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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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教經典

根據三地的收藏,不管是經,是論,是律,三部分都有了,並且似乎完整了。怎麽叫完整呢?就是説,大概各個宗派的東西都有了,不僅大小宗派的東西都有,而且同大小宗派有關係的語言文字的東西也有了。譬如説,一卷佛經正面寫的是佛經,背面往往寫着這個佛經的原文,也就是梵文,或者是窣利文、巴利文等,我們據此往往還能探索這個東西是從哪裏翻譯過來的。從這個地方,我們大致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敦煌所藏佛經可能是最早的譯本,因爲它把原文録上了。不過,這個問題還有待於我們研究工作的進一步展開,才能最後定論。現在衹不過透露一個方向性的消息而已。

以我所見到的三地收藏的佛經卷子,與現在流傳的佛經比較,很多已經亡佚了。日本人的《大正藏》把這些東西大體上已經收進去了。可以説,敦煌的佛經,在我們國内已經亡佚的東西,已經有人整理了,這是應該知道的。

還有一點,敦煌經卷主要是寫本,大都有抄寫人的姓名、抄經的時代背景材料等等。另外也有刻本。刻本大概始於唐代末年,唐德宗以後有了。寫本同刻本的差别似乎相當大,可能是修改的關係。刻本除了刻佛經以外,還有刻佛像的,這也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件重大事情。我國印刷從甚麽地方開始,從甚麽年代開始,是很重要的事情。

寫本也好,刻本也好,總的看來敦煌經卷大體始於魏晉,終於五代末期。按年代講,經歷五百八十年左右。

在全部經典中,有非常重要的,也有次要的。甚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同我國文化有關係的,同我國民間有關係的,這些都是我們應該了解的東西。所謂重要的,是各宗各派的東西。譬如我們要研究浙江的天台宗,天台宗的三部經都有,尤其是天台宗的重要經典《大智度論》。又如唯識宗,不但有《成唯識論》,而且還有《成唯識論大疏》。唐代已經開始作疏了。又有瑜伽宗,有《瑜伽師地論》。總之,各宗各派的主要經典都有了。假如把它排比一下,大概有十幾種經典是最重要的,它們就是《維摩詰經》、《勝鬘經義》、《大般涅槃經》、《妙法蓮華經》、《大方廣佛華嚴經》、《金剛般若經》、《大智度論》、《金光明經》、《大比丘尼羯磨經》、《十地論義疏》、《大集經》和《攝論疏》等,這些都是北魏以前的東西。北魏以後,也有十幾種,主要有《大乘起信論》、《觀世音經》、《佛説普賢菩薩證明經》和《大方便佛報恩經》等,這些是唐代翻譯的。五代翻譯的有《佛説光明經》、《佛説無量大慈教經》和《佛説延壽命經》等。從而説明敦煌的佛教經典的確是一個完整的東西。我們看一種佛經的寫本多少就可以知道這部經在唐五代時跟民間的關係怎麽樣。譬如《維摩詰經》是在所有發現的唐代卷子裏最多的一種,而《大般涅槃經》和《妙法蓮華經》也多得不得了。它們都是那時民間所愛好的。人們求佛免災,甚至替父母、丈夫、妻子和兒女求佛,這幾部經都在抄寫之列。研究唐代佛經,這個問題也很重要,也應該知道。

統計寫經的多少是饒有趣味的。三地所藏到底有多少,這個問題我們應該知道。大體説來,共有七十多種,至於卷數就很難説了,因爲現在發現的敦煌卷子往往是不完整的,而且我們也不敢補。譬如《金剛經》兩卷,是不是就衹兩卷呢?很難説。種數大約七十多種,卷數不敢估計,這是我要講的第一點。

