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文本秩序与两汉之际的桓谭研究

经学、礼制与方术，既是汉代社会最主要的知识内容，同时又是维系汉家政治生命的三大基本元素。汉代学术，就包括这三个方面。其中，史学、哲学、政治、军事、天文、历算、阴阳五行、谶纬、符命等思想，分别是经学、礼制、方术的分支。汉代文学，包括政论散文、诗歌、辞赋、乐府等，就好像“汉代学术”这块锦缎上的华丽镶边，为大汉王朝的盛世学术起到了很好的点缀作用。从另一种角度看，它们形成并所在的“文本秩序”，汇聚成一种主流的“思想”，支撑着整个“社会秩序”。

本书题名“文本秩序：桓谭与两汉之际阐释思想的定型”，其中有几个概念需要作出说明。

从“秩序”的角度看，任何社会的稳定程度，首先与“文本秩序”有关。从古籍整理的角度看，文本秩序是存在的。历代对古书的整理或禁毁，其实都是文本秩序对特定社会政治、文化秩序的直接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本秩序与社会秩序、文化秩序具有密切的联系。可以说，人们在破坏一种“文本秩序”之时，必然在努力建设一种新的“文本秩序”。然而，当旧的文本秩序被破坏，却不能或无法顺利建立新的文本秩序之时，也就是思想大动乱、社会不稳定之时。汉代学术与文学，至两汉之际发生重要变化，就集中体现了“文本秩序”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因此，两汉之际的这种学术状态，在体现汉代学术与文学的鼎盛局面的同时，也昭示了中国古代学术与文学，将以崭新的思想体系去指引中华文明的继续发展与走向。

所谓“阐释”，即借用西方阐释学中的一个概念，研究两汉之际各类文本解释思想的确立问题。“阐释”，又可称为“解释”、“诠释”，其对象就是文本本身。

所谓“定型”，指的是经学内容（如古文经学、今文经学以及与其相关的谶纬文献）、文学的形式与内容（如文体、文论）、史学的观念、子学的持续发展，以及其他思想（如阴阳五行、方术、神仙、天文、历法、军事等）基本确定之后，两汉之际的文人对此类文本基本上形成了对后世有学术规定意义的理解与诠释。

两汉之际，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大裂变、大发展时期。中国古代各门学科，都得到了极大发展与演进：经学上的复古主义，目录学的产生，哲学思想大交融（神仙、阴阳五行、谶纬），史学思想进一步发展，舆地之学萌芽，语言文字学相对发达，文学批评理论促进了文学本质的理解，科学技术如数学、天文学、医药学、农学等水平得到了极大发展。从更深的层面分析，经学、史学为人们理性思考人类社会打开了思路，天文、历算、阴阳五行、谶纬、神仙思想则为人们将思维触角无限探入到未知世界提供了可能。对于汉人而言，这在解放他们的思想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各种学术思想的创新能力，甚至促进了当今意义上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扬雄、刘歆、桓谭、王充等人的一系列学说，都是对此前文化的大反思。一个迥异于先秦、汉初的崭新的学术思想体系，逐步建立起来，奠定了后来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同时，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可以看到，两汉之际的文人，对上述各种文本的解释，已经到了几乎完美的程度。后世对此类文本思想的研究，基本上未超越两汉之际文人达到的高度。

研究两汉之际的学术与文学，可以为我们深入了解中国传统学术与文学的产生、发展与创新转换，提供有益的借鉴。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对“两汉之际”的时间段的界定，大致以王莽新朝（8—23）为中心，上限在汉成帝薨年之绥和二年（前7），下限在汉光武帝幸鲁祠孔之建武五年（29），大致两汉之交的三十余年时间段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