母都是上海人，父亲是飞机机械工程师，1948年父母双双去台湾公干兼蜜月，就此再也没有回来过。

1958年顾传晖生于台北。

今天，他成为一位知名的建筑师。1997年，他回到自己的故里上海，并承建了如浦东机场、上海大剧院等著名工程的项目。

那日他驱车驶过铜仁路333号，那座造型别致却已显十分颓败的绿房子，令他怦然心动。职业敏感令他对这幢房子一往情深，以后他常常要驱车去探望她一下。这座20世纪30年代中西文化相恋而孕育出的结晶，犹似一位迟暮的美人，楚楚如一株被疏于照顾的百合，还明似晦，若柔且媚，默默散发着暗香，恰如时光走廊那头的昔日豪华身后，滑落在柚木地板上的那束别在衣襟上的白兰花，等着一只手将它小心拾起！

他认定，这是世界级大师之作，是被称为万国建筑之都的上海滩的一朵奇葩。“一般上海的名建筑，都带有浓厚的殖民色彩：法式、哥特式、西班牙式或欧陆式。唯这幢绿房子是独特的，是上海能见到的老建筑中绝对属超现代派的。”他说。

查阅了大量资料，终于证实，这是大师邬达克的杰作。他为这个发现兴奋不已。花费了想象不到的周折和努力，他终于拿到这幢绿房子的租赁权。

随后，传晖斥资近八百万人民币重新打扮这位苏醒后的公主，令绿房子重显光艳。一楼、二楼他用以开设网吧和会所，三楼、四楼是他的建筑事务所和居家之处。

在一个秋阳微曛的周末，绿房子二楼大厅响起沉寂了有半个世纪的华尔兹旋律，《跳起比根舞》（Begin the Beguine），那一缕早夭的音符在新世纪的绿房子重新响起。我们五十多个新知旧友在这里划出新的舞步。

在历史的回廊里，我看见吴同文倚在大理石壁炉架边，口衔烟斗，随着这旋律摇晃着身子，泛起一贯的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式的笑意。在没有舞会的日子里，他的游魂，也很寂寞呢。

楼下网吧完全是年轻人的世界，声声“dot”“dot”，令这幢苏醒过来的昔日豪宅，与世界连在一起。

“Begin the Beguine”，一首著名的20世纪20年代风行全球的舞曲，意译或应为“重新开始”。绿屋的故事，就在这样的旋律下，翻开崭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