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两汉之际”与桓谭的出场

“文本秩序”的形成，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整理文献、著书立说、诠释文本。这三个内容，也是文人开展学术活动的主要方式。本书主要结合两汉之际文人的“诠释”活动，开展对“秩序”的解读。

经过了汉武帝时期学术的繁荣与积淀，以及汉宣、元、成三代学术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汉成帝末年刘向为首的学者对古书的大整理，两汉之际的文本大体稳定下来，文人对文本的解读、阐释，也基本上形成了较为统一的思想。即使存在今、古文之争，但也属于经学内部的事情，并不妨碍儒学的主流发展以及儒学对国家政治思想的指导与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出身皇室的刘歆与外戚王莽联手从上层建筑上对此时的学术提出了顶层设计，出身低级官吏家庭的桓谭虽然积极参与政治，并著书立说，但并未进入王莽新朝的权力核心；出身底层的扬雄，则逐渐被新政权排斥在外，只能潜心校书，甚至因政治迫害而“投阁”。在这种情况下，王莽、刘歆的学术“复古”，只能是政治的工具，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复古事实。在文人与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刘向等人以来整理的古书文本。对文本的阐释，也是汉武帝甚至刘向等人以来特别强调的，符合汉王朝政治需要的“大汉”、“宣汉”思想。

在这种学术、政治背景下，文人遵循的就是利用已经整理过的古书文本，解读两汉之际的学术、政治问题；并结合汉人的阐释思想，解读两汉之际的学术、政治大事。对此，生活在这个时代的重要学者，如扬雄、刘歆、桓谭等人，会格外关注汉成帝以来的各种重大事件；甚至对于进入东汉后仍然活跃的桓谭而言，他还会关注到王莽新朝、更始时期的各种事件。由此看来，两汉之际无论政治局势如何变动，文人的阅读文本与阐释思想基本上是稳定的。这为我们研究这个时代的文本及其阐释思想，提供了可能。

从研究方法上说，我们的学术研究，如果仅仅从一个宏大的场景中，观察那个时代整体的学术风貌，当然可以得出一个大致的研究结论。但这种结论到底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实，则需要更为深入的个案研究来验证。就“两汉之际”这个话题来说，如果仅仅从时间段上看，似乎不能产生多少成绩，甚至有可能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滞缓期；从这个时间段内的学术、文学著述数量看，似乎确实如此。这有可能给我们一个错觉：两汉之际的学术与文学发展，基本上裹足不前。但是，要真正说清楚这个时期的学术与文学思想的变化，说清楚学术与文学在这种“冰冻”层面之下的暗流涌动，则必须深入到某具体个案的文本内部，洞烛幽隐，揭示这个时间段内学术与文学发展、演变的真实轨迹。本此，我们拟选择这个时间段内的一个学者及其著述为例，开展研究。

两汉之际重要的学者颇多，如扬雄、刘歆、桓谭、王莽等（甚至还可以将刘向纳入进来），都是那个时代学术思想演变的见证者与参与者。扬雄、刘歆、王莽、桓谭四人，基本上共同见证了汉成帝以后至王莽覆亡前的全部历史，而桓谭曾经历王莽之后的更始、汉光武时期，较前三人所经历的历史更久。从时代意义上说，桓谭历仕多朝，与刘歆、扬雄、王莽多有交往，更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更重要的是，桓谭的《新论》对两汉之际历史的记载，要比其他人的著作更为细致、全面。

当然，从“文本秩序”的角度考虑，扬雄、刘歆、桓谭、王莽等人，都是尝试在旧秩序基础上，努力探索建立新秩序的可能性。虽然这种新秩序的建设并未成功，但他们在这个关键历史时期的见证意义，则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价值。在此数人中，桓谭经历的王朝最多，生活的时代最晚，完全可以将其作为研究对象，并作为串连其他学者的关键，以理清两汉之际这个特殊时代的人、文以及与之相关的主流思想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