第二點,我想講講佛經同我們文化的關係,這是重點。佛經有幾件事同我們的文化有非常大的關係。第一件是異族文字,就是前面説及的,每部而不是每卷都是這樣。不少經卷正面是譯文,背面就是這個譯文的原文。這些文字别處是看不到的,譬如説民間最流行的《金剛經》有十幾種文字的寫本,但是,在國内,原先找不出兩種來,而敦煌發現的《金剛經》,卷子背面却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文字。這些文字可以説明我國與外國的文化交流,不僅如此,甚至於中國佛教、道教、儒家經典同外國文化的關係怎樣,也在裏面可以看出來。因此,佛經卷子背面有外族文字這件事情確是文化上的一件重要事情。這些文字,有許多連外國也没有了。譬如窣利文,懂的人在全世界也不過幾個人。敦煌經卷不僅有窣利文,而且還有巴利文等多種。借助敦煌卷子,有的民族纔發現自己的古文字是甚麽樣子。敦煌學在全世界爲甚麽會引起這樣大的關心來?我想這恐怕是個因素。每個人都願他祖先的文化有個好的歷史記載,他們找不到這種材料,但是,中國有,這樣一來,中國的材料就至貴了。所以,外國人現在天天想辦法購買敦煌卷子,現在北京,它們的價錢高得不得了。這是最貴的文物,没法子估價的。整個人類的歷史都在敦煌,它爲甚麽不至貴?敦煌卷子裏存在外國民族的文字,是我們最寳貴的一樣東西。

第三點,敦煌的許多佛經在宋以後已經“亡”了,却在敦煌保存下來。這些雖不是大經(大經是流行的),都是小經,比較冷僻一點,但是,人類文化就是這樣搞的,越冷僻越要把它搞全,所以,這些經典很值錢。敦煌佛經有很多是佚經,我搞過一個目録。前面説過,日本的《大正藏》已經録過一部分,可是,並不完整,因此,還需要整理。我有個提議,我們可以編一部大書,名叫《敦煌大藏經》。據我所知,北京已經有人開始討論了,到底要不要做,來問我,我説一定要做。我們把《敦煌大藏經》做好了,那麽,我們的敦煌學纔算可以同逝人相見,不然的話,我們是慚愧的。我們做子孫的人没有把祖宗的文化遺産好好保存,這是不對的,一定要做。這工作做起來是不得了的,講習班十六個同志全部投入,一輩子也做不完,恐怕要一百六十個人勉强十年纔可以做得好,這是個偉大的工作。前幾年,有位同志到印度去,他懂佛經,帶了一個東西去核對。他説這個東西,我們中國没有了,你們印度有没有?結果查遍印度所有圖書館、博物館,還是查不出來,印度也没有了。中國的竟是世界孤本,真不得了。這是第三點。

至於敦煌佛經的翻譯有所出入,不必講了。就是同一部佛經的翻譯,文字上也會有出入。譬如“摩訶般若”這個名詞,有人就寫成“摩訶”,“般若”二個字没有了。而“維摩”,有的又寫成“維摩詰”。兩個卷子不同的文字叫做異文,這種異文可以幫助我們校對哪個字對,哪個字不對。“摩訶般若”是對的,其他翻譯都不對。不僅可以讓我們校勘敦煌卷子,而且還有一種很大的作用。譬如這個本子是六朝翻譯的,那個是唐代翻譯的,還有廣東人翻譯的,又有山西人翻譯的,譯者的語言不同,翻譯的用詞是不同的。因此,看翻譯名詞可以曉得這是甚麽地方人譯的,如浙江、廣東、山西等地在唐代對某個字是咋個讀法的,研究中國語言史離不開這種材料。譬如“達磨”這個人名,是廣東人翻譯的,我們現在叫“達磨”,“磨”字讀mo,廣東人在後面加m音,所以,廣東人譯“達磨”爲“達磨勃”。有人説錯了,其實,一點也不錯。所以,從翻譯的異文可以推測譯者的時代和籍貫,同語言學的關係大得不得了。不僅如此,同我們歷史的關係也大得不得了,因爲翻譯有地名,而某個地名衹在某個時代使用,過了這個時代就不用了。譬如杭州又叫臨安,臨安這個名字是宋代取的,宋以前没有叫杭州爲臨安的,宋以後大家也不説的。(宋以後,文人開玩笑,把杭州寫成臨安,那是另外一個問題。)假如某部佛經裏邊有臨安二個字的話,那麽,它一定是宋代的東西。既可以證明地理,也可以證明歷史。翻譯的東西同我們文化的關係是如此密切,我們一點也不能忽視。一部經的翻譯往往有若干本子,正是我們要了解翻譯的是甚麽人、甚麽地方、甚麽時代的一項關鍵性史料。譬如鳩摩羅什譯過《大智度論》,到唐玄奘又譯了一本,二者比較,我們可以看出鳩摩羅什譯的譯名、風格、筆調同玄奘是不同的,翻譯的語法,用的詞彙也有差别。一部經卷的異譯,在敦煌卷子裏邊是很多的,有的多達八九種不同的譯本,應該研究。到底八九個譯本,是從一個原本譯出來的,還是從八九個原本分别譯出來的呢?關於這個問題,指導我們研究的人現在國内是没有了。我不禁想起我們的老師陳寅恪先生。他是通十二門外語的,不論甚麽語言的書給他看,都能告訴你:這是甚麽語言。這個問題是我們此後要努力的。我們以後要把有若干異譯的經追查出原本來,這同我國文化的關係太大了。所以,我們不要看輕異譯,以爲單單是翻譯不同,而要看到它的重要性就在於它的不同譯本。所以,搞歷史、地理、語言、文學的人,不論搞甚麽學問的人,都得好好看。譬如説我們搞文學的人,敦煌有一種文體叫做“變”,我們迄今還講不通爲甚麽叫“變”。這是語言學的責任,文字學的責任,史學的責任。所以説,它同我們中國文化的關係是很深的,這是第四點。

