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与文学丛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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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体学术成果与特色

近代学者兼文学家不多,文学家兼学者更是稀少。学术发展,分工专细,学者之中跨领域者有限,能通古今,擅写作者尤为罕见。黄永武先生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兼通,且二者皆能卓然有成,为当代文坛之巨擘,学术之大家,更属奇特。

黄先生年轻起即喜好写作,并且养成每天清晨写作的习惯,持续不断,数十年如一日;退休后更是乐此不疲,尤其是写作各类散文。从20岁第一本作品《呢喃集》的出版,至今已经集结成书正式出版的有:《心期》、《载爱飞行》、《爱庐小品》(灵性、生活、励志、读书四册)、《诗香谷》(第一集、第二集)、《爱庐谈文学》、《爱庐谈心事》、《生活美学》(天趣、谐趣、情趣、理趣四册)、《爱庐谈谚诗》、《诗与情》、《我看外星人》、《山居功课》、《黄永武随笔》(上、下两册)……

黄先生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的能量无限,成就卓越,贡献多方,影响深远。研究与创作二者相互交流,彼此会通,学术著作独树一帜,自成一家;文学创作隽永深刻,余味无穷。

黄先生自述自己文学之路的确有些特殊。大多数的人,到三十岁时学识已经“大定”,不再有幡然改辙的飞跃进程。而他“至四十岁后编敦煌卷,五十岁后写散文书,几乎每隔十年,仍对陌生领域具有高昂挑战迎战的好奇心。六十岁后写外星人,写域外考古的中华文化,七十岁后又写《易经》”。黄永武:《好句在天涯——我怎样写散文》,台北三民书局2012年版,第2页。可见其研究领域是广泛的,同时既具深厚的小学根柢,又在不同时段中有新开创的不同研究课题,且均能持之以恒,深入钻研,而呈现相当的深度与广度。加上擅于将其散文特色运用在学术成果的表现上,大大提升了学术成果的可读性、趣味性,更造就了独特的学术风格。有关黄先生散文的评论者甚多,王伟勇:《析论黄永武先“言而有据”的散文写作特色》中说:“笔下总带着历史的厚度与哲思的深度,感性、理性兼备,从容优雅,温柔敦厚,具有诗的兴味与趣味。”(见《文学新钥》2010年第12期,第45页)其学术著作等身,不论在文字学、经学、诗学、修辞学、文学批评、敦煌学、文献学,以及《周易》学、《诗经》学,皆有独到之见解。

综观其学术研究的著作历程,明显呈现出由小学而经学,由经学而文学的进程。众所皆知,传统中文系的学科可大别为考据、义理、辞章三大领域,每一领域中又有无数学问。黄先生涉略既广,钻研也深。他在《学文的初衷》里说:“文学天地里有考据、义理、辞章的不同路程,每路段使用不同的进行工具:遇到训诂声韵的考据之学,我就得步行,步步踏实,不容蹈虚;遇到群经释道的义理之学,我就得划舟,涵泳江海,不容急躁;遇到写诗作文的辞章之学,我就得飞航,凌空超绝,不容凭借。”黄永武:《好句在天涯——我怎样写散文》,台北三民书局2012年版,第3页。可见他的研究表现宽广,面向多方。总体表现,概而论之,其特色与贡献,大别有三:一是传统小学与经学之研究,主要成果如:《形声多兼会意考》、《许慎的经学》、《黄永武解周易》等。二是研究中国古典诗学与修辞学,主要成果如:《字句锻炼法》、《中国诗学》(鉴赏篇、思想篇、设计篇、考据篇)、《诗与美》、《读书与赏诗》、《唐诗三百首鉴赏》等。三是敦煌学方面,既在敦煌文献资料之编辑流布做出贡献,如:《敦煌宝藏》140巨册之出版,《敦煌丛刊初集》、《敦煌古籍叙录新编》及《敦煌遗书最新目录》之编辑印行。又能从敦煌文献资料中,关注唐人诗篇,充分发挥中国诗学之广博知识与深厚学养,成就独到之见解,成就卓越,深受肯定。2010年南华大学主办“黄永武先生学术研讨会”有多篇讨论黄先生学术成就之论文,可资参考。如王伟勇:《析论黄永武先“言而有据”的散文写作特色》(收入《文学新钥》2010年第12期);林庆彰:《黄永武先生编纂丛书的贡献》;张高评:《黄永武先生的学术成就》;陈章锡:《黄永武的经学主张与贡献》(收入《文学新钥》2011年第13期);林聪明:《论黄永武教授斠理敦煌唐诗的贡献》;许建昆:《试论黄永武先生的散文书写》(收入《文学新钥》2011年第14期)。

黄氏治学,从经学、考据入手,而后旁通义理,再落实到文学研究及散文创作上。分析缜密,语必有据,是他的特色;用专家的材料,写通俗的文字,深入浅出,雅俗共赏,是他的总体风格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