第五點,敦煌卷子裏邊還有許多講佛教歷史的。這個問題,在國内已經有人注意,就是那些研究中國佛教史的人。我們應該知道一點常識。譬如説北京藏的陽字廿一號《佛説普賢菩薩證明經》,在每一卷開頭十幾行都有一段文章,用以寫明這部經的流傳情況。其中很多是佛教到中國來的歷史,説明從甚麽地方來,到中國是怎樣翻譯的,都詳詳細細的。這裏邊牽涉到許多問題。譬如説有一卷佛贊同佛圖的目録當中,第一篇就講當時印度本土佛教的情況,可以補充玄奘到印度取經時所説的不足,可以補充法顯——到過墨西哥的法顯的《佛國記》所不詳。這種似乎是佛教的歷史,又是印度的歷史的材料,不僅中國需要,印度也需要。印度許多教派已經亡了,衹有中國有;許多佛經也亡了,衹有中國有。敦煌的佛教經典不僅有佛教歷史,而且有印度歷史,這樣歷史的範圍就擴大了。姑且不講印度歷史,就講佛教歷史,也是我們研究中應該注意的。現代研究佛教史有幾個權威,一個是湯用彤先生,這位老先生是規規矩矩研究佛教史的,不僅懂中國佛教經典(敦煌的當然不成問題了),而且日文很好,梵文也學過,法文很好,德文很好,懂四國外文。所以,他寫的《中國佛教史》,源流清楚。研究敦煌學,關於佛教在中國的源流系統掌握得多就行,掌握不够的就不行。掌握印度佛教在中國的情況,並從敦煌卷子裏找出來,陳援庵先生是一個。他寫過一部關於中國佛教概論的書,用過很多敦煌卷子上的材料。所以,這些材料也是我們的大財富,應該想法趕快整理出來,好好研究。

第六點,佛教和其他各教在我國的情況。佛教到我國來以後,同道教、儒教發生了關係。因此,在佛教經典裏邊,也有同道家争論的材料,就是“三教論衡”。某個宗教同佛教發生關係以後,佛教就要批評它,不僅如此,道家也要批評佛教。衹舉一個例子,譬如伯希和拿走的P.2861卷的第四節,有一段文章就是漢明帝的大臣等稱揚品,漢明帝告訴底下的大臣,説是你們還不了解益州這個地方有鍾山同張衍辯論的事嗎?這就指同佛教的辯論,很有用的。這一類材料多得不得了,我們細細研讀敦煌的佛教經典,常常會碰到的。三教論衡的東西,河南有位老先生在研究,大體上就是從他所能見到的敦煌經卷裏摘出來的,此外,也從許多别的經典裏搜集了好多材料,主要是兩部大書,即《弘明集》和《廣弘明集》。反過來,道教對佛教也有鬭争,最重要的一部經典是《老子化胡經》,説老聃曾經把他的道傳到了胡著的地方,也就是説曾經到西藏、印度去講學,結果,把胡人都感化了,都從了老子的道,甚至釋迦牟尼佛是老子的弟子這種話也説出來了。這就是道家對佛教鬭争的最好材料。《老子化胡經》到現在還好好保存着。道家經典很有意思,佛教經典分三大部分:經、論、律,道家經典當初衹有老子的《道德經》,别的没有,等到它形成教以後,也想有經、論、律,於是,就拿老子的《道德經》爲經,莊子的《南華經》爲論,另外搞個《十戒經》爲律。所以説,印度的東西傳到中國來以後,使中國的宗教也有所發展。道教後來有經、論、律這樣規模,完完全全是抄佛教的。又如佛教有一個很重要的集會,就是聽佛説法,敦煌壁畫裏有很多很多,如文殊菩薩聽佛説法去了,龍樹菩薩聽佛説法去了。道教也有,它不是聽法,而叫朝元會。因爲老子早就死了,他没有弟子傳,朝元會就是大弟子在説法。道家有没有真的朝元會?没有。道家後來流變成天師道,就是現在的張天師這個道教。張天師道教雖然很早,但是,在唐代並不興盛。唐代道家已經開始搞經、論、律三部了,所以説,佛家經典到了中國來以後,受影響最大最具體的是道教。道家完全抄佛家的許多音義、品式乃至音樂。道家經典的音樂到現在已是我國宗教音樂裏最完整的一套了。這是很奇怪的,道家經典暫且不説,但是,道家經典的音樂仍在全國流行,的確優美得不得了。有人問道家經典的音樂會不會是唐代佛家音樂?有人在探討,日本人追尋得最起勁,不了解他們的結論,所以不敢説。不過,我知道道家音樂,即所謂彈《洞經》,《洞經》就是《洞玄經》的略稱。這東西是全國哪個地方都有的,現在雲南西部、四川西部,還有二三個地方保存有完整的道教《洞經》的音樂,規模大得很,音樂優美得很。聽説中央很關注,將來是要保存下來的。

另外,跟着佛教到中國來的還有若干宗教,最主要的是摩尼教。摩尼教到中國來以後,止於長安,後來,由長安到開封。四五十年前,開封還有摩尼教徒,五十多年前,成都也有,他們信摩尼教,讀摩尼教經典。這個問題,羅振玉、陳垣和王國維三位先生都有文章,考論了摩尼教經典的内容和摩尼教到中國來的歷史。還有一種叫火祆教,是印度小乘宗的一個宗教,也是跟着印度大教來的。這個宗教,現在中國没有了,在敦煌有幾個卷子,可是,我們看不懂。另外,還有一個大教,叫景教。景教經典也留存在敦煌。景教還有一塊大碑,差不多有一丈多高,它就是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此碑今在西安,唐代刻的,是研究宗教的人都注意的,因爲大秦景教同天主教有關係,同基督教也有關係。巴黎有一個博物館就立有一塊《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我看見,很驚訝,我想:我們這個大寶貝被法國搶來了?同伯希和談起來,他説不是,我們是根據你們的照片,在這裏請中國匠人來幫刻的,它是復製品。我再了解,這種復製品多得不得了,世界上,所有有天主教的國家大體都復製了。所以,景教經典是跟着印度宗教到中國來的,也是中國文化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在整個人類文化中也是了不起的事情。我們不要小看敦煌這個小地方發現的東西,幾乎整個中國文化同敦煌都有闢係。此外,佛教音樂同中國關係很深,佛教藝術同我們也有關係。佛教藝術到中國後,誠然中國化了,但是,基本上還是以印度爲基礎的。譬如釋迦的涅槃像,死的時候是睡着的,面孔的樣子,睡的方法,中國所有卧佛幾乎都是這個樣子,而他的背光都是一個半圓形的東西,背光後面都是少數民族,是印度各宗派各民族的人站在後面來服教的,中國也畫這個東西。還有一點,不管是佛也好,菩薩也好,侍士也好,供養人也好,服裝全部是印度的服裝。可見印度服裝對中國發生的影響,尤其是女子服裝。唐代人都是身子胖一點,衣服都寬大一點,而衣服寬大、瓔珞被體的形象正是抄印度的。因此,唐代許多文化同佛家都有關係,需要看看向達先生的《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最近西安有一組仿唐樂舞,甘肅有一組敦煌舞,都是根據敦煌壁畫來的。敦煌藝術影響到我們人民的生活裏去了。譬如我們農家打連枷,也是從印度傳來的,敦煌壁畫裏有的。所以説,敦煌的點點滴滴都同我們整個文化史發生緊密的關係。